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跟幾個朋友聊了一次《理想國》（又譯《王制》）。我話音剛落，就有一位小伙子起身質問：你講了這么久，只是講故事，能不能總結一下柏拉圖的觀點、立場？

我立刻像個遭到投訴的淘寶賣家，細問客戶需求。小伙子說，他在教科書或專業(yè)論文里讀到的柏拉圖，都是有觀點有立場的柏拉圖。而所有那些觀點、立場，都可以簡化成一句話或一個公式，等待現(xiàn)代聰明人的檢驗、反駁。小伙子認為，一場關于柏拉圖的講座，應該讓聰明人就柏拉圖的“文學觀”“婦女觀”“教育觀”展開辯論，而不是浪費一個小時講故事。講故事，是“理論思維”貧乏的表現(xiàn)。我唯唯。

那事過去了很久。我仍然自顧自看書，偶爾會友，有時給小朋友們講些故事。我越來越發(fā)現(xiàn)，這是一個人們酷愛觀點、立場、公式、辯論的時代。人人都想用辯論戰(zhàn)勝別人，但沒有一場辯論不是不歡而散，不了了之，或者淪為叫罵。人人都自信，人人都不耐煩。有一天，重新翻開《理想國》，我忽然發(fā)現(xiàn)，柏拉圖要處理的，就是我正面臨的困境：在一個城邦里，同胞之間喪失了共識。關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壞，什么是正義，什么是敗壞，每個人都充滿意見，卻無法彼此理解，也不耐煩去理解。更可怕的是，人們多半不知道自己的意見來自何處，也不知道順著自己的意見將會走向何方。于是，整個城邦陷入無聊、無序的爭吵，甚至從爭吵生出相互輕蔑、仇恨、攻擊和迫害。柏拉圖對這種精神空氣有非常深刻的體認。當代國人，只要上過網(wǎng)，逛過論壇、貼吧、微信群，參加過朋友聚會，也都會多少感受到類似的精神空氣。《理想國》，用很莊嚴也很詩意的方式應對這種精神空氣。柏拉圖似乎是要告訴讀者：辯論并不總是有效；當辯論總是無效時，人們得首先診療自己的心靈。而在診療心靈這件事上，故事可能比觀點更有用。

感謝那位小伙子，他讓我更加珍惜《理想國》這個故事。

一、旅 行

現(xiàn)代人所熟知的雅典，是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的雅典。先是希波戰(zhàn)爭，然后是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希波戰(zhàn)爭，使雅典迎來了五十年繁榮。當然，這個繁榮建立在雅典霸權基礎上。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使雅典走向衰落。雅典陷入民主（雅典的民主，與現(xiàn)代論戰(zhàn)話題無關）-僭主循環(huán)，直至崩潰。雅典人對政治似乎失去了想象力和鑒別力。

蘇格拉底死于民主的瘋狂；柏拉圖把民主視為有待診斷的問題。雅典人民認為民主和僭主是敵對的關系；柏拉圖則認為民主和僭主是因果關系。正是崇拜民主卻又不理解民主的人們，親自迎來了僭主的奴役。這個洞見，貫穿了《理想國》這個故事。

整部《理想國》，有一個上行、下行的嵌套結構。我稱之為一場“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旅行。

蘇格拉底和格勞孔（Glaucon）從雅典城出來往下走，來到比雷埃夫斯港口，向女神祈禱，觀看群眾慶典。然后上行回城。中途遇見幾個朋友，一起到波勒馬庫斯（Polemarchus）家里用餐。朋友們一邊用餐一邊討論何謂“正義”。蘇格拉底遇到幾位朋友猛烈的攻擊。這是空間中的下行、上行。

為了應對這些攻擊，他邀請大家跟他一起，用言辭建立一座好的城邦。大家從現(xiàn)實城邦出發(fā)，在言辭中向著那座理想城邦邁進。這又是上行。在第四卷，朋友們已經對什么是好城邦達成了共識。然后又討論城邦治理的具體問題，高潮，就是最好的城邦需要最智慧的統(tǒng)治者——哲人王。這是上行的頂點。

最后兩卷，蘇格拉底帶著朋友們從頂峰下行，一路參觀好城邦如何逐步敗壞成壞城邦。下行的終點，就是朋友們正在飲酒、清談的當代雅典。整個故事，是由朋友們的爭吵引發(fā)的。蘇格拉底沒有直接回答朋友們的逼問，而是帶著朋友們做了一次精神上的上行、下行之旅。當旅行結束的時候，朋友們看到了從前未曾看到的東西，視野更新了，原先的問題似乎也就不再是問題。 這是思想中的上行、下行。兩個上行、下行結構套嵌在一起，正是蘇格拉底終生從事的事業(yè)：讓自己下行，繼而引領同伴上行，是這位教育者的工作。從當前生活振起，上行，繼而帶著新的眼界回歸當前生活，是這位教育者的工作方法。

