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青年寫作既沒有在同質上超越上一代作家，也沒有找到自我寫作的異質性。

但把青年寫作經典的缺失歸于外在的環(huán)境又是輕率的，畢竟，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決定青年寫作經典化困境的根本原因還是在于他們自身。

如若突圍，首先需要的是學習。迫切地需要學習前輩作家的“俯下身深入生活、搏一搏背水一戰(zhàn)、拼一拼燃燒自己”的寫作精神。

其實，青年寫作之所以擔得起“青年”兩個字，本身就具有寫作“突圍”之意。追求寫作的超越和異質性是青年寫作的題中應有之義。青年寫作是敢于冒犯一切的寫作，包括一切前輩作家，包括一切所謂的文壇規(guī)矩，以及一切的文學權威，一切的文學定規(gu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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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文學的經典化并不是一個新話題，但每一次談起都會引起不小的爭論。這似乎已然成為了當代文壇的一個集體焦慮了。當代文學究竟可不可以經典化，當代文學有哪些作品可以被稱為經典之作，諸如此類的問題確實不好回答。說到底這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關乎時間的無情淘洗和讀者的廣泛參與。可以肯定的是，隨著建國70周年等宏大敘事時間節(jié)點的迫近，走過70年年歷程的當代文學絕不應該缺少經典之作，不管怎么說，這都是一個大概率事件。因此，在這樣一個時間節(jié)點談論當代文學的經典化，當然有其不可替代的重大意義。無論從國家話語建設的需要，還是對作家個體創(chuàng)作的總結，倡導當代文學的經典化都是一件政治正確而意義非凡的事。

在此，我無意于糾纏當代文學經典化應不應該、可不可行，更無意于談論“排排座吃果果”的“經典序列”。限于才疏學淺，只想結合我自己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心得，從經典的尺度出發(fā)，談談當今青年寫作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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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一個顯而易見的文學史事實吧。

考察現當代文學史尤其是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史可知，許多作家的經典之作（或曰代表作）都是在青年時期創(chuàng)作的，有的甚至是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創(chuàng)作出來的。比如現代作家中魯迅的《狂人日記》、郁達夫的《沉淪》、張愛玲的《傾城之戀》、錢鐘書的《圍城》、新時期作家中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閻連科的《年月日》等，等等。可以說，這些作家的文學出發(fā)都很早，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很早就寫出了自己的代表作。也許這些作品可能還稱不上經典，但卻是當代文學史很難忽略的優(yōu)秀作品。比之于這些作家的青年時期的創(chuàng)作，當今以70后、80后為主體的青年寫作卻鮮有超越前輩之作，更遑論經典之作了。那么，原因究竟何在呢？

首先，與五四一代作家相比，今天的青年寫作者中少有學貫中西的“通才”。五四一代作家大都兼善古今文體，文白轉換自如，既習得中國古典傳統(tǒng)文化之精髓，又深得白話文思想之自由。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大多都曾經漂洋過海，看過世界之后又回到祖國大地，站在時代前沿高端發(fā)出自己的獨特聲音，從個體獨唱開始，逐步走向集體合唱，發(fā)出一代作家洪鐘大呂之音，為中國的新文學殺出來一條血路。直到今天，無數個青年寫作者依然走在他們所開辟的大道之上，無法超越，難以另辟蹊徑。

其次，與新時期一代作家相比，今天的青年寫作者較少穿梭山野民間的“奇才”。無論是“泥沙俱下、屎尿橫飛”的莫言式寫作，還是“走向民間、融入野地”的張煒式寫作，抑或是“老成持重、思想深邃”的陳忠實式寫作，這些都是今天的青年寫作者所缺乏的，也是難以比肩的。換句話說，今天的青年寫作既沒有在同質上超越上一代作家，也沒有找到自我寫作的異質性。雖然年齡最大的70后作家，已經進入知天命之年，但我們依然不無悲哀地發(fā)現，大多數70后作家的創(chuàng)作依然在前輩作家的陰影里徘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學并不必然遵循著“進化論”的規(guī)律。這一點或許會令我們沮喪，但卻是不得不直面的殘酷現實。要知道，即便是最年輕的80后寫作者，也即將進入不惑之年，讓人擔心的是，他們依然還沒有拿出最好的有所超越的作品，更遑論經典之作了。

