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陳寅恪、陳封懷、張夢莊、陳流求、陳三立、唐筼、陳小彭、黃國巽，1934年北平北海公園。凡標*，皆征得同意引自陳流求、陳小彭和陳美延《也同歡樂也同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0年

前排左起：陳三立、俞方濟、陳小彭；后排左起陳新午、喻徽、陳小從、黃國巽、陳隆恪、陳寅恪

自“歷史之父”希羅多德以來，“三代回溯”乃史學基本方法之一。代有時限，時不我待。回到祖孫同堂歡聚和雙親三女同樂同愁的歷史現(xiàn)場，陳流求、陳小彭和陳美延是親歷者，是見證人。寅恪先生三位嫡嗣反復對我表明，她們最基本的愿望是說清楚不爭的事實——陳寅恪自己和至親三代都讀“恪”為què。

拙文《陳寅恪自己和至親三代怎么讀“恪”？》登載于《文匯報》2019年5月31日“文匯學人”，主要內(nèi)容是寅恪先生女兒陳流求、陳小彭和陳美延舉證說明：陳寅恪本人和至親三代都讀“恪”為què，是既成事實，不爭的事實。6月10日微信版增“續(xù)補”，溯古讀上至宋代。

啟筆拙文意在為寅恪先生的女兒們發(fā)個聲。我滿懷希望，實證披露后，原本沒有必要卻久久未解的“恪”音糾結便可渙然而釋。如此，年事已高的陳氏三女也可不再憂慮。《中華讀書報》9月新刊一文，再爭陳寅恪的“恪”字讀音。我這才意識到，種種“恪”疑遠非一日之寒，若不花些工夫解答，恐永無寧日。由是急就本篇，試析三惑。

三部分的焦點在于：陳寅恪的“恪”讀kè還是讀què，哪是觀點哪是事實？

第一問：陳寅恪若不去北平，名字“可能只有一個讀音kè”嗎？

長年流行一種猜測，陳寅恪末字què讀起于他在北平清華期間。近有新發(fā)展，干脆斷定“恪”讀què“根子在北平方言舊音”。認為“清末民初以后，北平流行‘恪’字正讀音kè之外的又讀音què”。甚至設想，“如果陳寅恪不在北平工作十年，其名字就有可能只有一個讀音kè”。

問題是有無實證，陳寅恪到了北平后，名字讀音才從kè變成què的呢？

多種記載一致，寅恪先生1926年7月初到清華，1937年11月3日逃離日占北平，為期11年4個月。很巧，父親沈仲章也是1926—1937年在北平。約1927年，父親在鋼和泰家進修梵文，與陳寅恪打過照面。1928年，陳寅恪在北京大學兼課兩學期，父親一堂不缺。

我自小聽父親談論寅恪先生，都讀què。名從主人，總該是陳寅恪自我介紹時怎么讀，沈仲章也照著他讀的。此外，我未聞父親言及，也未見上代其他人留下能夠證明陳寅恪在北平11年間，名字讀音由kè變què的實證，無論前期中期后期，漸變突變都沒聽說。

欲證根子，得看寅恪先生到北平前，已與他相熟者怎么讀“恪”。

陳寅恪到北平前，多有往來的近友怎么讀“恪”？

今年6月7日，吳宓先生的女公子吳學昭讀到拙文，打電話給寅恪先生的長女陳流求，特別補充道，她母親到差不多一百歲，還常提寅恪先生，一直說què音。

吳夫人怎么稱呼寅恪先生，應源自丈夫。我問陳氏女兒，吳宓先生何時與寅恪先生相識？答曰大概1919年在哈佛大學。彼時同在美國的，還有陳的舊友竺可楨和梅光迪。

竺與梅是寅恪先生在上海復旦公學的同學，結交于1906-1909年間，時間上更早。一般來說，新友會隨老友稱呼寅恪先生。假如新老朋友叫法不一致，史料中該有絲絲痕跡？然而，至今尚未見到。

陳到北平前結識之友如胡適等，都稱他寅què，應早成通識。

陳寅恪到北平前，一起生活的至親怎么讀“恪”？

7月3日，寅恪先生胞弟陳登恪的公子陳星照向陳流求追加證明：其父陳登恪在武漢大學任教數(shù)十年，生前武大師生一律稱他登què，沒有其他讀音。

陳登恪生于1897年，自幼入父辦私塾和小學。陳父在課堂里，要當著其他學生面呼喊兒子學名。登恪先生以記憶力強著稱，想必不會忘了自己父親怎么點名“登恪”。登恪為幼子，兄長大多入家塾受教，弟名讀法與兄若有差異，史料應存痕跡，但沒有。