促成這次旅行的，是兩個思想實驗。

剛開始，談話只是常規(guī)的討論。蘇格拉底想通過概念分析澄清“正義”的意義。聊著聊著，一個朋友發(fā)怒了。這個人就是塞拉西馬柯（Thrasymachus）。他對“正義”不耐煩。他認為，所謂“正義”，無非是弱者編造出來保護自己的謊言，而這種謊言歸根結底只能約束弱者。強者是不在乎“正義”的。強者只做自己想做的。強者的欲望是什么，“正義”就是什么。

塞拉西馬柯還有兩個幫手，一個是格勞孔，一個是阿狄曼圖（Adeimantus）。格勞孔也不大確信有所謂“正義”。他設計了一個著名的思想實驗：呂底亞人的指環(huán)。如果一個牧羊人得到一枚隱身指環(huán)，他可以在無人知曉的狀態(tài)下做任何事，他會做什么？如果沒有任何東西阻擋他實現(xiàn)欲望，他還有什么理由壓制欲望？緊接著，格勞孔又給出第二個實驗。假如有兩個人：一個終生不義卻騙過所有人，有義人之名；另一個終生行義，卻遭受所有人的誤解，有惡人之名；哪種生活更值得過？格勞孔認為答案很清楚。如果行義的代價是一生，作惡的成本是零，沒人會有不同的選擇。

格勞孔的思想實驗已經把蘇格拉底逼到絕路。因為那幾乎是說，人不可能在自己的靈魂中產生“正義”，或者說，人不可能管住自己的欲望，欲望遠比“正義”真實、有力。如果“正義”不是人的自律，那就只能是神的他律。于是，阿狄曼圖上場了。他說，雅典人關于神的知識，都是來自于詩人。詩人們說，神是喜怒無常的，神是可以賄賂的。這就意味著，一個人可以做盡壞事，但只要有錢，就可以做很多奉獻賄賂神，逃脫懲罰。這當然也就意味著，根據(jù)雅典詩人的教誨，“正義”不在神那里。這是對蘇格拉底的最后一擊。 如果“正義”既不在人的靈魂里，也不源于神，那就只能是強者、弱者互相斗爭時的工具或謊言了。塞拉西馬柯、格勞孔、阿狄曼圖是患上“正義不耐煩癥”的人，他們偏偏催促蘇格拉底快速證明“正義”。

要想擺脫這個困局，旅行比辯論有用。如果塞拉西馬柯真的相信所有人都想為所欲為，強者的美德就是為所欲為，如果格勞孔真的相信獨處的靈魂只能聽命于欲望，如果阿狄曼圖真的相信神就是喜怒無常的有超能力的受賄者，那么這場辯論根本不必繼續(xù)下去。蘇格拉底根本不可能說服對手，因為這根本不是修辭、邏輯的問題。這是視野的問題。你不可能為非洲朋友描述雪，除非他親自看到。所以，蘇格拉底建議大家，暫且擱置口舌之勇，保持友誼和耐心，跟他來一場精神巡游。辯論場上解決不了的問題，說不定可以靠旅行解決。

二、哲人王

旅行的目的：見識過好的，才能認出壞的。整個《理想國》就是一場關于旅行的故事。蘇格拉底先跟朋友們一起探索什么是好的城邦、什么是好的靈魂，然后再以好為參照，認識什么是壞的城邦、壞的靈魂，壞在哪里。道理很簡單。一輩子只見過印刷品和贗品的人，沒能力鑒別古玩書畫。他得見過足夠多的真東西，才有可能辨別真假、好壞。

什么是好城邦？蘇格拉底給出的初步結論不復雜：好城邦，就是正義的城邦；（正義，就是各司其職。）王做王該做的，并且做好；士兵做士兵該做的，并且做好；鐵匠、詩人、農民做該做的，并且做好。換個方向說，得讓最適合做王的人做王，最適合做士兵的人做士兵。這看起來不是什么深刻的道理。不過，如果再給蘇格拉底一點兒耐心，它的力量就顯現(xiàn)出來了。

