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領域中，恐怕不會再有第二個作家像魯迅這樣受到人們長期不斷的關注和研究。如果從魯迅生前的評論文章算起，魯迅研究至今已有了百年多的歷史。在那些汗牛充棟的研究性著作中，錢理群先生的魯迅研究始終有其獨特性的一面。如今，任何尋求進入魯迅精神世界的——無論是喜愛魯迅作品的大眾讀者抑或專業(yè)的研究者，往往需要在展開自己的思考之前首先扣訪這位學者的成果。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就魯迅研究的影響力而言，錢理群有著他人無出其右的地位。[①]當越來越多的專精的學術成果涌現(xiàn)而最多只能在圈內激起幾絲漣漪，以至于有學者開始深思表面上繁榮的現(xiàn)代文學研究其實早已無法引起社會公眾的興趣時[②]，錢理群的魯迅研究就更加是一個令人注目的現(xiàn)象。

如果我們翻開錢理群的魯迅研究著作，手邊的任何一本，那么，總可以在不長的間隔中有這樣的字眼——絕望、孤獨、彷徨、荒謬、痛苦、疑惑、困境、背叛、拯救等等躍入視線。這些帶有現(xiàn)代主義色彩的詞匯，一方面是對魯迅內心世界的深入觀照，另一方面，也頗能顯示出作為研究者的錢理群的豐沛的情感。對他而言，這種飽含著情感接近魯迅的方式意義非凡，同時，作為研究對象的魯迅也被賦予了溫度，而成為某種“感性的存在”[③]。

錢理群對此有著明確的方法論自覺，他多次向讀者表示，“我有一個設想，就是講的比較形象，比較感性，這也是這些年來我自己的一個學術追求。”[④]并在演講中不斷地追問讀者的情感反映——“你的內心有什么感覺？”[⑤]他試圖以此把自己從魯迅世界中所感受到的情感體驗傳達給每一位聽眾。[⑥]在他看來，“感覺”正是“接近魯迅內心世界和他的藝術的‘入門’的通道。”[⑦]我們可以推想，這種直擊人心的感性力量或許正是錢理群魯迅研究的精髓及其獲得廣泛影響力的原因之一。錢理群通過一種“感覺主義”方法向讀者展現(xiàn)了他心目中的魯迅形象[⑧]，并激勵著讀者用屬于自己的生命感覺塑造出獨特的魯迅觀。

一、“感覺”的歷史起源

當我們稱錢理群的魯迅研究充溢著豐富的感性經(jīng)驗時，并不意味著這種方法使得他的研究蛻變?yōu)榱穗S意性的閱讀感受，而是要求我們首先思考一個相對不那么感性的話題，即，去尋找他的感覺主義所誕生的歷史語境。對錢理群而言，“感覺”最開始經(jīng)過了一段與先驗主義抗拒和斗爭的過程——這種先驗主義來自于他早先閱讀魯迅的政治壓力。

錢理群的魯迅研究萌生于1962年，那時，他正在貴州安順的一所衛(wèi)生學校從事基礎語文教育。這段近似于流放的經(jīng)歷給了他反省自我與走進魯迅的契機，同時也使得他的魯迅研究總是帶有精神苦行者的印記。錢理群在這里經(jīng)歷過對人生的絕望，魯迅給了他懺悔、拯救、重建自我的啟示。

錢理群恢復獨立思考的過程毫不輕松，他描述當時走進魯迅的感受——“我覺得魯迅是在用鞭子抽打我的靈魂，我無地自容。”[⑩]同時伴隨著“難言的、掏心挖肺的痛苦”[11]。倘若沒有那個時代的歷史經(jīng)驗與深刻的自我認知，這種面對魯迅而生的痛徹心扉的感受或許會顯得難以理解。這種感受不僅在當時深入骨髓，而且一直延續(xù)在他此后的研究中，他始終真誠地面對著自我與魯迅，也自然由此催生了那些飽含著豐富情感的詞匯。按照錢理群自己的說法，“魯迅就是這樣在這非常年代開始與六七十年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發(fā)生了心靈的感應。”[12]對當時的錢理群而言，與魯迅的相遇也是背負起精神重擔的開始。

