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典化與“影響的焦慮”:從《創(chuàng)業(yè)史》到《白鹿原》
在《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里,陳忠實坦言,是中篇小說《藍袍先生》的寫作,引發(fā)出長篇小說《白鹿原》的創(chuàng)作欲念。“當筆尖撞開徐家鏤刻著‘讀耕傳家’的青磚門樓下的兩扇黑漆木門的時候,我的心里瞬間發(fā)生了一陣驚悚的顫粟,那是一方幽深難透的宅第。也就在這一瞬,我的生活記憶的門板也同時打開。”而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欲念,“竟然是在這種不經(jīng)意的狀態(tài)下發(fā)生了”。《藍袍先生》里的徐慎行連同他的“耕讀傳家”,原本是作為負面形象被提出的。然而,師范學校的現(xiàn)代教育,再加之田芳的柔情與愛意,將他成功地從傳統(tǒng)的泥淖中拯救,引渡到新時代的彼岸。緊接著令人沒想到的是,他遭遇了更大的危機,“鳴放”中他莫名其妙地成了頑固“右派”。
顯然,《藍袍先生》與陳忠實過往的作品有著明顯差異。小說的曖昧性在于,作者先是將立足于小農經(jīng)濟的儒家倫理視為一種壓抑力量,讓穿上“藍袍”的徐慎行成為被父親禁錮的“沒有七情六欲的木偶”。而革命的顯著意義在于,讓他擺脫這種禁錮,脫去“藍袍”追求愛情,從封建桎梏下脫胎成一個活潑潑的新人。然而小說的邏輯在于,這種自由讓他忘記了過往持守的“慎獨”之理,從而招致災難,劫后余生之際,才重新明白“慎獨”的重要性。在此,就個人遭遇而言,現(xiàn)代的意義固然重大,但相對于傳統(tǒng)的精神壓抑,它所導向的災難后果往往也會令人不堪重負。這也是為什么徐慎行會在革命的恫嚇中重新發(fā)現(xiàn)傳統(tǒng)“顛撲不破的正確性”的重要原因。小說其實是要借此在現(xiàn)代激進主義之外,為傳統(tǒng)的合理性重新作出辯護。
《藍袍先生》中“慎獨”的“被壓抑者的復歸”,讓陳忠實頓覺“一個重大的命題由開始產(chǎn)生到日趨激烈日趨深入”,這便是“關于我們這個民族命運的思考”。這種“辯證法”的“歷險”昭示著,一切現(xiàn)代似乎都是毫無意義的“折騰”,只有“超穩(wěn)定”的“文化心理結構”才是值得珍視的價值。然而在此之前,他原本是一位柳青文學的忠實崇拜者。到了80年代中期,這種崇拜所引發(fā)的“影響的焦慮”逐漸成為困擾作家的問題。再加之革命現(xiàn)實主義和典型人物創(chuàng)作的方法業(yè)已時過境遷,他必須徹底擺脫作為老師的柳青的陰影,以顯示出自我的獨特性,這在哈羅德?布魯姆所言及的“影響的焦慮”那里無疑至關重要。這里的徹底擺脫的實驗就是接下來要開始創(chuàng)作的長篇小說《白鹿原》。在這個過程中,他所言及的“實驗”已經(jīng)在《藍袍先生》中初露端倪,那就是“文化心理結構”的人物塑造方法。
“文化心理結構”并非什么高深理論,李澤厚在80年代初提出時,它的內涵其實與他早先提及的“民族性”“國民性”等概念有很大相似性,主要指的就是以民族性格為核心的歷史文化積淀之類的思想觀念。這一學說在當時影響甚大,也波及到了創(chuàng)作領域,對尋根文學的創(chuàng)作與傳播有著顯著影響。此時正為尋求藝術突破而“蓄意”閱讀的陳忠實顯然深受這一學說的啟發(fā)。他甚至直言,這個理論是對他信奉多年的“典型性格”的突破,令他有一種“悟得天機茅塞頓開的竊喜”。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文化心理結構”與“塑造典型人物”之間的轉換過程,對于陳忠實來說,亦是一次艱難的精神“剝離”的過程。于他而言,“剝離”的實質意義在于更新思想,更確切地說,是由既有的革命現(xiàn)實主義的典型人物塑造向最為時興的“文化心理結構”探尋的創(chuàng)作轉型,亦即從他所崇拜的柳青傳統(tǒng)“逃逸”出去,“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因此對他來說,“剝離”大命題上原有的“本本”,注入新的更富活力的新理念,這意味著“剝刮腐肉的手術”,雖然痛苦艱難,卻是創(chuàng)造新文學的重要契機。
