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偉大的傳統(tǒng)”，《紅樓夢》對清末民初小說影響顯著。“擬舊”“翻新”之風中有《真假寶玉》《新石頭記》，后者也是《紅樓夢》最重要的一部現(xiàn)代續(xù)書。《林黛玉筆記》重寫了《紅樓夢》，《淚珠緣》是現(xiàn)代小說中仿寫《紅樓夢》最像的一部。而《廣陵潮》宏大的歷史視野、紛繁的世相描述，突破了《紅樓夢》大家庭敘事的格局，但自敘傳式的身世感慨依然剪不斷與傳統(tǒng)的情感牽連。這些作品與《紅樓夢》的“像”與“不像”代表了傳統(tǒng)至現(xiàn)代轉捩過程中的一個面向，而寫作這些作品的清末民初作家正是利維斯所言的“意義重大的小說家們”，他們的作品參與了傳統(tǒng)的構建，也留下了深深的現(xiàn)代印痕。

關鍵詞：《紅樓夢》；清末民初小說；吳趼人；李涵秋；續(xù)寫；仿寫；重寫

馮其庸說：“《紅樓夢》是一部‘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千古絕唱！”《 紅樓夢》在中國文學史上的至高地位令后世企慕者眾多，企及者甚少。唯如此，《紅樓夢》才會永葆魅力，其自身就能構成“偉大的傳統(tǒng)”。F. R. 利維斯在其所著《偉大的傳統(tǒng)》一書中說道：“傳統(tǒng)所以能有一點真正的意義，正是就主要的小說家們——那些如我們前面所說那樣意義重大的小說家們——而言的。”作為“意義重大”的小說家，曹雪芹寫作《紅樓夢》對后來的小說家也“意義重大”。有些研究如《〈紅樓夢〉與20世紀中國文學》一文宏觀考察了《紅樓夢》與整個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深廣聯(lián)系。而位于傳統(tǒng)至現(xiàn)代轉捩處的清末民初，深受《紅樓夢》影響的小說創(chuàng)作介于“續(xù)”與“變”之間，顯得更為突出。《紅樓夢》與清末民初小說的關系并非僅是表面的，傳統(tǒng)的影響與建構融入了小說家們的智慧，聚焦出更有意味的文學史景觀。

一、傳統(tǒng)之賡續(xù)

晚清人對《紅樓夢》的接受帶有西學眼光，認為：“吾國之小說，莫奇于《紅樓夢》。可謂之政治小說，可謂之倫理小說，可謂之社會小說，可謂之哲學小說、道德小說。”這些新歸類，表明了一種新學問、新觀念的開始。阿英把后人對《紅樓夢》的接受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就是把《紅樓夢》當作訓諭的‘善書’看，而加以研究，《夢癡說夢》一類的書可作為代表。第二階段，是把《紅樓夢》作為‘史書’看，而加以索隱，《石頭記索隱》一類的書可作代表。第三階段才把《紅樓夢》作為‘文學’書看，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和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可作代表。現(xiàn)在應該是發(fā)展到第四階段了，就是從科學的新觀點，來對《紅樓夢》加以新的考察，遺憾的是還沒有其人。”阿英所言“第一階段”夢癡學人的《夢癡說夢》代表了清代文人的道學看法；“第二階段”蔡元培《石頭記索隱》把《紅樓夢》看成一部政治小說，這為魯迅所否定；“第三階段”對《紅樓夢》的解讀，影響了現(xiàn)代人的思想觀念及創(chuàng)作，是紅樓夢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從王國維《紅樓夢評論》至胡適《〈紅樓夢〉考證》，發(fā)掘出了作為“文學”書的《紅樓夢》的真正價值。

《紅樓夢》的悲劇價值在王國維之前，沒有得到充分認識。事實上，正是它的“未完”和悲劇指向，引發(fā)了后人紛紛續(xù)寫《紅樓夢》，如《后紅樓夢》（1796）、《紅樓夢補》（1819）、《紅樓夢影》（1877）等續(xù)書都想為悲劇翻案，重回國人喜聞樂見的大團圓結局。至晚清，隨著時代語境的極大變化，對《紅樓夢》做翻案文章的續(xù)書也處處體現(xiàn)出時人對此新時代新意識的接受和認識。晚清流行一種小說，如《新石頭記》《新水滸》《新三國》等，舊人物遭遇新環(huán)境，表達出了時人對亂世更迭的震驚體驗和疑惑態(tài)度。阿英說：“此類書印行時間，以一九〇九為最多。大約也是一時風氣。”就“翻新”《紅樓夢》的作品來看，有《新石頭記》（1905）、《紅樓夢逸編》（1909）、《紅樓殘夢》（1916）、《真假寶玉》（1919）等，或就《紅樓夢》中的某一個情節(jié)延伸演繹，或敘述某個局外人進入《紅樓夢》的故事中，或寫《紅樓夢》里的人物到新世界游歷，都是雜糅錯綜、光怪陸離的“續(xù)寫”方式。例如潁川秋水的《紅樓殘夢》寫了一段《紅樓夢》的“逸事”：寶玉悼念晴雯，夢見警幻仙說晴雯“前生原是一株罌粟花”，于是寶玉照“煙霞寶鑒”看見自己“面目黎黑，抗肩縮頸的不成人樣”，明顯指涉的是鴉片煙的毒害。研究者評論這些小說道：“它們采用的多為‘舊瓶裝新酒’的方式，就是說它們向原書借了題目或人名，進行的雖是另有寄托的別樣的小說創(chuàng)作，但創(chuàng)作之所以得以實施確實脫胎于《紅樓夢》。”