再往上，寅恪先生父親陳三立去世前，流求、小彭已懂事，開始讀書認字。小彭多次證實，祖父念“恪”為què。陳三立是光緒殿試進士，在清朝度過大半輩子，年屆八十定居北平。總不至于到了人生末段才始改讀五個兒子之名為què的吧？

據(jù)陳寅恪弟子蔣天樞整理的資料，寅恪之名為祖母所取，“以名行”。兄弟五人（衡恪、隆恪、寅恪、方恪、登恪）幼時，陳三立或攜家小隨侍父親陳寶箴赴任，或留眷屬于湘奉侍母親。陳寶箴不時回長沙省親，住數(shù)月數(shù)年皆有。據(jù)陳寅恪侄女陳小從所記家族簡史，定“恪”名之祖陳寶箴去世那年，嫡孫都已出生，長孫衡恪已娶妻生子。如果諸“恪”的父親、祖母和祖父，稱呼每個人的“恪”字用不同讀音，這于情于理恐怕是講不通的吧？

9月12日，陳美延又回憶：“我聽父輩聊天用的應是長沙官話，讀衡恪隆恪等為que，土話未聽過。”

關于陳氏幾易家居方言變遷，擬另題細溯。增摘美延新證，只為說明“恪”名què讀源流頗長，地不限北平一帶，時當逾清末民初。

“恪”“客”組字的q讀k讀，“正讀音”“又讀音”依據(jù)何在？

“恪”“客”“愙”“愘”通假，口語常用“客”，取之與“恪”并列為代表。若論音韻，該組字不限于此，但本處僅敘提要，求簡明擇通假字，暫不列其余。

先察該組字q讀時長，取點北京。拙文“補記”摘徐世榮《北京土語詞典》，“客”讀qiè是“一般北京人都說”。該書出版于1990年，距清末民初已久。

再看q讀地區(qū)，也大大超出北京。拙文刊發(fā)后陸續(xù)接讀者報告：在東北和山西多地，普遍讀“客”為qiè，仍為鮮活的日常口語字音。查問提供信息者語言背景，大多成年離家，后常回鄉(xiāng)，熟悉歷時與共時情況。

蘇州學者告知：“吳大澂號愙齋，愙即恪，我們蘇州話都讀如確齋，不讀客齋。”另聞多例“愙齋”讀“確齋”，南方北方都有。

再說口語“客”音，方言普查留存實證。友人替我檢索官方文獻，太原和北京都有q讀。概觀我所遇多音字，漏記方言口語常用讀音不稀罕，但不同于書面音的白讀倘有記錄，若及時復核，必能找到實據(jù)。

太原話是晉語，按傳統(tǒng)分區(qū)屬北方方言，但較新研究已將其作為獨立的一級方言，與另七大漢語方言（北方、吳、粵、閩、湘、贛、客家）并列。對此，我略具直接知識。三十多年前我曾致力一個科研課題，解析晉語區(qū)內(nèi)某次方言的連讀變調。第一步是對比中古調類和采樣字調，顯著之點是該晉語方言保存入聲。數(shù)年前我去實地抽樣核證入聲，順帶測聽成段語料，當?shù)刂欣夏耆苏f話與北方方言差別很大。

上段意在說明，北京和太原不是簡單的兩個地點，而是代表兩個方言區(qū)。暫不議方言分級，晉語較近古音乃公認——這對梳理音韻承繼更有意義。

綜上所述，“恪”“客”組字q讀不是個別地點的短期現(xiàn)象。跨多方言，口語生命力仍強，使用地域覆蓋多省，從東北、華北到山西，或許不止。往古尋根，上篇“續(xù)補”已見q源存錄千年。至于歷史截面分布連線等況，則待專攻者詳究。