我們暫且不要追問什么樣的人適合當王，什么樣的人適合當士兵。重要的是，正義即是各司其職，這意味著什么？這首先意味著，城邦不是均質的，或者說，城邦不是由同一種人組成的。塞拉西馬柯、格勞孔都堅信城邦只有一種人。強者、弱者其實是一種人，都是為欲望驅動的人，只不過強者因為力量而外拓、侵略，弱者因為無力而內斂、防御。如果城邦只有這一種人，那是無所謂各司其職的。因為所有人都是食物爭奪者，只不過因為實力的差異，暫時接受某種成王敗寇的恐怖秩序。這樣的城邦可能是現(xiàn)實的城邦，但絕不是好的城邦。

好的城邦里，人應該是千姿百態(tài)的，因此也該過適合各自狀態(tài)的生活。人為什么千姿百態(tài)呢？因為人的靈魂千姿百態(tài)。塞拉西馬柯、格勞孔之所以認定城邦里只有一種人，是因為認定人的靈魂都是一個樣子：欲望是靈魂的主宰，不受管轄，不受教訓，不受節(jié)制。他們在當代的雅典城里見過太多這樣的靈魂，以至于把這樣的靈魂當成靈魂的模型。可是當他們踏上尋找理想國的旅途，他們也認為，好的城邦不該充斥這種靈魂，靈魂該有別的可能。正義的城邦，意味著城邦中的各種人各司其職。正義的靈魂，則意味著靈魂中的各個部分各司其職。這當然首先意味著，靈魂當中，不只有欲望一樣東西。除了欲望，還有別的，比如理智、情感……

蘇格拉底設法讓朋友們相信，正義即是各司其職。這已經把朋友們的視野打開了，因為在此之前，朋友們都是相信天下烏鴉一般黑的。接下來的問題是，什么才是真正的各司其職。各司其職意味著秩序。鐵匠鋪有鐵匠鋪的秩序，學校有學校的秩序，軍營有軍營的秩序。僅僅依照鐵匠鋪的秩序建造城邦，或者僅僅依照軍營的原則建造城邦，那非但不是有序，反而是無序。城邦，是要容納所有這些小秩序，在多元的小秩序中形成整全的秩序。同樣的道理，靈魂也應該有一個整全的秩序。欲望有它的權利，但靈魂不能僅僅滿足欲望的權利。最好的靈魂，是讓欲望、理智、激情相互玉成，形成整全秩序的靈魂。理解了什么是好的城邦，也就理解了什么是好的靈魂，反過來也成立。蘇格拉底告訴朋友們，靈魂和城邦是互喻的。靈魂是小寫的字母，城邦是大寫的同一個字母。人們不愿意生活在強盜橫行的混亂城邦里，那么他就不該欣賞為欲望驅動的靈魂。

在言辭中，蘇格拉底引導著朋友們向王道城邦攀升。政治操心的過程中，心靈也漸次敞亮。一個相信靈魂就是欲望的奴隸的人，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王道城邦，連在言辭之中隱約看見都不行，因為他能理解的制度，只能是圍繞欲望的生存斗爭，以及在長期斗爭之后達成的一套算法。一個飽覽城邦惡斗、團體黨派爾虞我詐的人，無論如何也不能想象配得上行使統(tǒng)治的好靈魂，連在言辭中姑且認可都不行，因為他能想象的靈魂，無不被貪欲驅使。所謂成王敗寇，德性云云只能是欲望戰(zhàn)爭的包裝。蘇格拉底帶領朋友們上行，就是要把他們從兩種視野封閉中解放出來。唯有如此，才能理解好城邦、好靈魂。二者，要么同時理解，要么同時不理解，不可能取一舍一。

哲人王，是城邦、靈魂互喻的頂點，兩重視野交匯之處。

一個能讓理智、激情、欲望各司其職的靈魂，便是一個健康的靈魂。當然，各司其職的意思是理智理智引導激情，理智照料欲望。一個健康的靈魂是這樣的：他依憑理智堅持著某些“正確見解”；這些“正確見解”，讓他知曉自己之當為、不當為；他以全部理智、激情為所當為；當為之中，既有正當欲望的滿足，也有不當欲望的罷黜；他就這樣在自己的位置上過了一生。他的一生，沒有淪為欲望的奴隸，做了自己的主人。用蘇格拉底的話說，他的生活節(jié)制，且正義。這樣一個人，足以成為好父親、好兄弟、好工匠、好商人、好戰(zhàn)士。城邦需要這樣的公民，但只有他們還不夠。那些足以指導他們生活的“正確見解”，不足以指導城邦。