然而，如果把今天的青年寫作難以超越前輩作家的原因，僅僅歸結于他們自身的話，肯定是不公正的。畢竟，人是時代的產物，作家的寫作同樣和時代環(huán)境息息相關。當代文學走過了八十年代的黃金時期以后，隨著市場大潮的到來，文學逐漸從文化的中心走向邊緣，文學的黃金時代終究一去不再復返。懷揣雄心壯志一心要展翅翱翔但羽翼未豐的青年作家們環(huán)顧四周，文壇惟余一片蒼茫。還沒來得及張開翅膀的他們發(fā)現自己已經身處于泛文學的時代，文學隨同思想逐漸淡出了時代主題背景，一個來勢洶洶的工業(yè)文化大潮橫在了面前。他們不安，他們惶恐，他們懷疑，他們裂變，他們躑躅，他們也在抉擇。一些人開始了文學“出走”，一頭扎進了了影視工業(yè)化生產的流水線，或網絡文學的類型化生產制作。雖然還有一些人堅持留在了日漸荒蕪的文學陣地上，奮力掙扎孤軍奮戰(zhàn)，卻仍舊難免成為文學的炮灰。這其中極少數“幸運兒”被招安進了文學的小圈子，以自保，以生存，以飯碗，怡然自得，樂不思蜀。在小圈子里，文學表面上活得像個大家閨秀，骨子里卻更像一個站街女郎。在這樣的時代環(huán)境里，想在青年寫作中尋找經典之作，無異于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當然，也有特立獨行者，獨上高樓者，獨自遠行者，這些真正的青年寫作者，以自己的邊緣寫作保持著文學的最后的尊嚴。可惜的是，這極少部分青年的寫作，很少引起文學中心權威們的持續(xù)關注，當然也無法進入經典的考察序列。

但把青年寫作經典的缺失歸于外在的環(huán)境又是輕率的，畢竟，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決定青年寫作經典化困境的根本原因還是在于他們自身。

3

解鈴還須系鈴人。

今天的青年寫作的確面臨著一個十分艱難的困境，他們的個體缺陷也是明顯的。那么，泛文學時代背景之下，青年寫作者又如何突圍？

如若突圍，首先需要的是學習。

別人不敢說，拿我自己的寫作來講，就迫切地需要學習前輩作家的“俯下身深入生活、搏一搏背水一戰(zhàn)、拼一拼燃燒自己”的寫作精神。

當我們談起十七年文學的時候，或許還會有人對此不屑一顧。多年來，十七年文學難以歸類經典的論調影響廣泛。但如果我們平心靜氣地想一想，不抱任何成見地仔細閱讀諸如柳青的《創(chuàng)業(yè)史》這樣的劃時代之作，就會贊嘆在那個時代還是有不少作家寫出了經典之作的。雖然那一代作家很少有我們現在所說的“國際視野”和“現代手法”，但他們卻能夠俯下身子，扎根中國大地，深入民間，呼應時代，寫出了具有獨特中國氣派、濃郁民間氣息的作品。像柳青這樣的作家，為了完成自己的創(chuàng)作夙愿，放棄縣委的領導職務不干，落戶到陜西皇甫村，同當地農民一起生活，一起勞作，吃同樣的飯菜，住同樣的茅草瓦屋，做著同樣的田野活計，為農民的命運而鼓與呼，為農村的發(fā)展而處心積慮。以柳青的才識和地位——他英語極好，曾經翻譯過英文作品；職務做到了縣委副書記——他完全沒有必要放下知識分子的身段，為了寫作而去和勞動人民打成一片。但他為了寫出《創(chuàng)業(yè)史》——這部最終未完成但卻依然可以稱為經典之作的長篇小說，真正做到了蹲下去深入生活，俯下身體驗時代，絕不走馬觀花淺嘗輒止，讓自己筆下的每一個人物都經得起推敲，讓每一個細節(jié)都經得起琢磨。在我看來，柳青的成功，《創(chuàng)業(yè)史》的經典地位，都源自這種“蹲下去”的創(chuàng)作精神。而這些，卻是今天的青年一代作家所匱乏的。70后寫作隊伍中，不乏如我一樣生在農村、長在農村，讀完大學留在城市工作的作者，但我們的創(chuàng)作在使用完了童年乃至少年的記憶之后，卻很難再覓到新的生活經驗和寫作資源。因為離開家鄉(xiāng)以后，我們很少再有真正和農民打成一片的機會。即便是有各級作協(xié)提供的所謂深入生活的項目，但也多是短期留駐，無法真正做到像柳青寫《創(chuàng)業(yè)史》那樣，離開城市，走出舒適區(qū)，真正從泥地里滾過，在田間拿起鋤頭勞作，在地頭抽煙嘮嗑。正是有了柳青這樣的作家，有了《創(chuàng)業(yè)史》這樣的扛鼎之作，十七年文學才有了無限的豐富性和可能性，才會讓我們無法罔顧事實地說那個時期缺少經典文學。柳青奠定了陜西文學從而也在某種程度上奠定了農村題材長篇小說的堅實之基，柳青之后的路遙、陳忠實、賈平凹的創(chuàng)作，都把柳青當作自己的創(chuàng)作導師，都公開承認自己的創(chuàng)作受到了柳青的影響。可以說，柳青就是他們的文學啟蒙者，他影響了當代文壇一眾杰出作家，

