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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痖弦回憶錄》
    來源:中國作家網(wǎng) | 痖弦  2019年09月29日11:37

    作者:痖弦 口述;辛上邪 記錄整理 出版社: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9年07月 ISBN:9787559430786

    雙村記

    回憶我的故鄉(xiāng)要從古詩《十五從軍征》說起。“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xiāng)里人:‘家中有阿誰?’‘遙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飯,采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詩歌描述的是:一個出征多年的人回鄉(xiāng),家里人都去世了。老房子還在,一片荒涼,他進(jìn)去看到野兔在狗洞里跑來跑去,雉雞在梁上飛起飛落。他到天井里煮熟了野菜,卻不知道端給誰吃。我讀這首詩的時候,大概十二三歲,不相信世界上有這么悲慘的事情。可是現(xiàn)在想一想,我還不如那個《十五從軍征》的老兵啊!因為他八十還能歸鄉(xiāng),而我卻一直飄零在外。年輕時讀詩,覺得是文人的夸張,哪里知道這樣的命運也會降臨到自己身上?!

    我離開家時十七歲了,所以對家鄉(xiāng)的記憶非常完整。我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很多都是圍繞著母親和故鄉(xiāng)兩個主題。像我詩中的紅玉米曬在房檐下、春天來了孩子們在打麥場上滾鐵環(huán),都是來自對故鄉(xiāng)的懷念。后來我的詩歌寫作中斷了,我曾想過有一天我再寫詩時會寫什么,想來想去還是會寫故鄉(xiāng)。故鄉(xiāng)真是一輩子寫不完。而且人是越老越想家、越老越想父母。因此,一個人如果有完整的對故鄉(xiāng)、慈母的記憶,可能夠他寫一輩子。當(dāng)然,根據(jù)他年齡不同、藝術(shù)技巧不同,會體現(xiàn)出不同的風(fēng)貌,可這是永不止息的主題。故鄉(xiāng)是我永難忘懷的,如一首詩中所寫,“你離家這么多年了/怎么還戴著那頂破斗笠/不,那是故鄉(xiāng)的屋頂”。現(xiàn)在,在我八十多歲時,我最想寫的還是我的故鄉(xiāng)回憶。

    我給故鄉(xiāng)回憶取名《雙村記》——一個村子是我們家的村子,一個是我外婆家的村子,中間差十二里地。我的故鄉(xiāng)在河南省南陽縣,我從小就在這兩個村子間游走,稍大才去了縣城。兩個村子加上南陽縣城就是我對故鄉(xiāng)的全部記憶所在。

    平樂村

    外婆家的村子是黃土地,我們的村子是黑土地。外婆家是明末從山西遷過來的。從山西移來的時候是一個大家族,官府就地分家——河那邊是蕭坡,河這邊是平樂村。他們把一口銅鑼斷開,兩半破鑼分別給兩邊的村子,將來把兩半破鑼的碴口對起來,就能看出原本是一口鑼,也就是一家人。要子子孫孫不忘本,永遠(yuǎn)記住是一脈所出,以后要互相幫忙。“破鑼”兩個字音化為蕭坡的“坡”和平樂的“樂”。外婆他們在平樂村。他們村里有幾家大戶蓋的是瓦房,形制看起來像山西的房子,青磚青瓦、五間頭、四合院。我們王家祖上也是山西來的,但沒有家譜,一窮二白。我們的村子就很簡陋,都是草房。我媽媽為什么嫁到我們村?因為我外婆家后來漸漸窮了。我爸爸家有幾畝田,娶了沒落的大戶小姐。外婆家的村子和我們的村子對比鮮明,一邊富有文化氣息,一邊是蠻荒之地。

    明末時河南人少,官府逼著山西民眾南遷,還要有懂各行各業(yè)的,比如懂醫(yī)藥的,懂建筑的,讀過書能識字的。他們來的時候帶來了文化。我外公他們家族一直經(jīng)營著藥鋪。我外公就是眼科大夫——在我們那里眼科醫(yī)生叫“眼科先兒”——他開個藥鋪,也看病。我小時候就在這個藥鋪里跑來跑去。我外公非常想讓他的子女繼承衣缽。我媽媽是長女,下面兩個妹妹、一個弟弟。我媽媽和兩個姨能幫他抓藥,但沒學(xué)會中醫(yī)。外公又希望我能繼承,我小的時候他總是編故事講這些事兒,可惜我也沒有繼承他的事業(yè)。

