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痖弦 口述；辛上邪 記錄整理 出版社：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9年07月 ISBN：9787559430786

雙村記

回憶我的故鄉(xiāng)要從古詩《十五從軍征》說起。“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xiāng)里人：‘家中有阿誰？’‘遙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飯，采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詩歌描述的是：一個出征多年的人回鄉(xiāng)，家里人都去世了。老房子還在，一片荒涼，他進(jìn)去看到野兔在狗洞里跑來跑去，雉雞在梁上飛起飛落。他到天井里煮熟了野菜，卻不知道端給誰吃。我讀這首詩的時候，大概十二三歲，不相信世界上有這么悲慘的事情。可是現(xiàn)在想一想，我還不如那個《十五從軍征》的老兵啊！因為他八十還能歸鄉(xiāng)，而我卻一直飄零在外。年輕時讀詩，覺得是文人的夸張，哪里知道這樣的命運也會降臨到自己身上？！

我離開家時十七歲了，所以對家鄉(xiāng)的記憶非常完整。我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很多都是圍繞著母親和故鄉(xiāng)兩個主題。像我詩中的紅玉米曬在房檐下、春天來了孩子們在打麥場上滾鐵環(huán)，都是來自對故鄉(xiāng)的懷念。后來我的詩歌寫作中斷了，我曾想過有一天我再寫詩時會寫什么，想來想去還是會寫故鄉(xiāng)。故鄉(xiāng)真是一輩子寫不完。而且人是越老越想家、越老越想父母。因此，一個人如果有完整的對故鄉(xiāng)、慈母的記憶，可能夠他寫一輩子。當(dāng)然，根據(jù)他年齡不同、藝術(shù)技巧不同，會體現(xiàn)出不同的風(fēng)貌，可這是永不止息的主題。故鄉(xiāng)是我永難忘懷的，如一首詩中所寫，“你離家這么多年了／怎么還戴著那頂破斗笠／不，那是故鄉(xiāng)的屋頂”。現(xiàn)在，在我八十多歲時，我最想寫的還是我的故鄉(xiāng)回憶。

我給故鄉(xiāng)回憶取名《雙村記》——一個村子是我們家的村子，一個是我外婆家的村子，中間差十二里地。我的故鄉(xiāng)在河南省南陽縣，我從小就在這兩個村子間游走，稍大才去了縣城。兩個村子加上南陽縣城就是我對故鄉(xiāng)的全部記憶所在。

平樂村

外婆家的村子是黃土地，我們的村子是黑土地。外婆家是明末從山西遷過來的。從山西移來的時候是一個大家族，官府就地分家——河那邊是蕭坡，河這邊是平樂村。他們把一口銅鑼斷開，兩半破鑼分別給兩邊的村子，將來把兩半破鑼的碴口對起來，就能看出原本是一口鑼，也就是一家人。要子子孫孫不忘本，永遠(yuǎn)記住是一脈所出，以后要互相幫忙。“破鑼”兩個字音化為蕭坡的“坡”和平樂的“樂”。外婆他們在平樂村。他們村里有幾家大戶蓋的是瓦房，形制看起來像山西的房子，青磚青瓦、五間頭、四合院。我們王家祖上也是山西來的，但沒有家譜，一窮二白。我們的村子就很簡陋，都是草房。我媽媽為什么嫁到我們村？因為我外婆家后來漸漸窮了。我爸爸家有幾畝田，娶了沒落的大戶小姐。外婆家的村子和我們的村子對比鮮明，一邊富有文化氣息，一邊是蠻荒之地。

明末時河南人少，官府逼著山西民眾南遷，還要有懂各行各業(yè)的，比如懂醫(yī)藥的，懂建筑的，讀過書能識字的。他們來的時候帶來了文化。我外公他們家族一直經(jīng)營著藥鋪。我外公就是眼科大夫——在我們那里眼科醫(yī)生叫“眼科先兒”——他開個藥鋪，也看病。我小時候就在這個藥鋪里跑來跑去。我外公非常想讓他的子女繼承衣缽。我媽媽是長女，下面兩個妹妹、一個弟弟。我媽媽和兩個姨能幫他抓藥，但沒學(xué)會中醫(yī)。外公又希望我能繼承，我小的時候他總是編故事講這些事兒，可惜我也沒有繼承他的事業(yè)。