“見解”總是破碎的、臨時的，總是對自己的源頭不甚了然的。一個鐵匠，終生謹守某些關于鐵匠生活的見解，就夠了。城邦的教育者、指導者則不行。根據(jù)定義，“正義”就是城邦的有序。有序的城邦，首先要求整全的視野。一個滿足于破碎的、臨時的見解的人，不可能獲得整全視野。唯有從“見解”上行，追尋世界之實相的人，才有可能獲得整全的視野、健全的判斷。蘇格拉底稱之為智慧。

所以，哲人首先得是靈魂有序者；但他不能滿足于“見解”之有序，得從見解上行，尋求智慧。現(xiàn)實中的城邦統(tǒng)治者，往往是愛好某種“見解”的人。不完整的“見解”或許足以整飭一個鐵匠的生活，卻足以導致一個城邦的失序。哲人，則是愛智慧者。愛智慧者，是讓靈魂之秩序接通了真理之源頭的人。蘇格拉底引導朋友們在言辭中看見這樣一個人。大家都同意，如果真有這樣一個人，必須把城邦交托于他，不管他樂不樂意。

哲人王的話題，從第五卷持續(xù)到第七卷。這是《理想國》最“哲學”的部分。蘇格拉底幫朋友們區(qū)分“愛意見”與“愛智慧”，“型”與“物”“實在”與“影像”。蘇格拉底還區(qū)分了“理性”“理智”“信念”。當然，蘇格拉底還提出了那個著名的洞穴譬喻。

蘇格拉底要做的，是向朋友們展示真理與生活的關系。他要在真理和生活之間劃定邊界，還要讓真理和生活之間保持通道。他即將談論的城邦敗壞，無非源于真理、生活的失序：或者錯把生活意見當成真理，或者把真理逐出生活。

談論哲人王時，蘇格拉底順便提及城邦對哲人的侮辱和損害。第六卷的航船譬喻，第七卷的洞穴譬喻都與此有關。哲人在城邦中遭受侮辱和損害，這正是城邦敗壞的標志之一。它意味著，城邦的諸成員合謀切斷生活與真理的聯(lián)絡：

如果他又下到洞中，再坐回他原來的位置，由于突然離開陽光而進入洞穴，他的眼睛難道不會因為黑暗而什么也看不見嗎？……如果這個時候那些終生監(jiān)禁的囚徒要和他一道“評價”洞中的陰影，而這個時候他的視力還很模糊，還來不及適應黑暗，因為重新習慣黑暗也需要一段不短的時間，那么他難道不會招來譏笑嗎？那些囚徒難道不會說他上去走了一趟以后就把眼睛弄壞了，因此連產生上去的念頭都是不值得的嗎？要是那些囚徒有可能抓住這個想要解救他們，把他們帶出洞穴的人，他們難道不會殺了他嗎？

蘇格拉底的譬喻里，真理的消息會讓從未聽聞真理的人焦慮、憤怒。憤怒的人們會聯(lián)合起來抵制那個傳遞消息的人，殺掉他，詆毀他，或者，假冒他。敗壞的城邦里會有大量假冒哲人的人。不配研究哲學的人假冒哲學家，這等于奴隸假冒自由人，僭主假冒王。敗壞的城邦到處都有這種似是而非。

談了哲人王，王道城邦的建造才算完整。王道城邦當然得是正義的。正義的意思，是各種靈魂各當其位各司其職。為了正義，城邦必須向真理敞開，與真理保持溝通。哲人就是城邦與真理之間的通道。為了靈魂，也為了城邦，他向真理發(fā)起“神圣的凝望”，再把真理的消息帶回城邦。當他的眼睛從“神圣的凝望”回轉人間，會出現(xiàn)“暫時失明”。任何人從亮處回到暗處，都會如此。這就對決心追求正義的城邦提出了要求。它得信任哲人，甚至得依賴哲人。就是說，它知道，與真理的聯(lián)絡是性命攸關的事。同時，它還得對哲人有耐心。它不能用培養(yǎng)律師、修辭學家的方式培養(yǎng)哲人，也不能到法庭、議會、智術學校當中去尋找哲人，更不能任由黨派分子、群眾鼓動家嘲諷、詆毀哲人。這樣，王道城邦就有三層美德：接受真理的指導，向真理敞開，抵制對真理的輕佻。這就意味著，一個把自己封閉起來的、只愛自己不愛真理的城邦，注定敗壞。