晚清，體制較長且接續(xù)《紅樓夢》一百二十回故事的小說，當推吳趼人的《新石頭記》。這部小說既是“翻新”風潮中的產物，同時也是《紅樓夢》最重要的一部現(xiàn)代續(xù)書。小說1905年8月開始連載于《南方報》，1908年10月由上海改良小說社出版，共四十回，是吳趼人作品中比較特殊的一部。第一回開篇，吳趼人就明確指出續(xù)寫《紅樓夢》的用意，和其他續(xù)書不同，《新石頭記》里沒有林黛玉，只有賈寶玉、焙茗、薛蟠，不寫兒女私情，只寫正經事業(yè)。

小說開篇對《紅樓夢》的結局以寶玉為焦點作了簡要概述。然后敘寶玉苦修了不知幾世，來到俗塵，已是20世紀初的晚清社會。小說前半部分是社會小說的寫法，運用了吳趼人寫《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的擅長筆調。這一部分對義和團的記述頗為詳細，呈現(xiàn)出民間社會的觀點，可同吳趼人1906年出版的《恨海》對照來讀。寶玉到上海、北京、武昌等地游歷，晚清“怪現(xiàn)狀”紛至沓來，第二十二回，寶玉進入“文明境界”，小說另換筆墨，另辟新象。“文明境界”科學昌明，秩序井然，飛車、透水鏡、冬景公園等，已不再是寫實的，而是用了科學小說或科幻小說的寫法。這一部分敘述非洲獵大鵬、南極獲冰貂十分精彩，小說筆觸從中國社會展向世界地理。吳趼人的地理知識、科學思想以及政治見解貫穿在了他講述“文明境界”的故事里。

“文明境界”寄寓著吳趼人對未來中國的想象。面對瘡痍滿目的現(xiàn)實，晚清人想掙脫出來重造新中國。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陸士諤《新中國》等都是類似的作品。《新中國未來記》寫“大博覽會”，《新中國》寫“萬國博覽會”，《新石頭記》中也有“萬國博覽大會”。吳趼人的“文明境界”和陸士諤的“新中國”十分相像，陸士諤也寫有一部《新石頭記》，而吳趼人的《新石頭記》則表達出了自己的國家理想。小說中指引寶玉游歷“文明境界”的是“老少年”，《新石頭記》在《南方報》連載時，作者亦署名“老少年”，雖然與小說中人物不能等同，但都流露出吳趼人對“少年中國”的一種希冀。

在游歷“文明境界”的最后，寶玉見到了東方文明，東方文明自亮身份，原來就是《紅樓夢》里的甄寶玉。在原著中，“真假寶玉”已被賦予了互為鏡像、相互照見的含義，在《新石頭記》中，甄寶玉就是東方文明，他在“文明境界”中的功業(yè)正是賈寶玉希望的，也是沒有達成的。小說第四十回寶玉心想：“我本來要酬我這補天之愿，方才出來，不料功名事業(yè)，一切都被他全占了，我又成了虛愿了。”小說如此在“真假”之間消弭了真實與虛幻的界限。這意味著吳趼人的國家理想雖非現(xiàn)實，也非完全虛妄。

小說結尾，賈寶玉把“通靈寶玉”贈送給了老少年。老少年把玩不慎，通靈寶玉掉到了“斜月三星洞”。“斜月三星洞”出典于《西游記》第一回孫悟空拜師求道，尋得的正是“靈臺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李卓吾評點道：“斜月象一勾，三星象三點也。是心。言學仙不必在遠，只在此心。”老少年看到“斜月三星洞”前的怪石上有許多字，還有一首歌，其中道：“方寸之間兮有臺曰靈，方寸之形兮斜月三星。”這和李卓吾的評點解釋是一個意思。石頭歌又言：“氣郁郁而不得抒兮吾寧喑以死，付稗史兮以鳴其不平。”《新石頭記》前半部寫世道紛亂，亦非不虛，后半部寫文明境界，亦非不實，都是“心”之所見，亦“心”之所念。小說用“斜月三星洞”的典故把真與幻用“心”連在一起，“付稗史”即暗示了從故事到小說的虛構行為。王德威說：“小說的尾聲出現(xiàn)了一種無可不可的消極語氣，在在使書中的樂觀預言，大打折扣。吳趼人將古代的補天神話注入了一個相當現(xiàn)代化的想象，以曹雪芹的諷刺托喻闡明了維新改革的（不）可能。從這方面來說，《新石頭記》稱得上是晚清時期最復雜的國家寓言之一。”“ 復雜”的原因是“無可不可”“（不）可能”，兩端之間的模棱兩可，正是小說用“心”牽出的虛實混同、虛實相生的語意境界。聯(lián)系到《紅樓夢》結尾詩：“說到辛酸處，荒唐愈可悲。由來同一夢，休笑世人癡！”及第一回開篇所言：“凡用‘夢’用‘幻’等字，是提醒閱者眼目，亦是此書立意本旨”，這個關于“夢”的“立意本旨”被吳趼人延納到了《新石頭記》中。

