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回鶻歷史與回鶻文化始終與絲綢之路密切相關。回鶻文化雛形于草原絲路，成熟于西域絲路。絲綢之路不僅培育了回鶻人的生命，而且滋養(yǎng)了回鶻人的文化。回鶻文學是不同時期回鶻人文精神的表現，通過回鶻文學，我們能夠很好地體味到絲綢之路對回鶻的影響。同時回鶻人以其獨特的生存哲學和特殊的文化精神為絲綢之路注入了新的元素，為多元而和諧的絲路文明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關鍵詞：回鶻 回鶻文學絲綢之路

作者簡介：熱依汗·卡德爾，女，維吾爾族，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回鶻歷史可追溯到漢代的丁零、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高車、敕勒、鐵勒，以及唐代的回紇。大約在公元809年，回紇請改回鶻，“義取回旋輕捷如鶻也”。回鶻歷史與回鶻文化始終與絲綢之路密切相關。回鶻文化雛形于草原絲路，成熟于西域絲路。回鶻發(fā)展不僅得益于絲綢之路，而且通過絲綢之路與其他民族共同分享文明成果。回鶻文學是不同時期回鶻人文精神的表現，通過回鶻文學，我們能夠很好體味到絲綢之路對回鶻的影響。

 

一、回鶻與草原絲路

草原絲路與傳統的經河西走廊的絲綢之路不同，是指從長安出發(fā)，通過漠北草原，西行越阿爾泰山，再經哈密、吐魯番通達中亞和歐洲。

由于漠北草原的自然特征適于放牧，這里曾經是游牧民族的天堂，先后有匈奴人、柔然人、鮮卑人、突厥人、回鶻人，以及后來的契丹人、蒙古人和滿人等活躍于此，并培育出徜徉恣意的游牧文明，與南面溫文爾雅的中原農耕文明形成了鮮明對照。雖然文化意趣不同，但是游牧與農耕無論是文化還是經濟都具有很強的互補性。

漠北對于回鶻人來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回鶻的發(fā)展與壯大都與漠北緊密相關。13世紀中葉，波斯歷史學家志費尼為了完成他的歷史著作《世界征服者史》，千里迢迢循著回鶻人西遷的路線，來到漠北。他找到了漠北回鶻汗國的都城斡耳朵八里廢墟（即今天的喀喇巴喇哈遜），發(fā)現了一塊石碑。據他敘述，這塊石碑是回鶻人為他們的卜固可汗所立。碑銘中有一段文字，記述了回鶻人自己的神奇?zhèn)髡f：

當時，哈喇和林有兩條河，一名禿忽剌，一名薛靈哥，匯流于合木闌術之地；兩河間長出兩棵緊靠的樹；其中一棵，他們稱為忽速黑，形狀似松，樹葉在冬天似柏，果實的外形和滋味都與松仁相同；另一棵他們稱為脫思。兩樹中間冒出個大丘，有條光線自天空降落其上；丘陵日益增大。眼見這個奇跡，畏兀兒各族滿懷驚異；他們敬畏而又卑躬地接近丘陵，他們聽見歌唱般美妙悅耳的聲音。每天晚上都有道光線照射在那座丘陵三十步周圍的地方。最后，宛若孕婦分娩，丘陵裂開一扇門，中有五間像營帳一樣分開的內室，室內各坐著一個男孩，嘴上掛著一根供給他所需哺乳的管子；帳篷上則鋪有一張銀網。部落的首領們來觀看這樁怪事，位居地頂禮膜拜。當風吹拂到孩子身上，他們變得強壯起來，開始走動。終于，他們走出石室，被交給乳姆照管，同時，人們舉行種種崇拜的典禮。他們斷了奶，能夠說話，馬上就詢問他們的父母，人們把這兩棵樹指給他們看。他們走近樹，像孝子對待父母一樣跪拜；對生長這兩棵樹的土地，也表示恭敬和尊敬。這時，兩棵樹突然出聲：“品德高貴的好孩子們，常來此走動，克盡為子之道。愿你們長命百歲，名垂千古！”當地各部落紛紛來觀看這五個孩子，猶如對王子一樣尊敬他們。[1]