在安順將近18年的生活使他的魯迅研究天然地帶有歷史印痕，這種將個人從高度意識形態(tài)化的時代掙脫出來，回歸到自我的魯迅研究終于在1980年代破土而出。錢理群的《心靈的探尋》（1988年）毫無疑問地成為那個時代魯迅研究的代表作。這部著作最重要的貢獻是，它使一個因政治意識形態(tài)僵化的魯迅形象獲得了豐富的情感世界——“僵化”是錢理群對形成于1940、1950年代的魯迅形象的批評，而他這時的努力便是使僵化的魯迅重新蘇醒、走進每一位讀者的心靈世界。錢理群用了一系列的情感性語詞告訴人們，在民族變革的歷史進程中，魯迅是如何被“復雜萬端的心態(tài)與情感，憤激與焦躁，感傷和痛苦”的情感纏繞著，而他又是“怎樣從內心的煉獄中掙扎出來，找到正確的道路。”[13]

出于以上經(jīng)歷，錢理群常常推廣這樣的經(jīng)驗之談，“人在春風得意、自我感覺良好時，大概是很難接近魯迅的；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滿了疑惑，甚至感到了絕望，這時就走進了。”[14]如果說第一次與魯迅的相遇，使他在陰影中真正體驗到了魯迅——按錢理群自己的說法，他此前根本讀不懂魯迅，只有“經(jīng)過那場災難，進入絕望的境地，這才找到了魯迅，與他相遇。”[15]第二次與魯迅的相遇，則是經(jīng)歷了2000年前后的一場大病。盡管錢理群每每使用著“相遇”這一感性色彩濃郁、容易讓人生出美妙聯(lián)想的詞匯，但每一次的“相遇”卻都與他的精神、生命陷入絕望的感受密切相關。因此，錢理群對于魯迅更能生發(fā)一種同情的理解，如在1980年代的那部體現(xiàn)了一個時代魯迅研究轉向的《心靈的探尋》序言中，“認同”就是屢屢出現(xiàn)的關鍵詞，諸如，“我們與魯迅認同，實質上就是在審視魯迅靈魂的同時，更嚴峻地審視、解剖自己的靈魂，‘煮自己的肉’，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真正理解與接近了魯迅。”[16]錢理群反復向讀者描述著自己與魯迅相遇的過程，他此后的魯迅及其他的研究從根源上受益于早年在貴州安順的那次深刻反省。

作為錢理群魯迅研究最重要的關鍵詞，“心靈”一語標示著魯迅研究轉入了更為內在化的層面，從而與那種外在的、僵化的、意識形態(tài)化魯迅拉開距離，“魯迅是一個獨立的‘世界’：他有著自己獨特的思想及思維方式，獨特的心理素質及內在矛盾，獨特道德情感及情感表達方式，獨特的藝術追求、藝術思維及藝術表現(xiàn)方式。”[17]最能夠顯示魯迅“獨特”之處的地方在于他的“心靈辯證法”，通過對魯迅心靈的探尋，錢理群揭示了魯迅何以能夠獲得人們的景仰，“魯迅正是通過這種探求，真正深入到民族大多數(shù)普通人民的心靈深處，轉化為真正的精神力量。”[18]與此同時，他此前被壓抑的感性經(jīng)驗也得到了釋放。

與感性相對的是先驗的魯迅形象，這種先驗的魯迅形象來自于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壓力。這種壓力在1940年代及之后塑造、強化了魯迅研究中的形而上學權威，并終于在1980年代遭到一批具有反叛精神的魯迅研究者的批評。正如同錢理群一代的魯迅研究者汪暉先生在其《魯迅研究的歷史批判》中所指出的，在此前長期的歷史中，魯迅研究充斥著政治意識形態(tài)化的“簡單的決定論思維”，研究者的個人感性經(jīng)驗無不被這種決定論思維所引導，這導致了無論從哪一方面開展的魯迅研究最終都要歸結到先驗的、不證自明的政治化結論。這是一個被圣化的、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魯迅給研究者造成的困境。先驗的政治判斷窒息了研究者在閱讀魯迅過程中所產(chǎn)生的感性經(jīng)驗，汪暉描述了諸如馮雪峰這樣有著深厚造詣的魯迅研究者所遭遇過的困境，尤其突顯出先驗判斷如何阻斷了他的直觀感受，“他直覺地感到那些指責魯迅‘悲觀’、‘虛無’的幼稚的馬克思主義者沒有理解魯迅‘正視黑暗’和執(zhí)著現(xiàn)實的精神，但先驗的判斷卻使他沒有循此而去研究魯迅精神的這種復雜現(xiàn)象及其意義。”[19]由此，先驗的政治壓力使得研究者與魯迅的思想、文學世界之間必然產(chǎn)生隔閡。

