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建新:甘做中國電影工業(yè)發(fā)展的墊腳石
今年10月1日,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華誕,在這一重要歷史時間節(jié)點,不少電影人紛紛拿出誠心之作為祖國慶生。在近期獻禮的電影作品中,有兩部電影不得不提,一部是于9月20日于全國院線業(yè)已上映的《決勝時刻》,另一部是即將于9月30日上映,由陳凱歌、張一白、管虎、薛曉路、徐崢、寧浩、文牧野7位導演聯(lián)手創(chuàng)作,將7部短片合為一體的集體獻禮電影《我和我的祖國》。這兩部備受好評、引人關注的影片,都與同一個人密切相關,他就是電影《決勝時刻》的監(jiān)制兼導演(另一位導演系寧海強),也是電影《我和我的祖國》的制片人黃建新。在中國傳媒大學附近的一家后期公司,黃建新如約在這里同記者會面,結束采訪后,他又迅速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之中,在這里,電影《我和我的祖國》將進入最后的制作沖刺階段。
歷史瞬間,全民記憶,迎頭相撞
做過許多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片的黃建新,決定將視角轉向普通人。在他看來,這些默默無聞堅守在本職崗位上的普通人,深切感受著國家的發(fā)展與變化,每個個體命運同國家命運緊密相連,這種通過情感和故事感動人而非述說道理的方式,更加貼近電影的藝術本質,也更能夠打動百姓。這一想法得到了電影主管部門的大力支持,陳凱歌和黃建新是最早介入到電影《我和我的祖國》項目中的主創(chuàng)工作人員。由誰拍,拍什么?思前想后,二人選定了7位導演,新中國成立70年,每10年由一位導演負責拍攝。而“歷史瞬間,全民記憶,迎頭相撞”正是該片開宗明義的主張,所謂“歷史瞬間,全民記憶”,便是全中國人都知曉或參與其中的事件,所謂“迎頭相撞”,就是情感的直面撞擊。按照這一原則,選定了30余個事件,通過大家再次篩選與7位導演的各自認領,最終敲定了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84年8月8日中國女排奧運會奪冠、首獲世界大賽三連冠,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2008年8月8日北京奧運會開幕,2016年11月18日神舟十一號飛船返回艙成功著陸,2015年9月3日天安門閱兵及2017年7月30日朱日和閱兵等7個事件。這7個事件不僅適合視覺化呈現(xiàn),更能夠發(fā)揮導演各自的優(yōu)長。與過往先有劇本再有導演意見的做法不同,這部影片是先有導演想法再由編劇操刀完成,其中有的導演還承擔了編劇工作,薛曉路就是其中一位。
與許多含有“和平”、“建國”、“建軍”等詞語的名字一樣,黃建新的名字也被打上了時代的烙印——建設新中國。幾經(jīng)風雨的中國不斷發(fā)展向前,黃建新至今仍記得,10歲那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滿街都是舉著報紙?zhí)柾獾娜耍幵谏仙诘闹袊恳豁椗c國家利益相關的事情都足以激發(fā)民眾的民族自豪感、榮譽感。1984年,還在劇組做助理導演的黃建新,大著膽子和吳天明說:“大家都想看女排比賽。”可是,彼時一部戲幾十萬的成本,落下一天工期追都追不回來。要想看,必須提前把活兒干完。當時,劇組在沱江拍攝竹排上的戲,人在竹排上搖搖晃晃,難免放慢行動的速度,可一說大家干完活兒就能看女排,組里幾個漢子脫了衣服一個猛子扎進水里,二話不說開始干活兒,大家用兩天的時間完成了三天的任務量。女排奧運會奪冠那天,劇組買光了小鎮(zhèn)里的啤酒,大家喝得七扭八歪,心里甭提多高興了。那部影片名叫《沒有航標的河流》,彼時中國電影剛剛開始在世界各大獎項中嶄露頭角,吳天明憑借此片在第四屆夏威夷國際電影節(jié)上獲獎……
