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一個獨特身份是存在主義哲學家、文學家讓-保羅·薩特的終身知己。近日，她關于薩特人生最后階段的回憶錄《告別的儀式》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引進，并于2019年9月推出中文版。

在扉頁上，波伏瓦深情地寫道：“寫給愛過、愛著和將要愛上薩特的人。”作為最接近薩特，也是對他最重要的女性，波伏瓦依據(jù)自己一直以來堅持寫的日記，以及從朋友的筆錄和口述中收集的各種材料，在《告別的儀式》中詳細記錄了薩特最后十年的生活，無數(shù)巨細靡遺的細節(jié)和如同親臨現(xiàn)場的對話，罕見地展現(xiàn)了一個平凡而又不平凡的薩特。

在波伏瓦的記錄后還附有她與薩特的長篇對談，薩特借此機會回顧了自己的家庭、童年和求學經(jīng)歷，并且梳理了對文學、哲學、閱讀、寫作、音樂、繪畫、平等、金錢、時間、自由、生命等諸多主題的思考。

9月28日，上海譯文出版社在上海科勒體驗中心舉辦了“在一個物質(zhì)世界創(chuàng)造人的生活——波伏瓦作品《告別的儀式》分享會”，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張閎與張念出席了活動。圍繞存在主義、薩特與波伏瓦這一代法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生活，兩位教授與現(xiàn)場讀者展開了深入的交流與討論。

分享會現(xiàn)場 本文圖片由上海譯文出版社提供

波伏瓦和薩特引起中國一代青年的驚訝和關注

分享會開始，兩位教授首先回憶了自己接觸到波伏瓦的作品與存在主義的經(jīng)歷。張念第一次讀到波伏瓦是在19歲，那時的她對世界、婚姻、愛的看法有很多奇思妙想，偶然在書攤上與波伏瓦的《第二性》相遇，她感到非常興奮：“我覺得我在世界上不孤單了，遇到了一個我的精神伙伴，并且現(xiàn)在我已經(jīng)到了中年，她依然伴隨著我。”在她看來，她與波伏瓦的相遇也是非常存在主義的，她對于張念來說就像一個親密的對話者。“薩特和波伏瓦對于寫作的概念也是這樣理解的，我們?nèi)祟惖木窈托撵`通過文字這個物質(zhì)材料而相遇，它是活的，有生命的。對于存在主義者來說，他們的寫，他們的思考，他們的愛和恨，尤其是他們那種存在主義者的無畏之勇的精神，幸好得到了文字這樣一種物質(zhì)載體，所才能夠穿越時空。我相信波伏瓦不僅僅遇到了我這么一個漢語讀者的精神伙伴，她在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精神伙伴。”張念說。

張閎第一次讀到波伏瓦和薩特則比張念早了近十年，當時中國剛剛改革開放。張閎解釋說，薩特和波伏瓦對于中國上世紀80年代的青年影響很深，他們不僅僅成為了一代人文學和哲學上的關注對象，他們之間不結(jié)婚的終身伴侶關系，也引起了那一代年輕人的驚奇和關注。“他們是完全獨立的自我，而且又能夠彼此理解和融合。他們相愛，但彼此之間是完全透明的；另一方面薩特說‘他人就是地獄’，我不知道他們自己會有什么樣的感覺，我覺得至少是個透明的地獄，是可以彼此觀看和彼此關注，可能還彼此相愛的一個地獄。”張閎說。

張閎坦言道，自己現(xiàn)在其實“有點煩”薩特和波伏瓦了。“也許是因為他們的生活跟我們的生活之間構(gòu)成了某種參照，使得我們不得不接受的生活和他們自由的生活之間有一種反差，再加上薩特在政治判斷上跟我的政治理念是不一致的，所以我對薩特有一點敵意。”張閎說，“薩特對一些問題居然有這么愚蠢的判斷，那我覺得他的判斷力就很可疑，乃至于他的哲學很可疑，我是抱著這樣的想法來看《告別的儀式》這本書的，甚至我還想波伏瓦你是他的伴侶，你可能會對他進行一些掩飾。”不過張閎表示，《告別的儀式》在某種程度上糾正了他的偏見。“因為薩特老了，生病了，而且還很痛苦，甚至要死了。當一個存在主義者真正要處理生命存在的問題，他就回到了跟普通人平等的水平上，同等的感受上，而且波伏瓦作為他的一個密友和伴侶，非常近距離、非常親近地感受他的痛苦。這跟我們每個個體的生命息息相關，因此波伏瓦的筆下披露了一些非常真實細小的細節(jié)，甚至是豐富程度遠遠超過他的哲學的，那種微妙的、甚至為他自己哲學背叛的東西，我看了還是感覺到非常震撼。”張閎說。他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提醒了我們，這個時代當然需要哲學，特別是存在主義這樣一種哲學，并且更需要我們每一個人對自己生命的關注、思考、反省和深切的體悟。

