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上有文字的記載來看，中國與東南亞的交流可以追溯到兩千年前的漢武帝時代，當時就有大量的移民遷居到今天的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一帶。縱觀中國歷史，每當中國改朝換代時，大量的政治流亡者、海盜以及經(jīng)濟流民都會遷往東南亞地區(qū)，至今在東南亞還流傳著漢麗寶之于鄭和、杜順族之于大宋遺民的民間傳說，更有鄭和下西洋、羅芳伯建立蘭芳共和國、葉亞來開埠吉隆坡、黃乃裳開墾沙撈越等，這些華人在海上絲綢之路展開文化交流的歷史事跡。1824年，當時東南亞地區(qū)華人總人口是734,700人，其中婆羅洲12萬，馬來亞半島4萬，檳城0.8萬，馬六甲2萬，泰國44萬，越南3.9萬，菲律賓1.5萬，印尼爪哇4.5萬。到了“二戰(zhàn)”結束后，以1947年為例，整個東南亞總人口是1.57億，華人總人口850萬，約占總人口的5-6%，其中緬甸華人30萬，泰國華人250萬，法屬印度支那（包括越南、柬埔寨和老撾）華人85萬，馬來亞（包括新加坡和馬來亞半島）261.5萬，英屬沙撈越、北婆羅洲和文萊有華人22萬，印尼華人190萬，菲律賓華人12萬。到了1960年，東南亞總人口2.15億，其中緬甸35萬，泰國267萬，越南86萬，柬埔寨35萬，老撾3.5萬，馬來亞聯(lián)邦255萬，新加坡123萬，沙撈越23.6萬，北婆羅洲10.4萬，文萊2.1萬，印尼269萬，菲律賓18.1萬。到了1970年，東南亞總人口27514.6萬人，華人總人口1481.4萬人，約占總人口的5.38%，其中新加坡150萬，馬來西亞370.5萬，文萊3.2萬，緬甸44萬，柬埔寨43.5萬，印尼310萬，老撾5.8萬，菲律賓52萬，泰國340萬，越南140.8萬。之后，隨著東南亞各國同化華人的進程加快，華人人口也有很大的變化，華人族群數(shù)量變得不容易統(tǒng)計。

總體而言，東南亞地區(qū)各國的華人政策都受到過各國政府政策的影響，華人政治地位在整個東南亞（除新加坡之外）長期以來并不是很高，華社、華校和華文教育三大支柱的發(fā)展一向不是很順利，文學在東南亞地區(qū)的創(chuàng)作也倍受壓制，甚至被當?shù)貒艺邚娦兄袛唷Ｈ缬∧幔?965年發(fā)生政變，第二年蘇哈托取代蘇加諾，之后印尼發(fā)生了一系列排華運動，所有華文學校被關閉，開始了同化政策。直到2000年，瓦希德總統(tǒng)才開始準許華文、華語可以公開使用，華語電臺和電視開始恢復播映，華人社團和會館開始恢復。再如，泰國1951年開始執(zhí)行同化政策，泰國華人融入泰國社會，精英分子將子女送進教會和泰文學校，其后裔也與泰人精英通婚，以成為或者鞏固自己泰國統(tǒng)治階層一員的地位。底層華人多選擇歸化，以求安居樂業(yè)，而華文教育方面，1976年華校完全泰化。而同時期的越南，自1975年越南統(tǒng)一開始，越南當局的排華較之前更加明顯。1978-1979年大約10萬華人逃出越南形成逃亡潮。之后，越南取締境內所有華文報刊，越南華校也消失了。柬埔寨1967年取締了所有華文報刊，一直到1993年12月華文報紙《華商日報》創(chuàng)刊，才開始恢復當?shù)厝A人文化。緬甸1963年實施國有化政策，1966年政府將所有華校校產(chǎn)全部充公，中斷了該國60年的華文教育。而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全方位的崛起，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軟實力產(chǎn)生了全球影響，在這種大背景下，東南亞華人教育和華文文學迎來了新的發(fā)展階段。如泰國的華僑崇圣大學、馬來西亞的拉曼大學、印尼的亞洲國際友好學院都是由當?shù)厝A人社會興辦、本國政府支持的華人大學。希望隨著時代的發(fā)展，東南亞本土的華文教育會越來越發(fā)達。