署名“報癖”的論者在吳趼人主編的《月月小說》上評《新石頭記》，首先否定了《紅樓夢》以后的續(xù)書，獨推吳趼人《新石頭記》，并把它和《紅樓夢》作“新舊”比較：“試取曹本以比較之，而是作自占優(yōu)勝之位置。蓋舊《石頭》艷麗，新《石頭》莊嚴；舊《石頭》安逸，新《石頭》動勞；舊《石頭》點染私情，新《石頭》昌明公理……就種種比例以觀，而二者之性質，之體裁，之損益，既已劃若鴻溝，大相徑庭。具見趼公之煞費苦思，大張炬眼，個中真趣，閱者其亦能領悟否乎？”報癖即陶佑曾，刊印在此文之前的一篇，是署名“文癖”者評論陶佑曾的小說《恨史》，接著就是陶佑曾評論吳趼人的兩部小說《新石頭記》和《恨海》。這些評論都列在《月月小說》的“說小說”欄目中，欄目署名“社員”。不難理解雜志社“社員”之間相互推舉的文壇酬酢，但《新石頭記》的價值確也可在陶佑曾的贊捧中現(xiàn)出大概。這是《紅樓夢》續(xù)書中特出的一部。

吳趼人之后《紅樓夢》續(xù)書中較優(yōu)秀的還有張恨水1919年發(fā)表于上海《民國日報》的《真假寶玉》，小說敘寫寶玉入夢的一段見聞。夢境里時代錯置，寶玉帶著身家故事置身民初社會，不為展覽現(xiàn)實的新異，而是表現(xiàn)荒唐錯諤的感受，在仿古與出新的雜糅中現(xiàn)代意味十分突出。

二、“重寫”和“仿作”

后人耽于《紅樓夢》，表現(xiàn)于清末民初的小說會特別敘到主人公對《紅樓夢》的癡迷態(tài)度。王鈍根《紅樓劫》里的主人公“讀《紅樓夢》，如僧家誦經，晨起盥漱竟，必先焚香端坐，默誦數(shù)頁，然后往省其母”。這篇小說被標以“滑稽言情小說”的屬類，諷刺了那些癡迷的讀者。同樣的諷刺還可見于嚴獨鶴的《小說迷》。這個短篇的主人公讀《紅樓夢》“咀嚼那太幻虛境的滋味”，于是強行欺負小丫鬟，被父親打得“皮開肉綻”。清末民初人嗜讀《紅樓夢》以致于神魂顛倒，作家也許是此類讀者中最典型的例子。“重寫”和“仿作”《紅樓夢》于是成為“續(xù)書”之外另一種“影響的焦慮”。

杜威·佛克馬（Douwe Fokkema）對“重寫”問題有專深研究。他說：“所謂重寫（rewriting）并不是什么新時尚。它與一種技巧有關，這就是復述與變更。它復述早期的某個傳統(tǒng)典型或者主題（或故事），那都是以前的作家們處理過的題材，只不過其中也暗含著某些變化的因素——比如刪削，添加，變更——這是使得新文本之為獨立的創(chuàng)作，并區(qū)別于‘前文本’（pretext）或潛文本（hypotext）的保證。”晚清以后“重寫”《紅樓夢》的作品有：樵《前后紅樓夢傳奇》和《后紅樓夢傳奇》（1915）、喻血輪《林黛玉筆記》（1918）、李太炎《彈詞：新黛玉悲秋開篇（紅樓夢）》（1935）、郭小楓《紅樓夢傳奇》（1939）、冷紅《新紅樓夢》（1946）等。從小說到戲曲、彈詞，不同文體的實踐，梳理重構了《紅樓夢》的人物故事，使《紅樓夢》在現(xiàn)代語境下以新的方式和趣味被流傳和閱讀。

就重寫小說而言，喻血輪《林黛玉筆記》是十分突出的一部。喻血輪（1892——1967）是現(xiàn)代著名的報人、文學家，其小說《悲紅悼翠錄》（1915）、《西廂記演義》（1918）、《蕙芳秘密日記》（1918）等多用文言。文言小說《林黛玉筆記》1918年由上海廣文書局出版，上海世界書局于1919年、1923年、1931年、1932年等多次出版過。1938年奉天中央書店出版了《林黛玉日記》，是偽滿洲國時期的出版物，“疑為盜版”。另據石繼昌、劉萬朗點校《林黛玉筆記》所言：“1936年本書與《續(xù)紅樓夢》合印，改名為《黛玉日記》。”《 續(xù)紅樓夢 黛玉日記》1936年3月由文藝出版社出版，發(fā)行者和印刷者都是世界書局，世界書局對《林黛玉筆記》還是《黛玉日記》似乎并不較真。小說初名應是《林黛玉筆記》，《黛玉日記》或《林黛玉日記》是后來出版商的改名。喻血輪說：“予所著《蕓蘭日記》、《林黛玉筆記》、《蕙芳秘密日記》諸小說，即成于是時，一年中皆銷至二十余版，其他各書，亦風行一時，當時系用廣文書局名義出版，由大東書局代為發(fā)行。”世界書局成立于1917年，1924年之前，世界書局常用廣文書局之名出版讀物，兩者可視為一家。喻血輪的這段回憶中，《林黛玉筆記》被置于兩部日記體小說中談及，當不會是記憶之誤。日記體小說是一種現(xiàn)代體式的小說，林黛玉是古代人，“筆記”更符合黛玉故事的書寫。“筆記”改成“日記”，是吸引讀者的銷售行為。后來的出版社出版此書時，幾種書名都使用過，顯出一種紛雜景象，但也說明這部小說受歡迎的程度。