為了消泯這種隔閡，1980年代的魯迅研究界的上空回響著“回到魯迅本體”的聲音，在這一宛如哥白尼革命的研究潮流中，個體的感性經(jīng)驗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自由。嚴格來說，這里的“魯迅本體”并不是一種哲學化的表達，因為它并不指向某種本源、客觀、絕對、靜止、永恒等形而上學詞匯，而恰恰是反形而上學的[20]，是與研究者個人的感覺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換言之，這是一種經(jīng)過了與魯迅的心靈溝通——錢理群將之表達為“心靈的撞擊”而產(chǎn)生的“本體論”，帶有著研究者個人鮮活的生命感受。錢理群格外重視直觀的感性經(jīng)驗對于人們接近魯迅的意義，如他后來在解讀《臘葉》的文章中所表明的那樣，“這最初的‘第一感’其實是直逼魯迅的本體的。”[21]作為一種歷史性的共鳴與呼應，在1980年代，除了錢理群的《心靈的探尋》，可以歸結到“回到魯迅本體”這一旗幟之下的成果的，還有孫玉石的《<野草>研究》、汪暉的《反抗絕望》、王得后的《<兩地書>研究》等著作，這些著作引導人們將關注視線從批判現(xiàn)實的魯迅轉向有著豐富內心世界的魯迅。[22]

對錢理群而言，“回到魯迅本體”使得他的魯迅研究總是附帶著個人的生命史痕跡。在1980年代之后，隨著中國社會的巨變，作為一個敏銳的時代觀察者，錢理群的問題意識發(fā)生過明顯變化。1990年代中后期，他又發(fā)掘出了“社會的魯迅”、“民族的魯迅”、“左翼的魯迅”[23]。當魯迅與社會、民族、左翼再次關聯(lián)在一起，或許會讓人想起上一代魯迅研究的范式，錢理群亦曾坦陳“在某種程度上回到了前輩的研究那里，又有了新的發(fā)展。”[24]魯迅形象的變換不僅具有當代中國史的鏡像意義，同時也是他個人對時代變化不斷更新的歷史感覺的結果——這或許是錢理群魯迅研究中所未曾改變過的內容。

二、捕捉“感覺”的可能與方法

現(xiàn)代學術體系越發(fā)專業(yè)化與精細化，錢理群以個人感覺作為第一前提的魯迅研究同這一趨勢存在著明顯的張力。尤其在1990年代之后，從社會科學領域率先發(fā)出的建立中國學術規(guī)范的要求，使得1980年代那種帶著個人生命史痕跡的研究遇到了挑戰(zhàn)。

如果說錢理群及其所代表的1980年代的魯迅研究的特點，在于反抗因為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壓力導致魯迅被“圣化”、“僵化”而與讀者產(chǎn)生的心靈距離，強調回到魯迅本體，繼而尋求研究者主體同魯迅之間的心靈溝通，那么，1990年代學術界旨在建立與國際接軌的學術規(guī)范恰恰要求研究者與對象之間保持一種理性化、科學化的距離。

與此并非巧合的是，一生對理性化情有獨鐘的西方古典社會學大師韋伯在1990年代得到了中國學術界的熱烈贊和。在1919年的《以學術為業(yè)》這篇演講中，韋伯提出了一種祛魅的價值中立的學術觀念，“今天，作為‘職業(yè)’的科學，不是派發(fā)神圣價值和神啟的通靈者或先知送來的神賜之物，而是通過專業(yè)化學科的操作，服務于有關自我和事實間關系的知識思考。它也不屬于智者和這人對世界意義所做沉思的一部分。”[25]韋伯為了維護理性原則，要求學者把個人的好惡態(tài)度、美丑觀念、價值判斷、終極的意義清除出去。韋伯的《以學術為業(yè)》正是有感于當時德國學者沉湎于直觀和個人化的神秘體驗，他擔憂這種同研究對象喪失距離的狀況會損害理性的普遍有效性。按照韋伯的現(xiàn)代學術理念，現(xiàn)代學術研究并不具有為人生提供指導的意義與功能，個人化的感性經(jīng)驗應當受到研究者自覺地克制。據(jù)此，錢理群的魯迅研究或可以被劃到浪漫主義或理想主義的類型中去。