近讀一文，典例之一恰為“客”變。據(jù)作者，《中原音韻》“客”字兩讀，北京話白讀qiè承其一。普通話kè并不直接來自早期官話兩讀，似乎是“例外”。又據(jù)作者同名講座摘要，另有明代《合并字學集韻》記載，“客”在《中原音韻》兩讀之外，“還有一個新的文讀形式”——這第三讀才是現(xiàn)今kè音可聯(lián)之宗。（趙彤《從漢語史看音變過程的幾種模式》微信版與講座摘要，承石汝杰見示；同名論文載《中國語文》2019年第1期）

《中原音韻》所錄音系基于元代“天下通語”，是探究近代音的主要依據(jù)。溯史據(jù)實，所謂“正讀”之外“又讀”，不知該怎么講？

再者，對印歐及別種語系的歷時研究不乏例證，某些現(xiàn)代音貌似古音未變，實則幾經(jīng)推擠，繞圈重合。“客”字原兩讀和第三讀的弱勢強勢轉換歷程，仍可探之思之，舉一反三，由表及里。寅恪先生每鉆一小題，含意往往深遠，吾輩何不隨其志向之余稍？

稍早，我已與友人研討“恪”字異讀，擴至腭化系列及更廣。更早為另一組字，我試將視線移到音韻學之外，頗有些意思。然我“于考古審音”（《四聲三問》，下同）等事“致力”甚微，在續(xù)作察勘前，亦效寅恪先生“不敢妄說”。僅記以備忘，表過不提。

第一問可小結如下：

陳寅恪不去北平則名字只讀kè，這個觀點尚未有實例可證。相反，多有親友舉證，早已念què，一直念què。此外，也未見實據(jù)可證“恪”“客”組字q的讀僅限清末民初北平。相反，韻書q系宗古直承，k音才是另出；各地q脈迄今未絕，綿延仍續(xù)。

第二問：“只讀kè”是陳寅恪本人意愿嗎？

有個孤證廣為流傳，畢樹棠說陳寅恪說“恪”讀kè。幾轉幾傳，變成了陳“說què是誤讀”“本人讀k蔓只讀kè”……也許因“恪”爭參與者大多未聞教于直接接觸陳寅恪的人，而畢見過陳，該孤證似有力壓群證之趨勢。

溯源該證至黃延復，下文“孤證”凡標引號專指摘黃，以別于再傳。

筆者前些年曾因事往訪清華圖書館元老畢樹棠先生（已故），談話間提到了陳先生的名字，他用濃濃的膠東口音說出“陳寅ke r”三字。當時我很詫異，因為他當年同包括陳先生在內(nèi)的一批清華老前輩都“過從甚密”。我問他為什么不跟著大家讀“què”或“quó”？他說他曾經(jīng)問過陳先生，陳先生告訴他“恪”應讀“ke”音；他又問“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糾正呢？”陳先生笑著反問：“有這個必要嗎？”。（黃延復《陳寅恪先生怎樣讀自己的名字？》2006年11月21日“人民網(wǎng)”轉載）

如今，曾與陳寅恪朝夕相處的流求、小彭和美延發(fā)話，父親自稱寅què。可是，仍有堅持只讀kè觀點者再抬畢樹棠的孤證，作為對陳寅恪三位嫡嗣多條證言的公開回應，并強調畢有底氣教誡別人“只讀kè”。莫非，畢之底氣足以教誡陳氏三女？

陳寅恪逝于1969年，畢樹棠逝于1983年，黃文刊于2006年。算來，畢傳證于黃時，陳已去世十年以上。黃再傳時，畢已去世二十年以上。黃先生也已去世，難能可貴的是他公布“孤證”時，寫明非專題采訪。可溯信息到此為止。

據(jù)黃，畢與陳“過從甚密”。我問陳氏女兒，答“沒印象”（同時問到學生石泉，答言相當具體）。

看畢樹棠所憶“孤證”，對話短到不能再短，答語簡到不能再簡，不太像我從父親嘴里聽到的寅恪先生的風格。據(jù)父親，寅恪先生知識廣博超常，解答引證“天南海北”，“跳”數(shù)域多語種，邊講邊寫，一般同行“連抄都抄不下來”（引號內(nèi)父親原詞語）。

“恪”字異讀取名擇音，涉文史涉習俗涉通假涉音韻涉多方言，絕非數(shù)語能講透。當時通用què稱，陳若主張改用kè，依其習性，至少會擇“舊籍之有關者，略加詮釋”（《四聲三問》）。據(jù)趙元任，陳寅恪與他同在清華時，一貫強調要先“把基本材料都弄清楚”，否則所得的結論是不可靠的。若以為寅恪先生會輕易斷言“讀kè”而不說所以然，怕是不知陳。

