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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中國電影第四代代表人物之一、導演吳貽弓在上海離世，享年80歲。

吳貽弓創(chuàng)作過《巴山夜雨》《城南舊事》等對中國電影和觀眾影響深遠的電影，但他創(chuàng)作生涯不長，前半生被政治運動“耽誤”，創(chuàng)作漸入佳境卻“服從組織安排”走上行政道路。

他先后出任過上海電影制片廠廠長、上海市電影局黨委書記兼局長等，參與創(chuàng)辦了上海國際電影節(jié)，曾任中國文聯(lián)副主席、中國電影家協(xié)會主席等。他始終和電影在一起，為中國電影做的事情也遠遠超過一個導演的創(chuàng)作。但他總是說，自己最看重的身份，從來就只有“導演”這一個。

他所代表的第四代，是中國電影“新浪潮”的開始

吳貽弓生于戰(zhàn)亂年代，伯父為其取名“貽弓”，“貽”為“收藏”，“弓”乃兵器，“貽弓”意寓“刀槍入庫，天下太平”。和名字一樣，吳貽弓的電影同樣是“文縐縐”的。無論是聯(lián)合執(zhí)導的《巴山夜雨》還是獨挑大梁的《城南舊事》，吳貽弓的電影語言中流淌的是自然怡人的詩意，細膩寫意的抒情調式游弋鏡頭之間。

吳貽弓的電影生涯有他的傳奇。18歲，他考上北京電影學院第一屆導演系，可第二年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因為他對學校提意見說，北電作為中國唯一的高等電影學府，不應該只學習觀摩蘇聯(lián)影片，還要讓學生了解美、法、意三個國家的電影，結果被上綱上線為“反蘇、反社會主義陣營，反黨”。

回到上影廠，又趕上十年“文革”，吳貽弓在化工廠里“戰(zhàn)高溫”。為吳貽弓傳記《流年未肯付東流》寫作的電影學者，上海戲劇學院教授石川，在和吳貽弓深入討論過他的藝術生涯之后，感慨這個人的“與眾不同”。“今天我們看到的各種人關于那段時間的回憶都是‘荒廢、蹉跎了歲月’，結束后‘要把丟掉的東西重新?lián)炱饋怼珔琴O弓完全不是這樣。‘文革’10年他從來沒有停止學習，他的業(yè)余時間都在讀書，積累自己，所以特殊年代一結束，他已經(jīng)是蓄勢待發(fā)的狀態(tài)，一點點火星，馬上就能點亮。”

吳貽弓的電影在中國電影里是獨樹一幟的存在，同屬“第四代”導演的宋崇回想，“我們當時上海這些人大多讀的是電影專科學校，特點是繼承30年代中國電影加蘇聯(lián)電影的傳統(tǒng)。吳貽弓帶來的北京電影學院的新風，當時他們所暢導的電影語言的現(xiàn)代化，是中國新浪潮的開始。”

《城南舊事》海報

《巴山夜雨》海報

多年前一次對吳貽弓導演的采訪，談起他的代表作《城南舊事》，他將其看作一個時代對電影美學重塑的“典型”。“三段沒有什么關系的人物構成的毫無聯(lián)系的故事，是保留原小說的分段式結構，還是打散后重新交織？我們抓住了‘每一段故事的結尾，里面的主角都是離我而去’這種情緒積累構成特殊的味道。”其實哪怕抓住了這味道，吳貽弓說自己在拍《城南舊事》的時候，想著將來怕是沒有多少人會看這部電影，“也沒有過多地想怎樣去感染觀眾，只是想著如何把我十分摯愛和同情的這幾個人物誠實地呈現(xiàn)出來。”

可能正因為如此，它才保持了如此特別的氣質。用過去標準的劇本標準來套，《城南舊事》沒有故事、沒有情節(jié)、沒有矛盾沖突，小說里沒有人物對話，只有旁白敘述。吳貽弓透露，“當時這個本子是北影的‘棄兒’，因為他們覺得沒有故事。” 可是幸而，“那時候我們也不發(fā)愁什么賣得出去什么賣不出去，也基本不去想市場這個概念。”