外公除了門診，還做眼藥。眼藥是半流體的，有的裝在高粱葉子里，鄉(xiāng)下人叫“桃粟捆兒眼藥”——家鄉(xiāng)管高粱叫桃粟。有的也裝在螺殼兒里，用蠟密封起來，還貼著藥名和字號。外公也看病。他看病收費非常低廉，窮人買藥就收個成本錢或者完全免費，一般的顧客就是半價。因此，他在鄉(xiāng)里間特別受到尊敬。在我幼年的記憶中，他藥鋪的味道特別好聞，我在那些高與梁齊的藥柜間跑來跑去。藥鋪里敬著泥塑的騎著老虎的藥王爺孫思邈的像，一進(jìn)門就能看到。藥鋪里有一副對聯(lián)，“但愿世間人無病，何妨架上藥生塵”，橫批是“杏林春暖”。

我小時候喜歡偷吃外公的甘草，甘草很甜，小孩子總是喜歡吃甜的。我想外公早就發(fā)現(xiàn)了，但他從來不講。生地也可以吃，不是那么甜，也能吃。再大了，就是向外公要木通。木通不是吃，是放在墨盒里。上小學(xué)后，每個孩子都有一個墨盒，墨盒里有一塊棉花，我們研了墨汁，或買現(xiàn)成的墨汁，倒在墨盒的棉花上，棉花上面要再蓋一個東西，寫字時筆就不會沾上棉絮。通常是去藥店拿一塊木通——蓋木通的辦法就是外公告訴我的。

鄉(xiāng)下人管硯臺叫“硯凹”，那時還是以研墨為主，墨汁還不流行，要去大的鎮(zhèn)子上才能買到。過去中國人的詩為什么寫得那么好，我想是因為寫詩前麻煩事兒太多——要研墨、發(fā)筆，研墨研半天才能寫詩，正好構(gòu)思。發(fā)筆是說新毛筆或干硬的毛筆都要用溫水發(fā)，水溫不要高，也不是冷水，要慢慢把筆泡開才能用。寫字要有好的環(huán)境，寫字要有好的心情。這些事情都做完了，才能靜下心來寫。

外婆胖胖的，非常慈祥。她最喜歡我們幫她抓癢。抓的時候逗我們說：“你這娃兒，哪里不癢你抓哪里。”她還會唱各種歌謠。比如她抱著我時會唱：“抱外孫，不如抱草墩兒。”我外婆雖然平時很和善，但厲害起來也很厲害——有一年，有賊人來偷東西，給她發(fā)現(xiàn)了。老太太就跟他們理論，把賊罵得抱頭鼠竄。

我在外婆家非常快樂。當(dāng)時不曉得有“文化”這個概念，現(xiàn)在覺得他們家是有文化的。他們家有秩序。當(dāng)時也不知道秩序是什么。反正我家那邊就是賭博場，還有土匪出入。而外婆家感覺不一樣。我一到平樂村就不愿意走。走的時候大人把我放到牛車上，我哭著跳下來，就是不想走。

他們大戶人家的家族規(guī)矩很大，大哥就是大哥，大嫂就是大嫂，出入應(yīng)對都是有一套規(guī)矩的。兄弟姐妹排行都是按照家族大排行，所以我有十三姨啊、二十表哥啊。我媽媽是老七，他們都喊她“七姨”，我大姨是老八，小姨是老九。一個管一個，秩序井然。

他們每一家都有銅器，就是鑼、鼓、鈸等等，要過年才打著玩兒，每家都打，好不熱鬧。我就是在外婆家學(xué)會了打鼓。念小學(xué)時我是鼓樂隊的“要角兒”——打大鼓。

外婆家在一條大河旁邊。這條河從南陽流過來，一直流向襄陽，注入漢水，是可以行船的。我們在河里游泳——家鄉(xiāng)管游泳叫作“洗澡”——男孩子調(diào)皮，扒著去遠(yuǎn)方的船游好久。船上有使舵的女孩，跟我們笑，我們就跟著船漂。漂到激流的地方就上岸了，再跑回來。我特別喜歡這條河，一天到晚在河里玩兒，它的名字叫白河。李白曾幾次經(jīng)過南陽，詩歌中“走馬紅陽城，呼鷹白河灣”就提到了白河。