這則傳說可以被看做回鶻人最早的口傳敘事文學之一，并且常被歷史學家用來佐證回鶻人早期活動的地域，證明回鶻人與漠北悠遠深長的歷史關系。

在建立回鶻汗國之前，回鶻先祖敕勒人一直在葉尼塞河流域與貝加爾湖流域廣袤的草原上四處遷徙，流蹤不定。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逐漸以漠北為生息地，成為鮮卑拓拔氏的屬臣。拓跋氏的漢化政策也影響到敕勒人，使敕勒人在文化觀念上發(fā)生變化。這種變化最顯著的特點就是關注中原祥和穩(wěn)定的生活，并逐步形成有關故鄉(xiāng)的人文情結，誕生了歌頌家鄉(xiāng)美的詩歌《敕勒歌》：

敕勒川，陰山下，

天似穹廬，籠蓋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

風吹草低見牛羊。

據史書《北齊·齊本紀》記載，北齊開國皇帝高歡征戰(zhàn)時以敕勒人為先鋒，因士氣低落，高歡令斛律金將軍唱《敕勒歌》以激勵斗志。斛律金是敕勒人，是構成九姓回紇的斛律部人。在遠離家鄉(xiāng)而被征發(fā)的時候，恐懼與幽怨相迭，加深了對故鄉(xiāng)的懷念。

原本游牧文化迷戀追逐水草，以四海為家，對故鄉(xiāng)的概念是極為模糊的。而《敕勒歌》對陰山下敕勒川的思念，則強烈表達了敕勒人渴望穩(wěn)定、渴望溫情的文化情懷。正是這種悠揚而纏綿的歌聲，逐漸凝聚起一個新的部落聯盟，催生出一個新的民族——回鶻（史稱高車、韋紇、袁紇或回紇）。

在草原絲路上，不同的文化相互碰撞交融，教學相長，各自都獲益匪淺。回鶻人隨著文化的更新，其部落聯盟也不斷強大。在唐朝的時候，回鶻已經成為漠北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并協助唐王朝先后滅亡東突厥汗國和薛延陀汗國。公元647年，回紇首領吐迷度在擊殺薛延陀汗國多彌可汗后，率領部落聯盟各部酋長，在靈州覲見李世民，即歷史上著名的靈州會盟。

吐迷度對李世民說：“延陀不事大國，以自取亡，其下麇駭鳥散，不知所之。今各有分地，愿歸命天子，請置唐官。”[2] 于是尊李世民為“天可汗”，并建議開通從長安到回鶻牙帳的“參天可汗道”即后來所稱的“回鶻道”，以便利交通。唐王朝在漠北設置六府七州，以部落大小各領其職。回紇領瀚海都督府，吐迷度為懷化大將軍兼瀚海都督。

回鶻道的開通，使回鶻與唐王朝在強化了政治聯盟基礎上，文化和經濟交往也得到加強，綜合實力得到進一步提高，終于在公元744年建立了漠北回鶻汗國，并啟動了從游牧向農耕經濟轉型的一系列革新措施。

中唐時期，由于吐蕃對河西走廊的控制，唐朝失去了傳統的通達西域的絲綢之路，轉而經過草原絲路——回鶻道與西方保持經貿往來。《冊府元龜》載：“承平時向西，路自河西隴右出玉門關……自艱難已后，河隴盡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須取回紇路去。”[3]草原絲路因此繁忙，而回鶻與唐王朝的關系也更加密切。

這條通道不僅保證了唐朝與西方的經貿聯系，回鶻人更是“近水樓臺先得月”。漠北回鶻汗國利用這條通道，積極與唐朝開展“茶馬貿易”和“絹馬貿易”，并將所獲茶、絹輸往中亞、西亞等地。據統計，自唐肅宗至德元年（756年）迄回鶻西遷前的80余年間，回鶻共向唐朝銷售了上百萬匹馬，換回了約2000多萬匹絲綢。這么多的絲綢，自己當然無法消費掉，大多輸往中亞等地。當時回鶻商人之活躍，“中西商業(yè)之貿遷有無，遂幾為其所獨占”。[4]

