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十一歲的西蒙·佩雷斯離開波蘭，跟隨著母親坐在裝滿家當?shù)呢涍\馬車上，啟程去火車站，前往英屬巴勒斯坦與父親匯合。沿路的石塊令馬車劇烈顛簸，吱嘎作響。旅途辛苦，但佩雷斯喜歡這樣的顛簸，它提醒著佩雷斯，偉大的冒險已經(jīng)展開——踏上以色列的土地，去創(chuàng)建一個猶太國家。

彼時，沒人想到這個孩子將成為以色列的開國元勛。在長達66年的公職生涯里，佩雷斯接連作為財政部部長、國防部部長、外交部部長，總理和總統(tǒng)服務于國家，親歷并領導了現(xiàn)代以色列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從一窮二百到創(chuàng)新科技領先世界的全過程，同時也是中東乃至全球重大事件的決策人物。

近日，西蒙·佩雷斯自傳《大夢無疆：勇氣、想象和現(xiàn)代以色列的建立》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在這本自傳中，佩雷斯從親歷者、決策者的角度，記錄了以色列的建國歷程、再現(xiàn)以色列國家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決定性時刻。本書也是佩雷斯的遺作，在完成這部作品的幾周后，佩雷斯與世長辭。

西蒙·佩雷斯

在西蒙·佩雷斯傳奇的一生中，“勇氣、創(chuàng)新、充滿想象力”是幾個關鍵詞。

佩雷斯在創(chuàng)建以色列國防軍、國防部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他帶頭啟動了以色列的核能計劃和航空航天業(yè)，這些防御體系為年輕的以色列帶來了強大的威懾力。

以色列建國初期，佩雷斯奉命幫助以色列國防軍獲得戰(zhàn)斗機。在美國，他和同事注冊了一家電影公司，把那些報廢的戰(zhàn)斗機維修好之后，借拍攝電影的名義讓它們起飛，穿過北冰洋，最終降落在以色列境內。

憑借這樣大膽的創(chuàng)意，佩雷斯出色地完成了這項任務。但是，他更進一步地想到：僅僅獲得飛機是不夠的，一個強大的航空工業(yè)才是以色列國土安全的有力保證。于是，他力排眾議建立起貝代克航空（Bedek Aviation），讓航空業(yè)變成了以色列的最大雇主，既保衛(wèi)了新生國家的領土安全，也促進了建國初期的經(jīng)濟發(fā)展。

回到以色列后，佩雷斯領導下的以色列國防軍，數(shù)次取得與阿拉伯國家之間戰(zhàn)爭的勝利。但是，佩雷斯并沒有矜功自伐；相反，他決定以一種特別的方法，讓以色列和阿拉伯鄰居們走出戰(zhàn)爭泥潭——他希望從法國引進核技術。

這個決定遭到了國內外諸多勢力的反對。以阿拉伯國家為首的國際社會擔心以色列將制造核武器，國內專家學者們也集體抵制。佩雷斯在法國總理布爾日-莫努利任期的最后一天才爭取到核技術授權，而項目建設過程中，法國新一屆政府的高級官員甚至試圖撤銷這一授權。

即便如此，佩雷斯仍然成功地讓核反應堆的巨大建筑矗立在迪莫納高原。在此后的幾十年中，這座建筑如同守護神一樣，威懾著所有入侵者，讓他們不敢進入以色列的中心地帶——因為他們擔心以色列具有意想不到的核打擊能力。

如果說，建立航空工業(yè)與核反應堆證明了佩雷斯的遠見，那么，恩德培行動證明了佩雷斯的遠見相當富有創(chuàng)意。

1976年6月27日，恐怖分子劫持了從以色列飛往巴黎的法航飛機，并停在烏干達的恩德培機場。當所有人包括時任以色列總理拉賓決定與劫持飛機的恐怖分子談判時，唯有佩雷斯堅持要營救人質。

他的理由很簡單：如果以色列向恐怖分子屈從，其他國家會表示理解，但不會再有哪個國家尊敬以色列，這個先例一開，以色列將會像“一塊破布”，并將永遠如此。

即便是內閣投票決定之后，佩雷斯仍然沒有放棄自己的意見，并試著不斷完善它。所以，當內閣成員們回心轉意之時，佩雷斯已經(jīng)拿出了一個看上去還不錯的方案。接著，佩雷斯鼓勵所有人盡力發(fā)揮自己的創(chuàng)意，將不可能變?yōu)榭赡堋?/p>