回顧百余年東南亞華文文學發(fā)展的歷史，因為華文教育和華人傳統(tǒng)受到當?shù)卣膲褐疲w呈現(xiàn)衰落的大趨勢。2019年，在整個東南亞地區(qū)，東盟10國之中，越南、老撾、柬埔寨華文創(chuàng)作基本已經(jīng)中斷，泰國、印尼、文萊、菲律賓、緬甸華文文學尚保留一些活力，最能孕育出優(yōu)秀華文文學的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就華文文學的發(fā)展歷史來看，東南亞地區(qū)華文文學創(chuàng)作成績最高的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截至2019年，新加坡人口570.36萬，其中華人424.35萬（占74.4%）；馬來西亞人口3258.14萬，其中華人742.9萬（占22.8%）。但平心而論，新加坡政府自1979年開始的雙語政策和1986年的英語源流政策，直接導致新加坡華文教育水平直線下降，目前僅靠著特選中學政策來維系華文教學；而馬來西亞政府自1970年開始的“新經(jīng)濟政策”和相應的打壓華人社會的政策，華文教育靠著華人社會的華小、獨中的華文中小學教育堅持至今。這些年來，新、馬兩國政府對華文教育的政策有所改善，但畢竟曾經(jīng)的國家政策傷及華文教育之根，修復起來尚需時日，我們也惟愿華文教育和華文文學一脈可以繼續(xù)在東南亞繁榮昌盛。回顧70年東南亞華文文學的發(fā)展歷程，我將以新馬兩國文學發(fā)展為主，輔以其他國家華文文學的發(fā)展為參照，勾勒東南華文文學的發(fā)展歷程和一些重要創(chuàng)作主題。

第一階段（1950-1960年代）：

南下文人的身份認同變化和持續(xù)影響力

“二戰(zhàn)”結束之后，隨著反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興起，東南亞各國紛紛走上獨立之路。就華文文學創(chuàng)作群體而言，當時東南亞各國的華文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要力量是由中國而來的南下文人創(chuàng)作群體。南下文人指的是那些在中國出生而后南渡東南亞，在東南亞地區(qū)從事過文學活動，或在本地產(chǎn)生過影響的文學家。這些作家包括許杰、馬寧、林參天、鄭文通、吳天、金枝芒、鐵抗、金丁、郁達夫、張一倩、陳如舊、王任叔、胡愈之、沈茲九、張楚琨、丘家珍、杜邊、韋暈、絮絮、夏衍、韓萌、米軍、李汝琳、李星可、韓素音等等。筆者整理了一下，東南亞地區(qū)南下文人南來時間以及常用筆名大致如下：

1920-1931年，中國內戰(zhàn)時期。陳煉青、方北方、斐樓、傅無悶、郭秉箴、韓覺夫、洪靈菲、洪絲絲、胡浪曼、胡一聲、李梅子、李鐵民、連嘯鷗、林參天、林連玉、林魯生、林姍姍、林仙嶠、林巖（一礁）、柳北岸、潘醒農(nóng)、丘士珍、譚云山、拓哥、王仲廣、吳廣川、許杰、徐君濂、薛殘白、原上草（沙風）、曾圣提、張楚琨、鄭文通、鄭吐飛、黃病佛、林蝶衣、連吟嘯。

1931-1942年，日本侵華時期。白荻（黃科梅）、白路、陳清華、陳汝桐、陳文旌、丁之屏、東方月、杜邊、杜門、馮蕉衣、方修、高云嵐、黃葆芳、黃大禮、黃望青、姜凌、金枝芒（周容、乳嬰、殷枝陽）、老蕾、李冰人、李潤湖、梁若塵、林佚、林英強、凌峰、流浪、劉思、劉延陵、劉子政、盧斌、馬寧、瑪戈、任宇農(nóng)、鐵抗、潘受、王哥空、汪金丁、王君實、王秋田、韋暈（上官豸）、文彪、吳得先、吳繼岳、吳柳斯、吳天（葉尼）、謝松山、絮絮、許云樵、葉冠復、以今、瑩姿、郁達夫、于沫我、曾鐵枕、張曙生、張?zhí)彀祝▊岣福⑵章濉⑧嵶予ぁ⒅デ唷⒅芾^昌、朱緒、吳繼岳。