不僅是錢理群的魯迅研究，整個現(xiàn)代文學研究都在這一時期面臨著理性化所帶來的困境。1980年代現(xiàn)當代文學的學術影響不僅在學術界內，而且同社會大眾的心理也存在著緊密的呼應。郜元寶先生指出，因為1990年代重視“學問”的風氣而導致了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史學化”的趨勢，這種趨勢來自于對“學術性”的自覺追求。正是為了規(guī)避“文學本身不算學問”的尷尬境地，人們意識到，急需將文學研究改造為一種專門史學以使其上升到“學術性”的高度。[26]相比文學，史學與現(xiàn)代學術似乎更加親和。作為現(xiàn)代文學研究重鎮(zhèn)的魯迅研究同樣受到了這種潮流的沖擊，研究者逐漸把自我與魯迅拉開距離，誠如王富仁先生所指出的，在1990年代魯迅研究的學院派中出現(xiàn)了“重理輕情”的態(tài)勢[27]。

當我們將錢理群的魯迅研究同成長于1990年代及之后的學者的成果相比時，我們很容易發(fā)現(xiàn)，他的那種潛藏在字里行間豐沛的情感依然在向我們不時地流露著。他不愿意與魯迅保持所謂理性化的距離，而是執(zhí)著地與魯迅進行心靈對話。如果說在1980年代，錢理群一代的研究者為反抗先驗意識形態(tài)化的魯迅形象而確立了感性的方法——將魯迅視為一個情感豐富的文學家以發(fā)掘其感性的表達[28]，那么，從1990年代以至當下，錢理群仍然在堅持著這種方法。正是這一點，使得他塑造的無論是社會的、民族的還是左翼的魯迅形象，都與1940、1950年代的魯迅形象存在差異。在《我的精神自傳》中，他依然強調著研究魯迅對自己靈魂的撞擊、心靈的啟示，這與他對于魯迅本身的理解有關，

魯迅絕非書齋里的學者，他往往直接影響人的靈魂，進而影響整個民族的發(fā)展進程。因此，他永遠是現(xiàn)實生活中活生生的存在，我讀魯迅的書從出發(fā)點上就不是把它當成古董，或者純學術的考究，而是帶著人生種種困惑、苦惱、渴求，到他那里去尋求心靈的啟示，學習如何做人，在學習中慢慢知道其人其事，積累的多了，因為種種機緣，就傾訴而為書。[29]

這里的態(tài)度與他1980年代出于對魯迅的“認同”而自愿背負精神的重擔一脈相承，尤其是，錢理群注意到了自己的研究與學院派的“純學術”不同，更難得的是，他始終堅持著這種不同。他執(zhí)拗地同這種現(xiàn)代學術傳統(tǒng)對抗著，并鼓勵青年學生們把閱讀魯迅與個人的感性體驗結合起來，以至于有這種相當個人化的表達，“喜歡魯迅就喜歡魯迅，討厭魯迅就討厭魯迅，不必要講道理，個人閱讀就是純粹個人性的東西。”[30]

仔細翻閱錢理群的著作可以發(fā)現(xiàn)，從1980年代直到當下，雖然存在著因應時代與社會變遷對魯迅不同側面的發(fā)掘，但他幾乎很少——或者說從不借助任何理論的資源，同時，他的表達方式也與理論化存在著距離。相比于此，錢理群的論述方式保持著最原初的樸實性，他的方法很簡單，那就是：文本細讀。不借助任何外力，直面魯迅的文本，從引用的每一條材料以及材料的相互引申中，從自我最本源、最切身、最直觀的感覺經(jīng)驗出發(fā)發(fā)掘魯迅精神的縱深，尋找通向魯迅心靈世界的通道，以這樣的方式與魯迅“相遇”。

“讀魯迅你很難把他排在相當?shù)木嚯x之外，然后客觀地來看他，非常難，也許有些人能做到，但我覺得非常難，他要進入你的內心，你也要進入他的內心，然后糾纏成一團，發(fā)生靈魂的沖突或者靈魂的共振，這是閱讀魯迅的一個特點，這是由他這個人與文的特性決定的。”[31]這種對魯迅其人、其文的詮釋，使得錢理群的魯迅研究雖然有其感性色彩，但并不意味著他模糊了許多應有的判斷。在進入魯迅的內心世界之后，錢理群所展現(xiàn)的既是魯迅的生命哲學，也往往是他自己的生命哲學。我們由此多少會理解他這些近似于自白的文字，如在寫完《心靈的探尋》之后有，“我已經(jīng)坦白地解剖了我心中的魯迅，更坦白地把自己暴露于世人面前。幾十年來一直糾纏我的靈魂，使我坐寢不安的感情重擔已經(jīng)卸下。”[32]如今，我們也已經(jīng)很難在學術界遇到其他像錢理群這樣敢于袒露心扉的研究者了。