年齡稍稍大些時，我就更野了。有一次船老板和他太太大概是回娘家了，沒人開船。我們一群野孩子就把這條船劃走了。也去擺渡，接客人。過路的客人還真上了一船，有賣油的、挑擔(dān)兒的，還有些老太太。到了河中間，我們把船用篙一定，要收錢，沒有錢不開。有幾個老太太罵人：“你皮吧，我認(rèn)識你媽。我告訴你媽去，你就得挨揍。”聽了這話，我們哪還敢要錢，趕緊開船。渡船本來是不要錢的，船夫每年收糧食。秋天打糧食時，他去碼頭兩邊的村子里挨家收糧食，給多少算多少，沒糧食給點雞蛋也行。《皇冠》雜志有個專欄叫“青春歲月”，訪問過很多人，我也是其中一個被訪問者。我把這個故事說出來，張愛玲看到后來信說，她讀了訪問記上這段場景，她覺得很蒼涼。我們當(dāng)時只是一味地皮，哪里知道蒼涼不蒼涼？張愛玲還說，“這題材太好了，你應(yīng)該自己寫。”

連陰雨久了，溝滿河平，河上漲大水的時候，從上游沖下來很多東西，有樹干、家具、牲口等等。下游的人就在河里撈東西，“發(fā)洋財”。河邊的沙子都是細(xì)細(xì)的白沙，被風(fēng)刮成沙崗——現(xiàn)在當(dāng)然都被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給用掉了。孩子們喜歡從沙崗上打滾滾下來，一點都不疼。沙子也侵蝕旁邊的果園。果園里的沙子越堆越高，已經(jīng)接近果樹枝子了。我們覺得最過癮的是躺在樹下，不用動手，只用嘴巴接著就能吃到水果，吃完了再吃另外一個。那時小孩子去果園里偷吃是可以的，一般園主基本上不管。我們就覺得痛快得不得了。桃核兒留下來，穿成串掛在脖子里辟邪——桃樹是鬼的舅舅，鬼怕桃樹。

因為有沙地，花生種得很多。家鄉(xiāng)管花生叫“落花生”。花生播下去很容易生長。長到一定時期，小孩子去地里刨花生吃。用腳把花生周圍的土踢松，用手把花生勾出來，將大個兒的取下，再把枝子埋進(jìn)沙地，小的花生還能繼續(xù)生長。收獲花生時，是連著沙子一起鏟起來，放到一個大的像雙人床似的可以搖晃的篩子里，從兩邊一起搖晃，沙子就漏下去，剩下花生和花生秧子了。再把秧子和花生拿到場上，曬干了去掉秧子，留下花生。每一家都有個花生倉屋。花生堆到梁那么高。我們喜歡從高處滾下來，好不快樂。收獲的花生除了自己吃，大部分都賣掉了，這是每家的重要收入。小孩子沒玩具玩兒，就拿兩個花生，用尖兒的部分頂，誰的破了誰輸花生。那也能玩兒半天。

外公和他弟弟（我叫叔公）兩家中間有口井，有條小路。井旁一年四季都有女人在洗衣服。往常洗衣服的時候，洗干凈了，把衣服拿回家放在米漿或者高粱漿中上漿，然后曬。曬得半干時，放在平的石頭上用棒槌捶。古詩有“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有人說，黑燈瞎火的，怎么能洗衣服呢，晚上婦女去河邊也不安全啊？其實不是洗衣服，是捶衣服——衣服曬了一天，到了黃昏后曬干了，不用熨斗，用棒槌敲打。捶打過的衣服特別整齊，簡直可以站著不倒，穿起來也體面。井里有柳條編的轆轤。夏天把瓜果用柳條籃子系到井的深處，第二天拉上來吃，這種水果叫“井畔涼”，吃起來很過癮，像現(xiàn)在的冰淇淋那樣。家鄉(xiāng)的柳條去了皮，又細(xì)又白，編成器具后密不漏水，特別受歡迎。