    外公除了門診,還做眼藥。眼藥是半流體的,有的裝在高粱葉子里,鄉(xiāng)下人叫“桃粟捆兒眼藥”——家鄉(xiāng)管高粱叫桃粟。有的也裝在螺殼兒里,用蠟密封起來,還貼著藥名和字號。外公也看病。他看病收費非常低廉,窮人買藥就收個成本錢或者完全免費,一般的顧客就是半價。因此,他在鄉(xiāng)里間特別受到尊敬。在我幼年的記憶中,他藥鋪的味道特別好聞,我在那些高與梁齊的藥柜間跑來跑去。藥鋪里敬著泥塑的騎著老虎的藥王爺孫思邈的像,一進(jìn)門就能看到。藥鋪里有一副對聯(lián),“但愿世間人無病,何妨架上藥生塵”,橫批是“杏林春暖”。

    我小時候喜歡偷吃外公的甘草,甘草很甜,小孩子總是喜歡吃甜的。我想外公早就發(fā)現(xiàn)了,但他從來不講。生地也可以吃,不是那么甜,也能吃。再大了,就是向外公要木通。木通不是吃,是放在墨盒里。上小學(xué)后,每個孩子都有一個墨盒,墨盒里有一塊棉花,我們研了墨汁,或買現(xiàn)成的墨汁,倒在墨盒的棉花上,棉花上面要再蓋一個東西,寫字時筆就不會沾上棉絮。通常是去藥店拿一塊木通——蓋木通的辦法就是外公告訴我的。

    鄉(xiāng)下人管硯臺叫“硯凹”,那時還是以研墨為主,墨汁還不流行,要去大的鎮(zhèn)子上才能買到。過去中國人的詩為什么寫得那么好,我想是因為寫詩前麻煩事兒太多——要研墨、發(fā)筆,研墨研半天才能寫詩,正好構(gòu)思。發(fā)筆是說新毛筆或干硬的毛筆都要用溫水發(fā),水溫不要高,也不是冷水,要慢慢把筆泡開才能用。寫字要有好的環(huán)境,寫字要有好的心情。這些事情都做完了,才能靜下心來寫。

    外婆胖胖的,非常慈祥。她最喜歡我們幫她抓癢。抓的時候逗我們說:“你這娃兒,哪里不癢你抓哪里。”她還會唱各種歌謠。比如她抱著我時會唱:“抱外孫,不如抱草墩兒。”我外婆雖然平時很和善,但厲害起來也很厲害——有一年,有賊人來偷東西,給她發(fā)現(xiàn)了。老太太就跟他們理論,把賊罵得抱頭鼠竄。

    我在外婆家非常快樂。當(dāng)時不曉得有“文化”這個概念,現(xiàn)在覺得他們家是有文化的。他們家有秩序。當(dāng)時也不知道秩序是什么。反正我家那邊就是賭博場,還有土匪出入。而外婆家感覺不一樣。我一到平樂村就不愿意走。走的時候大人把我放到牛車上,我哭著跳下來,就是不想走。

    他們大戶人家的家族規(guī)矩很大,大哥就是大哥,大嫂就是大嫂,出入應(yīng)對都是有一套規(guī)矩的。兄弟姐妹排行都是按照家族大排行,所以我有十三姨啊、二十表哥啊。我媽媽是老七,他們都喊她“七姨”,我大姨是老八,小姨是老九。一個管一個,秩序井然。

    他們每一家都有銅器,就是鑼、鼓、鈸等等,要過年才打著玩兒,每家都打,好不熱鬧。我就是在外婆家學(xué)會了打鼓。念小學(xué)時我是鼓樂隊的“要角兒”——打大鼓。

    外婆家在一條大河旁邊。這條河從南陽流過來,一直流向襄陽,注入漢水,是可以行船的。我們在河里游泳——家鄉(xiāng)管游泳叫作“洗澡”——男孩子調(diào)皮,扒著去遠(yuǎn)方的船游好久。船上有使舵的女孩,跟我們笑,我們就跟著船漂。漂到激流的地方就上岸了,再跑回來。我特別喜歡這條河,一天到晚在河里玩兒,它的名字叫白河。李白曾幾次經(jīng)過南陽,詩歌中“走馬紅陽城,呼鷹白河灣”就提到了白河。