我們不妨以錢理群解讀魯迅的《臘葉》為例，再現(xiàn)他與魯迅相遇的過程。這篇篇幅不長的散文聯(lián)系著錢理群一生中兩次同魯迅的相遇。錢理群回憶道，童年時第一次讀到《臘葉》，他對于魯迅絢麗的文字所產(chǎn)生的是一種本能的感覺，“非常美，又非常奇，更怪，那紅、綠、黃色中的黑的眼睛一下子盯著你，你被看得很難受，甚至覺得很恐怖，就這樣一種莫名的感覺。但就是這個感覺，在一瞬間留在自己的心上了。”[33]時隔五十余年，當錢理群已經(jīng)成為著名的魯迅研究者時，在綜合了魯迅寫作前后的各種材料之后，對于1925年魯迅身患重病、面對死亡威脅而寫出的《臘葉》，他有這樣的觀點“《臘葉》是魯迅最具個人性的一個文本，是作為一個個體生命，在面對死亡威脅的時候，一次生命的思考。”[34]錢理群是如何將這個觀點深化的呢？他隨后把自己的生命體驗帶入了進來，“意識到這一點，我的心突然一動：我自己就已經(jīng)是60歲的人了，也開始走人生的最后一程了。”[35]

如果錢理群準備寫一篇嚴格的純學術論文，那么，這句話我們應當是看不到的，盡管文字背后這種心理的震動真實地發(fā)生了。更重要的是，錢理群在這里向讀者示范了個人生命是如何與魯迅的文本相遇的過程，這種帶著生命體驗的感性文字引導他對《臘葉》產(chǎn)生更深入的理解，“《臘葉》這篇文章寫的正是生命的深秋的季節(jié)，但卻如此的燦爛，烏黑的陰影出現(xiàn)在紅、黃和綠的斑駁中，這是生和死的并置和交融，……這是典型的魯迅式的思想：因死亡而證實生命的存在，因死亡才證實了生命的意義，生命之美也包括死亡之美，或者說死的燦爛正是出于生命之美和愛。”[36]從童年時期的閱讀感受到融入了60歲的生命體驗，最終使得錢理群對《臘葉》的解讀達致了生命哲學的境界。這種結論歸根結底來自魯迅，但無疑，它既是對魯迅生命底色的詮釋，又是有錢理群感性生命融入的結果。

錢理群的魯迅研究格外重視直觀的感覺，也因此，他的研究具有了高度的原創(chuàng)性和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的研究中，錢理群對魯迅思想、情感世界的分析都占據(jù)著更為主導的地位，這給人一種重思想而輕文學的印象，即便在他論述魯迅的那些文學性更強的文本，譬如小說與散文等文體時，他仍然會把表面上文學性的問題最后引入魯迅的精神思想、內心情感、生命狀態(tài)的討論，仍然堅持強調讀者和魯迅心靈的感應與相遇。[37]

不過，正如吳曉東先生指出，“錢理群啟示我們的正是一種從文學性的意義上重新理解魯迅的視野，真正理解魯迅身上所體現(xiàn)的思想家與文學家的統(tǒng)一，即魯迅作為一個思想家的存在方式，是以文學家的形態(tài)具現(xiàn)出來的。”[38]如果魯迅作為原創(chuàng)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生成不是借助邏輯化的、理念化的概念系統(tǒng)，而是包含了諸多非理性的文學符號與雜文體的嬉笑怒罵，那么，正是以此，錢理群借助感性方式與這位偉大思想家的相遇，恰恰是合理、有效的，并使得他能夠直接觸摸到魯迅本體。這種接近魯迅本體或者說文學感性的實踐也是一個不借助任何外力、完全來自文本細讀的過程。錢理群的方法很簡單，“講魯迅作品，最主要的是讀，靠讀來進入情境，靠讀來捕捉感覺，產(chǎn)生感悟。”[39]無論“理解魯迅”抑或“研究魯迅”，錢理群都號召我們應當把“感覺魯迅”放在第一位。[40]

三、在魯迅的精神傳統(tǒng)中

從錢理群的研究可以見出他“順著”魯迅講下去的愿望與努力。在許多著作中，他都展示出這樣一個問題意識，即，如何讓魯迅的精神資源與當下中國的歷史進程發(fā)生關聯(lián)？他不僅希望自己通過心靈的相遇，感受、描述出一個“真實的、活生生”[41]的魯迅——如果說在1980年代他的愿望還只是這樣，那么，在1990年代之后，錢理群則明顯地致力于讓這個“真實的、活生生”的魯迅對更加復雜的社會與思想問題發(fā)出批判之聲。