因為草原絲路的暢通，當唐王朝遇到危機的時候，首先便想到請回鶻人幫忙。回鶻曾兩次被邀進入中原，幫助唐王朝將被叛亂者占領的長安與洛陽奪回來，終結了安祿山、史思明以及安慶緒、史朝義兩次“安史之亂”，為唐王朝立了大功績。

在回鶻的敘事作品《九姓回鶻可汗碑》中是這樣描繪這一事件的：

洎大唐玄宗帝蒙塵，史思明之子朝義（下闋）使，幣重言甘，乞師并力，欲滅唐社。可汗忿彼孤恩，竊弄神器，親逞驍雄，與王師犄角，合勢前驅，克復京洛。皇帝與回紇約，長為兄弟之邦，永為舅甥之國。[5]

短短數語將史思明的兒子史朝義派特使到回鶻汗國，以重金和甜言蜜語游說牟羽可汗一起反唐，牟羽可汗憤然拒絕，親自統兵與唐朝軍隊合力剿滅史朝義叛軍，并與唐王朝訂立永為友好鄰邦的歷史事件，形象生動地表述清楚。

長安與洛陽是富裕的唐王朝的象征。城墻高聳，樓閣林立；街道嚴整，商鋪錯落；富麗堂皇的宮室和規(guī)劃整齊的民居，遙相呼應而又等級森嚴；熙攘的人群和忙碌的各操生計不同職業(yè)者，讓城市顯得一派繁華而又生機盎然。

回鶻人被唐朝的這種城市文化所吸引，先后在漠北修建了20多座規(guī)模不等的城市，其中，顎爾渾河流域的喀拉巴拉哈遜都城規(guī)模最大。這座都城占地達25萬平方公里，仿效唐朝的建筑形制，城市按功能劃分為宮城、內城和外城。

宮城為城市核心，以帶有美麗塑像的瓦當精心裝飾著，富麗而堂皇。在宮城南面還建有廟宇，專供統治者祭祀使用。內城環(huán)繞著高大的城墻，有官署、商鋪、作坊和居民區(qū)。外城是綿亙的庭院和合理規(guī)劃的街區(qū)，只是這里的居民可能與居住在內城的居民相比處在較低級的等級。外城以外，是連綿的農田，阡陌交通、溝渠縱橫、村舍相望。在村莊中，幾乎每一家都備有磨盤，以供碾磨糧食之用……[6]

富麗的宮殿和官署，說明漠北回鶻汗國已建立完備穩(wěn)定的國家政權；廟宇的存在則說明回鶻已將摩尼教作為國家宗教并完備了祭祀制度；大規(guī)模的民宅、農田及糧食加工磨盤，說明回鶻熟悉并已開始了農耕定居生活。史學家總結說，這座古城，在公元744—840年間曾經是統治整個蒙古草原、南西伯利亞、準噶爾盆地甚至西至七河流域的龐大帝國的首都。同時又是這片廣大地域內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這里有四通八達的道路，通向中原、中亞、西伯利亞和大興安嶺以東。沿路有大大小小的城鎮(zhèn)和驛站。各方商隊、使者、僧侶、游客絡繹不絕地來到這座城市。[7]

敘事作品《九姓回鶻可汗碑》是芬蘭考古學家海開勒（H.Heikel）1890年在喀拉巴拉哈遜古城遺址的皇家墓地發(fā)掘的，這塊用突厥盧尼文、粟特文和漢文三種文字刻寫的石碑，是回鶻人自己述說汗國幾代可汗事跡的重要作品。作品從開國可汗骨力裴羅說起，直到在位的保義可汗，不僅反復強調歷代可汗與中原唐王朝的親善關系，而且以一種自信和豪邁，表達了回鶻在過去的歲月里如何在險惡的環(huán)境中尋求新生的種種努力。