1927年魯迅在《怎么寫》一文中說：“我寧看《紅樓夢》，卻不愿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記》，它一頁能夠使我不舒服小半天。”魯迅的不舒服是因為“日記”，并不只是針對《林黛玉日記》一書。在《怎么寫》中他還談到讀《板橋家書》《越縵堂日記》的“不舒服”，因為“幻滅之來，多不在假中見真，而在真中見假”。日記、書信都是隱私之物，拿來出版給人看，不免有做作之嫌，就不真誠了。但《林黛玉日記》并不能和《越縵堂日記》相提并論，前者是小說，后者才真是日記。就已出版的《黛玉日記》《林黛玉日記》而言，并不合日記體例，上海廣文書局和上海世界書局出版的《林黛玉筆記》是不分章節(jié)沒有標題的。魯迅看到的《林黛玉日記》當也不是日記體小說，魯迅此說含有對“鴛鴦蝴蝶派”的不以為然。廣文書局版和世界書局版《林黛玉筆記》正文前都印有吳醒亞寫的一篇《敘》。文中道：“憶余丙午識綺情君，亟慕其風度溫雅，燦若春花。”“喜讀《石頭記》，每于無人處，輒自淚下。其——往情深，直欲為書中人擔盡煩惱也。”“見其案頭草稿一束，題曰：《黛玉筆記》。余甚訝之。”吳醒亞是喻血輪同鄉(xiāng)好友，他談《黛玉筆記》，當不會有太大差誤。

《林黛玉筆記》用第一人稱寫成，敘述者成為小說主人公，把《紅樓夢》中黛玉的幽怨悲哀，化作了感同身受的相思淚，作者的癡迷可想而知。小說從黛玉離父赴京寫起，至黛玉身死，賈府生活與黛玉性情遵從了《紅樓夢》的原旨。第一人稱敘事的長篇小說在清末民初的作品中可見者不多，《禽海石》《雪鴻淚史》等都敘述了婚姻不自由的悲劇。《林黛玉筆記》可以匯入民初哀情小說的故事氛圍中，并且此書以文言繹白話，也是民初文言小說創(chuàng)作之風的產物。民初小說用文言的婉轉回環(huán)盡情描述了心理的曲折無著，引導了現(xiàn)代小說心理敘事的寫法。《林黛玉筆記》的第一人稱敘事更能自然深切地訴說心理感傷，表達青春不幸。喻血輪創(chuàng)作的意義并不停留在簡單的“重寫”層面，而是附著了閱讀《紅樓夢》的時代感念。

和“重寫”不同，“仿作”讓原著的人物故事退隱到身后。讓·米利對“仿作”定義道：“仿作者從被模仿對象處提煉出后者的手法結構，然后加以詮釋，并利用新的參照，根據自己所要給讀者產生的效果，重新忠實地構造這一結構。”仿作中沒有《紅樓夢》里的人物故事，但所敘人事又和《紅樓夢》類似。相對于原著，仿作必須是“重新”構造，同時又是“忠實”的。姚鹓雛《絮影萍痕》（1916）的主人公茜霞和璧如就是黛玉和寶玉的翻版。喻血輪《悲紅悼翠錄》中的主人公亦如此：“黃生與其表妹書齋共讀，兩小無猜。翠柳樓頭，茜紗窗下，閨房諧劇，有甚畫眉。好事多磨，乃父不諒，美人黃土，赍恨窮泉，公子緇衣，委身古寺。以之方《石頭》人物，差與寶黛同情，而文之纏綿悱惻，亦自不弱于雪芹。”人物故事是重新構造的，意趣境界卻明顯從《紅樓夢》里來。薩莫瓦約說：“致力于仿作正是為了從抄襲中解脫出來。”清末民初小說家深受《紅樓夢》影響，在他們初涉筆墨時，模仿之跡在所難免，而“從抄襲中解脫”，正是這些仿作的意義。

天虛我生的《淚珠緣》就是掙扎于“從抄襲中解脫”的一部作品。天虛我生（1878——1940）原名陳壽嵩，后改名陳栩，號蝶仙。陳蝶仙也是《紅樓夢》的癡迷者，不僅《淚珠緣》模仿《紅樓夢》，《桃花夢傳奇》（1894）、《風月寶鑒》（1915）、《瀟湘影彈詞》（1916）、《栩園叢稿》（1924）中的詩詞等都與《紅樓夢》相關。《瀟湘影彈詞》的評點者顧影憐，是陳蝶仙的知己紅顏，也是陳家的親戚。二人情深，卻沒能結成眷屬。陳蝶仙少富才名，對于這種纏綿哀怨的情事自然欲罷不能，于是十六歲寫出四卷十六出的《桃花夢傳奇》，十九歲寫長篇小說《淚珠緣》，兩部書，相似的人物故事，前者是悲劇，后者是大團圓，可以見出陳蝶仙思想情感的變化。

《淚珠緣》1900年由杭州大觀報館出版二集三十二回，1907年由杭州萃利公司出版四集六十四回，1916年由上海中華圖書館出版六集九十六回。小說前六十四回在1900年之前已經完成，只是被分割出版。陳蝶仙出生于杭州，《大觀報》和杭州萃利公司都是陳蝶仙辦的，自家出版小說，如果不是資金問題，當沒有什么困難。為何前六十四回沒有一起出版？研究者認為：“晚清‘新小說’的興起對‘舊小說’的閱讀市場產生了很大的沖擊。《淚珠緣》初、二集與三、四集出版相隔的時間，恰是晚清新小說最為盛行的一個時期，再出版《淚珠緣》這樣的‘舊小說’顯然不合時宜。從1907年始，晚清小說明顯出現(xiàn)了向傳統(tǒng)復歸的趨勢，這就為《淚珠緣》的再次出版創(chuàng)造了條件。”這個解釋并不充分。“新小說”的正式登場以1902年梁啟超創(chuàng)辦《新小說》雜志為契機，1900年出版《淚珠緣》還不受新小說潮流的影響。但《淚珠緣》也不能歸為“舊小說”，其意趣正是清末民初“寫情小說”的代表。阿英說：“由吳趼人這一類寫情小說的產生，于是有天虛我生的《淚珠緣》……繼續(xù)的發(fā)展下去，在幾年之后，就形成了‘鴛鴦蝴蝶派’的狂焰。”吳趼人的寫情小說《恨海》1906年出版單行本，陳蝶仙1907年續(xù)刊《淚珠緣》，正匯入“寫情”流脈。陳蝶仙為何不在1900年就把寫成的六十四回都刊印出來，還有待討論。不妨先梳理一下各集之間的內容關系。