1942-1965年，日軍侵入馬來亞、日本投降、新加坡于1965年宣布獨立三個時期。艾驪、巴人、白寒、白塔、冰梅、曹兮、常夫（范提摩）、陳秋舫、陳伯萍、沉櫓、蔡高崗、茀特、韓萌、黃潤岳、黃堯、胡愈之、金禮生、老杜、李廉鳳、力匡、李汝琳、李星可、連士升、劉伯奎、劉尊棋、盧濤、洛萍、馬宗薌、梅秀（夏懷霜）、孟瑤、米軍、彭士麟、邱新民、彭松濤、沈安琳、沈茲九、蘇宗文、王恢、王梅窗、王秀南、無涯、蕭村、蕭勁華、蕭遙天、邢致中、杏影、許諾、許健吾、許蘇吾、楊嘉、楊樾、姚拓（魯文）、葉世芙、姚紫、云里風、張濟川、張肯堂、張漠青、鄭達。

南下文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有5位。第一位是代表五四啟蒙文學南洋傳播的許杰。許杰是五四新文學的重要小說家，與魯迅關系密切，也深受其影響，其文藝活動主要集中在吉隆坡一帶，他對1920年代馬華文學誕生期的貢獻巨大。除了提攜新人，他以南洋經(jīng)歷為題材的散文集《椰子與榴蓮》及收錄其南洋期間文論的《新興文藝短論》，都留下早期中國知識分子寶貴的南洋經(jīng)歷。第二位是長期關注華校教育的林參天。其長篇小說《濃煙》是戰(zhàn)前馬華文學界出版的惟一單行本長篇小說，是反映1930年代馬來亞華教問題的集大成之作，其中的啟蒙意識開啟了百余年來東南亞華文文學的批判精神。第三位是郁達夫。作為五四文學的重要參與者，他在新、馬、印三地的文學活動至今為學術界津津樂道，他創(chuàng)作的散文、社論、舊體詩堪為其后期創(chuàng)作的佳作。第四位是胡愈之。作為優(yōu)秀的政治家和作家，他除了積極參與左翼政治活動，其雜文和科幻小說創(chuàng)作的影響巨大，編輯經(jīng)歷也提攜了大一批文化人，影響了幾代東南亞報人。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活動于新馬的郁達夫、胡愈之是當時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兩面旗幟，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精神南傳的重要文學事件。第五位是韓素音。她是來自西方的中比混血兒，以左翼眼光書寫新馬華人的歷史，其長篇小說《餐風飲露》對早期華人國民性揭露和共產(chǎn)黨人的形象有著生動的描述，堪為東南亞華文文學的經(jīng)典之作，開辟了華人英文創(chuàng)作的先河。

第二階段（1970-1980年代）：

資深作家創(chuàng)作的延續(xù)，本土作家的崛起

1945年日本戰(zhàn)敗后，英國統(tǒng)治的印度、孟加拉、錫蘭、緬甸、馬來亞半島等環(huán)印度洋地區(qū)的民族自決意識進一步強化，居于南洋的華人都要面對“做中國人還是做東南亞人”的問題。東南亞資深作家是處于所在國度由一個英國殖民地轉向獨立民族國家過程中的一群。經(jīng)過了南來文人的熱情參與寫作實踐，以及各所在國作家生于斯長于斯的家國認同感，東南亞華人文壇慢慢有了自己的本位意識。東南亞資深作家多出生在中國，青少年時期南來謀生，從年齡層面來看，他們大多出生在1940年之前，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各殖民地建國的時候，他們很多人都已經(jīng)是東南亞文壇知名作家，他們都經(jīng)歷著從“僑民”（中國移民）到“國民”（東南亞各國公民）的身份轉換過程，這批作家中的代表有馬來西亞的韋暈、方北方、姚拓、方修、韋暈、云里風、宋子衡、艾文（北藍羚）、陳應德、端木虹、駝鈴、游牧、菊凡、馬漢、年紅、馬崙、梁園、雨川、冰谷、溫祥英、孟沙、碧澄等；新加坡的李星可、連士升、杏影、苗秀、范北羚、于沫我、謝克、李汝琳、杜紅、柳北岸、趙戎、貂問湄、苗芒、絮絮、賀巾、孟仲季、周粲等；印尼的黃東平、嚴唯真、犁青、沙里洪、柔米歐·鄭等。近年來，隨著方北方、姚拓、方修、吳岸等資深作家的先后謝世，東南亞資深老作家的創(chuàng)作陣營也慢慢縮小，雖然長江后浪推前浪，一些步入知天命的作家也逐漸成為東南亞文壇的重要力量，資深作家的名號似乎又要被重新定義。東南亞資深老作家們的創(chuàng)作是東南亞文壇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是東南亞華文文學絕對不能忽略的力量。主要因東南亞資深老作家他們建構的是東南亞文學的文學傳統(tǒng)，一個直通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文學傳統(tǒng)。東南亞資深作家都不否認中國現(xiàn)代作家對他們的影響，這不是一些任教于臺灣高校的馬裔華人學者不斷強調“斷奶說”能夠抹殺的文學傳統(tǒng)，這是對資深老作家群體的尊重，對東南亞華文文學傳統(tǒng)的尊重。