錢理群的一系列的作品——《走進當代的魯迅》、《活著的魯迅》、《魯迅與當代中國》都出自這一問題意識，他先后塑造了社會的魯迅、左翼的魯迅、民族的魯迅這些不同的魯迅形象。1990年代是中國學術逐漸失去社會效應而走向學院化的轉折時期，錢理群有意地使自己的研究對抗著這種潮流，盡管在當時，不少學者已經(jīng)無奈地意識到自己注定要離開魯迅和魯迅的精神傳統(tǒng)——這同樣是一種真誠的自我袒露。[42]這種學術選擇與他對魯迅自愿的忠誠有關，如其表明，“我研究魯迅，如果安心于做一個不問世俗的學者，我就根本背叛了魯迅，我的業(yè)務不能與政治分開。”[43]他不肯“背叛”魯迅，而魯迅當年不正是不滿于“研究室”與“藝術之宮”中的學院派，而選擇——“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即使被砂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44]嗎？或許在這種精神的感召下，錢理群才不遺余力地向多元的社會群體反復講述著魯迅。[45]

錢理群的思想根基生長在魯迅所開創(chuàng)的“五四”新文學的傳統(tǒng)之中，如他曾經(jīng)坦陳自己的知識儲備，“我的所有的知識儲備，完全是以“五四”新文學為中心的：不僅我始終以主要精力研讀中國現(xiàn)代文學作品，自覺接受以魯迅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傳統(tǒng)、左翼文學傳統(tǒng)，而且我對中國古典文學、外國文學的閱讀學習，也主要在“五四”新文學所接納的范圍內。”[46]錢理群的魯迅研究已經(jīng)對此作出了翔實的展示。面對身處古今中西多方思想與文學潮流交匯、復雜歷史場域中的魯迅，一方面，生長在魯迅開創(chuàng)的精神傳統(tǒng)使得錢理群有了與魯迅感覺相通、心靈相遇的天然優(yōu)勢，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他對于這一傳統(tǒng)之外——諸如中國傳統(tǒng)以及西方現(xiàn)代的知識更深入的掌握。對此，錢理群有著清醒地自覺，“我的知識結構上的兩大缺陷，也使得我在根本上與我的研究對象，例如魯迅與周作人也是隔膜的，因為他們對于中國傳統(tǒng)、西方現(xiàn)代文化都有很高的造詣與很深切的理解。”[47]

魯迅研究在1990年代遇到的危機，除了來自純學術的壓力外，如王富仁的分析，還包括1990年代學術界對西方文化更深入的了解以及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復興，甚至在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內部重寫文學史的潮流，都對魯迅的地位及其精神傳統(tǒng)制造了不小的危機。[48]如果考慮到汪暉早在1988年所寫的《魯迅研究的歷史批判》，這種危機或許發(fā)生得更早。他在這篇文章開篇描述了當時漸漸成為“古堡”的魯迅研究，汪暉擔憂魯迅研究會失去與當代文化、精神生活的對話關系，而被人們拋入“古典研究”的范疇中。[49]錢理群從1990年代一直到當下的工作，都顯示出他在努力使魯迅研究避免落入這種境地；同時，他也在某種意義上成為魯迅精神傳統(tǒng)的代言人，與1990年代之后各種思想潮流進行著堅韌的對抗。

在思想潮流的分際與沖撞中，1990年代不僅是中國當代學術走向專業(yè)化的時代，也是學術界發(fā)生分裂并且不乏因為左、右問題爭執(zhí)不斷的時代。如果把錢理群的魯迅研究放置在這一視野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他幾乎很少進行直接發(fā)言。在2012年，他曾經(jīng)描述過當時否定魯迅的思潮，“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的一切‘新思潮’都要以批判魯迅為自己開路，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了魯迅不僅在現(xiàn)代思想、文化、文學史，而且在當代思想、文化、文學史上，都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巨大存在。”[50]面對這種新潮，錢理群固執(zhí)地強調著“魯迅思想是二十世紀中國經(jīng)驗的有機組成部分”、“魯迅對中華民族來說，是一位具有原創(chuàng)性、源泉性的思想家、文學家”并提出“東亞魯迅”、“左翼魯迅”等概念。[51]此外，在1990年代之后，錢理群的研究明顯突出了魯迅與二十世紀中國經(jīng)驗這一主題。