小說第一二集，即前三十二回主要敘述秦府和葉府兩家興盛時期的故事，一粟園和栩園的精雅富麗中滿載兒女之態(tài)與名士之情。第三四集，即第三十三回至第六十四回，葉府敗落，寶珠鄉(xiāng)試奪魁，寶珠和婉香婚事多磨，但最終美滿。第五六集，即第六十五回至第九十六回，交代其他主人公結局，秦文去世，秦家敗露經濟危機。小說沒有寫完。第六十四回敘述石時夢見曹雪芹：“那人笑道：‘你把《淚珠緣》行世，敢與我的《紅樓夢》抗衡嗎？’說著，一手又來奪書，石時連忙撳住，已被他搶了幾本去，看原本和《紅樓夢》一樣，是一百二十回的，卻只剩了六十四回下來。”可以見出《淚珠緣》與《紅樓夢》的“抗衡”關系。

小說前兩集敘述一粟園中的兒女故事，與大觀園故事極其相似。主人公寶珠和婉香是寶、黛之再生。小說第一回寫婉香外貌道：“一張小圓臉兒，下龐略瘦小些，小小的嘴唇，點著些淡墨，直直的鼻子，一雙似笑非笑的含情眼，兩道似蹙非蹙的籠煙眉，額上覆著一批檻發(fā)，真覺另有一種風韻。”明顯脫胎于《紅樓夢》第三回描述的黛玉，而寶珠外貌也是高度模仿了寶玉。婉香是寶珠姑母的女兒，姑母嫁給蘇州殿撰花占春，生婉香。婉香是姑蘇才女，父母去世，她就寄居秦家。這同寶、黛關系如出一轍。不僅如此，小說人物還自比《紅樓夢》中人。第五回“婉香道：‘你還問呢。他總不是拿我比黛玉，就拿我比……’說到這里，又縮住嘴，眼圈兒一紅，向寶珠轉了一眼”。第十二回“集書句巧拈紅樓令”敘寶珠等眾人聚會，用《紅樓夢》人名行酒令，可以看作是小說對《紅樓夢》的一次突出闡釋。這一回收尾詩云“縱無門下三千客，已勝金陵十二釵”，頗能表露《淚珠緣》敘寫《紅樓夢》的心機。鄭逸梅評道：“《淚珠緣》為其少年得意之作。運筆用意寫情結構，均脫胎于《石頭記》。”陳蝶仙是杭州才子，與何公旦、華癡石并稱“西泠三家”，多有詩詞行世。《淚珠緣》充斥大量雋雅詩詞，亦堪比《紅樓夢》。小說第二十八回專論音律，是陳蝶仙逞才的表現(xiàn)。如此才華，加上早年風發(fā)之精神，誠可理解想要另做一部《紅樓夢》的意氣。

從主人公的音容情態(tài)到富貴之家的日常故事，乃至遣詞運文、編排結構，《淚珠緣》處處模仿《紅樓夢》。高度相似，令小說特色呈現(xiàn)出問題。《淚珠緣》第六十五回開首處小說人物盛蘧仙論道：“原來這書開篇的時候，便打的太嫌冗長，等到后半部，才打的緊湊起來。所以人家看這書的，看初二集時，總嫌乏味，及至看到后來，方才有點意思。如今我續(xù)這書，少不得要些實事，若是單寫些柔情韻事，豈不是續(xù)如不續(xù)！”可以想見，一、二集的出版沒有獲得多少叫好之聲。寫成的三、四集沒有同一時期出版，恐怕有打頭陣的一二集“出師不利”的因素。盛蘧仙的評論，可以看成是陳蝶仙對前六十四回的看法。陳蝶仙在《淚珠緣自跋》中寫道：“作者自己看來，覺得這里面的缺陷，也尚多著，要是如今打起一部六十四回的大書，便斷不肯瑣瑣屑屑，專敘這些兒女癡情、家常閑話。”這篇《自跋》相當于第六十五回之前的“楔子”，交代多年以后作者對前六十四回的看法和接續(xù)寫《淚珠緣》的情由。世易時移，陳蝶仙續(xù)寫五、六集，卻依舊延續(xù)了前四集的思路，在變與不變之間，可以看出作者的矛盾糾結。