我家里剩下的老東西是我媽媽做針線的筐子，也是柳條做的。還有就是那個捶衣服的石頭，紅衛(wèi)兵來破“四舊”，拿它也沒奈何，因為搬不動，就劫后幸存下來了。我小時候常常坐在上面，小孩子不穿衣服，涼涼的很舒服，這個印象非常深。有一年回鄉(xiāng)，我對太太說，真想把那塊石頭運過來，運到加拿大來，將來百年后就枕著那塊石頭，那是我家的東西。我爸爸是在青海勞改營過世的。那個時候去勞改營要自帶行李，所謂的行李就是家里的一床老棉被。那床帶到異地的棉被就成了家的象征。很多死在勞改營的人的遺言就是“死后把我裹在我的棉被里”——用家里的棉被裹起來就是最大的心愿了。可是青海那種地方，兩三千尺的海拔，天寒地凍，晚上人一斷氣棉被往往被拿走了。從家里帶出來的老棉被就是家了，那個捶衣服的石頭也讓我覺得是我和已經(jīng)不在了的那個家的關(guān)聯(lián)。

外婆家的房子非常結(jié)實。據(jù)說蓋房子時，我媽媽的祖母對工人特別好，有吃有喝，一下子是湯面，一下子是包子，一天好幾頓，還有酒，水煙袋就有好幾把，擺在那里給工人們抽。工人們士氣大振，拼了命蓋，要多結(jié)實有多結(jié)實。清末蓋起來的房子，泥巴做的，一直到上世紀(jì)八十年代我回鄉(xiāng)時，房子還在。墻很厚，屋頂鋪瓦，梁用的是上好的木頭。那所房子后來被當(dāng)隊部了，外墻上還漆了黑板寫黑板報——家里的老東西幾乎都沒有保存下來。過去村子里瓦房不多，瓦房是富貴的象征。人們不是蓋不起瓦房，是置地要緊，省吃儉用，有了錢都買地。

我一直不知道我母親的名字。小時候我問她：“媽，你叫什么名字？”她不講，整個臉都紅了，“你小娃兒問這個干啥？”我媽媽沒上過學(xué)，不會寫自己的名字，她可能覺得不好意思，所以不講。村子里也不作興稱婦女的名字，都是大媽、二嬸兒的。門牌上記錄已婚婦女的名字都是某某氏，比如我媽媽就是王蕭氏。外婆家，從我大姨開始時上“洋學(xué)”，后面幾個孩子都去學(xué)校念過書，只有我媽媽那個時候不念書。

我和小姨一起去念過“洋學(xué)”。外婆家的和我們家那邊的小學(xué)我都念過。記得外婆家那個小學(xué)一進(jìn)門是影壁墻，上面是孫中山的像，還有黨國旗，下面種著石榴。教室里掛著好幾個門板那么大的算盤，算盤子兒串在有毛的桿兒上，叫“毛算盤”，這樣算盤珠不會亂動，擺好公式后就停在那里，做教學(xué)用。學(xué)校是公立的，免費。

到臺灣后填表格，父母這一欄母親的名字實在不好意思寫“王蕭氏”，但又不知道媽媽的名字，就根據(jù)模模糊糊的記憶寫了“蕭蕓生”，其實那是我大姨的名字，她們的名字是押“生”字。小姨是蕭萍生，舅舅是蕭芝生，我媽媽的名字叫蕭芳生。大姨夫是中央軍校的學(xué)生，婚后三個月去當(dāng)國軍到東北打仗，生死不明，沒有再回鄉(xiāng)。大姨就這樣守了他一輩子。我到臺灣后，還登報尋找大姨夫。有一天接到一個電話，說是大姨夫的朋友，說他們在東北打垮了就沖散了，他也沒再見到我大姨夫。1949年后，大姨不敢提她家的事兒，將孩子的姓改了，改姓蕭。