與資深作家同期出現(xiàn)的是本土作家的崛起，這批作家比起前面的“資深作家”身上的“中國氣味”更淡，多出生于東南亞本土，在身份認同和情感認同上，已經(jīng)立足于東南亞本土文學的立場之上。就創(chuàng)作成績而言，馬來西亞本土作家的成績是東南亞華文文學中的佼佼者。從1957年開始，隨著作家所居的地域和創(chuàng)作風格的不同，當代馬華文學的版圖開始分裂，大體分為北馬、中馬、首都、南馬和東馬5個文藝創(chuàng)作圈子。這里的作家群劃分主要依據(jù)作家活動地域為依據(jù)：1、北馬作家群主要分布在馬來西亞北部的檳城、吉打州和玻璃市三個州，其核心是大山腳作家群，主要成員有小黑、蘇清強、傅承得、方昂、林月絲（朵拉）、方成、陳政欣、黃英俊、葉蕾（洪祖秋）、因心、陳紹安、張光達、劉育龍、夏紹華、陳強華、鐘可斯、杜忠全等人；2、霹靂作家群主要分布在馬來西亞霹靂州，以怡保、金寶為中心，主要代表有天狼星詩社（包括溫任平、溫瑞安、方娥真、李宗舜、周清嘯、張樹林、謝川成、游以飄等人）、章欽、王枝木、涵青、雅波、黎紫書、房斯倪、賀淑芳等人；3、雪隆作家群主要以吉隆坡、雪蘭莪州為中心，主要代表有戴小華、葉嘯、洪浪、梅淑貞、陳雪風、曾沛、李憶莙、柏一、永樂多斯、游川（子凡）、潘友來、何乃健、李國七、方野（翁詩杰）、何國忠、許友彬、潘碧華、孫彥莊、郭蓮花、張永修、林春美、陳湘琳、黃靈燕、劉育龍、莊若、呂育陶、李天葆、張依蘋、陳志鴻、方路（李成友）、伍雁翎、蘇燕婷、梁靖芬、曾翎龍、龔萬輝等人；4、南馬作家群主要分布在柔佛州的新山、麻坡兩個地區(qū)，成員包括梁志慶、愛薇、方理、潘雨桐、洪泉、李壽章、文征、小曼、許裕全、蔡家茂、李敬德、許通元、邱苑妮等人；5、東馬作家群分布在沙特越和沙巴兩州，成員包括有吳岸、田思、梁放、融融、關渡、陳蝶、邡眉、楊藝雄（雨田）、馮學良（林野夫）、黃孟禮、田風、黃順柳（順子）、鞠藥如、夢羔子、藍波、沈慶旺等人。

另外，新加坡作家英培安、陳瑞獻、南子、完顏籍、流軍、蓉子、張曦娜、希尼爾、謝裕民、尤今、潘正鐳、孫愛玲、原甸等都是1970-1980年代涌現(xiàn)的優(yōu)秀本土作家。他們與馬華文學一起，構建了東南亞華文文學史的重要篇章，也代表著東南亞華文文學的最高成就。

