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場合，我說過我喜歡的兩個外國作家：略薩和拉什迪。關于拉什迪，反對的人不多，他百科全書式的龐雜和奇崛的想象力具有坦克般的碾壓能力。至于略薩，反對的聲音多些，不少朋友認為，他只是個二流作家，甚至可能只是個通俗的暢銷書作家。這個判斷，我不能同意。在我看來，略薩格局開闊，他處理復雜經驗的能力，鮮有人能及。他之所以被人詬病，原因不外乎兩點。略薩的書雖然厚，但是好讀，沒有閱讀障礙，缺乏智力上的挑戰(zhàn)性。再且，他的每一部小說幾乎都采取雙線并行的結構，形式上顯得太單一了。擱置這些分歧不談，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略薩和拉什迪都是具有強烈歷史感的作家，這和他們的境遇也許有一定的關系。我更愿意相信，這是他們自覺的選擇。

作為一個寫小說的，我讀過不少當代作家的作品。和朋友們一起交流時，也會排排心目中的當代經典。在長篇小說領域，如果給十個名額的話，多數人會把《白鹿原》《塵埃落定》《廢都》《活著》排進去，至于其它的，就看個人趣味了。開玩笑地說一句，這簡直有點當代文學四大名著的意思了。我思考過這個問題，為什么是這四部獲得最為廣泛地認可？它們在風格上是有差異的，題材更是互不搭界。深入分析一下，深沉的歷史感彌漫在這四部作品中。我要強調一下我對歷史感的理解。在寫作中，尤其是長篇小說寫作中，很容易出現(xiàn)一個認識的誤區(qū)，把對歷史的書寫理解成歷史感。在我看來，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對歷史的書寫著眼于具體的歷史事件，試圖從歷史的迷霧中清理出一條線索，從而為人類提供具有價值的經驗。歷史感則是通過對社會現(xiàn)實的書寫，展現(xiàn)人類在歷史中的命運，落腳點在歷史中的人，而不是經驗的總結。當一部小說過于專注于歷史事件，或者說過于依賴歷史背景，一旦歷史事件的重要性消失，小說的重要性也隨之消失，《創(chuàng)業(yè)史》《金光大道》的當下命運可以看作不太成功的例證。經典小說的普適性在于并不需要借助強大的歷史背景來加深對小說本身的理解，它具有獨立完整的精神系統(tǒng)，它提供歷史感，而不是歷史知識。以《紅樓夢》為例，我們看到的是歷史中的人，而不是人所創(chuàng)造的歷史。當下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自“文學即人學”提出之后，人的重要性得到強調，寫作者普遍接受了人本論。這四十年來，作家對個人經驗的書寫，對人性的挖掘，已經達到了相當深度，歷史感逐漸削弱也是不爭的事實。

如何處理個人經驗與歷史之間的關系，如何認識歷史？這是我們這一代作家的問題。客觀地說，生于七十年代的這一批作家在歷史感上與上一代作家是有距離的。在寫作的格局上，稍稍顯得小了。在中短篇這個領域，僅就藝術才華而言，70后包括80后、90后作家表現(xiàn)已足夠體面，長篇上的不足，與歷史感淡薄還是有一定的關系。隨著年歲的增長，不少青年作家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徐則臣的《北上》《耶路撒冷》，葛亮的《北鳶》流露出來的跡象讓人期待。人生活在具體的歷史之中，它和現(xiàn)實生活產生密切地糾纏。怎么看待這個時代，如何表達人在時代之中的境遇？方式很多，文學也需要豐富的層次。從寫作現(xiàn)場看，不少寫作者把歷史感與個人化寫作理解成了對立的關系。一談到歷史感，不自覺地把歷史感和政治進行強力并置，從而構建出圖解政治的、寬泛的宏大敘事。我所理解的個人化寫作，更側重于作家的藝術個性，而不僅是題材的個人性和私欲望表達。藝術個性和歷史感并不沖突。比如說《白鹿原》，在歷史敘事中充分展現(xiàn)了陳忠實蒼勁沉郁的語言風格，極具個性色彩。《塵埃落定》的語言之美，早已有定論。《廢都》引起的巨大非議和欲望表達有著直接的關系。《活著》的殘酷之美和暴力美學，則是余華最具個性化的標簽。這四部作品在藝術個性上呈現(xiàn)出不同的特征，歷史感則是其共通的部分。說到這兒，我想起了一部讓人稍感遺憾的作品。《平凡的世界》在文學史上評價稍低，不少評論家認為，這部作品語言略顯粗糙，在藝術性上有所欠缺。就我看來，這部作品恰恰就是少了那點個人性，路遙將個人性消解在歷史的煙塵之中，因為缺少個人性，藝術之美打了折扣。我們都知道《平凡的世界》銷量驚人，但這依然不能彌補其缺陷。《歐陽海之歌》《第二次握手》也曾銷量驚人，它們的問題是相似的。

這四十年來，尤其是近二十年，長篇小說生產力獲得極大的解放。面對浩如煙海的長篇小說，評論家時常感慨，這么巨大的生產量，卻難以看到經典之作，實在讓人遺憾。這構成一個有趣的悖論，量變并沒有帶來質變。分析其原因，來自市場的利益沖動固然有，但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在這個復雜的時代，如何審視人的歷史存在，對作家的藝術才華，對時代和人類命運的理解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沒有寬闊的視野，足夠的知識儲備，顯然難以勝任。經典作品要有大格局，對作家來說，格局的打開往往伴隨著痛苦的寫作實踐。熬不熬得過去，這是個問題。當然，我們知道，經典作品有不同的向度，各有其好。我們在博爾赫斯、卡爾維諾的作品中，可能很難找到這里所談論的歷史感。他們寫作的經典性更多是在對小說這門藝術的文體貢獻，還有智識上的純粹。

在這里強調歷史感的重要性，只是出于一個寫作者的自省。面對喧囂的現(xiàn)實，我們的寫作應該更深潛一些，對人的歷史境遇有著更深刻地觀察與剖析，而不是在故事的表面滑行。對有追求的寫作者而言，寫出經典作品不僅是一種抱負，也是對一個時代的交代。

【作者系小說家、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