我媽媽沒有上過洋學(xué)，也沒有念過私塾，基本上不認(rèn)識字，但她的刺繡方圓七十里地都聞名。河南不叫“刺繡”，叫“扎花兒”。每年都有很多親朋好友來找她繡東西。我現(xiàn)在特別喜歡收刺繡，看到刺繡就想買下來，我想“說不定是我媽做的呢”。她會繡云肩霞帔，整套的新娘禮服都能繡；也繡手絹、耳護(hù)、荷包；也繡煙袋包送給佃農(nóng)當(dāng)禮物——中國人有自己的審美觀，不放棄任何顯示美的意識。我最喜歡跟媽媽在燈下活動，她在燈下扎花兒，我給她整理線帖。線帖像現(xiàn)在照相本那么大，每頁上有紙藝折的一兜一兜的小袋子，每一兜里面裝一種線，表面是平的，拉開了能取用里面各種顏色的線。一頁大概能裝七八種線。有時候我餓了，媽媽就用上鞋的長針戳了很多生花生仁兒，就在油燈的芝麻油里蘸一下——家鄉(xiāng)產(chǎn)芝麻，油燈里燒的是芝麻油——再在油燈上烤。烤出來很香。但不能馬上吃，要等一下，烤完了針是紅的，要涼一下再吃。我媽媽上世紀(jì)六十年代病故在鄉(xiāng)下。她人緣不錯，雖然臂上帶著“黑五類”的臂章，但是村里人還是“大媽”“大媽”地叫她，背著干部偷偷給她東西吃。

我舅舅讀的是陸軍軍官學(xué)校，當(dāng)職業(yè)軍人。媽媽說他離家時來過我家。我小時最崇拜舅舅，可他來時我很害臊，用被單子蒙頭蓋著，躲在下邊不敢看他，閉上眼一直笑。我舅舅把被單子掀開，我又把被單子拉起來，還是閉上眼笑。結(jié)果始終我也沒看到舅舅。我流亡之前，舅舅再也沒回來。我一生都沒見過他。在我的家鄉(xiāng)，管舅母叫妗子。我妗子臥房里掛著舅舅的一張戎裝照。還有舅舅的一把小佩劍，是蔣介石送給黃埔軍校畢業(yè)生的，上面寫著“成功成仁，蔣中正贈”。我小時候去外婆家，一定去妗子屋里摸那把佩劍。看著舅舅的戎裝照覺得好威武。十七歲離開家的時候，父母的照片都沒帶，因為只知道是去南方，還會回來，不覺得是永訣，只帶了舅舅的一張照片——我想去找舅舅。我想如果找到舅舅他不認(rèn)識我，我就把這張照片給他看。我當(dāng)然沒有找到他了。他后來退伍后回家，1949年后當(dāng)過小學(xué)教員，也死于歷史問題。妗子后來瘋掉了，害怕聽到開會的鑼聲，一聽到鑼聲就往門后躲，害怕被批斗。

上世紀(jì)八十年代末，我回去掃墓時，給外婆外公、舅舅舅母立了碑，碑文是我自己寫的，到蒲山店訂的石碑，我交待石匠，碑上不要刻我的名字，刻的是我表弟們的名字。我在村子里請了兩臺吹打，擺了十幾桌酒席。我姨他們因是“黑五類”等等，成分不好，多年來在村子里地位都低、抬不起頭來，運動來了，對他們要打就打、要罵就罵——那次立碑時把三牲祭禮、紙扎的童男童女都擺在方桌上，抬著在村子里游行，邊游還邊給圍觀的群眾散香煙。我姨抬頭挺胸的，覺得總算為他們爭了一口氣。

平樂村是我最喜歡的。如果我再給自己另取一個筆名，我就要用“蕭”這個姓，叫蕭夢白——我們這輩是夢字輩，取“夢到李白之意”。我的兩個孩子一個叫景縈，一個叫景蘋。蘋是為了紀(jì)念我外婆家的“平樂村”，“縈”是為了紀(jì)念我們自己的村子“楊莊營”。

楊莊營

和外婆家不同，我們家祖上就很苦。苦到什么程度？那還是清朝的時候，大年三十，我的曾曾祖父家里連一點面、一粒米都沒有。曾曾祖父就到集市上去賣門神、春聯(lián)、灶王爺。幾個小孩已經(jīng)餓了好幾天了，餓到前心貼后背了，以為爸爸回來肯定能帶吃的東西。結(jié)果一張都沒賣掉。全家人只能抱頭痛哭。后來他們借錢，在官路的旁邊開了個雞毛店，人稱“冷店”，門口放一個草編的簍子，簍子里放著饅頭，還拿一個饅頭放在蓋子上，表示是賣饅頭的。在河南的客棧里，住店不要錢。河南人很老實，說：咱們這個棉被讓人家蓋一個晚上還要錢？這又蓋不壞；睡在地上還能把地壓個坑啊？所以不好意思要錢。但是“住店不住店、先吃一碗面”，那一碗面吃不吃都要收錢的。那碗面錢就是店錢。我這個曾曾祖父比這個還慘，只能賣個饅頭，讓人喝碗湯。五個孩子只有一件大褂，誰出去走親戚，誰就穿這個大褂。