第三階段（1990年代至今）：

老中青三代齊聚，新生代創(chuàng)作的先鋒性

1990年以來，東南亞華文文學面臨的危機大于挑戰(zhàn)。在印尼、泰國、緬甸、越南、老撾、文萊等地，華文文學雖有創(chuàng)作，如泰國作家司馬攻、姚宗偉、夢莉、嶺南人、洪林等人的創(chuàng)作。總體來說，這些國家偶有佳作，但缺少能夠真正反映時代變化的厚重之作。而馬來西亞、新加坡兩國的文學在文學創(chuàng)作成就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馬華文學的小說方面有商晚筠《七色花水》、潘雨桐《河岸傳說》、溫祥英《清教徒》；散文方面有溫任平《文化人的心事》、小黑《尋人啟事》、李天葆《盛世天光》、黎紫書《山瘟》《蛆魘》《告別的年代》等佳作。而李天葆、黎紫書更是新生代作家的代表，李天葆《盛世天光》以女性歷史為線索，構建了一條明顯的南洋女史譜系，講述梅苑酒家的興衰歷史。他的小說有著強烈的懷舊風格，他對南洋服飾、南洋食物和南洋節(jié)慶禮俗的描寫，深入地展示了舊南洋的歷史風貌。李天葆由此也被認為是張愛玲在東南亞地區(qū)的文學傳統(tǒng)繼承者。與李天葆同時期崛起的是黎紫書，她以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藝術手法開啟了她對南洋社會生活的先鋒性實踐，2011年她的長篇小說《告別的年代》以一種嶄新的寫作姿態(tài)突破了自己的前期創(chuàng)作窠臼，小說通過三個故事串起百年馬來西亞華人歷史，尋找動蕩歲月中底層人民堅韌的生命力，展示出融入歷史的民間以及民間生活的力量，這部長篇小說是當代馬華文學的重要收獲。

馬華文壇有著一支重要的海外軍團，那就是飲譽世界華文文壇的臺籍馬裔作家，他們通過臺灣當局的僑生政策而進入臺灣各大學深造，之后一部分人回到了馬來西亞，成為馬華文壇的重要力量，另外一部分則入籍臺灣，成為馬華當代文學的延伸板塊。綜合考慮旅臺作家的赴臺時間、成名時間和年齡三個因素，第一代的馬華旅臺作家包括黃懷云、劉祺裕、張寒、李有成等以及星座詩社（包括陳慧樺、林綠、王潤華、淡瑩等）、神州詩社（溫瑞安、方娥真、黃昏星和周清嘯等）。他們的文學活動集中在六七十年代。第二階段的旅臺作家主要有李永平、潘雨桐、商晚筠、張貴興、張錦忠等，其文學活動集中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第三階段的旅臺作家，指的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就開始活躍在臺灣文壇的旅臺生，其代表有林幸謙、黃錦樹、陳大為、鐘怡雯、辛金順等。他們的作品藝術價值很大，其中有老一代作家李永平的長篇小說《吉陵春秋》《海東青》《大河盡頭》、張貴興《猴杯》《群象》《賽蓮之歌》，更有新一代作家黃錦樹的小說、陳大為的新詩和鐘怡雯的散文，從而構成了華語文壇一道靚麗風景。

新加坡雖只是一個靠近亞洲中南半島最南邊的蕞爾小島，但從歷史層面來看，新加坡一直是東南亞區(qū)域最重要的地點；從文學層面來看，新加坡文學一直是東南亞文學的重要力量，在沒有分家之前（1965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聯(lián)合邦獨立），傳統(tǒng)意義上的“馬華文學”，因為檳城、吉隆坡、麻坡等馬來亞半島的文學創(chuàng)作實績不強，“馬華文學”的主要創(chuàng)作力量集中在新加坡。前文提到的新馬文學的老一輩作家中，在1990年代都還有創(chuàng)作的不少，如王潤華、淡瑩、黃孟文、駱明、陳瑞獻、郭寶崑、蓉子、英培安等人。而新中國成立后成長起來的中生代，如原甸、希尼爾、謝裕民、孫愛玲、張曦娜等，新生代作家柯思仁、梁文福、陳志銳、韋銅雀（吳耀宗）、劉碧娟、殷宋瑋、黃浩威等，他們的創(chuàng)作面向更加多元，創(chuàng)作內容更加豐富。其中的代表作品有英培安的小說《騷動》《畫室》和《戲服》、謝裕民的小說《M40》；郭寶崑的話劇《鄭和的后代》《阿公肉骨茶》《靈戲》等等都是新華文學的經(jīng)典之作。