    年齡稍稍大些時,我就更野了。有一次船老板和他太太大概是回娘家了,沒人開船。我們一群野孩子就把這條船劃走了。也去擺渡,接客人。過路的客人還真上了一船,有賣油的、挑擔(dān)兒的,還有些老太太。到了河中間,我們把船用篙一定,要收錢,沒有錢不開。有幾個老太太罵人:“你皮吧,我認(rèn)識你媽。我告訴你媽去,你就得挨揍。”聽了這話,我們哪還敢要錢,趕緊開船。渡船本來是不要錢的,船夫每年收糧食。秋天打糧食時,他去碼頭兩邊的村子里挨家收糧食,給多少算多少,沒糧食給點雞蛋也行。《皇冠》雜志有個專欄叫“青春歲月”,訪問過很多人,我也是其中一個被訪問者。我把這個故事說出來,張愛玲看到后來信說,她讀了訪問記上這段場景,她覺得很蒼涼。我們當(dāng)時只是一味地皮,哪里知道蒼涼不蒼涼?張愛玲還說,“這題材太好了,你應(yīng)該自己寫。”

    連陰雨久了,溝滿河平,河上漲大水的時候,從上游沖下來很多東西,有樹干、家具、牲口等等。下游的人就在河里撈東西,“發(fā)洋財”。河邊的沙子都是細(xì)細(xì)的白沙,被風(fēng)刮成沙崗——現(xiàn)在當(dāng)然都被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給用掉了。孩子們喜歡從沙崗上打滾滾下來,一點都不疼。沙子也侵蝕旁邊的果園。果園里的沙子越堆越高,已經(jīng)接近果樹枝子了。我們覺得最過癮的是躺在樹下,不用動手,只用嘴巴接著就能吃到水果,吃完了再吃另外一個。那時小孩子去果園里偷吃是可以的,一般園主基本上不管。我們就覺得痛快得不得了。桃核兒留下來,穿成串掛在脖子里辟邪——桃樹是鬼的舅舅,鬼怕桃樹。

    因為有沙地,花生種得很多。家鄉(xiāng)管花生叫“落花生”。花生播下去很容易生長。長到一定時期,小孩子去地里刨花生吃。用腳把花生周圍的土踢松,用手把花生勾出來,將大個兒的取下,再把枝子埋進(jìn)沙地,小的花生還能繼續(xù)生長。收獲花生時,是連著沙子一起鏟起來,放到一個大的像雙人床似的可以搖晃的篩子里,從兩邊一起搖晃,沙子就漏下去,剩下花生和花生秧子了。再把秧子和花生拿到場上,曬干了去掉秧子,留下花生。每一家都有個花生倉屋。花生堆到梁那么高。我們喜歡從高處滾下來,好不快樂。收獲的花生除了自己吃,大部分都賣掉了,這是每家的重要收入。小孩子沒玩具玩兒,就拿兩個花生,用尖兒的部分頂,誰的破了誰輸花生。那也能玩兒半天。

    外公和他弟弟(我叫叔公)兩家中間有口井,有條小路。井旁一年四季都有女人在洗衣服。往常洗衣服的時候,洗干凈了,把衣服拿回家放在米漿或者高粱漿中上漿,然后曬。曬得半干時,放在平的石頭上用棒槌捶。古詩有“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有人說,黑燈瞎火的,怎么能洗衣服呢,晚上婦女去河邊也不安全啊?其實不是洗衣服,是捶衣服——衣服曬了一天,到了黃昏后曬干了,不用熨斗,用棒槌敲打。捶打過的衣服特別整齊,簡直可以站著不倒,穿起來也體面。井里有柳條編的轆轤。夏天把瓜果用柳條籃子系到井的深處,第二天拉上來吃,這種水果叫“井畔涼”,吃起來很過癮,像現(xiàn)在的冰淇淋那樣。家鄉(xiāng)的柳條去了皮,又細(xì)又白,編成器具后密不漏水,特別受歡迎。