人物的豐富性是弘揚主旋律電影的生命線
在研究中共黨史的過程中,黃建新意識到有一段歷史很特別。北平和平解放,毛澤東在市郊的雙清別墅待了6個月之久,完成了兩件大事:一是建立國家機構,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是和談,和談不成解放全中國。這段歷史雖然在《開國大典》《建國大業(yè)》等影片中也有所涉及,但始終都沒有細致展開敘述,《決勝時刻》應運而生。影片在人物的塑造方面,建構了三個層面:除了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為代表的第一個層面與以蔣介石、李宗仁、白崇禧、毛人鳳等為代表的第二個層面,影片還設計了以陳有富、孟予、田二橋等為代表的年輕人層面。黃建新談到,“戲劇舞臺上,兩方人員較量、交鋒才能構成故事,在電影《決勝時刻》中,毛澤東在北京,蔣介石在溪口,李宗仁在南京,他們彼此之間不見面,只是通過指揮行動來完成各自角色的塑造,所以我們設計了毛主席的警衛(wèi)隊長陳友富去抓特務等情節(jié),這些情節(jié)成就了不干癟的、有情感的、有交叉人物關系的電影狀態(tài)。”此次電影《決勝時刻》,特意邀請到何冀平編劇,無論是話劇《天下第一樓》還是《德齡與慈禧》,她對人物的敏感與精準把握,讓她成為電影《決勝時刻》編劇的不二人選。當然,最終成片也有一些變化,黃建新具體談到,田二橋在原劇本中剛上戰(zhàn)場并沒有犧牲,片中他讓田二橋給毛主席寫信說他想上前線,毛主席看后給陳毅打了電話,田二橋一上前線就犧牲了。這種改變讓觀眾不禁為田二橋年輕生命的逝去而感到惋惜,他沒能打死一兩百個敵人,可能只打死一兩個敵人,但他依舊是這個國家和民族的英雄。
與普通人物的偉大相對應,偉大人物的普通同樣重要。影片《決勝時刻》中,毛主席不厭其煩、耐心細致地給女兒講如何捕小鳥,令人感到親切。全片中毛主席哭了兩次,一次是任弼時給毛澤東等四位同志拉小提琴,通過他們一同爬雪山、過草地等艱苦歲月黑白畫面的疊畫,表現(xiàn)了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惺惺相惜的友誼;另一次是田二橋犧牲時,毛主席只說了一句“他只有16歲”。黃建新正是通過普通人物的偉大與偉大人物的普通這一雙向表達,深度詮釋了“人民是創(chuàng)造歷史的動力”。
不少看過《決勝時刻》的觀眾,都對影片結尾彩色開國大典的畫面感到贊嘆。黃建新介紹說,拍攝《建國大業(yè)》時他就想找到彩色的開國大典畫面,去俄羅斯尋找時遺憾得知,當年拍攝的膠片在一場大火中基本都燒毀殆盡,無奈只得在新影廠找到一些黑白影像使用。后來,黃建新偶然在網(wǎng)絡上發(fā)現(xiàn)了毛主席參加開國大典時的彩色片段,他打聽到俄羅斯當年拍完從其中選取了一些鏡頭挪用到其他紀錄片里,這部分底片被保留下來。他迅速派了一個小組到俄羅斯尋找關于開國大典各個版本的鏡頭素材,拿回這些時隔70年的膠片時,大家發(fā)現(xiàn)到處都是點兒,不少還有大的劃傷,單純使用數(shù)字修復技術清晰度又太差,正好國內有一家研究4k技術的公司幫了大忙。當修復完成的開國大典彩色畫面第一次出現(xiàn)在黃建新眼前時,他仿佛穿越了時光隧道,毛主席的眼神、神情、舉止被鮮活地搬上了銀幕。
哪怕是做中國電影工業(yè)發(fā)展的墊腳石