陳在1934年《四聲三問》申明：“牽涉音韻學專門性質者，謹守‘不知為不知’之古訓，概不闌入”。參照1949年《從史實論切韻》，陳不言“概不闌入”，而是“則少涉及”。據(jù)陳留余地“不敢妄說”之作風估測，他在清華時對音韻所知，不見得少于畢。然被俞大維稱作“一代大儒”的寅恪先生，人不知又何慍焉？

畢樹棠的“孤證”，我也請陳氏女兒看了個網(wǎng)上相關言說。答曰：所述內(nèi)容“未聽過”。雖然，為父者無須向女兒轉述每次在外談話，但假如寅恪先生真的提倡自己名字應該讀kè，則為何他自己的父親、妻子和女兒不知道，胡適、吳宓等學者好友不知道，而竟然只有畢樹棠一人知道？依此而思，這個“孤證”又能證明什么呢？

“孤證”結尾，陳以反問表明意愿：維持讀què現(xiàn)狀，何必“糾”來“正”去？

我真想以“何必糾來正去”作結，可偏偏又來了個旁證，說是能支持畢傳孤證。

“旁證”未注引自何處，照錄舉證轉述如此：“陳寅恪的學生卞僧慧上世紀三十年代在清華大學歷史系讀書時，曾在圖書館親見畢樹棠教誡念què的學生‘陳先生的名字只有一個讀音kè’。”

卞僧慧自錄親見親聞，留證直觀簡單。卞證明的是，畢說陳寅恪名字只讀kè，他可沒有證明，陳寅恪本人說念kè。

上篇拙文代陳流求、陳小彭和陳美延公布實證，簡而言之：陳氏三女親聞父親自言寅què，祖父散原老人說què，母親唐筼念què，她們“記事以來就知道自己父親叫陳寅què”，父母生前親朋友鄰“從來沒有人讀kè！”

畢樹棠為一度同事，流求、小彭和美延是親生女兒。畢樹棠問過陳寅恪一次，陳氏女兒聽給父親叔伯起名的祖輩讀què至少四五年，聽父親本人自稱、家人和交往者呼寅què三四十年。

前輩所言至少互證兩點事實：一是至親和眾人皆讀“恪”為què，二是本人維護què讀。事實就是如此，只是后來有些人糾纏于“觀點”，對會對“恪”的讀音爭論不已。

按常理，直系親屬實證既出，同事“孤證”當可退場。筆者向來不輕易排斥孤證，尤重視不太出名者所遺、未入經(jīng)傳之資料。可畢傳孤證“應讀kè”，演化到后來，成了“què是誤讀”“只讀kè”，則離事實越來越遠。

第三問：陳寅恪外文簽名含k而中文自 稱 寅què，“有待修正”嗎？

上篇拙文引陳美延：“他本人外文姓名用Tschen,Yin Koh等，但說中文時自稱寅què。”有人認為，這是一個“有待修正”的說法（觀點），并質疑寅恪先生的態(tài)度。其實，引號內(nèi)陳述的是一種情形，早已存在于現(xiàn)實，故陳女之言雖剛發(fā)表，而相應之惑并非新起，乃歷來“恪”音紛爭拉鋸處。不妨趁此思索一番，以冀釋疑。

口語和書面語的第一性問題，常易使人困擾。不同文化語種轉換，更添層層迷茫。須說明，自稱寅què是陳氏女兒親聞，外文署名是寅恪先生親筆，都是第一手資料（事實）。想必人人都明白，修正數(shù)據(jù)乃研究大忌？可是，若遇現(xiàn)象難以解釋，產(chǎn)生疑問也并不奇怪。關鍵還是在于區(qū)別觀點與事實，且分幾步思考。

生活在海外較久者對美延所述情況，不太會感到奇怪。哪怕一時迷糊，靜心應可想通。有些漢字發(fā)音外語沒有，若用外文字母“硬”寫姓名，外國人讀不出，勉強讀出也大大走樣。我見過多次這樣的場景：某一名字被“讀”了多遍，被呼喚者沒想到是在叫自己。出國較早華僑常會遷就所在國語言習慣，拼寫名字各出奇招。而在華裔相聚時，在場者都按中文發(fā)音稱呼。上篇拙文帶及此況但未細談，限于篇幅再次從略。