    我家里剩下的老東西是我媽媽做針線的筐子,也是柳條做的。還有就是那個捶衣服的石頭,紅衛(wèi)兵來破“四舊”,拿它也沒奈何,因為搬不動,就劫后幸存下來了。我小時候常常坐在上面,小孩子不穿衣服,涼涼的很舒服,這個印象非常深。有一年回鄉(xiāng),我對太太說,真想把那塊石頭運過來,運到加拿大來,將來百年后就枕著那塊石頭,那是我家的東西。我爸爸是在青海勞改營過世的。那個時候去勞改營要自帶行李,所謂的行李就是家里的一床老棉被。那床帶到異地的棉被就成了家的象征。很多死在勞改營的人的遺言就是“死后把我裹在我的棉被里”——用家里的棉被裹起來就是最大的心愿了。可是青海那種地方,兩三千尺的海拔,天寒地凍,晚上人一斷氣棉被往往被拿走了。從家里帶出來的老棉被就是家了,那個捶衣服的石頭也讓我覺得是我和已經(jīng)不在了的那個家的關(guān)聯(lián)。

    外婆家的房子非常結(jié)實。據(jù)說蓋房子時,我媽媽的祖母對工人特別好,有吃有喝,一下子是湯面,一下子是包子,一天好幾頓,還有酒,水煙袋就有好幾把,擺在那里給工人們抽。工人們士氣大振,拼了命蓋,要多結(jié)實有多結(jié)實。清末蓋起來的房子,泥巴做的,一直到上世紀(jì)八十年代我回鄉(xiāng)時,房子還在。墻很厚,屋頂鋪瓦,梁用的是上好的木頭。那所房子后來被當(dāng)隊部了,外墻上還漆了黑板寫黑板報——家里的老東西幾乎都沒有保存下來。過去村子里瓦房不多,瓦房是富貴的象征。人們不是蓋不起瓦房,是置地要緊,省吃儉用,有了錢都買地。

    我一直不知道我母親的名字。小時候我問她:“媽,你叫什么名字?”她不講,整個臉都紅了,“你小娃兒問這個干啥?”我媽媽沒上過學(xué),不會寫自己的名字,她可能覺得不好意思,所以不講。村子里也不作興稱婦女的名字,都是大媽、二嬸兒的。門牌上記錄已婚婦女的名字都是某某氏,比如我媽媽就是王蕭氏。外婆家,從我大姨開始時上“洋學(xué)”,后面幾個孩子都去學(xué)校念過書,只有我媽媽那個時候不念書。

    我和小姨一起去念過“洋學(xué)”。外婆家的和我們家那邊的小學(xué)我都念過。記得外婆家那個小學(xué)一進(jìn)門是影壁墻,上面是孫中山的像,還有黨國旗,下面種著石榴。教室里掛著好幾個門板那么大的算盤,算盤子兒串在有毛的桿兒上,叫“毛算盤”,這樣算盤珠不會亂動,擺好公式后就停在那里,做教學(xué)用。學(xué)校是公立的,免費。

    到臺灣后填表格,父母這一欄母親的名字實在不好意思寫“王蕭氏”,但又不知道媽媽的名字,就根據(jù)模模糊糊的記憶寫了“蕭蕓生”,其實那是我大姨的名字,她們的名字是押“生”字。小姨是蕭萍生,舅舅是蕭芝生,我媽媽的名字叫蕭芳生。大姨夫是中央軍校的學(xué)生,婚后三個月去當(dāng)國軍到東北打仗,生死不明,沒有再回鄉(xiāng)。大姨就這樣守了他一輩子。我到臺灣后,還登報尋找大姨夫。有一天接到一個電話,說是大姨夫的朋友,說他們在東北打垮了就沖散了,他也沒再見到我大姨夫。1949年后,大姨不敢提她家的事兒,將孩子的姓改了,改姓蕭。