有一天，遠(yuǎn)遠(yuǎn)地走過來一匹馬，這匹馬漸行漸近，好像馬上沒有人。走近了一看，有個人伏在馬上，頭都快挨著地了。一摸他的頭，病得很厲害。幾個孩子把他扶下來，發(fā)現(xiàn)他已經(jīng)說胡話了。幸好我曾曾祖母會針灸，治好了這個官人。官人一覺醒來，燒也退了，病也好了。看他們一家大小實在太窮、太苦，這個人說他住在楊莊營，姓華，為了感謝他們，讓他們?nèi)ソo他家看墳。所以我不怕鬼，我家是看墳的出身。后來我家的后院就是個墓園，已經(jīng)斷了香火。后院種著李子樹，孩子們在后院吃李子，跑來跑去玩兒昆蟲，一點也不怕。

楊莊營的房子古色古香，非常漂亮。楊莊營有三百多戶人家，從前是住的姓楊的，所以叫“楊莊營”，但明朝時被滅九族，殺光了，剩下一個去外縣外婆家走親戚的孩子沒有被殺。那個孩子后來有些后代，大概有四五家人，其中有一個還當(dāng)了我們村子里小學(xué)的校長。楊莊營的房子都被姓華的富豪接收了。明朝的房子現(xiàn)在還有幾棟，青堂瓦榭、五脊六獸。我們祖上就在墓園旁邊蓋個小庵子，給人家看墳。比著華家豪華的房子，我們看墓人的房子簡陋多了。這五個孩子是我的曾祖父們，他們后來又自己種地、買地，變成小地主。到我記事的時候，我們有一頃地（一百畝），已經(jīng)把田給別人去種了，可是我們農(nóng)民的習(xí)性還是一樣。我母親還留一塊地自己種，就在我們房子后面。離廚房近的那邊就種些青菜。有時候正做飯的時候，媽媽就讓我去摘豆角回來。中飯就吃我摘的豆角。

我的出生地卻不在楊莊營，而是生在冢頭村。因為冢頭有寨子。寨子就是一種土城，是地方上百姓集資建起來的。就是修了土墻把村、鎮(zhèn)圍起來。我還記得幼年時見過修寨墻。每家畫好各家負(fù)責(zé)修的地界，有錢人就雇人修，沒錢的人就自己修。修墻時把土里面摻上草，做成泥坯，再一塊塊壘成墻。寨墻有四個寨子門，寨墻外面挖了很深的坑，有的還種了有刺的名叫“月月紅”的灌木（學(xué)名是薔薇），相當(dāng)于鐵絲網(wǎng)的功能。晚上把寨子門放下來。寨子門關(guān)了以后，一般不讓陌生人再進(jìn)來，只有認(rèn)識的人才能進(jìn)來。寨子里有民團(tuán)守護(hù)。老百姓也有土槍、土炸彈、刀箭。有些地主也請了長工或很多會武功的人來守夜。晚上看守時還要聯(lián)絡(luò)。太陽下山后就點一炷香，一炷香完了再點一炷香。香是線香，但不是插在那里，而是一根一根斜放著、首尾相接地擺在香盤里。香盤里鋪著厚厚的香灰，香放在上面也可以燃，不會滅。一根燒完，下一根就被點燃。那時沒有鐘表，站崗就是按點幾炷香來計算。比如約好，兩炷香后要吹羊角。羊角是綿羊角，吹什么聲音都是約好的暗號，用長短不同的音交替來代表各種情況。另外一個哨所聽到了羊角聲，也會回答。夜晚就經(jīng)常聽到號角的聲音。那個聲音在夜晚聽來荒寒、凄涼，有時候號角聲引起一片狗叫，特別恐怖。有的有錢人還修個炮樓。晚上住到炮樓里，家丁把守。炮樓上面放土槍、炸彈、滾木礌石，就是防止土匪晚上來。有點錢的人都在寨子里建了房子或者租別人建好的房子。平常住在自己的村子，土匪來的時候就跑到寨子里去。我們那里從明末起就是刀客出沒的地方。刀客就是紅胡子、土匪。鬧得太厲害時，寨子里的民團(tuán)已經(jīng)抵不住土匪了，人們就跑到城里去。城里有國軍、警察，要好一些。但城里的生活成本比較高，我們家基本上還是住在寨子里。