倘若信奉無聲外文紙片比三個女兒親聞漢語語音記憶更可靠，且看陳美延提供的一條實據(jù)：牛津大學意欲聘請寅恪先生，所發(fā)電報姓名是Chen Yinchieh。

我記憶中，過去送電報若送到多戶聚居處，郵遞員在外面呼喚某某出來接電報，鄰居在里面催促某某出去接電報。發(fā)報多為急事，郵遞員忙碌，力避打岔，需直呼其名。這個Chen Yinchieh當為書面符號直錄口語發(fā)音，應是寅恪先生聽得慣的稱呼。牛津大學誠意聘請陳先生，校方事先做了功課，用一個大家都不會弄錯的名字。

至于不那么急、以看為主、無須每個音節(jié)都念出聲的論文署名和信函抬頭等，回旋余地較大。首先，國際學界一般稱姓氏。其次，寅恪先生掌握多種語言，用思綿密。可能他預料，讀者群內(nèi)有的外國學者通中文，而未曾深入了解漢語者不一定知道“恪”有兩讀，“恪”字q音對老外很難，名字自選拼法先例可援……替換一個帶k又音，見了能讀，讀了能懂，兩不為難，何傷大雅？

關注點是寅恪先生怎么用漢語說（而非用外文寫）自己名字。

返回本問之首引陳美延之語。在我讀來，她既確證其父“說中文時自稱寅què”這一事實，也承認“他本人外文姓名用Tschen,Yin Koh等”那一事實。換一個表述法，我們面對如此情形：一方面，陳寅恪英文署名常含k，錄于紙面；另一方面，漢語自稱寅què從未改變，留在女兒們和眾多親友耳中，1919年在美國結識的吳宓留下què呼即一例證。

寅恪先生的女兒如實陳述這一看似矛盾的現(xiàn)象，不藏不掩。學者們的志趣應正視數(shù)據(jù)（而非修正或忽略），探求合理解釋，挑戰(zhàn)性越大越有意義，不知愚見可有一得？

馬前小卒自告奮勇探路，試析兩個相聯(lián)歷史小疑案，皆發(fā)生在清華。

疑案一，清華多例檔案陳寅恪外文名含k，但清華師生口頭皆呼“恪”為què。試解：一方面，清華原是留學預備學校，外文文件沿襲陳海外署名即成慣例；另一方面，在中國境內(nèi)的清華師生尊重陳本人意愿和歷來傳統(tǒng)，普遍用漢語稱陳寅què。

疑案二，梅貽琦提醒學生寫英文信用Yinko Chen。試解：梅針對英文拼寫，而非漢語讀音。這正表明，陳寅恪漢語名讀què乃常例，英文名拼法含k乃特例，故需特別提醒。假若梅校長認為陳的漢語名內(nèi)“恪”應讀k音，何不公開倡導？校長平日當眾樹楷模，全校隨之早成習俗，何須特意提醒拼法？梅先生了解這一事實：陳寅恪外文名拼寫與漢語讀音不同。相似情況如杭立武提醒致陳外文函宜用k，亦可類推。

對過去存在事實，談何“有待修正”？而筆者對第三問的初步解釋，則亟盼指正。

***

回瞥目前所見實證，家內(nèi)家外國內(nèi)國外，在本人面前說漢語皆用 “寅què”。對該事實，持不同觀點者均無反證。鑒于此，何不求大同而免爭？這是我原本愿望。

新近得悉，陳氏宗族有六個“寅恪”。我問陳小彭，答曰姐妹們都不記得上代說過曾祖直系之外族親，她們“父親在生時根本不知道有六個陳寅恪，有關其他事更談不上了”。查陳小從所記家族史，未列旁支，直線如此：義寧竹塅陳氏始遷祖陳公元生于1711年，經(jīng)克繩（1760生）偉琳（1798生），到1831年她曾祖寶箴降世，已是第四代。