保義可汗在漠北回鶻汗國的歷史上占據著很重要的地位。他繼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唐元和四年（809年）的時候，便“遣使改回鶻，義取回旋輕捷如鶻也”。[8]自此，“回鶻”取代“回紇”，成為中原對“維吾爾”（Uighur）新的標準譯名。“回鶻”則“義取回旋輕捷如鶻也”，威風凜凜。由于回鶻與唐王朝的密切關系，漢語的使用頻率很高，汗國擁有許多精通漢語文的人才，伊難主就是其中一位。因為他對漢文簡練深刻的構詞具有很好的認識和把握，在請改“回紇”為“回鶻”的外交交涉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伊難主，在《舊唐書·回紇傳》和《新唐書·回鶻傳》中都寫作伊難珠，當系一人，他是漠北回鶻汗國的外宰相。在《九姓回鶻可汗碑》殘破的碑石漢文部分有“……合伊難主莫賀達干撰……”，說明他是碑文的撰寫者。同時他還長期擔任汗國與唐王朝的“和親使”，曾作為保義可汗的特使前往長安請求和親。

歷史上，漠北回鶻汗國與唐王朝一直保持著密切的關系，這種密切的關系因為和親而更加得到了鞏固。和親不僅加強了回鶻與中原的政治同盟，更加直接地促進了兩個民族的文化交流。

漠北回鶻汗國歷史上，前后有五位唐朝公主與之和親，她們分別是寧國公主、小寧國公主、咸安公主、永安公主和太和公主，其中除了永安公主因為保義可汗去世而未能成行之外，其他四位公主都遠行塞外，隨汗國可汗在漠北定居。

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皇家真公主，以她們特有的身份和大批隨行的能工巧匠及伺服人員，潛移默化地將中原的文化傳播到漠北回鶻汗國。而汗國的可汗，為了寵幸這些公主，也采取了許多文化上的措施，比如招募唐朝工匠修建具有唐朝風格的公主城，以使她們在遙遠的漠北，依然能夠感受到中原的文化氛圍。

除了中原漢族文化，回鶻人在漠北還吸收了粟特文化。粟特人是中亞善于經商的民族，他們追逐商業(yè)利益而浪跡天際。漠北回鶻汗國時期，大批粟特商人進入汗國，因其信仰的摩尼教被回鶻人接受并宣布為國教而地位飆升。他們不僅控制了漠北回鶻汗國的經濟，而且成為能夠影響汗國決策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粟特字母也被用來拼寫回鶻語，形成了后來的“回鶻文”。逐漸被回鶻化的粟特人作為漠北回鶻汗國的有生力量，加快了汗國的社會轉型，新的商貿理念促使大批回鶻人加入商人行業(yè)，并成為行走天下、貿遷有無的商業(yè)高手。

經過漠北百年的經營，回鶻人津津樂道自己所取得的文明成果，并在《九姓回鶻可汗碑》中用這樣的詩句來描繪回鶻社會的巨大變化：

熏血異俗，化為蔬飯之鄉(xiāng)；

宰殺邦家，變?yōu)閯裆浦畤?/p>

草原絲路不僅培育了回鶻，而且造就了回鶻。雖然在經歷了漠北百年霸主之后因內訌和天災而被迫西遷，但草原絲路的文化滋養(yǎng)卻使回鶻成為一支具有文明素養(yǎng)的民族，并在西遷后很快找到新的發(fā)展機遇與方向。

二、回鶻與河西走廊

公元840年，漠北回鶻汗國發(fā)生了毀滅性的天災和人禍，在經營了96年之后轟然倒塌，并被迫舉族西遷。西遷回鶻人分三支，其中一支進入河西走廊一帶，隨后以張掖為中心建立了甘州回鶻汗國。

甘州回鶻汗國時期（9世紀中后葉至1028年），正處中國歷史的一個動蕩時期。先是五代十國，繼之宋朝建立，然后接著又是遼、金和西夏的崛起。中原紛爭，河西走廊乘機群雄并起。

河西走廊是絲綢之路要沖，商貿發(fā)達、經濟繁榮。千百年來，東西方民族穿梭往來，在互通有無交換商品的同時傳播了不同的文化，逐步形成了以涼州、甘州、肅州、沙洲為中心的豁達寬容的多樣性城市文化，回鶻人很快便在這里獲得了新的生存機會。