1963年，柳青與皇甫村農民在田間交談，右一為梁生寶的原型王家斌

為紀念柳青誕辰90周年而興建的柳青廣場

在今天的青年一代寫作者身上，不僅僅需要學習柳青俯下身深入生活的精神，還需要學習路遙為了寫出《平凡的世界》而“拼一拼燃燒自己”的無畏和陳忠實為了寫《白鹿原》而“搏一搏背水一戰(zhàn)”的勇氣。這些，都是成就經典之作的不可或缺的元素。

路遙是一位視寫作為生命的作家，文學已然成為了他的宗教和信仰。《人生》出來以后，為了寫出能夠超越自己的作品，他不為當時文壇潮流所動——當時文壇群蜂以師法西方先鋒而沾沾自喜——路遙反其道而行之，堅持自己一貫認定的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嘔心瀝血，不顧個別文壇權威大佬的恥笑，一個人默默前行，躲在自己的精神原鄉(xiāng)，面朝黃土背對文壇，終于完成了沉甸甸的百萬字的文學經典《平凡的世界》。雖然這部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作品直到現在還被一些人所輕視，但路遙為了寫作而不惜燃燒自己的精神，毫無疑問依然值得青年一代作家學習。同樣來自陜西這片厚重土地的作家陳忠實，在柳青和路遙之后立下要寫一部“死后墊枕頭的作品”的誓言，最大限度地調動起自己的創(chuàng)作潛能，一個人蹲在鄉(xiāng)下老家，與外界隔絕數年，最后終于拿出了一部不僅超越了自己也超越了大多數同代作家的經典《白鹿原》。

4

要學習的當然不僅僅是這些。

回望前輩作家，他們身上當然還有很多值得青年一代學習的“經典品質”，比如張煒寫作《你在高原》的野心和“融入野地”的姿態(tài)；再比如賈平凹寫作《廢都》的決絕和幾乎每年一部長篇作品的雄心壯志……只有捕捉到前輩作家身上的閃光點，青年寫作者才能實現有效的超越，寫出自己的經典之作，實現自己的寫作突圍。

其實，青年寫作之所以擔得起“青年”兩個字，本身就具有寫作“突圍”之意。追求寫作的超越和異質性是青年寫作的題中應有之義。青年寫作是敢于冒犯一切的寫作，包括一切前輩作家，包括一切所謂的文壇規(guī)矩，以及一切的文學權威，一切的文學定規(guī)。青年寫作者自身的優(yōu)勢是明顯的。畢竟，以70后80后為主體的青年寫作者大都經受過完整的高等教育，得到過系統(tǒng)的文學史訓練。他們外語良好，有的還經常出國訪問，能夠和世界各地的作家同行對話，可以說他們有著世界性視野和眼光。更為可貴的是，他們自知當下文學的狀態(tài)，對寫作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他們的寫作正在回歸文學的本質。“無欲則剛”的他們，或許已經發(fā)現了文學的真諦，找到了突圍之路。

2019年8月4日，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