    我媽媽沒有上過洋學(xué),也沒有念過私塾,基本上不認(rèn)識字,但她的刺繡方圓七十里地都聞名。河南不叫“刺繡”,叫“扎花兒”。每年都有很多親朋好友來找她繡東西。我現(xiàn)在特別喜歡收刺繡,看到刺繡就想買下來,我想“說不定是我媽做的呢”。她會繡云肩霞帔,整套的新娘禮服都能繡;也繡手絹、耳護(hù)、荷包;也繡煙袋包送給佃農(nóng)當(dāng)禮物——中國人有自己的審美觀,不放棄任何顯示美的意識。我最喜歡跟媽媽在燈下活動,她在燈下扎花兒,我給她整理線帖。線帖像現(xiàn)在照相本那么大,每頁上有紙藝折的一兜一兜的小袋子,每一兜里面裝一種線,表面是平的,拉開了能取用里面各種顏色的線。一頁大概能裝七八種線。有時候我餓了,媽媽就用上鞋的長針戳了很多生花生仁兒,就在油燈的芝麻油里蘸一下——家鄉(xiāng)產(chǎn)芝麻,油燈里燒的是芝麻油——再在油燈上烤。烤出來很香。但不能馬上吃,要等一下,烤完了針是紅的,要涼一下再吃。我媽媽上世紀(jì)六十年代病故在鄉(xiāng)下。她人緣不錯,雖然臂上帶著“黑五類”的臂章,但是村里人還是“大媽”“大媽”地叫她,背著干部偷偷給她東西吃。

    我舅舅讀的是陸軍軍官學(xué)校,當(dāng)職業(yè)軍人。媽媽說他離家時來過我家。我小時最崇拜舅舅,可他來時我很害臊,用被單子蒙頭蓋著,躲在下邊不敢看他,閉上眼一直笑。我舅舅把被單子掀開,我又把被單子拉起來,還是閉上眼笑。結(jié)果始終我也沒看到舅舅。我流亡之前,舅舅再也沒回來。我一生都沒見過他。在我的家鄉(xiāng),管舅母叫妗子。我妗子臥房里掛著舅舅的一張戎裝照。還有舅舅的一把小佩劍,是蔣介石送給黃埔軍校畢業(yè)生的,上面寫著“成功成仁,蔣中正贈”。我小時候去外婆家,一定去妗子屋里摸那把佩劍。看著舅舅的戎裝照覺得好威武。十七歲離開家的時候,父母的照片都沒帶,因為只知道是去南方,還會回來,不覺得是永訣,只帶了舅舅的一張照片——我想去找舅舅。我想如果找到舅舅他不認(rèn)識我,我就把這張照片給他看。我當(dāng)然沒有找到他了。他后來退伍后回家,1949年后當(dāng)過小學(xué)教員,也死于歷史問題。妗子后來瘋掉了,害怕聽到開會的鑼聲,一聽到鑼聲就往門后躲,害怕被批斗。

    上世紀(jì)八十年代末,我回去掃墓時,給外婆外公、舅舅舅母立了碑,碑文是我自己寫的,到蒲山店訂的石碑,我交待石匠,碑上不要刻我的名字,刻的是我表弟們的名字。我在村子里請了兩臺吹打,擺了十幾桌酒席。我姨他們因是“黑五類”等等,成分不好,多年來在村子里地位都低、抬不起頭來,運動來了,對他們要打就打、要罵就罵——那次立碑時把三牲祭禮、紙扎的童男童女都擺在方桌上,抬著在村子里游行,邊游還邊給圍觀的群眾散香煙。我姨抬頭挺胸的,覺得總算為他們爭了一口氣。

    平樂村是我最喜歡的。如果我再給自己另取一個筆名,我就要用“蕭”這個姓,叫蕭夢白——我們這輩是夢字輩,取“夢到李白之意”。我的兩個孩子一個叫景縈,一個叫景蘋。蘋是為了紀(jì)念我外婆家的“平樂村”,“縈”是為了紀(jì)念我們自己的村子“楊莊營”。

    楊莊營

    和外婆家不同,我們家祖上就很苦。苦到什么程度?那還是清朝的時候,大年三十,我的曾曾祖父家里連一點面、一粒米都沒有。曾曾祖父就到集市上去賣門神、春聯(lián)、灶王爺。幾個小孩已經(jīng)餓了好幾天了,餓到前心貼后背了,以為爸爸回來肯定能帶吃的東西。結(jié)果一張都沒賣掉。全家人只能抱頭痛哭。后來他們借錢,在官路的旁邊開了個雞毛店,人稱“冷店”,門口放一個草編的簍子,簍子里放著饅頭,還拿一個饅頭放在蓋子上,表示是賣饅頭的。在河南的客棧里,住店不要錢。河南人很老實,說:咱們這個棉被讓人家蓋一個晚上還要錢?這又蓋不壞;睡在地上還能把地壓個坑啊?所以不好意思要錢。但是“住店不住店、先吃一碗面”,那一碗面吃不吃都要收錢的。那碗面錢就是店錢。我這個曾曾祖父比這個還慘,只能賣個饅頭,讓人喝碗湯。五個孩子只有一件大褂,誰出去走親戚,誰就穿這個大褂。