最終，如同好萊塢電影一般的營救行動如期在恩德培“上演”：運輸機搭載以色列士兵降落在機場，士兵們假扮成烏干達總統(tǒng)，乘坐一輛涂上黑色油漆的奔馳轎車，大搖大擺出現(xiàn)在恐怖分子面前……多年以后，耄耋之年的佩雷斯總結這場驚心動魄又充滿戲劇性的軍事行動：“不去鼓勵人們大膽地設想不可能之事，我們將會增加而非減少風險。”

佩雷斯不僅僅是一個政治和軍事上的天才，他曾經(jīng)將以色列從經(jīng)濟危機中解救出來。當經(jīng)濟危機襲來時，佩雷斯沒有向任何可能影響選舉的勢力妥協(xié)，而是通過結構性經(jīng)濟變革，讓以色列和過去的經(jīng)濟說再見。

佩雷斯建立起基金會，由政府承擔風險，把回報讓給投資者。他親力親為地運用自身影響力，向遍布世界各地的猶太移民和其他國家領導人介紹以色列的高科技產(chǎn)業(yè)。

為什么佩雷斯總是能夠看到未來并緊緊抓住它？佩雷斯熱衷于學習新技術——是深入學習，而不是淺嘗輒止地了解。佩雷斯在《大夢無疆》中寫道：“真正的領導需要擁有復雜的知識——也就是把握任務的每一方面微小細節(jié)的能力。”

所以，當他決定建立核反應堆，他和以色列學者一起前往法國學習核工程專業(yè)；當他親眼目睹早期計算機，立刻看到其中蘊藏的巨大潛力，并決定“國防部也要買上一臺”；通過閱讀專業(yè)期刊論文，佩雷斯領略到納米技術的迷人魅力，立即在議會上為之站臺，發(fā)動國家級的力量，及時投身這一新興領域。

實際上，以色列的科技產(chǎn)業(yè)恰如佩雷斯的一個縮影。佩雷斯在書中寫道：“不是以色列是否是高科技的領導者，而是它應該把世界引向何方……我們不得不永遠立于科學的最前沿，擁有最新的技術還不夠，我們必須擁有明天的技術。”這段話，是以色列近四十年來在科技創(chuàng)新領域不斷突破的最佳注腳。

近日，西蒙·佩雷斯之子、佩雷斯和平與創(chuàng)新中心理事會主席舍米·佩雷斯應邀來到中國，參與《大夢無疆》中文版新書首發(fā)活動。9月12日，舍米·佩雷斯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專訪，與讀者們分享他眼中父親的形象，透過家人的視角，還原一個真實的西蒙·佩雷斯。

澎湃新聞：西蒙·佩雷斯是一位非常獨特的政治家，早年的政治生涯中是鷹派人物，后期成為一位推動和平的領袖，怎么看待他的這種轉變和復雜性？

舍米·佩雷斯：不能說我的父親是復雜、矛盾或者激進的，他在追求國防建設、經(jīng)濟發(fā)展、推動和平上確實可以說是非常堅定和有魄力的，但他的一生追求從來沒有變化過，是非常一致的。我認為也不能拿鷹派或者鴿派，左派或者右派去定義他，他所作的一切都是為了推動以色列向前進。

他創(chuàng)建國防軍、航空業(yè)、核能項目、導彈系統(tǒng)、網(wǎng)絡系統(tǒng)，他認為軍事力量是追求和平的基礎，正是因為這樣的強大，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色列對鄰國造成了震懾力，為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取得了一定的空間。第二步就是建立新的經(jīng)濟機制，吸引外商入駐和擁有技術、潛力的年輕人。再之后就是追求和平，遠離戰(zhàn)爭和殺戮，著眼于更遠的未來。

