日本作家加藤周一于上世紀六十年代撰寫的散文體自傳《羊之歌》，被贊譽為“日語寫出的最美散文”，半個世紀內重版達62次，不少日本中學和大學甚至將其列為必讀書目。半個世紀之后，翁家慧將此書翻譯成中文出版。

最近，由活字文化策劃，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羊之歌》的新書分享會在北京舉辦。本次活動邀請該書的中文譯者、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翁家慧，日本學者、巖波書店前總編輯、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馬場公彥以及作家許知遠到場，與讀者分享閱讀體會。

《羊之歌》（含續(xù)篇）是加藤周一的自傳作品，最初連載于1966年到1967年的《朝日周刊》，1968年被收入巖波文庫出版。該書描寫了作者童年到日本戰(zhàn)敗的1945年之間的生活經(jīng)歷。《續(xù) 羊之歌》則是從1945年日本戰(zhàn)敗起，寫到1960年代日美新安保條約締結時期為止。一方面作者描寫了戰(zhàn)后日本社會的貧困與混亂，另一方面則描寫了歐洲國家異域文化的特色，以及冷戰(zhàn)時期特有的緊張國際氣氛。

《羊之歌》的文筆優(yōu)美，甚而被認為可以作為教科書的范文進行學習。該書的上卷中作者童年回憶中下町風景、四季風光，以及一高、東大校園生活都寫得極為生動傳神，對戰(zhàn)爭中令人窒息的氣氛把握也非常到位。下卷中戰(zhàn)敗后日本滿目瘡痍和歐洲各國的異域風光的描寫對比鮮明，作者在戀愛中心理的變化也刻畫得極為細膩。全書將“詩”與“真”融合卻不帶鄉(xiāng)愁式的戀舊感，反而讓人感到理性的明晰。這一方面得益于其自幼所受的日本傳統(tǒng)文化熏陶，另一方面又來自其深厚的西學功底養(yǎng)成的理性思維。

活動現(xiàn)場

加藤其人：一只特立獨行的“羊”

加藤周一在《羊之歌》的后記中曾寫道，撰寫本作并不是僅僅為了回憶敘舊，而是想記錄下作為一個“平均水準的日本人”的經(jīng)歷。作品取名《羊之歌》，是因為作者出生在羊年，又認為自己性格中也有像羊的溫馴穩(wěn)重的一面。日本作家筆下的“羊”往往有溫順老實、喜歡群居，對現(xiàn)實無反抗，缺少個性特點的意味，這一點看看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人羊》，就十分明了。但加藤周一筆下的“我”顯然不是這種意義的“羊”，“我”不愿屈從群體重壓、不愿隨波逐流，個性鮮明、特立獨行，是一只屬相雖為羊、但獨立于羊群之外的“羊”。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系教授于榮勝在為該書中譯本撰寫的序言中曾介紹，加藤周一先生是日本著名的評論家，小說家，但同時也是一名研究血液學的醫(yī)學專家。他畢業(yè)于日本東京大學醫(yī)學部，曾留學法國在巴黎從事醫(yī)學研究。盡管他的專業(yè)是醫(yī)學、是血液學，但是他的主要成就卻在文化研究、思想評論、文學創(chuàng)作。

早在高中時期加藤周一就開始寫作，即使考入東京大學醫(yī)學部，他也未放棄對于文學的喜好，選修東京大學法文科的課程，從師于法國文學專家渡邊一夫、中島健藏。大學畢業(yè)以后，他供職于醫(yī)療部門，但與文學繼續(xù)保持密切關系。1951年，加藤周一留學法國，在從事醫(yī)學研究的同時，廣泛考察歐洲各國的社會文化，不斷加深對歐洲文化思想的理解，同時在與歐洲文化比較的視野中重新審視日本文化。