這是錢理群面對時代挑戰(zhàn)采取的回應方式。同時，他的研究視野也在發(fā)生著變化，即，從魯迅研究轉向更為開闊的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的精神史研究。從錢理群選擇“精神史”而不是別的方式作為進入知識分子研究的切入口看，他的這一變化仍然是在魯迅傳統(tǒng)中生長出來的結果。錢理群用了將近二十年的時間寫出了《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分別是《1948：天地玄黃》、《歲月滄桑》、《我的精神自傳》），這三步曲從第一部的1948年新中國成立前后開始寫起一直到2000年，講述了半個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歷程。對于錢理群而言，這也是他自有記憶以來[52]所生活著的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中國經(jīng)驗。

2018年6月，這部書獲得第十一屆香港書獎，錢理群在獲獎感言中有過這種表白，“這是我自己一個精神成長的一個過程。”這一研究從未外在于他，“實際上，我寫這本書我感覺是我寫自己，把自己的生命都寫進去。但同時它也是寫共和國歷史，從一個共和國知識分子的命運、他們的思考，從這個特殊的角度來寫這個共和國的歷史。”[53]如果加上研究魯迅的業(yè)績，那么可以說，錢理群已經(jīng)基本完成了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精神史的主題研究。

某種意義上，他如此執(zhí)著地書寫知識分子的精神史，同時也是在思考作為個體的自我與二十世紀中國的關系。與此前和魯迅的相遇經(jīng)驗相似，錢理群在講述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的精神史時，同樣熱烈地追求著主體代入感。這段歷史融入了錢理群個人生命的感性經(jīng)驗，他選擇了個體人物作為研究對象——這種選擇或許來自他所堅持的由魯迅開創(chuàng)的“五四”新文化傳統(tǒng)，同時，以感性的、帶著靈魂和生命體溫的個體人物作為研究對象，也能夠使得他在魯迅研究中獲得成功的那種方法繼續(xù)發(fā)揮直接觸摸歷史本體的效果。錢理群的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雖然可以稱為歷史研究，但就其本質，卻又是一種文學研究，如其自陳，

我的文學史研究、歷史研究，關注、研究的中心，始終是人，人的心靈與精神，是大時代里的人的存在，具體的個體生命的存在，感性的存在，我所要處理的，始終是人的生存世界本身，存在的復雜性與豐富性，追問背后的存在意義與人性的困惑。而且我的寫作，也始終追求歷史細節(jié)的感性呈現(xiàn)，具有生命體溫的文字表達。這些關注與追求，其實都是文學關照世界的方式。我因此把自己的研究，概括為‘用文學的方法研究、書寫歷史’。[54]

錢理群的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可以被歸入現(xiàn)代文學研究中的“文學史”領域，同時，也可以作為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史學化”趨勢的代表。郜元寶認為，在1990年代，迫于外國文學與古代文學研究日趨興盛的壓力，現(xiàn)代文學研究一度陷入危機——這種概括與上述王富仁對1990年代魯迅研究危機的歸納一致，而為了顯示出自己的存在感并焦慮地尋求與其他學科對話，現(xiàn)代文學研究在“史學化”的趨勢中越走越遠。[55]

不過，當我們對于這種“史學化”的趨勢逐漸不滿并進行更深刻的反思時，或許還要考慮到的是，“歷史”與“史學化”之間存在著更為復雜的關系。對于錢理群一代的學者而言，“歷史”有著特殊的、具體的含義。它不是一個和自我完全孤立的、毫無感情而僅僅是由一堆斷爛朝報所編織起來的外在世界，而是本身就包含了個體生命的血肉、精神在內的一個特殊性的場域。誠如郜元寶準確地指出了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的“歷史癖與考據(jù)癖”同專業(yè)史學家的“歷史癖與考據(jù)癖”不是一碼事，但錢理群的立足于感性化的、個性化的、帶著生命體溫的歷史研究恰恰彌補了專業(yè)史學家的不足。當日趨專業(yè)化的學術訓練、學術規(guī)范給研究者的感覺帶來嚴重的傷害，使得原本生機盎然的歷史失去血肉而只剩下一副嶙峋的骨架，以至于史學界有學者大聲疾呼應當讓歷史研究恢復其本有的“感覺主義”[56]的時候，錢理群的魯迅研究以及他的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在這方面已經(jīng)做出了示范。

[①]賀桂梅：《作為原理的魯迅》，《文藝爭鳴》2017年第10期。

[②]郜元寶：《“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的“史學化”趨勢》，《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2期。