吳貽弓從電影本體出發(fā)，改掉了廠里原本經(jīng)過修改的為兩岸統(tǒng)一意識形態(tài)主題挖掘先進典型人物的設置，為中國電影史留下了一段溫柔流淌的別致影像。多年后，在接受《新京報》采訪時，吳貽弓自陳，“雖然‘文革’期間我沒有搞電影，但是積累了很多東西，在拍《城南舊事》時，正好把積累的情感和想法全都用上了。”

在電影學者石川看來，吳貽弓作為導演，有些“生不逢時”。“他的藝術生涯從人生的后半段才開始，但很快又因為各種行政上的事情無法再專心從事創(chuàng)作。”不過石川提到，其實吳貽弓還有包括像《闕里人家》這樣“嚴重被忽略”的作品，“1993年正是中國電影最不好的時候，那部電影有些生不逢時，其實它的藝術質量和他早期的作品不相上下，但沒有引起什么注意。其實非常可惜”。

1983年3月，吳貽弓和石方禹（右）、鄭振瑤（左）于馬尼拉，《城南舊事》在第二屆馬尼拉國際電影節(jié)上獲獎后合影

耽誤了導演生涯，為中國電影做嫁衣

與吳貽弓相伴相愛一生的愛人、演員張文蓉曾在他們結婚20周年時寫過一篇《話說我的丈夫吳貽弓》。文章的結尾，她寫下對愛人的心愿：“我真不愿意他當官兒, 我覺得他如果專心致志于他的專業(yè), 他會作出更大的貢獻來。我不是有意拉他的后腿 , 我感到每一個人都應該找到他在生活長河中的準確位置, 而吳貽弓的位置, 應該是在電影創(chuàng)作崗位上。但愿他能從繁忙的、不勝負擔的行政領導的苦惱中早日解脫出來。”

這一年，吳貽弓開始擔任上海電影局局長兼上海電影制片廠廠長。其實任命早就下來了。當時他的《流亡大學》正要開機，吳貽弓不舍自己精心籌備的電影，向電影局請了一年假“延期”上任。

做廠長時，吳貽弓也開創(chuàng)了上影創(chuàng)作的一個黃金期。《三毛從軍記》《緊急迫降》等影片的導演張建亞是“第五代”，從電影學院著名的78班畢業(yè)分配回上影廠后頗得吳貽弓賞識，至今非常懷念那個時期廠里的創(chuàng)作氛圍。

“當時吳貽弓提出了‘創(chuàng)作集體’的體制，他的電影理念是非常前衛(wèi)的，是很純粹的電影思維，他的夢想是要以真正的電影讓上影廠這塊金字招牌再度輝煌。”由于長期以來電影一直被當成最重要的宣傳工具，所以絕大多數(shù)的電影作品從創(chuàng)意初始、萌芽狀態(tài)開始就是依附其他載體的，或者戲劇戲曲，或者新聞報道，或者小說故事，甚至是宣傳口號，實際結果是那時的很多所謂電影就是個記錄載體——有畫面的廣播劇、平面版的戲劇、圖畫版的小說、《人民日報》或者《新民晚報》膠片版。”而吳貽弓提出作為獨立的藝術門類，“電影就是電影，要建立電影本體思維，不能永遠依靠拐杖，電影思維以聲光畫、時間空間的形象化思維有別于其他藝術門類的形象思維，有獨特的規(guī)律和美學，才讓其成為‘第七種藝術’，這是我們要努力攀登的高峰。”所以，當時組建“創(chuàng)作集體”是導演中心制的體制保障，在制片廠創(chuàng)作的年代，由導演領導一個個創(chuàng)作室推行電影化思維創(chuàng)作的具體實踐。“只有吳貽弓具有這樣的遠見卓識，能夠在這樣的高層面、高水準上設計上影廠的未來！20世紀80年代初真是中國電影也是上影的一段輝煌時期。”張建亞在接受采訪時這樣說。

作為一個重要歷史時期電影事業(yè)的領導，吳貽弓的運作能力和市場操作的意識都足夠超前與優(yōu)秀。20多年前，他就提出電影早晚要走產業(yè)化道路。上海各電影單位在他的一力主持下合并成上海電影總公司。擔任上影廠廠長期間，他率領的領導班子大膽決策, 將在鬧市商業(yè)區(qū)的陳舊廠房置換成大出好幾倍的郊區(qū)土地 , 啟動了中國最早的影視拍攝基地建設。他力主建造的上海影城, 開創(chuàng)了中國多廳影院之先河，至今仍然是中國最好的多廳綜合性電影放映娛樂場所……