在經歷了國破家亡的慘痛教訓之后，遷徙到河西走廊的回鶻人開始小心地舔舐創(chuàng)傷。已經信仰摩尼教的回鶻人在心底里祈求光明之主的護佑：

永恒的明使，高貴的天神

請你們救救明群吧！

清醒的牧羊人、監(jiān)管者

是可愛的羔羊的疼愛者。[9]

回鶻人希望擺脫命運加在頭上的陰霾，很自然地把精神投入到摩尼教的光環(huán)之中，希望在光明之源摩尼教那里尋求精神的歸宿：

你保護了我們的身體！

請你拯救我們的靈魂！

我們向光明之神，

祈求幸福。

愿我們無災無難！

愿我們生活幸福！[10]

與此同時，回鶻人對河西走廊的多樣性文化進行甄別，特別是仔細體味盛極一時的佛教精神。這體現在一首《三寶的描寫》詩歌中。這首詩這樣寫道：

1 有個叫做“三寶”的詞，

不知應該如何釋之。

（佛）不由男奴、女仆所生，

不因靜慮而感到悲傷，

不經乞食而得到報償。

為（法）奴、法兄之福，

在空虛、坎坷的（？）地方，

正在上下不安地逃亡。

2 （法）在有功德的事業(yè)之力，

在先前法師的這些話里，

在穆斯林大食之事，

不知是否（還）在于先前有報之善事。

3 （僧）在難得的人道，

在做功德，哪怕是微不足道，

在譯八千經的酬報，

在應去無數次的事業(yè)之道。[11]

這首16句詩文是在莫高窟北區(qū)發(fā)現的回鶻文文獻。有意思的是，這篇回鶻詩文是寫在一件敘利亞文景教文獻的第二頁上。這件景教文獻的內容是《舊約》摘錄。從詩文的內容上看，應該是研讀了《舊約》摘錄后的心得體會。似乎詩文作者由景教聯想到佛教和伊斯蘭教，并試圖概略這三種宗教的基本精神。這說明絲路上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鑒，促使回鶻人思考不同宗教的基本精神，以尋求彼此的和諧共生。

甘州回鶻逐漸對盛行河西走廊的佛教產生興趣，并產生大批信徒。宋人洪皓在《松漠紀聞》中曾有這樣的描寫：回鶻“奉釋氏最甚，共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齋必刲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其足而鳴之，謂為親敬。”[12] 甚至在《宋會要》中還記載了200多回鶻僧在乾德四年（966年）前往天竺取經。[13]

隨著對佛教經典的關注與翻譯，回鶻人也把目光投向印度的英雄史詩《羅摩衍那》。一件彌足珍貴的回鶻文寫本，正面為回鶻文佛教徒懺悔文，背面則抄寫的是羅摩的故事：

這名死敵（指十頭魔王——譯者按）頑劣至極，荼毒生靈，將那些已故去的可愛的先人，[不管]年老的和年輕的，強壯的和羸弱的，及[那些]……的人們，不管是向善愛施的權貴，還是富人與窮人，所有的生命他都毫無區(qū)別地予以毀滅。羅摩、羅什曼那等英雄，將死敵……一個不剩，悉數予以殲滅。[14]

這些印度文學作品，通過回鶻文翻譯而在回鶻社會傳播，不僅促進了回鶻社會的良性發(fā)展，而且喚起回鶻人對新領袖的期望，期望他能夠珍愛自己的族胞，帶領族人在新的土地上獲得發(fā)展：

你是我們強大的大王，

你像金塊一樣圓滿，

你像圓柱一樣壯觀，

是我們高貴的賢王。

把大眾平民百姓，

在你寬大的懷抱，

在你長長的衣襟，

你時時看護關照。[15]