對于張念來說，她與薩特和波伏瓦的相遇與時代風潮無關，她將其看作一種純粹的個體性的遇見。“就像針刺一樣，他們倆帶領我去穿透某些東西。這樣的閱讀體驗是一種蔓延式的，是從個體生命的核心蔓延出去，然后再去探尋很多可能性的邊界。”張念說。

張閎

薩特與波伏瓦長達半個世紀的開放式關系

張念認為，薩特和波伏瓦的寫作和學說主要有兩個維度，一個維度就是人與自我的關系，這里牽涉到人與親密伴侶的關系。張念解釋道，薩特和波伏瓦在讀大學時就已經(jīng)簽訂契約，立志反抗婚姻制度。他們認為婚姻制度是資產(chǎn)階級的東西，而他們想要建立一種開放式的伴侶關系。“我們是伴侶關系，但彼此之間可能跟其他人戀愛，但是其他人戀愛不叫偷情，因為我們倆是坦白的，會向彼此談論各自的戀愛感受和經(jīng)歷。實際上，他們是需要通過這種訓練來建立起人和自我的關系，來克服‘他人即地獄’。”

關于“他人即地獄”，張念解釋說，這句話針對的是理性主義認識論。薩特和波伏瓦生活在西方的理性主義傳統(tǒng)下，即眼前的世界必須是清晰確定的、可把握的、可預期的，甚至倫理關系，朋友、親人，還有愛侶的關系也是清晰的。因為背后有一套倫理秩序來擔保我們；然而存在主義者不是這樣想的，他們對他人的了解不能經(jīng)由理性主義的方式，在存在主義者看來，人與人之間的了解是直接的，尤其在親密關系之中。這就使得人在世界當中的處境帶有一種道德的模糊性。“他人即地獄”相當于立下了一個目標，他們要做的是通過實驗的方式，在他們的親密關系里攀援這種模糊性、不可認知性。為此，他們決定從青春期開始，到死都彼此保持坦誠。“我和很多朋友也討論過親密關系，因為我們的生命是脆弱的，所以需要安全感，需要一種確定性，認為某種社會賦予這個關系的認知程序可以擔保我們的確定性。但存在主義者不這樣認為，他們認為只有彼此毫無保留的坦誠才能確保我們的忠貞。的確他們做到了。”張念說。她對薩特和波伏瓦跨越了半個世紀的這一種關系也非常感動。

而張閎對于這種關系的理解更加殘酷一些。他引用薩特在自傳式作品《詞語》中的名言“言辭不由我們支配，它比我們來得更加狡猾”，表示當人們說彼此坦誠的時候，或者我企圖彼此坦誠的時候，我們用語言來做事的時候，充滿著欺騙，也充滿著誤解。“我相信薩特和波伏瓦可能比我們大多數(shù)人都做得更好，但語言不是他們兩個創(chuàng)造的，語言是一種狡猾的、我們難以把握的事物，當我們企圖說出某種東西的時候，它已經(jīng)在遮蔽那些東西，”張閎說，“我并不是希望大家都對你所愛的人撒謊，而是說我們盡可能地做到坦誠，但也要知道這種坦誠的限度、邊界以及它的不可能性。只有我們知道它的不可能性的時候，我們的坦誠才是可能的。否則要么是有意的欺騙，或者陷入到無意的欺騙當中。”