    有一天,遠(yuǎn)遠(yuǎn)地走過來一匹馬,這匹馬漸行漸近,好像馬上沒有人。走近了一看,有個人伏在馬上,頭都快挨著地了。一摸他的頭,病得很厲害。幾個孩子把他扶下來,發(fā)現(xiàn)他已經(jīng)說胡話了。幸好我曾曾祖母會針灸,治好了這個官人。官人一覺醒來,燒也退了,病也好了。看他們一家大小實在太窮、太苦,這個人說他住在楊莊營,姓華,為了感謝他們,讓他們?nèi)ソo他家看墳。所以我不怕鬼,我家是看墳的出身。后來我家的后院就是個墓園,已經(jīng)斷了香火。后院種著李子樹,孩子們在后院吃李子,跑來跑去玩兒昆蟲,一點也不怕。

    楊莊營的房子古色古香,非常漂亮。楊莊營有三百多戶人家,從前是住的姓楊的,所以叫“楊莊營”,但明朝時被滅九族,殺光了,剩下一個去外縣外婆家走親戚的孩子沒有被殺。那個孩子后來有些后代,大概有四五家人,其中有一個還當(dāng)了我們村子里小學(xué)的校長。楊莊營的房子都被姓華的富豪接收了。明朝的房子現(xiàn)在還有幾棟,青堂瓦榭、五脊六獸。我們祖上就在墓園旁邊蓋個小庵子,給人家看墳。比著華家豪華的房子,我們看墓人的房子簡陋多了。這五個孩子是我的曾祖父們,他們后來又自己種地、買地,變成小地主。到我記事的時候,我們有一頃地(一百畝),已經(jīng)把田給別人去種了,可是我們農(nóng)民的習(xí)性還是一樣。我母親還留一塊地自己種,就在我們房子后面。離廚房近的那邊就種些青菜。有時候正做飯的時候,媽媽就讓我去摘豆角回來。中飯就吃我摘的豆角。

    我的出生地卻不在楊莊營,而是生在冢頭村。因為冢頭有寨子。寨子就是一種土城,是地方上百姓集資建起來的。就是修了土墻把村、鎮(zhèn)圍起來。我還記得幼年時見過修寨墻。每家畫好各家負(fù)責(zé)修的地界,有錢人就雇人修,沒錢的人就自己修。修墻時把土里面摻上草,做成泥坯,再一塊塊壘成墻。寨墻有四個寨子門,寨墻外面挖了很深的坑,有的還種了有刺的名叫“月月紅”的灌木(學(xué)名是薔薇),相當(dāng)于鐵絲網(wǎng)的功能。晚上把寨子門放下來。寨子門關(guān)了以后,一般不讓陌生人再進(jìn)來,只有認(rèn)識的人才能進(jìn)來。寨子里有民團(tuán)守護(hù)。老百姓也有土槍、土炸彈、刀箭。有些地主也請了長工或很多會武功的人來守夜。晚上看守時還要聯(lián)絡(luò)。太陽下山后就點一炷香,一炷香完了再點一炷香。香是線香,但不是插在那里,而是一根一根斜放著、首尾相接地擺在香盤里。香盤里鋪著厚厚的香灰,香放在上面也可以燃,不會滅。一根燒完,下一根就被點燃。那時沒有鐘表,站崗就是按點幾炷香來計算。比如約好,兩炷香后要吹羊角。羊角是綿羊角,吹什么聲音都是約好的暗號,用長短不同的音交替來代表各種情況。另外一個哨所聽到了羊角聲,也會回答。夜晚就經(jīng)常聽到號角的聲音。那個聲音在夜晚聽來荒寒、凄涼,有時候號角聲引起一片狗叫,特別恐怖。有的有錢人還修個炮樓。晚上住到炮樓里,家丁把守。炮樓上面放土槍、炸彈、滾木礌石,就是防止土匪晚上來。有點錢的人都在寨子里建了房子或者租別人建好的房子。平常住在自己的村子,土匪來的時候就跑到寨子里去。我們那里從明末起就是刀客出沒的地方。刀客就是紅胡子、土匪。鬧得太厲害時,寨子里的民團(tuán)已經(jīng)抵不住土匪了,人們就跑到城里去。城里有國軍、警察,要好一些。但城里的生活成本比較高,我們家基本上還是住在寨子里。