當然，身為“官員”的吳貽弓對中國電影做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手創(chuàng)立的上海國際電影節(jié)。上世紀九十年代，世界電影蓬勃發(fā)展，中國電影也積累到了一定的規(guī)模程度。從地理位置、國家情況等各個方面來說，中國已經(jīng)有了一定的實力，確實需要舉辦一個電影節(jié)，“但是要怎么做？沒人知道，只能現(xiàn)學。”于是，他帶著一個翻譯，兩個人跑去德國，鉆研柏林電影節(jié)每一個部門的工作情況，了解它的功能、作用。回來以后再根據(jù)中國的實際情況，決定哪些是一定要設立的，哪些是可以合并的。

籌辦電影節(jié)的過程很艱苦，“一天一塊錢”的伙食，一干就是幾個月，通宵在一個據(jù)張文蓉回憶吳貽弓“還沒有我家廚房大”的小辦公室里打地鋪也是家常便飯。即便出去出差，吳貽弓也是能省則省，全然不顧及身份。

但他堅持上海電影節(jié)的“門面”一定要響當當、夠分量。按現(xiàn)在的說法，頭幾屆上海國際電影節(jié)評委會陣容，亮出了謝晉和吳貽弓等中國電影人在世界范圍內的“朋友圈”。赫克托·巴本科、卡倫·沙赫納扎洛夫、大島渚、奧利弗·斯通、降旗康男、保羅·考克思，這些國際上叫得響的名字，裝點了“門面”，也從起點便奠定了一個電影節(jié)的胸懷和視角。

吳貽弓有魄力。第一屆上海國際電影節(jié)的最佳影片頒給了中國臺灣電影《無言的山丘》，引起巨大爭議，吳貽弓就說，《無言的山丘》拍得好。他還特別強調，如果連這點胸懷都沒有，那還不如把國際直接拿掉，辦個上海電影節(jié)就完了。

到如今，每一年的六月上海都會成為全世界電影人匯聚，普通大眾也沉醉的光影海洋。

吳貽弓把做領導看作是“為他人做嫁衣”的事，行政上的事，都是為電影創(chuàng)作服務的，而這些事總要有人做。這么想，他的心里就能得到些安慰。

吳貽弓晚年退休在家，以“申江小吳”為筆名寫博客，從2006年到2013年筆耕不輟，分享自己的生活感悟、旅行見聞，也直言自己幾番與肺癌、糖尿病等疾病斗爭的細節(jié)。言語幽默，心態(tài)樂觀。

在2006年開博初始，他為自己寫下一段自述：“要說我和電影的關系，自然相當密切。屈指算來，從1960年北京電影學院畢業(yè)正式投身電影起，至今已將近半個世紀；然而慚愧的是，即使把和張郁強聯(lián)合導演的一部短片《我們的小花貓》也勉強計算在內，這期間我總共只導演了9部電影，平均5年多才拍一部，數(shù)量實在可憐。”

吳貽弓無疑是個被做官耽誤的導演。雖然陸續(xù)又拍攝了《姐姐》、《流亡大學》、《少爺?shù)哪ルy》、《月隨人歸》、《闕里人家》、《海之魂》等影片，也獲得了不少認可和榮譽，但吳貽弓坦言，創(chuàng)作上的確被分了不少神。吳貽弓曾對筆者感慨他們那一代人，很多時候都處在“被選擇”的境地，拍什么電影是廠里分配，要“升遷”做領導也是必須“服從組織安排”。吳貽弓說如果當時能夠選擇的話，他還是想繼續(xù)拍電影。“我從來最得意的一個頭銜就是導演！”

“他這個人太好了！”

從事上海老電影研究的學者石川，因一篇論述吳貽弓電影藝術的文章與吳貽弓結緣，到2011年上海電影家協(xié)會打算推出一系列老藝術家傳記回憶錄的叢書計劃時，吳貽弓便點名讓石川來幫他完成傳記。有一陣石川每周會和吳貽弓相約文聯(lián)聊上一下午。“創(chuàng)作是他在回憶時最樂意提及的部分，對于創(chuàng)作生涯他是非常念念不忘的”，石川回憶，“這些年很多人都會問他，不做導演有沒有后悔，他當然知道，他說最適合我的工作肯定是導演，但是其他工作也總得有人做。”