歐洲之旅使他開始自覺地將關注焦點，放在了重新審視日本文化性格、賦予舊的日本文化以新的意義之上。此后，他先后被聘為東京大學文學部的講師，講授歐洲現(xiàn)代思潮論，又受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邀請，為該校持續(xù)開辦日本古典講座近十年。1970年，他擔任柏林自由大學的教授。1971年，他參加日中文化交流協(xié)會訪華團訪問了中國。“加藤周一是不多見的可以在世界不同的大學教書的一個日本人，所以他是真正的發(fā)現(xiàn)世界主義的東西，他用更廣泛的觀察視角觀察日本社會。”許知遠說。

談起“棄醫(yī)從文”，讀者很自然地會聯(lián)想到魯迅的經(jīng)歷。翁家慧分析說：“加藤先生的動機，是在一個非常具體的學科細分專業(yè)化的前提下，做出的一個職業(yè)選擇。他并沒有像魯迅先生那樣是出于憂國憂民的考慮，先精神上去醫(yī)治自己的國民。加藤先生更像我們當下的年輕人要面對的：你要為專業(yè)而犧牲掉自己的生活，還是為了自己的愛好而放棄這個專業(yè)，那么他在二選一的過程當中，選擇了棄醫(yī)從文。”

對于日本文化的審視

加藤周一在書中塑造了三個不同時代的人物（外祖父、父親、“我”）以及圍繞他們發(fā)生的種種故事。無論是外祖父還是父親，他們都是為外界所裹挾的人，都是為時代潮流所席卷的人，而“我”這個在其背景下生存成長的人，卻并非如此。“我”自始至終都在堅持自己，不愿為外界力量所挾制。

對于日本文化，加藤周一沒有一味歌頌褒揚，而是在與西方文化的比較之中客觀冷靜重新審視。馬場公彥稱書中關于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當日的那段描寫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1年12月8號，珍珠港事件爆發(fā)。東京街頭一片歡騰，而作者與這種氛圍似乎格格不入，他獨自買票去看了一場木偶戲。遠離滑稽的街區(qū)，于黑暗中獨自緬懷著日本曾經(jīng)的傳統(tǒng)。

“（當時）加藤只是一個中學生，他如此冷靜客觀地、悲涼地預見了軍國主義的負面。他在后面的采訪記錄中說，我死過兩次，第一次就是這一天，因為我看到了天真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居然去挑戰(zhàn)美國。他說我在這一天覺得我們整個民族都要滅亡。”翁家慧感慨道。

對于日本文化，加藤周一始終認為日本文化要保持它的特質，由一代一代的人傳承下去，必須做到認可自身文化的雜交種性。翁家慧解釋說：“不同于中國的文化模式，日本過于執(zhí)著于追求自己的純血性，就是血統(tǒng)單一性、語言的單一性、民族的單一性，往往去用二元對立的方式認知世界和周邊的文化。這點可能也是他們需要突破的下一個困境。因為在當下的這個時代來說，一個文化如果不能兼容并蓄，而讓自己產(chǎn)生更多的可再生產(chǎn)性的話，它想要被學習和傳承的內容就會越來越空，進而失去文化本身的延續(xù)。”

翻譯中的取舍

談到翻譯《羊之歌》的心路歷程時，翁家慧坦言“如何讓中文譯本同樣能夠打動中文讀者”是她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加藤先生自己學好多國語言，學識非常淵博，但他寫作的時候永遠面向大眾。我在翻譯的時候，體會到除了那些專業(yè)的術語、人名、地名，他的敘事語言基本詞匯不超過6000個，這一點是令我特別敬佩的。”翁家慧說。

在對話的翻譯上，翁家慧選擇放棄使用日語中所必須用到的敬語部分，而加入了諷刺的、嘲笑的筆調選詞。考慮到當時以加藤周一為代表的年輕知識分子與那些為戰(zhàn)爭搖旗吶喊的詩人、文學家之間“庭審”般針鋒相對的辯論，語法上的尊卑已經(jīng)沒有辦法覆蓋論辯中的對壘了。

“所有的文字，字詞句偏語法，只有在讀者的思維當中構建起他們認為美的、有思想的、深刻的或者膚淺的、齷齪的、糟糕的、流氓的那些譯文，才構建成原體系，它才真正存在；不然，它就跟沒有被寫、被翻譯、被傳播、被印刷是一樣的。”翁家慧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