    土匪和土匪之間也打仗,以大吃小、有分有合,其中的恩怨真是犬牙交錯。老作家姚雪垠是我們鄰縣的,他的長篇小說《長夜》就是描寫土匪的,寫得很成功。他對土匪的認(rèn)識極為透徹——對于一個善良的農(nóng)民是怎么變成土匪的,研究也最透徹。他認(rèn)為就是因為饑餓,跟著“刀客”有吃有喝。刀客到一個村莊就讓村民買多少槍,說他們要槍維護(hù)地方治安。如果買不到槍,就要折合多少錢交上來。也有些女人被刀客擄走。姚雪垠最深刻的一個描繪是說,那些女人有些沒什么定力的,到那里吃香的、喝辣的,過一陣子就不愿意回去了。回家餓飯嘛。所以當(dāng)家里人按照土匪的要求拿著錢去贖她們時,她們不想回去,但又不好說真正的原因,就假托其他原因,比如說“你二哥對我不好啊”等等。他把人性的那種弱點都寫出來了。

    村子里到了晚上聽到狗叫的聲音有異,人們就很緊張,都畏縮在自己家里,怕得厲害。如果狗叫得很兇,那第二天吃早飯時,村子里就會傳開,昨晚誰家一家被殺了、誰家被搶了。狗叫就是不祥之兆。一直到現(xiàn)在,半夜聽到狗叫聲,我都會害怕。還有一種叫“打業(yè)”的,就是仇家之間互相報仇。也是在夜晚,仇家之間互相砍殺。那時已經(jīng)沒有法律約束了。農(nóng)民沒有飯吃,也跟著土匪跑。去了之后就不能再回來,因為做了壞人,沒有回頭路。但土匪中大多數(shù)是流氓、惡棍,良民跟著的還是少數(shù)。

    家家都有槍,土匪來了還可以應(yīng)付一下。我家有一支槍是歐洲的槍,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產(chǎn)物,不知道怎么賣到中國的。那支槍叫“十大響”,可以連續(xù)放十發(fā)子彈,好像機(jī)關(guān)槍。那時還沒有機(jī)關(guān)槍。這種槍有兩個槍筒,一個是裝要發(fā)的子彈,一個是裝沒有發(fā)的子彈。可以一次裝十顆子彈。前彈一發(fā),后彈就進(jìn)入槍膛。子彈頭是鉛做的。人中彈后帶一塊肉出來,傷口潰爛,后來國際上已經(jīng)禁用。平樂村好像沒有槍,楊莊營很多人家有槍。那個“十大響”我小時候還玩兒過,比我高。買來的時候槍里還有幾顆子彈,我爸爸拿著去讓鄰居看時,不小心走了火,把房頂打了個洞,每個人都落了一臉灰,大家嚇壞了。后來爸爸又買了一支“盒子炮”,是手槍,四方的造型,很長的槍梢,還有個木頭盒子,德國造的,行軍時可以將槍裝在盒子里背著。盒子也可以套在槍托上,看起來像后來的卡賓槍,但其實還是手槍,一連可以發(fā)射二十發(fā)子彈。上面有個紅穗子,過年時放在香案上還要拜,讓槍保佑全家。

    主張鄉(xiāng)村自治的學(xué)者梁漱溟的幾個實踐派的學(xué)生在二十世紀(jì)三十年代到相鄰的內(nèi)鄉(xiāng)、鎮(zhèn)平、淅川三個縣發(fā)展地方自治——用法家的方法,也合乎現(xiàn)在用所謂開明、專制的方法治理豫西,治理到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他們的方法非常蠻,就是司馬中原《荒原》筆下的那些方法。據(jù)說,為了殺雞儆猴,縣長出去演講的時候就帶個判了死刑的犯人,去了演講的地方敲鑼,一聚聚好幾百人,各村莊的都來了,演講完了之后,縣長就用帶來的銅鍘當(dāng)場把死刑犯鍘了,“誰不聽話就這樣”。當(dāng)時的專員是彭禹廷,他身體力行,提倡修橋、修路,廢止陋習(xí),很受民眾愛戴。法制執(zhí)行也相當(dāng)嚴(yán)格,偷一只蘋果都可能被槍斃,還規(guī)定不能趿拉著鞋走路等等。在公路兩旁種行道樹就是從豫西開始。用這種辦法竟然也把豫西治理好了。