陳忠實一直試圖走出柳青的陰影,不過好在,經(jīng)由“文化心理結構”這個絕妙的“中介”,他終于得償所愿。借由“文化”,他“告別革命”,完成了精神上的“弒父”壯舉,這里最終完成的標志就是《白鹿原》的發(fā)表。在此,《白鹿原》所謂的“秘史”,其實不是“村莊史和地域史”,對于陳忠實來說,它意味著一個時代“人的脈象,以及他們的心理結構形態(tài)”,通過人物的“心理結構形態(tài)”及其“裂變”,他有機會重塑并“透視政治的經(jīng)濟的道德的多重架構”。用他自己的話說,“我無非是透視那個時代的地理上的白鹿原和小說《白鹿原》里的各色人物時,從多重角度探索他們豐富的真實的心靈歷程。避免重蹈單一的‘剝削壓迫,反抗斗爭’的老路,而能進入文化心理結構的探尋,剝離無疑是其中一個重要途徑。”在此,人物心理結構中揮之不去的傳統(tǒng)因子,成為《白鹿原》牢牢鎖定的對象。當然,“還有比這些生活事象更復雜也更嚴峻的課題,譬如怎樣理解集體化30年的中國鄉(xiāng)村,譬如如何理解1949年新中國之前的中國鄉(xiāng)村,涉及到思想、文化、革命、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等等。”這些“剝離”的題中之義,正是《白鹿原》延展開來的重要話題。這也從另一個層面見出,現(xiàn)實的變化使得陳忠實敏感地意識到意識形態(tài)轉型的重要性。
通過“文化心理結構”,陳忠實在藝術形式層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自我更新”,與此同時,在這“剝離”的具體過程之中,藝術形式變遷與思想形式轉軌又是互為表里的。這在《白鹿原》的創(chuàng)作中體現(xiàn)得極為明顯。事實上,陳忠實所謂的“剝離”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化心理結構”為中介,而在意識形態(tài)與歷史觀的表達上向80年代的流行思想靠攏。李楊的研究就曾提醒我們注意《白鹿原》與“1980年代主流文學”的內在聯(lián)系。在他看來,“傷痕——反思文學”開創(chuàng)的后革命時代的“去革命化”敘事,“尋根文學”對傳統(tǒng)文化的認同和皈依、“新歷史小說”和“新寫實小說”對歷史的人性化與欲望化處理,以及“魔幻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藝術手法,都在小說《白鹿原》中一一呈現(xiàn)。據(jù)此他認為這是“典型的‘1980年代的作品’”,而小說的突出特征也表現(xiàn)在對80年代“去革命化”這一“去政治的政治”的集中表達。確實,有關《白鹿原》對于經(jīng)典革命敘事的重新講述的問題,一直都是研究者關注的焦點。事實上,也正是《白鹿原》,徹底改寫了20世紀50到70年代的“革命歷史小說”所建構的階級對立,深刻體現(xiàn)出一種后革命時代的“去革命化敘事”特征。正基于此,當代文學史將《白鹿原》歸入“新歷史小說”之列,其重要依憑就在于小說作為民間“秘史”的敘事姿態(tài)。在此,“秘史”的含義在很大程度上體現(xiàn)為對于現(xiàn)代革命審慎的質疑態(tài)度,這也是作者早在《藍袍先生》就已經(jīng)形成的歷史態(tài)度。
《白鹿原》中最富爭議的部分,無疑是所謂的“鏊子”說。“鏊子”原本是朱先生面對“農民運動”被殘酷鎮(zhèn)壓時的一個比喻,而后被用作歷史變遷與爭奪對于整個白鹿原的荒誕意義。在小說敘事者看來,無論是共產(chǎn)黨還是國民黨的斗爭,都不過是爭權奪利的“窩里咬”,無論是朱先生的“天作孽,尤可違;人作孽,不可活”的道德戒律,還是“折騰到何時為止”的死后箴言,它傳遞的歷史觀都在于以堅持循環(huán)論的“天道有常”的“超穩(wěn)定結構”,來對抗一切以革命為中心的現(xiàn)代史觀。這種反思激進主義,反思現(xiàn)代中國歷史的態(tài)度,與《藍袍先生》對革命的反思是一脈相承的。
當然,我們也不能將《白鹿原》與“革命現(xiàn)實主義”文學截然對立起來,而毋寧將其視為“‘革命現(xiàn)實主義’延長線上所產(chǎn)生的杰作”。這是因為其現(xiàn)代性反思針對的是“極左政治”,而非一切政治。這在新時期以來濃厚的消解政治、拒斥政治的文學氛圍中,是難能可貴的。一個明證在于,《白鹿原》中寫的幾位革命者“竟然沒有一丁點缺點”,作家后來才意識到這一點,并將其歸結為他對“革命”的“切近感和親近感”,這恰恰從一個側面說明“革命”的正當性、崇高性早已內化在作家的意識之中。這也意味著陳忠實雖無法在柳青一代作家的意義上講述革命,但卻不得不時時處處以他們的創(chuàng)作為參照“重新講述”革命。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