甘州回鶻佛僧在沙洲佛教勝地敦煌獲得了更多的進修與交流機會，回鶻可汗以及貴族也渴望通過拜祭和捐建千佛石窟而受到佛祖的眷顧與護佑。在沙洲敦煌石窟、西千佛洞和瓜州榆林石窟，至今保存有許多回鶻王子禮佛圖、回鶻公主禮佛圖，以及許多回鶻供養(yǎng)人畫像，印證著回鶻人對佛的禮拜。

隨著佛教在回鶻社會的傳播，佛教徒逐漸取代摩尼教徒而對回鶻社會發(fā)生影響，并代表甘州回鶻可汗前往沙洲歸義軍政權、吐蕃、西夏、遼、金，以及中原宋王朝展開外交活動。楊富學教授曾在《佛教與甘州回鶻之外交》一文中指出：“由于宗教信仰相同，回鶻佛教僧使在中原地區(qū)的活動空間會比摩尼教僧大得多，更便于與崇奉佛教的中原王朝的封建統治者進行溝通與交流。”[16] 而甘州回鶻與沙洲歸義軍節(jié)度使曹氏家族的聯姻，則鞏固了河西走廊穩(wěn)定的政治格局，保證了該地區(qū)在相當一個時期內的健康而穩(wěn)定的發(fā)展。

甘州回鶻汗國存在了200多年，其相對溫和的政治品性對河西走廊的穩(wěn)定與發(fā)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特別是回鶻人善商，甘州回鶻汗國利用河西走廊的特殊絲路貿易通道積極發(fā)展經濟，并努力消除吐蕃和西夏對絲綢之路的阻斷干擾。宋代鄱陽人洪皓在他的《松漠紀聞》中曾有這樣的描寫：“回鶻自唐末浸微……甘、涼、瓜、沙，舊皆有族帳，后悉羈縻于西夏……多為商賈于燕……尤能別珍寶，蕃漢為市者，非其人為儈則不能售價。”[17] 說明當時回鶻人在宋、金、西夏、吐蕃，以及中亞各國的貿易往來中，充當著重要的橋梁紐帶作用，為絲綢之路的暢通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到了元代，雖然甘州回鶻汗國已經消亡，但是回鶻人在河西走廊的影響依然持續(xù)。1275年，成吉思汗次子察合臺的后代都哇，在成為察合臺汗國可汗后，不愿服從元朝忽必烈的節(jié)制，發(fā)兵12萬圍攻元朝的睦鄰高昌回鶻王國。高昌亦都護巴爾術阿而忒的斤為了維護元朝的統一而英勇戰(zhàn)死，其子紐林的斤率部突圍，東撤到涼州（武威）永昌府，并以永昌為臨時王庭，節(jié)制河西走廊回鶻人的同時遙領原高昌地畏吾兒人。1308年，元武宗任命紐林的斤為畏兀兒亦都護，并賜“亦都護”金印。1311年，元仁宗即位，又任命紐林的斤為高昌王，賜“高昌王”印。1318年，紐林的斤去世，長子帖木兒補花繼位。1328年，元文宗調帖木兒補花進京輔佐朝政，其高昌王、亦都護一職由其弟擔任。元文宗為表彰帖木兒補花及其祖先的功勛，詔命制作《亦都護高昌王世勛碑》（現藏甘肅省武威文廟），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受詔撰文。虞集從漠北畏吾兒緣起說起，在歷數回鶻人幫助唐朝剿滅安史之亂、幫助成吉思汗征伐天下等功績后稱贊道：

大夫嗣德，克敬以讓。三命彌恭，世爵用享。佩玉瓊琚，靖共以居。躬行孝嚴，服御不諭。肅肅雍雍，有察有容。親親尊尊，允德允恭。天子還歸，大義攸征。大夫在行，民性以定。既安既寧，治久告成。[18]

在永昌還遺存另一塊正面漢文、背面回鶻文的石碑《大元敕賜追封西寧王忻都公神道碑銘》。這個西寧王忻都是原高昌回鶻王國的將領阿臺不花的后代。阿臺不花隨紐林的斤率部遷到涼州永昌府后，一直輔佐高昌亦都護，其子孫忻都、翰欒承襲其職。忻都死后葬于永昌府石碑溝。忻都的兒子翰欒在元惠帝至正年間任中書平章政事，為了表彰翰欒家族輔政有功，元惠帝追封翰欒之父忻都為西寧王，并立《大元敕賜追封西寧王忻都公神道碑銘》（現存甘肅省武威永昌鎮(zhèn)）。碑文敘述了翰欒的父親忻都公及其先輩“居官治世，克盡乃職，興利去害，屢獻嘉謀”的豐功業(yè)績。