    我們搬到冢頭去住,就是因為年頭慌亂、鬧土匪不安定。我祖父回到我們原來的村子去分場時,住在朋友華公臺家里。華家有炮樓,有家丁把守。晚上,祖父覺得天氣燥熱,就說出去轉(zhuǎn)轉(zhuǎn)。據(jù)村子里的人說,祖父散步時遇到土匪。祖父跑,一群土匪就追他,他掉到一個很深的空糞坑里。北方把人、動物的糞便都放在一個坑里,加上土漚肥,再把漚好的土塊拿出來送到田里施肥。等他爬上來,便被土匪抓住了。聽到我祖父大叫,“你們要錢給你們錢!你們究竟要什么?”第二天看到附近池塘的水都是紅的,他被土匪殺了,尸首也沒找到。一直到現(xiàn)在,我祖父的墳里只有他的衣服。我父親、叔叔想去為他們的父親報仇,都學(xué)過“紅槍會”——白蓮教的余續(xù),也叫“硬肚”,刀槍不入。可根本不知道找誰去報仇。后來父親和叔父都考取了鄉(xiāng)村簡易師范。

    我祖父叫王子修,也叫王樂身,后一個名字用得多。我父親叫王文清,我叔叔叫王文潔。我祖父那輩是樂字輩,我父親是文字輩,我是慶字輩,我孩子是景字輩,再下面是懷字輩。“樂文慶景懷”,后面還有幾十句。我回鄉(xiāng)后,請書法家寫了,掛在老家的堂屋。祖父去世沒幾年,我出生了。我父親是長子,我是獨子,我出生時,父親覺得家里一片黑暗,希望我的出生給家里帶來光明,給我取名“明庭”,后來又給我取了“慶麟”,因為我父親發(fā)現(xiàn),我應(yīng)該是慶字輩。我上高小時開始用慶麟這個名字。我很喜歡“明庭”這個名字。兩岸開放后,我回家鄉(xiāng)時問我堂弟:“我看到我的家都已經(jīng)變成廢墟,老房子都塌掉了,能不能重新蓋起來?需要多少錢?”堂弟說大概兩萬人民幣。我花了十五萬臺幣,將原來老房子的磚頭、土都用在里面,蓋了樓房,十一個房間。我用“明庭”給這個院子取名,請好友、書法家董陽孜寫的字,刻了一塊匾掛在前面。

    我們家有一張老照片,是我們家的全家福,可惜后來沒有留下來。照片中把我放在畫面的正中間——第一個男孩子嘛。那時候我還小,背后還用枕頭墊著才坐得住。照片里有奶奶、父母、叔叔嬸嬸。那個照片的底片是玻璃的,人臉上都有紅色——過去老百姓講“照相吸血啊,你看那玻璃上的紅色就是人血”。底片很容易破,要小心地保存,但是多半都破了。最有意思的是,請照相的人來家里照相時,他們從南陽城來,帶著照相機(jī)和布景,還搭個架子,用黑布把草垛、門、四合院、房子等等都遮蔽起來,覺得照相的背景就要黑的,沒想到把草垛、四合院照出來更有生活性。那時就是那個風(fēng)氣。照相館里都畫著假畫兒,連家具也是畫的,其實那時老家具還是很多嘛,擺個老家具多好。

    只有我母親的照片留下來一張,父親沒有照片,現(xiàn)在我都有些記不清他的樣子了。我母親的照片是1949年后照的。我堂弟說,有一天,照相館的人來學(xué)校給孩子照相,村民交點錢也能照。堂弟看我母親已經(jīng)很虛弱了,擔(dān)心她不久人世,就帶她去照相。我母親說:“不照了,生著病呢,照了也不好看。”堂弟哄她說:“照了不好看可以不要。”這張照片上,她看起來很緊張,好像手足無措的樣子。我回家鄉(xiāng)時,堂弟給了我這張照片。我長得像母親多一些。曾經(jīng)有個畫家朋友給我畫速寫,畫到一半時我一看,完全是記憶中母親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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