陳寶箴制定后代排行用字，長子三立長隨左右。祖父乃一家之長，嫡孫名字讀法理應口耳授受，承祖依韻。即便家屬自選，至少不逆家長之耳。至于族內(nèi)另五個寅恪，各自曾否拜會右銘公，相見多勤交談多久，有否論及“恪”音等，均未見記載。q讀k讀哪個循古繼宗，哪個居鄉(xiāng)隨俗，尚待考證。

即便不言承祖，也得問問六個“寅恪”本人和至親，是否都有愿望被統(tǒng)一名字讀音。陳流求、陳小彭和陳美延不曾聽說，她們的父親有此愿望。她們還一再表示：“如今聽到被念成‘陳寅kè’，很難接受。”而若凡事必依人數(shù)多寡統(tǒng)一觀點，只怕不會有本篇主題人物陳寅què。據(jù)傅斯年，三百年出一個。

我認為，無論出名或不出名，每個人自己及家人對呼名之意愿，都應尊重。可我對另五個的至親三代怎么讀“恪”，無力無途取證辨析，不能妄議。唯有一個陳寅què，他的名字我自幼耳熟能詳，知情者又不斷向我提供實證。拙文守拙本題界域，聚力聚焦這一位——我習慣稱他“寅恪（què）先生”。

這位寅恪先生冥壽將一百三，本人不能再對這個世界發(fā)聲，而獨立自由之名言則傳世長誦。名字讀音應在出生時已定，奈何身后五十年仍被爭議，入土難安。初夏拙文欲助盡早蓋棺，請與他息息相關的直系親屬舉證敘實。刊后果見評論：“此篇一出，此事該定論了吧。”然而，秋風吹又生，“恪”爭復蔓纏。

我曾憤憤，再思不然。觀點有異乃現(xiàn)實存在，須正視但無須每點必爭。而有機治史核查事實，弄清一點是一點，則為求識之步步進階，寅恪先生之精神所導。

寅恪先生在世時曾表態(tài)，沿續(xù)què讀，沒有必要討論——這是本人觀點。在彼時彼境，絕大多數(shù)人尊重其意愿讀què，實錄難改；而自呼或當面被喚kè，尚未聞實例——這是既成事實。

人名的主人辭世以后，才興起“恪”爭，輪復一輪，不問至親實情。對此時此狀，寅恪先生又將如何？目瞽心明、由微達深的寅恪先生應會意識到，現(xiàn)在釋“恪”之涵義、疑義及相聯(lián)種種，不再只是一個字和一個人名的問題，當有必要“分析其因子，推論其源流”（《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以消舛訛層疊，以免紛爭循環(huán)。

故而，我雖自愧學淺識薄，仍勉力試解邊緣小題。先此拋磚，呈覽不章本篇可商三問，求教于大方。祈望有志者各獻良玉，各展專長，“剖析毫厘，分別黍累”（《從史實論切韻》），協(xié)力告慰寅恪先生在天之靈。

俯首“基本”——皆知寅恪先生看重“基本”。自“歷史之父”希羅多德以來，“三代回溯”乃史學基本方法之一。代有時限，時不我待。回到祖孫同堂歡聚和雙親三女同樂同愁的歷史現(xiàn)場，陳流求、陳小彭和陳美延是親歷者，是見證人。寅恪先生三位嫡嗣反復對我表明，她們最基本的愿望是說清楚不爭的事實——陳寅恪自己和至親三代都讀“恪”為què。

謹秉筆留錄，證而不爭。

補記：師生相承“三代回溯”試點

寅恪先生晚年將編輯自己著作的重任托付給弟子蔣天樞，可見信任程度。我向復旦大學古籍所詢問蔣天樞直承弟子章培恒怎么讀“陳寅恪”。獲答：章先生常講陳寅恪，都稱què，“我們聽慣了”，還傳來視頻為證，內(nèi)有章培恒說“陳寅què”。

今年10月12日，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和三聯(lián)書店聯(lián)合召開了“‘陳寅恪與近代中國的學術與思想’暨紀念陳寅恪先生逝世50周年學術研討會”，邀請陳美延等家屬代表參加。問陳家與會代表，獲悉會上發(fā)言者都說“陳寅què”——包括北大教授鄧小南、清華大學教授劉桂生、“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王汎森院士等。劉桂生是寅恪先生1949年嶺南大學首批學生，鄧小南的父親鄧廣銘先生與寅恪先生有直接交往。亦秉筆存錄。

（鳴謝黃毅和徐學清等相助收集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