但《淚珠緣》前六十四回，已顯示出和《紅樓夢》的不同。“惜紅軒”是一個重要標志。《紅樓夢》里的“悼紅軒”被改成“惜紅軒”，抹淡了悲傷情感。小說“楔子”道：“作者先看《紅樓夢》，便被他害了一輩子，險些兒也攪得和寶、黛差不多。原來紅樓上的情，也不是好學得的。”“如今卻有幾個人，形跡絕似寶、黛，只他兩個能夠不把個‘情’字做了孽種，居然從千愁萬苦中博得一場大歡喜大快樂，且講給列位聽聽，倒是一段極美滿的風流佳話呢。”寶珠和婉香終成眷屬，反轉了《紅樓夢》的悲劇。所以金振鐸評論說：“終覺《淚珠緣》是《淚珠緣》，《紅樓夢》是《紅樓夢》，各寫各事，兩不干涉。”寶珠和婉香，在小說前半部相互償還“淚珠債”，到后半部則破涕為笑成姻緣。不僅寶珠和婉香成婚，寶珠還娶了軟玉、蕊珠等其他幾位女子，還有收房的丫頭。寶玉多情，但弱水三千，只鐘情黛玉；寶珠也多情，卻是多情而濫情。陳蝶仙的現(xiàn)實遺憾可謂在小說中得到了過分補償。正如很多《紅樓夢》續(xù)書一樣，陳蝶仙想要彌補遺憾，翻轉結局，卻不免流俗。“對于少年的陳蝶仙來說，要想將世情寫得如《紅樓夢》般力透紙背，需要的是筆力，還有胸襟與眼光，更有人生經歷與旨趣的磨洗”。盡管如此，《淚珠緣》終究是現(xiàn)代小說中仿寫《紅樓夢》最像的一部。

三、“鄰有幼女”：又一種自敘傳

《紅樓夢》不僅構成了晚清以后現(xiàn)代小說家的閱讀經驗，且成為一種文化常識。作為一個顯在符號，現(xiàn)代小說不乏在敘事過程中提到《紅樓夢》，《淚珠緣》就是一個典型例子。1906年被譽為“區(qū)區(qū)十回，獨能壓倒一切情書”的《恨海》出版。小說第八回主人公仲藹論《紅樓夢》的一段文字十分惹眼：“世人每每看了《紅樓》，便自命為寶玉。世人都做了寶玉，世上卻沒有許多蘅蕪君、瀟湘妃子。他卻把秦樓楚館中人看得人人黛玉、個個寶釵，拿著寶玉的情對他們施展起來。豈不是被《紅樓夢》賣了去？……后人每每指稱《紅樓》是誨淫導淫之書，其實，一個‘淫’字，何足以盡紅樓之罪！”時人就這段文字論道：“《紅樓夢》自是絕世妙文，謂為誨淫導淫，真冬烘學究耳。夫冬烘學究，何能讀絕世妙文者？”晚清人對《紅樓夢》評價很高，特別是用“西律”來衡量中國小說，似是而非地發(fā)現(xiàn)了中國古典小說的現(xiàn)代價值。仲藹把世人沉迷青樓歸為《紅樓夢》之罪，當然會引起不滿。但另一方面，《紅樓夢》對晚清狹邪小說影響頗深，吳趼人寫《恨海》有為“寫情”正名以矯正“狹邪”的意思在。

魯迅說：“然其余波，則所被尚廣遠，惟常人之家，人數(shù)鮮少，事故無多，縱有波瀾，亦不適于《紅樓夢》筆意，故遂一變，即由敘男女雜沓之狹邪以發(fā)泄之……特以談釵黛而生厭，因改求佳人于倡優(yōu)，知大觀園者已多，則別辟情場于北里而已。然自《海上花列傳》出，乃始實寫妓家，暴其奸譎”，“開宗明義，已異前人，而《紅樓夢》在狹邪小說之澤，亦自此而斬也”。受《紅樓夢》影響的狹邪小說至《海上花列傳》是一條顯在脈絡。《海上花列傳》受《紅樓夢》影響，除了“別辟情場于北里”外，小說第三十八回至第四十回敘述“一笠園”故事，頗得大觀園情態(tài)。一笠園中的男女，品酒賞花，聽曲吟令，十分風雅，和小說其他部分的狹邪故事不甚協(xié)調。這三回文字寄寓著作者韓邦慶的特殊筆意。韓邦慶在《海上花列傳》的《例言》中提到：“《紅樓》之閨娃”“自謂五花八門，貫通淹博，不知正見其才之窘耳”。《海上花列傳》要突破《紅樓夢》等小說的“才之窘”，一笠園的情節(jié)不僅是摹寫《紅樓夢》，也有爭勝的用意。無論《海上花列傳》是否比《紅樓夢》多才，突破《紅樓夢》在內的傳統(tǒng)小說的影響，是以韓邦慶為代表的晚清小說家的自覺追求。所以“《紅樓夢》在狹邪小說之澤，亦自此而斬”不是沒有因由的。

但作為“人情小說”，《紅樓夢》的影響還在繼續(xù)。民初小說家徐枕亞評姚鹓雛《燕蹴箏弦錄》道：“《石頭記》為千古言情之祖”；“姚子此作，芳馨悱惻，真欲托影《紅樓》，而純粹處深刻處似又過之”；“要之，姚子之為是書，蓋亦無意言情而自得言情之正者，其胸中不必先有一部《紅樓》在，亦不必竟無一部《紅樓》在。能善讀《紅樓》，而不為《紅樓》所囿，其思想乃能突過之”。《燕蹴箏弦錄》初版于1915年，此書奠定了姚鹓雛小說創(chuàng)作的聲名基礎。徐枕亞從“言情”著眼來評論《燕蹴箏弦錄》和《紅樓夢》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這是《紅樓夢》作用于民初小說的重要方面。徐枕亞對《紅樓夢》鐘愛萬分，他的小說如《玉梨魂》，也體現(xiàn)出《紅樓夢》的影響。《玉梨魂》第一章“葬花”敘述主人公何夢霞憐花憐己的悲傷情懷：“忽猛省曰：‘林顰卿葬花，為千秋佳話。埋香冢下畔一塊土，即我今日之模型矣。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多情人用情，固當如是。我何靳此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不負完全責任，而為顰卿所笑乎？’”這章取《紅樓夢》第二十三回“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和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冢飛燕泣殘紅”的意趣，奠定了小說感傷哀絕的基調。正因為浸淫于《紅樓夢》，所以當徐枕亞讀到姚鹓雛小說時，自然就惺惺相惜起來。