蘇格拉底引領朋友們，在言辭中眺望到王道城邦。這個城邦是否能在日光下實現(xiàn)？當然可能，因為它是一切城邦的型。一切模仿品都在趨近或背離自己的型。只要眺望到型，并且決心趨近它，可能性就永遠不會封閉。可是，答案也可以是當然不能。不過，答案也可以是不能。因為王道城邦向日光下的城邦要求的，不是模擬，而是悔過。尤其需要悔過的，是那些拙劣的贗品制造者——僭主，以及僭主的幫閑——輕佻的詩人、假冒的哲人。

蘇格拉底帶領朋友們見識了好城邦和哲人王，這是旅行中最快樂的攀登部分。當哲人王重回洞穴之后，旅行就進入陰森恐怖的下半程了。

三、雄蜂與僭主

旅行的上半程是說，朋友們有可能走到洞穴之外。旅行的下半程是說，人類歷史的主要故事，是洞穴里面的故事。洞穴里面的故事是什么呢？首先是洞穴居民集體拒絕和迫害哲人。接下來，就是洞穴里面的城邦退化和靈魂退化。

第八卷、第九卷，蘇格拉底推演了一個敗壞的因果鏈：榮譽政制、寡頭政制、民主政制（柏拉圖意義上的“民主”，與各種現(xiàn)代爭論暫時無關）、僭主政制。和政制敗壞對應的，是靈魂的敗壞。

如果說“正義”就是各當其位、各司其職，就是城邦與靈魂的有序，那么敗壞的過程就是失序的過程，就是最不配統(tǒng)治的篡奪了統(tǒng)治。這件事，既發(fā)生在城邦里，也發(fā)生在靈魂里。

榮譽政制靠少數(shù)人的榮譽維系，榮譽是一種指向德性的激情。

寡頭政制，靠少數(shù)人的財富維系。當城邦膨脹，黨爭蜂起，財富比榮譽更有效。榮譽感通常是陰謀家的絆腳石。

民主政制，靠人的數(shù)量維系。從寡頭制到民主制，往往經由革命，多數(shù)窮人對少數(shù)富人的革命。所謂革命，其實不是生活原則的更替。相反，少數(shù)寡頭的生活情調成了全體民眾的生活指南。民主，是讓每個人都成為小寡頭，好利的欲望統(tǒng)治著他們的生活。民主時代的好利，質量要比寡頭時代更低下。寡頭時代的寡頭們，身上尚有榮譽時代的遺跡，珍惜榮譽，崇尚節(jié)制。民主時代的私人寡頭們，則在私人生活和靈魂里放逐了榮譽、節(jié)制之類的牽絆。節(jié)制代表著有序。放逐了節(jié)制，意味著對秩序的無視。在一個民主靈魂里，理智、激情、欲望之間不需要秩序，各色欲望之間不需要秩序，只要一物在，它就該在。與民主靈魂匹配的，是社會的“自由”氣氛。蘇格拉底說，那種“自由”其實是失序的代稱。從寡頭政制蛻變而來的民主政制，在其初期，總是振奮人心的，看上去色彩斑斕，生機勃勃。色彩斑斕底下，卻是善惡、美丑、好壞、高貴、卑劣的雜陳。人們逐漸喪失辨識揀擇的能力，也逐漸喪失辨識揀擇的愿望。人們寬宏大量，對所有事物一視同仁，給它們平等競爭的機會。人們相信，在自由競爭中遲早會形成某種自發(fā)秩序，那將是最好的秩序。人們無比信靠這種“自由”，對未來無比樂觀。人們不知道，“自由”正在走向末日。

靈魂里的民主原則，意味著靈魂失序。依照“正義”原則，理智領導激情，照看欲望，那樣的靈魂是自由的（真正的自由），那樣的城邦是自由的。依照民主原則，理智、激情、欲望絕對平等，公平競賽，勝者優(yōu)先。其結果，只能是利爪戳瞎眼睛，欲望踐踏理智。人們盲目信賴自發(fā)秩序，等來的則是叢林里的自發(fā)秩序。當然，對公平競爭抱有幼稚幻想的心靈會說：如果善是好的，就該自動戰(zhàn)勝惡，連自己都不能保護的善，也沒辦法證明自己。如果他真的這么想，那他已經為迎接僭主做好了準備。（僭主，就是那個用叢林里的勝利證明了自己的人。）