東南亞華文文學發(fā)展的總體特征及其他

回顧東南亞華文文學的發(fā)展歷程，東南亞華文文學一直在“國族認同”、“本土意識”與“現(xiàn)代性追求”三重視野中尋找著自己的努力方向。

第一點是“國族認同”，就是東南亞華人在東南亞地區(qū)堅持傳承中華文化，堅持自己族群的文化特性。而正因為東南亞各國華文教育的被壓制的處境，書寫華人文化傳統(tǒng)的流失成為東南亞華人作家演繹的重要主題。以新加坡為例，在1965年建國后的新加坡共和國，新加坡必須調整自己的生存姿態(tài)，這么多年的社會變型和國家變遷讓這個國家的方方面面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新加坡政府用了40多年的時間來打壓華校和華文教育，特別是1980年關閉南洋大學，從而斬斷了華人中文高等教育的路。雖然經(jīng)過1987年特選中學政策，但華文教育之殤一直都是當代新加坡華人作家的傷痕記憶，新華作家郭寶崑、英培安、張曦娜、謝裕民、希尼爾、王昌偉、黃浩威等幾代華人作家都在他們的作品中不斷書寫著這個主題。

第二點是“本土意識”，指的是“二戰(zhàn)”之后東南亞地區(qū)華人參與所在地區(qū)的建國歷史，隨著創(chuàng)作本體意識發(fā)生變化，文學表現(xiàn)形態(tài)也相應變化，東南亞華文文學一方面吸收中華文化的傳統(tǒng)，一方面根植于東南亞土地，凸顯出很強的本土意識。從東南亞文學的歷史來看，東南亞華文文學的本土意識起源于1927年，當時的作家張金燕就呼吁作家要書寫南洋題材，后來，1939年郁達夫、1948年胡愈之先后還引發(fā)過關于本土性的論戰(zhàn)。一直持續(xù)到1948年國共兩黨政治勢力離開馬來亞。馬華本土作家與南下文人爭論的核心是題材問題。本來是一個很簡單的題材選擇的問題，但因為中間夾雜著國共兩黨意識形態(tài)之爭，有著立場不同的兩派文人的參與，所以弄得沸沸揚揚。到了1990年代，特別是1997年11月29日“馬華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吉隆坡召開，留臺背景的馬裔學者黃錦樹、林建國提出了“斷奶說”，將臺灣的臺獨意識置換到馬來西亞華文文壇，強調馬華文學要梳理中國文學傳統(tǒng)，建立自己的文學傳統(tǒng)。這種觀點當場被馬華本土作家葉嘯、陳雪風、陳應德、陳鵬翔，中國學者黃萬華等人質疑。今天看來，20世紀前半期的“馬華文學的獨特性”是國共意識形態(tài)之爭的產(chǎn)物，20世紀后半期的馬華文學“斷奶說”則是臺籍馬裔學者們的一次作秀。文學有傳統(tǒng)，不論馬華文學，還是東南亞華文文學，從文學歷史的傳統(tǒng)來看，與中國文學的關系是絕對斷不了的。

第三點是“現(xiàn)代性追求”，指的是隨著東南亞各國走上獨立之路后，因為創(chuàng)作者所屬的代際不同，東南亞各代作家面對歷史時候的心態(tài)、記憶與對話，以及由此建構出來的創(chuàng)作圖景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特別是新世紀以來，多元語言、多元文化的社會現(xiàn)實，以及環(huán)球化的脈絡中，東南亞華文作家在建構社會與文化意識、協(xié)商自我認同的過程中，所面對的挑戰(zhàn)是巨大的。對東南亞新生代作家而言，如何在創(chuàng)作主題、藝術表現(xiàn)形式方面進行新的突破，成為他們追求作品現(xiàn)代性的一個重要動因。東南亞華文作家中，英培安的歷史反思（《騷動》《畫室》）、溫祥英的同志書寫（《清教徒》）、謝裕民的元小說敘事（《安汶的假期》）、黎紫書的后現(xiàn)代藝術手法（《告別的年代》）、李天葆的懷舊敘事（《盛世天光》）等，一一彰顯東南亞華文小說的創(chuàng)作實績。另外，柯思仁的地球村意識（《如果島國，一個離人》）、黃浩威的存在主義（《查無此城》）、翁弦尉的意象主義（《不明生物》）等，也是踐行西方（后）現(xiàn)代主義的散文和新詩經(jīng)典，在當代華語文學界都占據(jù)著重要的地位，代表著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創(chuàng)作實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