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玄同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作用，錢玄同在五四時期于文化的除舊布新上作出的獨特貢獻，中國現(xiàn)代歷史研究界和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界，似乎都對之估計不足。錢玄同在中國現(xiàn)代文化史上的地位，似乎長期未能得到公正的認定。至于我本人，則長期對錢玄同缺乏好感和敬意。不三不四、不倫不類、不著腔不著調：這是我長期對錢玄同的印象。我當然知道，錢玄同是積極參與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但卻長期認為，錢玄同不過敲敲邊鼓、吶喊助威而已，因此其存在，也是可有可無的。后來，對錢玄同有了更全面一點的了解，對錢玄同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表現(xiàn)有了更深入一些的認識，才意識到，此前對錢玄同的印象、看法，是多么離譜。我同時有了深重的羞愧。所以，所謂愧對錢玄同，首先表明的是我自己的心態(tài)。

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教科書，相關的論文和專著，即便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過程作比較詳細的敘述，也只字不提錢玄同，這樣的情形曾經很普遍。后來，在作比較詳細的敘述時，通常會提及錢玄同，但是，如果只是列舉少數幾個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一般不會出現(xiàn)錢玄同。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在四川江津的陳獨秀聞訊寫了《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在簡略地介紹和稱頌了蔡元培的業(yè)績后，說：“五四運動，是中國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陳獨秀強調，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思想言論”上的代表性人物，是蔡元培、胡適和他自己。陳獨秀沒有提及錢玄同。陳獨秀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總司令，他的話當然具有極大的權威性。不過，他的這個說法，卻未必與歷史事實十分符合。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作用當然極其重要、無可代替，但卻并不主要體現(xiàn)在“思想言論”上。若論“思想言論”上的影響，錢玄同可能遠大于蔡元培。

不能斷定是陳獨秀為后來的敘述和闡釋者定了調。但后來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敘述者和闡釋者，在列舉這場運動最主要的代表性人物時，的確鮮有提及錢玄同者。

錢玄同未能博得后來的人充分的好感和敬意的原因之一，是被視作五四高潮過后的頹唐者、落伍者。例如，任訪秋發(fā)表于1981年的《錢玄同論》，便說：

“五四”高潮過后，《新青年》團體散掉了，正如魯迅所說的：“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自選集自序》）。錢玄同正是屬于第二種人，于是退回書齋，專力于學術的研討。

任訪秋是錢玄同任北平師范大學國文系教授時的學生，他的話似乎也有權威性。其實，錢玄同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有何種貢獻，與他后來是否“退隱”，沒有什么關系。正如一個戰(zhàn)士在某次戰(zhàn)役中的表現(xiàn)，與他是否參加了后來的戰(zhàn)斗沒有關系一樣。再說，斷言錢玄同五四高潮過后便“退隱”了，也未免有些輕率。

至于我自己，之所以對錢玄同長期誤解，除了受一般的文學史著作和相關研究影響外，還受到魯迅影響。魯迅曾經幾次嘲諷過錢玄同，這便影響了我對錢玄同的看法。其實，我對錢玄同的誤解，卻是源于對魯迅的誤解。我曾經以為，魯迅對錢玄同是很蔑視甚至憎惡的。而真實的情形并非如此。魯迅一直高度評價錢玄同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獨特貢獻，只不過，魯迅在無關緊要的事情上嘲諷錢玄同的幾句話被我記住了，而魯迅贊頌甚至感激錢玄同的更多的話，卻被我忽略了。

關于錢玄同被誤解、被冷落甚至被侮蔑的原因，一時說不清。先說說我現(xiàn)在所認識的錢玄同。錢玄同先生于1939年1月17日因腦溢血而辭世。今年，是2019年。聊以此文紀念錢玄同逝世八十周年。

一

談錢玄同的文化貢獻，我想先談談他在新式標點符號確立過程中所發(fā)揮的作用。很少有人談論錢玄同在這件事上的功勛，即便是那種熱情揄揚、稱頌錢玄同的著述，也往往對此事忽略不提，似乎這是一件不值一提的細事。但我卻固執(zhí)地認為，五四時期新式標點符號的確立，是思想文化方面的一件大事，或者說，這也是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成就之一。

說中國本來也有標點符號，似乎也能找到根據；說中國本來沒有標點符號，好像也能成立。劉煒、侯民吉等人在《漢語標點符號發(fā)展述略》中說，中國古代本無“標點”一語。表示句子的停頓、完結之意的符號，被稱作“離經”“句讀”“圈點”。用得最多的應該是“句讀”一說。中國古代雖有類似于今天的標點符號的東西，但畢竟太簡陋，只有那么兩三種。所以，如果取“標點符號”之廣義，可以認為中國古代已有標點符號；但如果取“標點符號”之狹義，則應該認為中國古代并無標點符號。

楊擇令在《從新式標點符號的制訂看五四時期我國學者對待中西文化的態(tài)度》一文中，有這樣的論述：

五四運動以前，我國所用的書面語言是文言文，正宗的文言不分段，不著標點，封建統(tǒng)治者利用這種語言形式，來壟斷文化，以達到其愚民之目的。與此同時，一切下層讀書人、抄書人、刊刻坊間以及直接從事文字工作的士人又每刻都在制造標點符號、使用標點符號，以利應用和閱讀。