《紅樓夢》對民初小說的影響，一是見于《玉梨魂》為代表的文言哀情小說，寶黛的愛情悲劇讓民初小說家的寫作有了直接參照；另一面的影響可見于白話小說。李涵秋的《廣陵潮》一百回，構架堪與《紅樓夢》爭勝。《紅樓夢》的家族敘事傳統(tǒng)，在《廣陵潮》中得到了進一步發(fā)揮。其原名《過渡鏡》，1909年初刊于漢口《公論新報》，經歷辛亥革命等社會動蕩，至1919年方在《神州日報》刊載完畢。小說單行本由上海國學書室印行，后又由上海震亞圖書局刊印。1946年6月和1947年4月上海百新書店出版了兩版“改版”的《廣陵潮》，正文前有嚴獨鶴、陳慎言、顧明道、張恨水等名家序言。顧明道序曰：“是以此書為涵秋成功之作，不脛而走，婦孺皆知焉。顧涵秋體弱，甫過中年，即謝人世！其后新文藝既興，魯迅茅盾諸子出，握文壇之霸權，骎骎乎不可一世，海內讀文藝而嗜新奇者咸宗之，而涵秋之徒似已為過去人物。然而其所作小說迄今仍流行于民間，而為一般人所愛讀，而涵秋之名終得在小說界中占一地位矣”；“時代雖有新舊，而斯文之佳者因不以年月而湮沒也”。世事變遷，經典留存。《廣陵潮》雖不能像《紅樓夢》一樣成為“偉大的傳統(tǒng)”，但它開啟了現(xiàn)代小說“以社會為經，言情為緯”的寫法，代表了民初小說的成就。

《廣陵潮》主要敘述云、伍、田、柳四個家庭的人物故事。小說以云麟為主人公，云家和其他三個家庭之間都有姻親關系，正如《紅樓夢》以賈寶玉為中心敘述賈、王、史、薛四個家族的故事一樣。然而，《紅樓夢》寫的是貴族之家，《廣陵潮》則把視線投向市井人家；《紅樓夢》記述賈家故事最為著力，《廣陵潮》則鋪張筆力，幾個家庭的人事都能細細道來；寶玉離去讓《紅樓夢》成為一部悲劇，《廣陵潮》記述歷史變遷中的日常人事，不悲亦不喜。李涵秋作《廣陵潮》是別有懷抱的，其《廣陵潮弁言》云：“《廣陵潮》一書，為李君涵秋所著，結構穿插，固能盡小說之能事，而于揚州社會情狀，曲曲傳來，矯正習俗，莊諧雜見，洵有功社會之作，非尋常小說比也。”《 廣陵潮》借家族故事敘寫“社會情狀”，小說故事常游離出家庭，如第十六回“老梅克除夕渡慈航 惡顧三中秋劫喜轎”，寫傳教士吸納教民的內情，寫市井無賴的行徑，都與主人公的家庭故事無關，家庭故事只是映照社會時代的“鏡子”。小說敘述了鴉片戰(zhàn)爭至五四前夕的社會時代變遷，呈現(xiàn)歷史變幻的征象。所以《廣陵潮》的構架視野要大于《紅樓夢》，家族敘事的空間也不限于揚州，南京、武昌、上海都成為書寫時代風云的場地。《廣陵潮》把晚清譴責小說的寫作方法和民初哀情小說的言情敘事合為一體，既增添了譴責小說的情味，又拓展了哀情小說的時空，在現(xiàn)代小說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云麟是《廣陵潮》家族人事的中心。范伯群評論道：“按照‘人情派’小說的格局，在大千世界的種種怪現(xiàn)狀中，再融入《紅樓夢》式的情意綿綿。李涵秋將主人公云麟，寫成賈寶玉式的人物，但云麟畢竟不是賈府的寶玉，而是鴛鴦蝴蝶派作家筆下的‘情濫而不專’的‘情種’。除了青梅竹馬的戀人伍淑儀之外，還有端莊明禮的發(fā)妻柳氏，而更能使情節(jié)波瀾迭起的，當然莫過于‘冰姿俠骨’的青樓紅妓了”。伍淑儀是云麟的表妹，兩人“宛似《紅樓夢》中之寶黛”，青梅竹馬的愛情不脫民初小說的悲劇模式。小說第九十九回“賢淑儀歷劫歸太虛 呆云麟懺情入幻境”寫淑儀死狀極似黛玉之死。伍淑儀和林黛玉有很多相似處，而黛玉之死是民初哀情小說主人公結局的一個模型，《廣陵潮》也不例外。