在上海電影局時期就作為吳貽弓助手的江平，一直稱吳貽弓為他的老師。這位同樣是學導演出身，但一直身兼行政職務的電影人，如今已經(jīng)成為中影集團的副總經(jīng)理，藝委會執(zhí)行主任，也是一級導演。這些年，吳貽弓也會和他說起心中遺憾，并且開解他為電影事業(yè)奉獻，“服從組織安排。”

江平深知吳貽弓心中一直記掛創(chuàng)作，這些年因為身體原因心情也不甚明朗。“我看他情緒不太好，又知道他心里是非常渴望拍電影的，所以就邀請他一起再拍個電影。作為他八十歲的生日禮物。”這就是去年上映的《那些女人》。不過到拍完給電影做署名的時候，“我們師徒幾十年來第一次急了。我要給他掛總導演，他說他的電影一定是從臺本開始從頭過問的，這部電影他沒有從頭著手做，就不肯讓我署名。他不愿意‘沽名釣譽’。”最后兩人各讓一步，上映的時候吳貽弓署了個監(jiān)制的名，這也成為他最后一部參與拍攝的電影。江平還透露，因為“當時吳貽弓一分錢不肯要，于是電影劇組所有演員，大家都沒拿片酬。”

《那些女人》最早是一部電視電影，當時叫做《濠河邊上的女人》，吳貽弓的愛人、上影廠著名演員張文蓉也參演了其中的角色。吳貽弓當時就很喜歡這個故事。江平透露，這一版的電影拍攝的一個多月時間里，吳貽弓經(jīng)常來片場，每次坐在監(jiān)視器后面十分專注。多年不拍片，他一點不“手生”，“現(xiàn)場他對每個鏡頭都有自己的想法，很多想法還很新，甚至會提醒我說，鏡頭要活泛一點，不能拍得那么老套，節(jié)奏要快一些。”

《那些女人》海報

江平隨吳貽弓工作多年，見證了這位電影藝術家待人接物的種種善意和修養(yǎng)。比如吳貽弓年輕時煙癮大，但如果路邊沒有垃圾桶，他就只是掏出煙盒來聞聞味道。又或者新來的保安沒見過他不肯放行，保安以為得罪了一把手嚇得要命，他卻給保安加了工資。“他這個人太好了！”

去年年底，吳貽弓在上海影協(xié)過80歲生日，石川為他寫的傳記也終于順利“面試”。沒想到之后包括籌建電影博物館等繁雜事務一樁樁一件件接踵而來，石川的傳記一拖就是五年，“那一陣子我都不敢見他，可是上海有一些活動總會碰到，躲也躲不開。每一次我見到吳導很不好意思，反而是他總安慰我說‘沒關系，早晚都一樣，反正我的事都蓋棺定論了，你別為這個耽誤你自己的事情’。等到新書發(fā)表的時候，那時候聽說他身體也不好，人消瘦了很多，但還是在現(xiàn)場坐了很久為大家簽名。”

當時吳貽弓面對來為他新書首發(fā)祝賀并給他慶生的電影界同仁們，感慨良多，“糊里糊涂，怎么就80歲了呢？”

現(xiàn)任上海溫哥華電影學院執(zhí)行院長的蔣為民是吳貽弓在1988年帶的第一個研究生。蔣為民回憶，當時吳貽弓是上影廠廠長，工作繁忙，因此自己是每周去他家上課。研究生期間，吳貽弓為他們開具書目，每次上課交流讀書心得體會。雖然是“電影評論”方向的研究生，但她和師弟還被吳貽弓帶著全程參與了當時他執(zhí)導的電影的拍攝。“這對我來說是一段特別受益匪淺的經(jīng)歷，現(xiàn)在也少有研究生能夠這么深度全程地參與導師的工作實踐。”蔣為民回憶，吳貽弓在片場對每個工作人員都十分和善，“他的劇組氛圍總是那么融洽。從來沒見他為什么事跟人紅過臉。”

那部電影叫《月隨人歸》，是一個發(fā)生在中秋節(jié)的故事。三十年后，吳貽弓在中秋節(jié)之后的清晨離開這個世界，蔣為民十分感慨，“好像那部電影的片名成了冥冥的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