土匪和土匪之間也打仗，以大吃小、有分有合，其中的恩怨真是犬牙交錯。老作家姚雪垠是我們鄰縣的，他的長篇小說《長夜》就是描寫土匪的，寫得很成功。他對土匪的認(rèn)識極為透徹——對于一個善良的農(nóng)民是怎么變成土匪的，研究也最透徹。他認(rèn)為就是因為饑餓，跟著“刀客”有吃有喝。刀客到一個村莊就讓村民買多少槍，說他們要槍維護(hù)地方治安。如果買不到槍，就要折合多少錢交上來。也有些女人被刀客擄走。姚雪垠最深刻的一個描繪是說，那些女人有些沒什么定力的，到那里吃香的、喝辣的，過一陣子就不愿意回去了。回家餓飯嘛。所以當(dāng)家里人按照土匪的要求拿著錢去贖她們時，她們不想回去，但又不好說真正的原因，就假托其他原因，比如說“你二哥對我不好啊”等等。他把人性的那種弱點都寫出來了。

村子里到了晚上聽到狗叫的聲音有異，人們就很緊張，都畏縮在自己家里，怕得厲害。如果狗叫得很兇，那第二天吃早飯時，村子里就會傳開，昨晚誰家一家被殺了、誰家被搶了。狗叫就是不祥之兆。一直到現(xiàn)在，半夜聽到狗叫聲，我都會害怕。還有一種叫“打業(yè)”的，就是仇家之間互相報仇。也是在夜晚，仇家之間互相砍殺。那時已經(jīng)沒有法律約束了。農(nóng)民沒有飯吃，也跟著土匪跑。去了之后就不能再回來，因為做了壞人，沒有回頭路。但土匪中大多數(shù)是流氓、惡棍，良民跟著的還是少數(shù)。

家家都有槍，土匪來了還可以應(yīng)付一下。我家有一支槍是歐洲的槍，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產(chǎn)物，不知道怎么賣到中國的。那支槍叫“十大響”，可以連續(xù)放十發(fā)子彈，好像機(jī)關(guān)槍。那時還沒有機(jī)關(guān)槍。這種槍有兩個槍筒，一個是裝要發(fā)的子彈，一個是裝沒有發(fā)的子彈。可以一次裝十顆子彈。前彈一發(fā)，后彈就進(jìn)入槍膛。子彈頭是鉛做的。人中彈后帶一塊肉出來，傷口潰爛，后來國際上已經(jīng)禁用。平樂村好像沒有槍，楊莊營很多人家有槍。那個“十大響”我小時候還玩兒過，比我高。買來的時候槍里還有幾顆子彈，我爸爸拿著去讓鄰居看時，不小心走了火，把房頂打了個洞，每個人都落了一臉灰，大家嚇壞了。后來爸爸又買了一支“盒子炮”，是手槍，四方的造型，很長的槍梢，還有個木頭盒子，德國造的，行軍時可以將槍裝在盒子里背著。盒子也可以套在槍托上，看起來像后來的卡賓槍，但其實還是手槍，一連可以發(fā)射二十發(fā)子彈。上面有個紅穗子，過年時放在香案上還要拜，讓槍保佑全家。

主張鄉(xiāng)村自治的學(xué)者梁漱溟的幾個實踐派的學(xué)生在二十世紀(jì)三十年代到相鄰的內(nèi)鄉(xiāng)、鎮(zhèn)平、淅川三個縣發(fā)展地方自治——用法家的方法，也合乎現(xiàn)在用所謂開明、專制的方法治理豫西，治理到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他們的方法非常蠻，就是司馬中原《荒原》筆下的那些方法。據(jù)說，為了殺雞儆猴，縣長出去演講的時候就帶個判了死刑的犯人，去了演講的地方敲鑼，一聚聚好幾百人，各村莊的都來了，演講完了之后，縣長就用帶來的銅鍘當(dāng)場把死刑犯鍘了，“誰不聽話就這樣”。當(dāng)時的專員是彭禹廷，他身體力行，提倡修橋、修路，廢止陋習(xí)，很受民眾愛戴。法制執(zhí)行也相當(dāng)嚴(yán)格，偷一只蘋果都可能被槍斃，還規(guī)定不能趿拉著鞋走路等等。在公路兩旁種行道樹就是從豫西開始。用這種辦法竟然也把豫西治理好了。