以色列要發(fā)展，就必須與鄰國和平相處，正是因為這樣的超前眼光，他在當時就開始推進和平談判。第一個和平動作是在1970年代和當時中東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埃及簽訂和平協(xié)議，接著就是和約旦簽訂和平協(xié)議，第三步是最難的，是和當時還沒有建國的巴勒斯坦進行和談，當時巴勒斯坦人有一部分人居住在以色列境內，他們是作為以色列的少數(shù)群體，占人口的20%，另一大部分在當時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勢力范圍內，我的父親認為，一定要和巴勒斯坦言和，這也是他后來為什么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追求和平比發(fā)動戰(zhàn)爭更需要勇氣，發(fā)動戰(zhàn)爭是因為有迫切性和必要性的需要，大家為了爭奪資源，在這樣的背景下整個社會都會一致對外。而追求和平，人們會知道要付出一定代價，人們就會有分歧分裂，這時候更需要勇氣克服這樣的分歧。我父親的這本自傳就是在講述我們必須追求沒有戰(zhàn)爭的未來，必須和過去、戰(zhàn)爭、武器的舊時代告別從而進入新時代，這個新時代是需要全球各個國家、社會一起合作，攜手解決全球化的問題。

澎湃新聞：西蒙·佩雷斯面對重大決策時是否有猶豫、掙扎？比如恩培德事件時，是什么促使你父親力排眾議做出那樣特別而勇敢的決定？

舍米·佩雷斯：恩培德事件發(fā)生時我17歲，因為是高度機密的計劃，所以當時我也并不了解具體情況，只記得晚上家中有很多電話進來，氣氛非常緊張。事后，當我知道發(fā)生了什么時，我并不驚訝，因為我知道他就是會這么做，他會做一切努力把人質帶回以色列，向恐怖主義屈服從來不是一個選項。

前段時間，佩雷斯和平與創(chuàng)新中心組織了一次聚會，當時參與救援的士兵和部分被解救的人質都來參加了。一位參與救援，與我父親關系很緊密的軍官告訴我，劫機的恐怖分子把人質分為兩部分人，猶太人和非猶太人。我父親知道這種分離后非常憤怒，這讓人想起了過去的大屠殺，當時他就立刻意識到并決定，肯定要發(fā)起一場軍事營救行動戰(zhàn)斗到底。恐怖分子把人質按照種族分離其實是促成他進行營救行動最根本的原因，這一點是我后來才知道的。

當時這個行動的風險性很大，很多環(huán)節(jié)都必須完美協(xié)調，只要有一部分錯了，就會導致整個行動的失敗。人質有一百多人，救援地點距離以色列五千公里遠，以色列也不被允許進入烏干達，所以可見我的父親是多么有想象力的人，恩德培行動至今被認為是打擊恐怖主義歷史上最大膽最有創(chuàng)意的軍事行動。

澎湃新聞：幾次中東戰(zhàn)爭對你父親的政治理念有著什么樣的影響？

舍米·佩雷斯：1967年六日戰(zhàn)爭時（第三次中東戰(zhàn)爭），以色列是以一種非常強大的姿態(tài)出現(xiàn)在世人面前的，幾天時間我們就占據(jù)了優(yōu)勢。但是到了1973年的贖罪日戰(zhàn)爭（第四次中東戰(zhàn)爭），埃及突然發(fā)動了襲擊，以色列猝不及防。當時我父親不是在戰(zhàn)爭罪前線，也不是指揮這場戰(zhàn)爭工作中最重要的環(huán)節(jié)，但這次戰(zhàn)爭讓我父親意識到我們需要和平，不能依靠武器和武力存活，這也促使了幾年后他開始推進與埃及的和平談判。這場戰(zhàn)爭對以色列和埃及來說都很糟糕，但也為后續(xù)的和平鋪平了道路。

澎湃新聞：巴以沖突一直在牽動著世人的目光，怎樣才能以和平取代沖突？

舍米·佩雷斯：我父親一直強調我們的未來取決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能不能共同追求和平，我們要向整個阿拉伯世界，中東世界伸出手，告訴他們我們可以一起共贏和成長，以不犧牲任何一方利益來發(fā)展，在我父親一生中，尤其是最后幾年，他在大力推進和平進程，佩雷斯和平與創(chuàng)新中心也一直在做這件事。

現(xiàn)在面臨的問題是兩個層面上的，第一個層面是人民之間的信任基礎非常薄弱；第二個層面是中東有幾股力量在宣揚恐怖主義，到現(xiàn)在還在宣揚消滅以色列。