從業(yè)40余年來,黃建新實現(xiàn)了多次華麗的身份轉變——從編劇到導演,從導演到監(jiān)制,再從監(jiān)制到制片人。隨著身份的轉變,黃建新有了不同的體驗與全新的思考。尤其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電影機構改革,黃建新在中影第四公司主要負責合拍片,與美國團隊合作拍攝了《殺死比爾》《木乃伊3》《追風箏的孩子》等。黃建新在同國外合作時發(fā)現(xiàn),國外的電影制片制度與國內的電影制片制度完全不同。彼時中國電影正處于低谷,《真實的謊言》等美國影片于內地上映,我們的國產(chǎn)片幾乎就沒人看了。黃建新認識到,中國電影工業(yè)亟待發(fā)展,他愿意為中國電影工業(yè)做一些基礎性工作,哪怕自己只是中國電影工業(yè)前進道路上的一塊墊腳石。
過去,內地電影多是導演統(tǒng)管,監(jiān)制這個職位并不被認可,大家甚至不知道這個職位是做什么的;現(xiàn)在,業(yè)內人都在說要找一位監(jiān)制來控盤。這一職位就是要保證錢都用對地方,保證電影制作全流程從前端到后端的貫通,給導演集中精力拍片子提供保障,在對作品負責的同時,也對投資者負責。黃建新欣喜地看到,因為規(guī)則的透明、契約精神的存在,大家越來越能夠服從電影生產(chǎn)、電影本體的諸多特性與要求。如今,一項電影項目可能牽涉百十家公司,一位優(yōu)秀的領頭人是確保項目正常運轉的前提。
這些年來,外界對黃建新的轉型有一些爭論。他曾經(jīng)拍出上世紀80年代的“先鋒三部曲”《黑炮事件》《錯位》《輪回》,90年代的“都市三部曲”《站直了,別趴下》《背靠背,臉對臉》《紅燈停,綠燈行》,以及世紀之交以來的“心理三部曲”《說出你的秘密》《誰說我不在乎》《求求你,表揚我》等,其中的諸多隱喻被知識分子津津樂道。黃建新不愿意將過去主要拍攝的作者電影和現(xiàn)今的主流電影混為一談,他說,“前一階段和后一階段的作品是兩個決然不同的邏輯。在過去的電影里,大家很難看到好人和壞人的清晰界限,后來做主流電影我在這方面很明確。你想發(fā)展電影工業(yè),必須要做主流電影,表達主流價值觀。主流價值觀也是理想價值觀,正義戰(zhàn)勝邪惡就是其中一種,現(xiàn)實生活中可能會有差距,但是主流電影會給觀眾希望而非絕望。為什么功夫片中的李小龍、成龍、李連杰等能被全球熟知?事實上,他們都是通過講述一個不斷成長的小伙子最后把惡霸打死的故事,滿足了觀眾對懲惡揚善的期望。只有中國電影工業(yè)強大了,好萊塢電影才不會對中國電影產(chǎn)生威脅。坦白講,前一階段我拍的片子,知識分子很感興趣,但老百姓幾乎不知道,也看不懂。當今的大眾電影市場越來越強調分眾理念,主流的商業(yè)電影模式大概有十幾種,它們都是有具體針對性的,受眾很明確,所以也可以計算成本,估量觀影人次,這些類型片不一定都賺錢,但是類型片可以重復生產(chǎn),像《美國隊長》可以拍好幾部,藝術電影很難復制,它幾乎就是惟一的,《紅高粱》《黃土地》《背靠背,臉對臉》也就只有一部。我們真的不能回避電影所具有的商品屬性,它需要觀眾真金白銀買票進入影院觀看,但主流電影也絕不能代替作者電影,作者電影就是深刻的、有獨立思想的,甚至是有天分的人創(chuàng)造的電影,這樣的電影在思想和藝術手法方面可能領先我們10年、20年,但是它會給我們深刻啟迪,影響我們終身,作者電影的價值是永遠存在的。”
采訪臨近結束時,黃建新笑談,“你看,我們不是不能拍出《哪吒之魔童降世》《戰(zhàn)狼2》《流浪地球》這樣的片子嘛!”他把掌聲留給同行的時候,我們更應該把掌聲留給他。倏忽想到鄧稼先夫人許鹿希在聽聞《我和我的祖國》拍攝《相遇》故事后專門發(fā)來的寄語:“不要讓別人把我們落得太遠!一不為名、二不為利,但我們的工作要奔世界先進水平!以上鄧稼先說,許鹿希記。”——中國電影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