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來，於可訓、張檸、李云雷等批評家紛紛發(fā)表小說作品，加入作家的行列，引發(fā)了媒體對“批評家寫小說”這一現(xiàn)象的關注。

“批評家寫小說”的說法，似乎成為一種“跨界”奇觀。這種說法之所以吸引眼球，就在于現(xiàn)在學界乃至社會達成默契的職業(yè)分工。批評家主要是學院的教師和研究機構的科研人員，而作家則是專門從事寫作的創(chuàng)作者。近年來這種“界限”發(fā)生了一些變化，不僅僅出現(xiàn)了批評家寫小說的現(xiàn)象，而且出現(xiàn)了著名作家進校園現(xiàn)象。那些在創(chuàng)作上取得了成就的作家去校園當教師，似乎沒有引起太大反應，不管在學術上造詣如何，他們至少可以傳授自己的經(jīng)驗。但是批評家寫小說為什么就引人注目呢？細究起來，就是大眾普遍都有這種擔憂和質疑：擅長“紙上談兵”的批評家能否經(jīng)得起實踐檢驗。這種“跨界”的接受差異中隱含著一種“實踐”高于“理論”的邏輯。

從讀者的角度來說，對“批評家寫小說”的關注，除了對批評家能不能寫小說、能不能寫出好小說的質疑之外，也還隱含著讀者對既有當代文學的不滿足。他們實際上是期待批評家能夠寫出“好”小說。隨著社會、新媒體和各種藝術形式的發(fā)展，讀者的審美水平和審美期待越來越高，小說是越來越難寫了。“批評家寫小說”也給當代讀者帶來了莫名的興奮和期待，希望能夠看到不一樣的東西。李云雷說：“評論家寫小說，可以讓評論界與創(chuàng)作界更好地相互理解，更好地形成良性循環(huán)，甚至有可能催生一種獨特的文體——‘批評家小說’。”他在無意中回應了讀者對批評家寫小說的一種期待。

批評家寫詩歌的也不在少數(shù)，而批評家寫詩歌就沒有引起多少關注，為什么“批評家寫小說”會引起廣泛關注？這背后隱含著文學體裁的接受問題。雖然有人認為在各類作家中詩人是最有才華的，但是誰也不能否認20世紀以來“小說”才是受眾最廣的。詩人張定浩發(fā)現(xiàn)創(chuàng)作者的一種焦慮，“不少寫過詩、寫過評論的人，都認為寫了小說才能證明自己是個作家”。深究起來，也就是在大家的無意識中，只有作品得到普通讀者認可，才能確證自己的“作家”身份。而在小說創(chuàng)作中，又有短篇和長篇之別。20世紀80年代，很多作家都是靠中短篇成名的，而進入90年代以后，社會快速發(fā)展，讀者的審美期待也發(fā)生了變化，更多時候長篇小說才能奠定一個作家的地位。綜合這些方面來看，張檸的長篇小說《三城記》恰恰能很好地回應“批評家寫小說”這一現(xiàn)象涉及的諸種問題，成為討論“批評家寫小說”現(xiàn)象的一個比較合適的觀察點。

從文學社會學的角度來說，文學包括生產、傳播和消費三個環(huán)節(jié)。批評家寫小說在文學生產上具有顯著優(yōu)勢。批評家有開闊的文學史視野和高深的理論修養(yǎng)，這些為他們文學創(chuàng)作的高度自覺提供了良好的條件。而這兩個條件是一般作家所不具備的。路遙在準備寫《平凡的世界》時，曾列了古今中外近百部長篇小說的閱讀計劃，后來完成了十之八九，其實他就是想獲得或強化這種文學史視野。對批評家來說，這種視野在寫作之前基本上已經(jīng)獲得了。文學寫作實際上要和文學史進行潛在對話，沒有文學史的參照而在黑暗中摸索的文學創(chuàng)作，是不可能登上藝術高峰的。