所以如果要從政治、領導層層面尋求解決方案，就目前來說可行性是比較低的，我們要的是新一代領導人，他們會關注未來，著眼塑造更好的明天，中東、以色列、巴勒斯坦可以互相合作，國家經(jīng)濟得以提升，年輕人都可以享受工作機會，這樣人民之間才會建立互相信任的基礎，只有在這種基礎上，才可能回到和平的談判桌上。現(xiàn)在在中東也產(chǎn)生了新的力量，這些力量在創(chuàng)造彼此合作成為同盟的機會，這種力量如果發(fā)展強大起來，就可以讓和平事業(yè)重新獲得生機。

盡管奧斯陸協(xié)議現(xiàn)在已經(jīng)被擱置了，但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還是有共同認識的，我想奧斯陸協(xié)議的基本還在，它只是需要時間的考驗，我們有待時間去證明這個框架的重要性和可操作性。

澎湃新聞：你父親如何看待宗教沖突？宗教之間如何達成真正的對話？

舍米·佩雷斯：我父親一直認為這個世界不僅需要國家、企業(yè)的領袖，也需要宗教領袖，宗教是有關引導、教育、道德的，所以他非常樂意并見過很多宗教領袖，他尊重所有有信仰的人，不光是猶太教，還有基督教、伊斯蘭教。

他認為宗教領袖可以發(fā)揮重要的作用，他生前曾多次見過教皇，希望通過這樣的見面創(chuàng)造一些溝通的平臺，他希望全球有宗教信仰的人們尤其是領袖能大聲說出自己的想法，發(fā)表對恐怖主義的看法，不能保持沉默。

我父親出生于波蘭，祖父是當?shù)鬲q太群體的拉比，他不僅尊重有信仰的人，他也尊敬全人類，他認為每個人都享有平等的權利，同時每個人也享有追求不同的權利。他本人對不同的宗教都很有興趣，他想知道為什么人會有這么多不同的信仰，所以他在后來一直在推動對人腦的科學研究，也許有一天這樣的研究可以讓我們了解我們到底是誰？是什么塑造了我們？為什么會有這么大差異？我父親曾引用過一位以色列著名詩人Nathan Alterman的詩句“人類這個群體一直在問問題，但是到頭來，對他們來說自己仍然是一個謎”。

澎湃新聞：世人看到的西蒙·佩雷斯是勇敢、智慧、果決的，他是否也有過猶豫和失敗？在家庭教育上，他給了你什么樣的引導？

舍米·佩雷斯：他經(jīng)歷過的每個故事在現(xiàn)實中都是一場戰(zhàn)爭，都會面對巨大的反對聲音，比如奧斯陸協(xié)議，到現(xiàn)在都有很多人反對這個協(xié)議，認為是失敗的。但我父親相信他當時做的決定都是正常的，而且他是個誠實的人，他一直追求自己相信的東西，他在書中說到，最大的風險就是不敢冒險。他在書中教會我們的第二個道理就是要發(fā)揮我們的創(chuàng)造力和想象力，在你面前只擺有兩個選擇的情況下，去尋找第三個原本不存在的選擇。這本自傳寫的不是過去，而是教我們塑造現(xiàn)實和未來，當然任何嘗試都有可能成功和失敗。

他認為父母和老師不應該告訴孩子們應該去做什么或者應該成為什么樣，每個人都有很大的潛力，父母要做的就是給孩子們勇氣和力量追求夢想，在這個過程中找到自己的擅長所在，要相信每個人都有很大的潛力。

我父親得到以色列國父本·古里安重用時，不斷聽到人們問“為什么相信那個男孩？”本·古里安說“三個原因：他不說謊、他不說別人壞話、每當他來敲我的門都有一個新想法”。我父親的這三個特點一直在影響著我。

他明確告訴我們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持續(xù)不斷的閱讀和思考。他說人們一日三餐，才會不饑餓保持健康，那我們起碼也應該每天閱讀思考三次，才會更有智慧和力量。大多數(shù)人喜歡沉靜在回憶和瑣事中，如果總是回憶或糾纏于瑣事，你就生活在過去，而過去已經(jīng)是完成時，不能改變，你所能做的就是塑造你的未來，另外就是一定要謙虛、誠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