[③]錢理群：《大時代里的個體生命史》，《靜悄悄的存在變革》，北京：華文出版社，2014年，第57頁。

[④]錢理群：《與魯迅相遇》，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3年，第12頁。

[⑤]同上注。

[⑥]錢理群的多數(shù)著作由講稿生成，如《話說周氏兄弟》、《與魯迅相遇》、《魯迅作品十五講》、《魯迅九講》、《錢理群中學講魯迅》、《與錢理群一起閱讀魯迅》等，“講”是錢理群魯迅研究的一個主要的方式，他的讀者也往往是他間接的聽眾，他以此尋求和讀者的對話，并尋求激發(fā)聽眾/讀者的心靈感情。

[⑦]錢理群：《與魯迅相遇》，第138頁。

[⑧]故而有不少研究者稱之為“錢理群魯迅”。

[⑨]錢理群：《心靈的探尋》，第288-289頁。

[⑩]錢理群：《心靈的探尋》，第289頁。

[11]同上注。

[12]同上注。

[13]錢理群：《心靈的探尋》，第4頁。

[14]錢理群：《與魯迅相遇》，第11頁。

[15]同上注。

[16]錢理群：《心靈的探尋》，第13頁。

[17]錢理群：《心靈的探尋》，第8頁。

[18]錢理群：《心靈的探尋》，第5頁。

[19]汪暉：《魯迅研究的歷史批判》，《文學評論》1988年第6期。

[20]錢理群：《心靈的探尋·后記》，第290頁。

[21]錢理群：《與魯迅相遇》，第17、18頁。

[22]丸山升：《汪暉<魯迅研究的歷史批判>寄語》，潘世圣譯，《上海魯迅研究》1991年第1期。

[23]錢理群：《“30后”看“70后”》，《魯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11期。

[24]同上注。

[25]韋伯：《以學術為業(yè)》，馮克利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第45頁。

[26]郜元寶：《“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的“史學化”趨勢》。

[27]王富仁：《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xiàn)狀》，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10-226頁。

[28]汪暉：《魯迅研究的歷史批判》。

[29]錢理群：《我的精神自傳》，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7頁、第8頁。

[30]錢理群：《與魯迅相遇》，第5頁。

[31]錢理群：《與魯迅相遇》，第5頁。

[32]錢理群：《心靈的探尋·后記》，第299頁。

[33]錢理群：《與魯迅相遇》，第9頁。

[34]同上書，第10頁。

[35]同上注。

[36]同前注。

[37]錢理群對作為文體家魯迅的分析，諸如在《作為小說家的魯迅》、《作為散文家的魯迅》、《作為藝術家的魯迅》這些文章中可以見出這一特點。詳參錢理群：《活著的魯迅》，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95-158頁。

[38]吳曉東：《直面無以歸類的魯迅》，《文藝爭鳴》2017年第10期。

[39]錢理群：《與魯迅相遇》，第138頁。

[40]錢理群：《與魯迅相遇》，第319頁。

[41]錢理群：《魯迅心態(tài)研究》，《中國文學研究年鑒》，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1988年。

[42]如王富仁在《我和魯迅研究》中的自白，“我早已知道，我實際上已經(jīng)不是魯迅文化傳統(tǒng)中的人，我是一個大學的教書匠。這個傳統(tǒng)是胡適給我們開創(chuàng)的，我寫的那些魯迅研究的論文，從方法到風格與魯迅的小說和雜文沒有多少相同之處。倒是和胡適的學術論文更加接近。”以及“明眼人一看就會發(fā)現(xiàn)，當我吃上魯迅這碗飯之后，我更遠地離開了魯迅和魯迅精神，而不是更接近了它們。”見氏著：《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xiàn)狀》，第239-242頁。

[43]錢理群：《我的精神自傳》，第56頁。

[44]魯迅：《華蓋集·題記》，《魯迅著譯編年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4頁。

[45]姜濤：《歷史反復中“真的知識階級”之難》，《文藝爭鳴》2017年第10期。

[46]錢理群：《我的精神自傳》，第65頁、第66頁。

[47]同上書，第66頁。

[48]王富仁：《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xiàn)狀》，第248-258頁。

[49]汪暉：《魯迅研究的歷史批判》。

[50]錢理群：《魯迅與當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305頁。

[51]同上注。

[52]錢理群生于1939年，這套三部曲的起點1948年，當時錢理群9歲。

[53]《錢理群巨著獲第十一屆香港書獎：把自己生命都寫進去》，鳳凰網(wǎng)2018年6月26日https://culture.ifeng.com/a/20180626/58887606_0.shtml。

[54]錢理群：《大時代里的個體生命史》，第57頁。

[55]郜元寶：《“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的“史學化“趨勢》。

[56]楊念群：《“感覺主義”的譜系：新史學十年的反思之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34-241頁。

（轉載時有刪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