好的作品應該雅俗共賞，不應該脫離普通讀者。一部脫離普通讀者的作品很可能造成一種尷尬：普通讀者想讀而讀不懂，專業(yè)讀者可以直接讀理論而沒必要讀作品。有些人擔心批評家寫小說可能會造成“掉書袋”和炫技現(xiàn)象。這是有道理的。但實際上“掉書袋”和炫技并非是批評家、學者的專利。檢視一下當代文學就知道，現(xiàn)在有些專業(yè)作家寫出來的文學作品，已經(jīng)達到讓普通讀者看不懂的程度。錢鐘書的《圍城》雖然也被有些人認為存在一定程度的“掉書袋”現(xiàn)象，但是卻未影響普通讀者的閱讀。張檸的《三城記》也涉及了很多文學理論，但都像鹽入水中一樣，化入了文學形象當中，不僅沒有給普通讀者造成閱讀障礙，反而增加了小說韻味。張檸作為一個批評家，對中西方的敘事技巧是了然于胸的，但他卻沒有走炫技的路線，而是力圖恢復講故事的傳統(tǒng)，在敘事形式上是非常古典的。小說的開頭就交代時間和空間，形成了一個四維時空體，使小說具有了一種我們所熟悉的歷史感和現(xiàn)實感。敘事過程也遵循著時間順序展開。他很清楚批評家寫小說可能存在的陷阱：思想性大于形象性。因此他是時時警惕的。他說自己的寫作就是“蹲下在下面，把我的人物舉起來”，換句話說，也就是用形象說話。

批評家深厚的理論素養(yǎng)有利于批評家在寫小說的時候自覺選擇合適的寫作方法。張檸在《三城記》中用雙聲語的技巧來進行敘述，擴展了小說語言的容量，增強了小說話語的審美張力。他還善于利用分類的方法，讓故事產生一種智性詼諧的效果，將當代文學的智性審美風格推向了新的高度。批評家有高深的理論素養(yǎng)，并不意味著批評家就一定沒有敏銳的感受力。實際上敏銳的藝術感受力是優(yōu)秀批評家的必備素質。撇開一個作家的文學史視野和理論修養(yǎng)來說，批評家也和普通作家一樣，有其不可替代的生活觀察和生命體驗。張檸對上海、北京、廣州三座城市社會生活的描寫，可謂是深得其味，精彩紛呈。每個讀者都有可能從中看到自己，引發(fā)深層共鳴。

從文學傳播的角度來看，也要坦率地承認批評家寫小說在傳播環(huán)節(jié)的優(yōu)勢。因為批評家本身對文學的鑒賞能力是得到認可的，而且在文學界有一定的資源，有利于作品的傳播。不過，批評家寫小說在消費環(huán)節(jié)不會有任何先天優(yōu)勢。出版家韓敬群說得好：“批評家寫小說沒有豁免權，讀者不會對他們高看一眼或者低看一眼，無論怎樣，還是要回到作品本身。”從根本上來說，批評家的合法性來源于他是普通讀者的代表，一旦他出離了這種合法性，他的批評也將失去有效性。批評家的身份主要是在一個相對專業(yè)的文學圈子里為人所知。相關的文學從業(yè)者對批評家身份是比較熟悉的，但是龐大的普通讀者群體很少知道他們，且沒有必要知道。批評家寫出來的作品最終還是要脫離批評家身份，以普通作品的樸素形式進入普通讀者的視野中接受檢驗。

“批評家小說”這種說法作為一種宣傳是有意義的。但是在完成使命之后，需要淡出大眾對這些作者的認知。這些人也將同時以批評家和作家兩種身份被認可。在普通讀者的心目中，他們就是一個作家。一個人可以分離出多種身份是人全面發(fā)展的體現(xiàn)。在中外文學史上，有許多經(jīng)受住了時間的檢驗成功分離出多種身份的文人學者，西方文學史上有意大利符號學家艾柯、俄裔美籍比較文學教授納博科夫等，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有魯迅、錢鐘書等。

近年來的批評家小說能否經(jīng)得住時間的檢驗，不是由哪一個人說了算。批評界應該以平常心給這些作品以平常待遇，既無須違心溢美，也不能視而不見。優(yōu)秀的作家渴望人格對等的批評。大眾最應該做的就是作為一個普通讀者去閱讀和感受作品。相信經(jīng)過大浪淘沙之后，那些優(yōu)秀作品必將會在時間的放大器中發(fā)酵出無盡的生命力，嵌入文學史的星空。

（作者：朱永富 單位：貴州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