李涵秋耽溺《紅樓夢》，一生情事時與《紅樓夢》暗合，其寫作《廣陵潮》，在表達社會歷史變遷的征象下，亦是一生情懷吐露。《李涵秋》一書記道：“涵秋當十二三齡時，即愛讀《紅樓夢》。讀至寶黛情史，覺寶玉性情，與己甚合，自況寶玉是我前身。會鄰有幼女，年與涵秋相等，面目亦娟秀，心愛之。藉比鄰名義，時至其室，因與女近，互相過從。暇時述寶黛事以告女，且曰：‘今而后子呼我為寶哥哥，我呼子為林妹妹可乎？’女應之。一日，涵秋與女嬉，故以手撩其脅，女哀之曰：‘寶哥哥饒我！’涵秋亦戲之曰：‘林妹妹，我真愛你！’女父母聞之，詰女何忽有此稱謂。女具以告，其父母恐涵秋導女不義也，誡女與絕。”這段往事，不僅說明李涵秋癡迷《紅樓夢》，也和《廣陵潮》的寫作息息相關。“鄰有幼女”成為《廣陵潮》的重要情感線索。小說第二回敘述云麟的姨夫伍晉芳在未娶妻之前和鄰家之女小翠子難舍難分。歷經蹉跎，小翠子終于以妾的名分嫁進伍家。晉芳寵愛她，大姨太太朱二小姐十分嫉妒，陰謀害死了小翠子。這是一個悲劇故事，現(xiàn)實中的鄰女和李涵秋也是悲劇結局。

“鄰家之女”對于《廣陵潮》的影響是多面的。朱春鶯撰《李涵秋三十年前之情史》一文，詳細記述了李涵秋與鄰家之女的愛情悲劇。文中道：“吾鄰有小家女玲香者，及笄之年，貌雖不如王嬙西子，而絳唇一點，蓮痕三寸，已盡夠檀奴魂銷矣。余見而愛之，情乃于是乎種。余雖不知玲香之愛余否，顧伊每相睹，輒以秋水作煙視，若不能自已者。余嗜小說，至此幾疑其為紅樓中人，深以不通款曲為恨事。”玲香和李涵秋相戀，與《紅樓夢》中寶黛的年齡相仿佛，小兒女之情“于是乎種”，這是一輩子的情感。玲香父母嫌李涵秋家境貧寒，不同意他們往來。不幸的是，玲香失去父母墮入青樓，被一前清官員納為小妾。官員死，玲香貧病飄零，找到李涵秋，不日而卒。李涵秋《小滄桑志》中記道：“會合之奇，酬詠之樂，離別之慘，思慕之苦，載在《媚香列傳》《蝴蝶夢》《珠玉姻緣》。其他又散見于諸詞章，如《桃花曲》《陌上花》《香閨紀夢》種種。”《 小滄桑志》稱的“媚香”即為玲香。李涵秋創(chuàng)作的第一部小說《雙花記》敘述井生與媚香的情事，即是李涵秋對這段刻骨不忘的初戀之留痕。因為思念之苦，李涵秋把這段故事寫進了他最著名的小說《廣陵潮》中。《廣陵潮》中不僅有鄰家之女小翠子，還有主人公云麟朝思暮想的紅珠。“思之莫遏，乃著《廣陵潮》八集，后又續(xù)出二集，書中之紅珠，蓋即玲香之幻影。寫與紅珠相愛數(shù)節(jié)，雖不免太露色相，然亦情之所鐘，有不能自已者。”紅珠是《廣陵潮》的女主人公，她和云麟之間的遇合，映現(xiàn)出玲香和李涵秋之間生離死別的故事。小說第三十三回紅珠出場，出場時的紅珠十四歲，已是雛妓，在筵席上和云麟結識，從此兩人情牽一處，相思兩地，直到小說結尾，歷經周折之后紅珠終于嫁給云麟，得到圓滿結局。如果說《廣陵潮》的結局不似《紅樓夢》是悲劇，那么這只是李涵秋內心深藏悲哀尋求排遣而已。

貢少芹為《廣陵潮》索隱，列舉了小說人物和現(xiàn)實人物之間的對應關系。不僅紅珠、伍淑儀，《廣陵潮》中其他人物也是李涵秋生活中交往或所聞所見之人。小說主人公云麟和李涵秋的家庭出身、情感經歷、性格趣味都相仿。李涵秋對貢少芹說：“吾書雖曰社會小說，實則為吾家庭寫照。蓋吾作此書，隱寓無窮身世之感。即書中人物，確有其人，吾隱其名者，恐觸忌耳。”李涵秋于35歲至45歲之間寫《廣陵潮》，人到中年，歷經世事，《廣陵潮》的成功與李涵秋的切身體驗緊密相關。如果談到《廣陵潮》與《紅樓夢》之關聯(lián)，作家的自敘傳無疑是兩部小說最重要的共同點。胡適考證《紅樓夢》得出的結論影響重大：“《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里面的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 廣陵潮》借重《紅樓夢》的構思，作家自身及其家庭故事成為小說的主體。不僅如此，云麟的讀書見識、公子情調均與寶玉十分相似。李涵秋雖非出身名門，但讀書人的才子性情古今相通。

從“人情小說”到“社會小說”，《廣陵潮》宏大的歷史視野、紛繁的世相描述，突破了《紅樓夢》大家庭敘事的格局，但小說的內在情緒依然是自敘傳式的“無窮身世之感”。正如利維斯所言：“最為深刻的一種影響——不是體現(xiàn)在相似相像上的影響。一個大作家可以從另一個那里得大恩受大惠，其中之一就是要實現(xiàn)與之不似也不像”。考察清末民初吳趼人、李涵秋等人的作品，“不似也不像”是這些作家取得的現(xiàn)代成就，但他們從《紅樓夢》處受到的“大恩”與“大惠”卻情不自禁由內里生出。

〔本文為作者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古典章回小說承繼下的現(xiàn)代通俗小說形態(tài)研究”（13CZW070）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