張閎認為，正是基于這樣的一種現(xiàn)實，他人才就是我的地獄，因為他人就是我的邊界。我們和語詞之間，和他人之間并不常常是親密關系——雖然在薩特和波伏瓦那里常常是——但是它在普通人之間更多的時候是一種敵意，是一種搏斗，是一種彼此的試探和交鋒，而這正是我們真實生活、真實世界的殘酷性的所在。而認識到這種殘酷性，才能知道薩特和波伏瓦做了多么艱難的努力。“這不經(jīng)常是順利和成功的，即使是在薩特彌留之際，我們在書中可以看到，雖然波伏瓦有那種感人的、一輩子跟薩特相連，不可分割的一種伴侶情感，但也有覺得不可理喻的、甚至是冷漠、厭倦的一面，雖然她透露得非常少，但依然能感覺出來。”張閎指出，一個敏感的、一個真正直面自己生命本身的人，一開始就能意識到人與人之間有這樣一種難以逾越的隔膜。“這種隔離也是存在主義對于人性理解的根本性命題。所以薩特在很多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地揭示了這種隔膜和難以穿越的這樣一種人之間的屏障，這也是我們存在本身的真相。

張念

他們是巴黎的叛徒，也是巴黎的靈魂

而張念由此談到了存在主義中人與世界的關系。她介紹說，薩特的存在主義的誕生是戰(zhàn)爭的產(chǎn)物。“薩特當時在戰(zhàn)俘營里面，被德軍支使來支使去。他發(fā)現(xiàn)自己不僅是一個物件，而且是一個卑賤的物件，他體弱、視力又不好，是戰(zhàn)俘里最低賤的存在。所以他越發(fā)意識到自己的這種垃圾，就寫出了《惡心》《墻》這些作品。”張念說。她解釋道，鑒于戰(zhàn)爭經(jīng)驗的影響，加上城市和工業(yè)化的影響，存在主義者對外部世界充滿敵意，對他們來說這個世界就是死寂的，人與人的相互理解是不可能的，周圍仿佛豎起了一道道墻，然而存在主義者認為人的存在就是一種“越獄”的過程。“世界越陰冷，反而越能激起他們的道德勇氣，他背后就有一種成為道德英雄的意愿。”張念說。

張念進一步闡釋說，雖然存在主義者是反資本主義的，但卻聚集在資本主義的產(chǎn)物——巴黎這座城市里。因為城市所能提供的不僅僅是物質(zhì)生活，還有一群陌生人聚集在一起的共同生活。存在主義者很強調(diào)行動，強調(diào)交流和交談，并在交流和交談的這種話語行動拓開了一個空間。“這不是一個現(xiàn)成的物理空間，是不是真的要等到有一個書店，才能聚在一起。存在主義者有一種沖動：即使把所有的空間給我們封閉了，到時候我們就站在街頭開讀書會，我們需要這個東西，我們聚在一起，我們說話，這是一個我們的共同生活。是因為我們生活、我們言說，才有了一個叫城市的空間。”張念說，“資本主義的本質(zhì)是變態(tài)，存在主義者的回答是我要比你更變態(tài)，才可以回擊你的變態(tài)。”

而張閎感嘆說：“巴黎這樣的城市、這樣的文化塑造了這樣的人，雖然他們是巴黎的叛徒，但是只有巴黎這樣的城市，才能容納這樣一種反叛者，他們是這個城市的靈魂。”他介紹說，巴黎左岸那邊很多咖啡館都能提供一種存在主義者需要的精神生活，這樣的一種生活能為人們的精神和話語留下空間。“雖然薩特在《存在與虛無》里對言談有一種排斥，他認為不是沒有意義談論的閑話，而是有一些跟我們每個人的感受相關聯(lián)的散漫的談論，才使得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成為可能。”張閎說。在他看來，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與1968年“五月風暴”時的一代青年有密切的關系，因為他們的行動與日常生活緊密相關。正是因為擁有薩特這樣的存在主義哲學家，使得那些看上去好像跟精神性沒有關聯(lián)的日常生活，包括他們的行動，能夠成為一種精神性的生活。

“今天看來，五月風暴不管是從正面還是負面上去評價，1968年的那一代人成為了20世紀人類精神史上的一個分水嶺。而且他們的這一成就并不是在書齋里面完成的，而是在街頭行動、在咖啡館、在彼此日常的社會生活，甚至包括他們的戀愛。他們的頹廢與墮落賦予了他們生活的意義，這就是存在主義哲學強大之處，它把頹廢和無聊也變成了一個哲學概念。”張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