蘇格拉底意義上的“民主心靈”，不只是熱愛城邦里的民主投票的心靈，更是讓理智、激情、欲望施行民主選舉，爭奪靈魂主權的心靈。爭奪的結果，通常是欲望稱霸。蘇格拉底用“雄蜂”比喻欲望以及被欲望驅使的人。日光之下，沒有任何地方干凈到沒有雄蜂。雄蜂永遠是城邦和靈魂的一部分。有序狀態(tài)里，雄蜂是被統(tǒng)治、被照料、被規(guī)訓的對象。而城邦和靈魂的敗壞史，則是雄蜂的解放史、奮斗史、稱霸史。僭主政制絲毫也不深奧，無非是城邦里雄蜂竊取了他不配擁有的統(tǒng)治權。與之相應的，則是靈魂里的雄蜂獲得了對靈魂的獨裁。僭主制就是雄蜂的稱霸，雄蜂稱霸的前身，則是對雄蜂的放任。無節(jié)制的“自由”，最終為雄蜂貢獻了一片通往專制的叢林。

僭主是看穿民主、利用民主的人。民主心靈總樂觀的，樂觀里帶著一點兒善良和很多天真。借助民主氣氛崛起的僭主可不善良，更不天真。他早就看穿了養(yǎng)育了自己的那種“自由”，一旦掌權，他會毫不容情地終止自由。終止自由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城邦里的誅除異己，只是常規(guī)戰(zhàn)術。更隱秘也更重要的，是在靈魂里誅除異己。蘇格拉底把僭主比作帶刺的雄蜂。帶刺的雄蜂最樂意統(tǒng)治的，是無刺的雄蜂。當他發(fā)現(xiàn)城邦里無刺的雄蜂太少，便會為自己制造合適的臣民。制造方法也不難，只要讓欲望在大多人的靈魂里行使統(tǒng)治就可以了。有時只要一點兒威逼、一點兒利誘，有時則需要編造一些新的“哲學”。這都難不住僭主。他必須動用他知道的一切手段，維護統(tǒng)治。他對統(tǒng)治的全部理解，可能就是殺掉自由。僭主是最聰明的壞人，最有力的傻子。

民主心靈失去了對好的理解力，因此失去了對壞的反抗力。有人指責蘇格拉底鄙視民主，這不是實情。民主本身不值得鄙視，民主里面那種導致僭政的可能性，則須警惕。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大多數(shù)純正的民主心靈喪失了警惕的能力。喪失自我理解之力的民主，是通往僭政之路。此事，在他的時代已經發(fā)生了，在此后的時代還將反復發(fā)生。

從哲人王一路下行到民主政制、僭主政制，蘇格拉底就幫朋友們理解了當下的處境：當下的雅典，已經卷入民主、僭主的乏味循環(huán)。這個乏味循環(huán)，不是個別政客的責任，是由城邦公民的靈魂狀態(tài)決定的。當公民的靈魂已經退化成雄蜂的水平，他們便只配接受僭主的奴役，而且，他們根本不能理解自己的被奴役狀態(tài)。這種對自身狀態(tài)的不理解，典型代表，就是塞拉西馬柯、格勞孔。他們欣賞強者，因此是僭主靈魂；他們又假定所有人都是欲望的奴隸，因此又是民主靈魂。他們已經意識不到靈魂還有別的可能，因此無法理解政治的其他可能，因此不能理解“正義”，甚至對“正義”不耐煩。他們其實是把退化了的靈魂的樣子，當成靈魂本來的樣子。他們自以為對人性非常了解，其實對自己一無所知。蘇格拉底帶領他們旅游，不是要說服他們，只是讓他們見世面，改換視野。他們的問題，不是錯誤，而是偏狹。一旦脫離偏狹，他們自會重新審視自己、城邦以及時代。

四、詩人何為

《理想國》里有兩次重要的“驅逐”。首先前面提到過，敗壞的城邦總是要驅逐哲人。那意味著，它總是試圖崇拜自己，切斷與真理的關系。另一次“驅逐”，則發(fā)生在建國之旅的開端。建國之旅剛一開始，蘇格拉底就發(fā)起對詩人的“驅逐”。這是一次常遭誤解的，著名的“驅逐”。

蘇格拉底讓朋友們想想，拿什么教育城邦的衛(wèi)士，該把城邦的衛(wèi)士教育成什么人。雅典人都活在荷馬、赫西俄德的教育里。不管荷馬說了什么，他唱出的詩句塑造了雅典人的靈魂，訓導著雅典人的生活。神是什么性情，英雄是什么風度？他們就是荷馬詩句里的樣子。荷馬就是教養(yǎng)，雅典人不可以選擇。但是此刻，朋友們打算建一個全新的城邦。蘇格拉底問大家，要不要把荷馬原封不動帶到那里去？那實際是問：要不要把今日雅典街頭的同胞帶到新的城邦？

