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阿瑩編劇、西安易俗社演出的新編秦腔歷史劇《李白長安行》引發(fā)熱議。這個戲里的李白，是個“不一樣的李太白”，細一想，又感到“還是李太白”，而且竟然“更加李太白”！

這部新戲文化含量高，文學性強，又能雅俗共賞。它以當代人的詩性理想，將李白與長安相關的一些傳說故事及詩詞，熔鑄進古絲路文明互鑒的宏大主題中，在戲曲審美價值和現實意義之間找了很好的融通渠道。其間有不少值得我們思考和闡釋的話題。這可能就是一個戲有深度的表現吧。

這是李白第一次作為大戲主角登上秦腔舞臺。劇作者將一個十分獨特的人物，置于與其個性相異相悖的宏大敘事架構中來展開，更是給自己出了難題。現在所以能夠較為準確、深刻地寫出李白這個人物，我感到主要有賴于編導致力表達了詩人精神世界的復調色彩和多元化傾向。

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士人階層，有的更傾向于儒，例如杜甫；有的則更傾向于道，例如李白。但他們的精神性格絕不只是單色的，而是復調的，有著一種雕塑般的立體感。他們各有自己精神的主調，又都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次上反映了中國文化儒道互補的復調結構。戲中的李白正是這樣一個人物。

歷史和文學作品中的李白、傳說中的李白，留給我們最深刻的印象，是詩酒情懷。他好詩，才溢古今，好酒，醉釀性情，在詩酒中將自己的精神品格和現實感受推向極致，提升到審美境界。豪放和才情成為這個人物眾所周知的氣質。

但其實，李白既是一個天才的詩人、嗜酒的文人，卻又不甘于浸泡在詩酒人生中枉度歲月。他對自己的才能相當自負：“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對建功立業(yè)有著強烈的渴望：“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對于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也充滿著自信。這構成了另一個李白。

從這個角度，即人生價值觀的角度來看，李白的功名之欲、入世之心，那種積極的進取意識，與儒家的價值體系是相一致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是自孔孟以來，儒者奉行的人生哲學與處世之道，李白其實也是這樣。他希望自己能夠輔佐帝王平治天下，建功立業(yè)。可以看出，李白人生價值的核心乃是入世有為的“儒士精神”。這儒志同時又兼具著道心、俠骨、仙風的多重色彩。

儒俠仙合一、狂狷逸聚身的李白，在長安的三年中，試探著由山林走進廟堂，開始了他由詩酒人生向廟堂人生的轉化——他以這樣“另一個李白”的形象出現，實在是一次精彩亮相。

李白這種多維的、復調的性格，在劇中是逐層深入塑造出來的。一開始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玄宗、貴妃、李白、賀知章、薛仁以及群臣之間的詩酒心儀，詩酒相惜。李白以他的才華得到了賀知章、王維的推薦，而他又因詩情文才賞識了新科進士薛仁。上朝后，與唐玄宗、楊貴妃更是一見傾心。這是一種惺惺惜惺惺的詩酒人生。玄宗、貴妃能樂善舞，掌管天下卻不乏詩性情懷。他們構成了一種同向的互文關系。

隨著宮闈樂女花燕的出現，事情開始起變化。兩個青梅竹馬相愛的年輕人活生生被宮廷分離，激蕩起李白的俠義精神，噴薄于詩酒人生之上。他挺身而出要管這個事，而且一管到底。

后來，詩人發(fā)現了薛仁、花燕愛情背后更大的社會內容，就是邊關禁止史籍兵書外流，妨礙文明互鑒的問題。事關絲路文化經濟交流的國家大事，尤其是李白，更有著西域的人生經歷，熟悉那里的風土人情，與那里的人民有著深厚的友誼，于國于民于心，都使他義無反顧地由俠骨柔腸，突進到治國理政、為社稷擔當的層面，和奸佞之臣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并且?guī)椭⒎g、草擬大唐與康居國的往來公文。他強勁地介入社會，顯示出內圣而外王的儒家人格追求，為古絲路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這在古代詩人和文士中是罕見的。劇作者抓住這條線作了突出的處理，便超越了具體題材，而在歷史文化和民心相通層面，融接了古今，一部古典劇、一個古典名士也便有了當代意義和感情溫度。

在李白人格精神這第二個階段，詩人與玄宗的互文關系，由同向轉化為對立再回歸同向。他看到了奸臣當道、忠臣無為、朝廷受蒙蔽的一面。他的酒醒了，義無反顧、也不屑一顧地挺身而出。他進入了儒家入世有為的境界，由詩酒人生轉向廟堂人生。復調人格中的儒志，便這樣得到了有力的突顯。

最后，當朝廷采納了李白、賀知章的建議，解除了邊關禁書的不當禁令，絲路文化交流重又暢通，玄宗夸贊、賞賜了李白，也給薛仁封了官。我們的謫仙人似乎即將開始他輔佐圣上的新的人生了。這時，詩人卻出人意料地提出要謝別圣上，歸隱山林，去浪跡天涯。劇情出現了一個陡轉。這轉折看似意外，實在意中，是李白性格的必然，也是他人格境界新的升華。與朝廷的交集中，他雖然在維護薛、花愛情和力主絲路文明交流上有所實現，卻也有著更大的失落和更深的失望——那是對于皇權的失望，是自己乃至廟堂文士普遍的失落。

他在這個過程中認清了詩酒人生乃至雅士、文化，在皇權眼中只不過是酒后茶余的幫閑。他不屑于在朝廷仰人鼻息，他希望保持自己的獨立思考、自由精神，他希望與圣上成為文朋詩友，甚至于希望像諸葛亮、呂尚、謝安那樣成為廟堂之上的先生，立功立德立言以報效社稷。當知道這一切毫無可能，跌入深深失望之中的詩人，只能掛冠而去，在道骨仙風中去追求生命本體的真實了。

三年長安行，終于回歸真性情。李白由廟堂人生最終又轉向了山林人生，這是李白人格的一次高層次回歸。儒志是對仙風的一次提升，道骨又是對儒志的二度超越。李白在劇中的這一精神歷程，在中國古代文人中具有相當的典型性。在他們狂狷的人生形態(tài)里，常常懷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之大志。即便退而獨善其身，也依然眷顧著社稷生民。李白就在他的游仙詩中不止一次寫到對現世的眷戀如何驚醒了自己的游仙之夢。他雖升空而去，卻忍不住俯瞰大地的凄涼：豺狼橫行、血流遍野而心憂如焚（《古風》第十九首），也寫到他在仙境對塵世帝王輕蔑的一瞥（《來日大難》），所以我有了觀劇的第三個感覺：這真是“更加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