我們搬到冢頭去住，就是因為年頭慌亂、鬧土匪不安定。我祖父回到我們原來的村子去分場時，住在朋友華公臺家里。華家有炮樓，有家丁把守。晚上，祖父覺得天氣燥熱，就說出去轉(zhuǎn)轉(zhuǎn)。據(jù)村子里的人說，祖父散步時遇到土匪。祖父跑，一群土匪就追他，他掉到一個很深的空糞坑里。北方把人、動物的糞便都放在一個坑里，加上土漚肥，再把漚好的土塊拿出來送到田里施肥。等他爬上來，便被土匪抓住了。聽到我祖父大叫，“你們要錢給你們錢！你們究竟要什么？”第二天看到附近池塘的水都是紅的，他被土匪殺了，尸首也沒找到。一直到現(xiàn)在，我祖父的墳里只有他的衣服。我父親、叔叔想去為他們的父親報仇，都學(xué)過“紅槍會”——白蓮教的余續(xù)，也叫“硬肚”，刀槍不入。可根本不知道找誰去報仇。后來父親和叔父都考取了鄉(xiāng)村簡易師范。

我祖父叫王子修，也叫王樂身，后一個名字用得多。我父親叫王文清，我叔叔叫王文潔。我祖父那輩是樂字輩，我父親是文字輩，我是慶字輩，我孩子是景字輩，再下面是懷字輩。“樂文慶景懷”，后面還有幾十句。我回鄉(xiāng)后，請書法家寫了，掛在老家的堂屋。祖父去世沒幾年，我出生了。我父親是長子，我是獨子，我出生時，父親覺得家里一片黑暗，希望我的出生給家里帶來光明，給我取名“明庭”，后來又給我取了“慶麟”，因為我父親發(fā)現(xiàn)，我應(yīng)該是慶字輩。我上高小時開始用慶麟這個名字。我很喜歡“明庭”這個名字。兩岸開放后，我回家鄉(xiāng)時問我堂弟：“我看到我的家都已經(jīng)變成廢墟，老房子都塌掉了，能不能重新蓋起來？需要多少錢？”堂弟說大概兩萬人民幣。我花了十五萬臺幣，將原來老房子的磚頭、土都用在里面，蓋了樓房，十一個房間。我用“明庭”給這個院子取名，請好友、書法家董陽孜寫的字，刻了一塊匾掛在前面。

我們家有一張老照片，是我們家的全家福，可惜后來沒有留下來。照片中把我放在畫面的正中間——第一個男孩子嘛。那時候我還小，背后還用枕頭墊著才坐得住。照片里有奶奶、父母、叔叔嬸嬸。那個照片的底片是玻璃的，人臉上都有紅色——過去老百姓講“照相吸血啊，你看那玻璃上的紅色就是人血”。底片很容易破，要小心地保存，但是多半都破了。最有意思的是，請照相的人來家里照相時，他們從南陽城來，帶著照相機(jī)和布景，還搭個架子，用黑布把草垛、門、四合院、房子等等都遮蔽起來，覺得照相的背景就要黑的，沒想到把草垛、四合院照出來更有生活性。那時就是那個風(fēng)氣。照相館里都畫著假畫兒，連家具也是畫的，其實那時老家具還是很多嘛，擺個老家具多好。

只有我母親的照片留下來一張，父親沒有照片，現(xiàn)在我都有些記不清他的樣子了。我母親的照片是1949年后照的。我堂弟說，有一天，照相館的人來學(xué)校給孩子照相，村民交點錢也能照。堂弟看我母親已經(jīng)很虛弱了，擔(dān)心她不久人世，就帶她去照相。我母親說：“不照了，生著病呢，照了也不好看。”堂弟哄她說：“照了不好看可以不要。”這張照片上，她看起來很緊張，好像手足無措的樣子。我回家鄉(xiāng)時，堂弟給了我這張照片。我長得像母親多一些。曾經(jīng)有個畫家朋友給我畫速寫，畫到一半時我一看，完全是記憶中母親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