詩人，是建國之旅遭遇的第一個問題。蘇格拉底并非小題大做，強行引入。實際上，他是接著阿狄曼圖談。引出建國之旅的是“正義”問題。阿狄曼圖的最后陳詞，提到了詩人。他把荷馬、赫西俄德視為雅典人的生活導師。雅典人依照他們的教誨認識神。那些自相矛盾的說法在雅典人頭腦里造成混亂，那些任性的可以賄賂的神，那些感情用事動不動就撕扯頭發(fā)的英雄，讓雅典人的生活變得輕佻。如果人和神的關系就是這樣，如果“正義”就是源自這樣的神，那么人沒理由不把“正義”當成一個圈套，或一出戲。阿狄曼圖的陳詞已是對“詩之罪”的舉證。詩人是風俗的引導者，因此也得對風俗的敗壞承擔責任。詩人是危險的，因為詩的魔力太大，詩人的技藝太驚人。詩人能向幼嫩的靈魂灌注正確的見解，也能從哪怕蒼老的靈魂里把正確的見解抹掉。阿狄曼圖的困惑表明，詩為雅典人帶來的，是混亂的見解。蘇格拉底緊接著阿狄曼圖發(fā)言，談論詩人，水到渠成。

蘇格拉底問朋友們，新的城邦要不要詩，如果要，要什么樣的詩。這不是文學問題，是教育問題、政治問題。最重要的，這是由何謂“正義”引出的教育問題、政治問題。 “正義”只發(fā)生于健康的靈魂，只存在于健康的城邦。而健康的靈魂和城邦，只能在時間當中栽培、成長。這就是教育。蘇格拉底的朋友們立刻領會了這個意思。他們都愛荷馬，但他們都明白，眼下的工作，不是捍衛(wèi)荷馬，而是捍衛(wèi)城邦。這就好像一幫父親討論該拿什么飲料喂養(yǎng)孩子，無論多么熱愛美酒，也不會有人高喊美酒適合喂養(yǎng)。

蘇格拉底的朋友們明白當前問題的實質。柏拉圖的讀者們未必明白。《理想國》有很多著名的段落，審判詩人就是其中之一。在大學的文學課堂上，這段常被視為柏拉圖的罪狀。教材和老師經常提醒學生：柏拉圖的文藝思想是敵視文藝；柏拉圖的政治思想，帶有迫害文藝的傾向；允許城邦迫害詩人，是現(xiàn)代極權的古代先兆。類似的說法很多，幾乎已經變成常識。

其實，敗壞社會之所以敗壞，不是因為它驅逐詩人，而是因為它驅逐好詩人。而在此之前，它必定首先容忍、慫恿壞詩人。而在此之前，它的人民早已喪失了辨別好壞的能力。而在此之前，人民和詩人都忘了詩何為，詩人何為。

這樣一個社會，人們僅僅把詩當成娛樂，覺得用詩娛樂就夠了。多數(shù)人把詩當成娛樂工具的地方，就會有少數(shù)人出來，把娛樂當成宣傳工具。僅僅把詩當成娛樂的人，一定是對宣傳失去抵抗力的人。對宣傳失去抵抗力的人，一定被最壞的宣傳俘獲。當詩成了壞宣傳的工具時，驅逐詩人的事情就發(fā)生了。敗壞的城邦，會把那些威脅到自身之敗壞的好詩人驅逐出去。實實在在經歷過敗壞社會的人，都斷定驅逐（迫害，殺戮）詩人是一樁暴行。可是，實施這樁暴行的人，一定是重視詩的人。他知道詩是捏造人心的武器，得把它抓在自己手里。他能抓住這件武器，乃是因為大多數(shù)人早已拋棄這件武器，根本不知道它是武器。沒人善用詩，就有人濫用詩。

蘇格拉底提議在王道城邦里驅逐詩人，恰恰是提醒那些關心正義的朋友：必須重視詩，重申、重建“詩”與“正義”的聯(lián)系。詩能影響靈魂，所以詩關乎世道人心。如果說詩人有罪，罪不在詩，而在于詩人忘了詩與正義的聯(lián)系。詩人技藝卓絕，驚心動魄，易如反掌。足以驚心動魄的詩人，常常忘記，技藝本身不是目的，該是“正義”之事業(yè)的一環(huán)。一旦忘記這點，詩人的技藝就可能被濫用，被他自己濫用，被僭主濫用。