這樣解釋中國古代標點符號一直難以系統(tǒng)產生的原因，就頗為深刻了。一個“聰明智慧”的民族，一個語言文字老早就很發(fā)達的民族，竟然幾千年間行文不分段，更沒有產生系統(tǒng)的標點符號，并非才智所限，而是專制統(tǒng)治者刻意制造閱讀的難度。在古代，壟斷了語言文字，也就壟斷了思想文化，而這是長期維持專制統(tǒng)治所必須的。因為只有壟斷了思想文化，才能有效地愚弄民眾。而只有有效地愚弄民眾，才能有效地進行專制統(tǒng)治。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新式標點符號的確立以及整個白話文運動，都決非純粹的語言形式問題。

民間對標點符號的執(zhí)著的創(chuàng)造，說明標點符號有多么不可或缺。但民間的標點符號創(chuàng)造，是與統(tǒng)治者之間的一種博弈，一種較量。正因為非但不被統(tǒng)治者所支持，反而總是受到壓制，所以，幾千年間，民間創(chuàng)造的標點符號總停留在粗疏、鄙略和不成系統(tǒng)的階段，而且，并非直線式的發(fā)展、進步。幾千年間廣泛意義上的標點符號的創(chuàng)造使用，表現(xiàn)出一種回旋曲折的方式。這道理很簡單，讀書人如果想走上仕途，就必須讓自己遠離標點符號，非但不能創(chuàng)造，也要時刻警惕對標點符號的使用。例如在科舉時代，在科舉考試中，一不小心使用了標點符號，那就成為科場笑話了。即便已然置身仕途，如果在公文和私信等場合無意間使用了標點符號，也是很丟人的事，于自己立身處世頗有害。所以，大抵一個朝代，如果文化控制比較地寬松些，民間對標點符號的創(chuàng)造和使用就會活潑些；而如果一個朝代思想文化控制特別嚴酷，民間對標點符號的創(chuàng)造和使用就稀少些。楊擇令指出，民間標點符號的創(chuàng)造和使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就出現(xiàn)了。到了唐宋時期，“句”和“讀”成了約定俗成的兩種通用符號。“句”便是以一個圓圈表示一句話的結束。而“讀”則是以一個形似今天頓號的符號，表示句子中間的停頓，起著今天的逗號、分號、頓號、冒號等多種作用。而明代以后，標點符號的使用非但未能發(fā)展、豐富，倒走了回頭路，變得更簡陋，即人們往往只用或圈或點一種符號斷句，一篇文章要么一圈到底，要么一頓到底。直到《新青年》開始使用新式標點前，都是如此。⑤明清時期之所以在標點符號的創(chuàng)造和使用上走了回頭路，是因為明清的文化專制較唐宋嚴酷得多。

新式標點符號的創(chuàng)造和使用，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便開始了。劉煒、侯民吉等人在《漢語標點符號發(fā)展述略》中說，最早將西方主要標點形式及其用法介紹到中國的，是從事翻譯和外交工作的張德彝，他于1868年至1869年完成的《歐美環(huán)游記》對西式標點符號做了引介。此后，王炳耀的《拼音字譜》（1897）、盧戇章的《中國字母北京切音合訂》（1906）、朱文熊的《江蘇新字母》（1906）等著述，以借鑒古代、引入西方和自我創(chuàng)造的方式，擬定了漢語標點符號方案。而嚴復的《英文漢詁》（1904）和魯迅、周作人合譯的《域外小說集》（1909），則“開啟了使用新式標點符號之先河”⑥。但這些對于新式標點的創(chuàng)設和使用，總體上是零碎的和混亂的。而“第一個系統(tǒng)談論句讀改革的人是胡適”。胡適在美國求學期間，就開始了對漢語標點符號創(chuàng)設和使用的系統(tǒng)思考。從1914年起，就經常在日記里表達這種思考。1915年8月2日，胡適寫成《論句讀及文字符號》一文。當天日記中，胡適寫道：“為《科學》作一文《論句讀及文字符號》，凡三晝夜始成，約一萬字。”胡適在日記中抄錄了文章的“節(jié)目”，最后說：“吾之有意于句讀及符號之學也久矣，此文乃數年來關于此問題之思想結晶而成者，初非一時興到之作也。”該文于1916年初發(fā)表于《科學》雜志二卷一期。《科學》雜志由中國科學社主辦，而中國科學社是其時留美學生趙元任、任鴻雋、楊銓等人創(chuàng)辦的民間學術組織。胡適在文章中強調了標點符號的重要，他特別指出：“無符號則文字之用不能及于粗識字義之人，而教育決不能收普及之效。”在歐美諸國，普通民眾，只要過了識字關，手里有一本字典，則無書不能看，因標點符號細致完備，書報皆意旨分明。而在中國，即便識了許多字，即便手里有一本字典，也未必能自由地讀書，因為還有“斷句”之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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