蘇格拉底當然不是仇恨詩，仇恨詩人。他如此嚴苛地談論詩，其實是要引導朋友們理解秩序。

在一個日益浮華、腐化的社會里，詩，常被認為與秩序無關。正因如此，蘇格拉底才在建國之初，把逍遙于化外的詩拉回“正義”的視野。不只是詩，城邦里的所有技藝都得如其所是地守住自己的職分。任何一種技藝，忘記或錯置與更高事業(yè)的關聯(lián)，即為不義的。鞋匠忘了鞋要為腳服務，是為不義，但此事極少發(fā)生。鐵匠以為自己是城邦的導師，是為不義，但此事極少發(fā)生。詩人則經常忘了自己對“正義”的責任，卻又同時想要扮演眾生的導師。

蘇格拉底和朋友們的建國之旅，始于詩人問題，終于詩人問題。那是因為詩是雅典生活的重要表征，也是雅典人最引以為傲的光榮之事。要想診斷生活的問題，人們必須從最珍視的那部分開始。

僭主在現(xiàn)實的敗壞城邦里驅逐詩人，蘇格拉底在言辭的王道城邦里驅逐詩人。因為蘇格拉底知道，能夠對抗敗壞的，不是空洞無物的寬容（不是說寬容全都空洞無物，柏拉圖鄙夷空洞無物的寬容），而是捍衛(wèi)正義的斗爭。不想遭受僭主迫害的詩人，必須加入斗爭。至少，他不可以在城邦里助長那種滋生僭主的敗壞。

蘇格拉底的建國之旅始于不寬容，正是要幫助人們記起比寬容更重要的事，那才是寬容的根基。

五、兄弟相認

旅行比辯論有用。當兩個沒見過世面的人各抱一孔之見爭論不休時，他們需要的不是勝利，而是旅行。旅行的好處，是拓展視野。視野的拓展，會讓人意識到比戰(zhàn)勝對手更緊迫的事：認識自己。一個不認識自己的人，到處發(fā)現(xiàn)敵人，卻永遠認不出兄弟。《理想國》就是一個關于旅行的故事。當然，這是發(fā)生在靈魂里的旅行。發(fā)生在靈魂里的旅行，蘇格拉底稱之為“辯證法”。

第七卷末尾，蘇格拉底談到自己的技藝：不是向靈魂注入本來沒有的，而是讓靈魂恢復原本就有的。那是一種由偉大視力而來的偉大知識。當靈魂深陷泥淖不能自拔時，唯有依靠這種視力自救。蘇格拉底的技藝，就是幫助人們恢復這種視力，他稱之為辯證法。

蘇格拉底所謂的辯證法，是使靈魂獲得解放的技藝。只見過欲望的靈魂，便只能盯住欲望不放。偏狹的視野是靈魂的累贅，壓著人，讓他永遠往下看。等他見識了榮譽、理智、理性、神，沉重的累贅就消失了。他可以在一個更大的視野里重新面對欲望，給欲望一個合宜的位置。于是，他成了“辯證法家”：在事物的相互聯(lián)系中認識事物的人。使他得以眺望真理的，不是蘇格拉底的耳提面命，是他自己那恢復了的“辯證法家”的視力。蘇格拉底只是幫他促成了這個恢復。

蘇格拉底和朋友們的旅行，上窮碧落下黃泉。可是，這樣的旅行有什么用呢？它既不能把天上的王道城邦帶到塵世，也不能把僭主從地上趕走，終歸只是一場談話而已。但這樣的談話里，保存著反抗奴役的希望。僭政的實質，是僭主與人民之間的內戰(zhàn)，是全體人民之間的內戰(zhàn)，是每個人靈魂中的內戰(zhàn)，是為欲望驅使的雄蜂與雄蜂之間的火拼。蘇格拉底的言辭旅行，則是讓人們兄弟相認的藝術。首先，它讓聽眾意識到自己是人，而非雄蜂，或欲望的奴隸；其次，它讓人們在旅途中兄弟相認，結成伙伴。這意味著，世上至少有幾個活生生的人。他們在共同的旅途中見過些世面，見識了好，因而有能力辨別壞，因而擺脫了僭政賴以維系的，無教養(yǎng)的精神土壤。

別忘了，《理想國》的出發(fā)點，根本不是依照觀點、立場、公式建造人間天國。蘇格拉底講述一個漫長的故事，只是為了治愈朋友們對“正義”的不耐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