隨著歷史的更迭與變換，曾經對河西走廊政治、經濟、文化發(fā)生過重要影響的回鶻人，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其中一部分回鶻人進入西州與那里的族人匯合，一部分與藏族、蒙古族結合起來，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族群——裕固族，并以新的姿態(tài)開啟了新的民族歷程。 

三、回鶻與絲綢之路

西遷回鶻的另一支到了西州高昌，就是今天的吐魯番一帶，建立了西州回鶻汗國——又稱高昌回鶻王國。高昌回鶻王國在西州可謂如魚得水，很快便獲得了壓倒性優(yōu)勢。

出了陽關，往西就是西州。中國唐代大詩人王維曾作詩送友人西行，說：“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其實，陽關之外依然還有清晰的故人足跡和中原文化印痕。

德國探險家馮·勒柯克1904年深入到吐魯番，進入高昌古城，“在那里的一個巨大的形如大廳的建筑內，我們拆毀了一堵較薄的隔墻，這是較為近代的建筑。在這堵墻的背后，有一面古老的土墻，在古樸的墻面上，有一幅大型壁畫的遺跡。這幅壁畫描繪的是：一群摩尼教男女修行者正圍著一個與真人一般大小的穿著摩尼教祭司服飾的人。這些摩尼教男女修行者依照他們各自的身分穿著白色的衣服，這些人物都以較小的比例畫出，在他們的前胸，都用粟特文寫著各自優(yōu)美的波斯語名字。”[19] 居于最前面突出位置上的人物，顯然是這幅畫的中心，他身著白色服飾，被黃色月牙圍繞著的紅日襯托著，在他身后是三排排列整齊畢恭畢敬的男女。勒柯克認為，這個人物可能就是摩尼本人在摩尼教繪畫中的傳統形象。從繪畫風格上看，這幅畫吸收了中原繪畫的許多技法，而且摩尼形象特征也東亞化了。[20]

吐魯番正處絲綢之路的重要節(jié)點上，不僅往來商人如織，而且不停閃現著各國使節(jié)，以及不同宗教的修道、傳教大師的身影。高昌回鶻人很好地利用了這一地緣優(yōu)勢，依托絲綢之路，擁抱各種文明。

高昌回鶻王國建立之后的相當一段時期，摩尼教在政治、精神和文化領域里還處于支配地位。受當地佛教徒營建石窟的啟發(fā)，高昌回鶻人也開始大規(guī)模地開鑿石窟，將摩尼教的光環(huán)映照在石窟壁上。在木頭溝柏孜克里克石窟群中，現存第38號窟的正壁，繪有三身樹干的三干樹，即摩尼教義中的生命樹，象征光明國王所占據的東西北三方，樹上開著12朵大花，垂掛著累累碩果，樹下圍坐著身著白衣的男女信徒，虔誠地向生命樹膜拜。

“柏孜克里克”是維吾爾語“山腰”之意，點明了石窟建造在火焰山主峰北坡山腰中，深處木頭溝峽谷之內。38號窟里的壁畫已經剝蝕嚴重，但仍能分辯出其它一些繪畫的基本內容，其中一幅繪著一個吹橫笛的樂伎，興致高昂地舞蹈奏樂贊頌摩尼。另一幅畫則表現了摩尼信徒追隨在雙翅天使的身后，祈禱獲得新生。

在高昌的壁畫中，我們也發(fā)現，將摩尼教引入回鶻社會的牟羽可汗被置于眾神的行列，他身披打著紅色結的斗篷，頭頂閃爍著圣光。為此馮·佳班評述說：“不僅東歐的肖像畫家，而且中亞細亞的佛教藝術家都采用東羅馬皇帝的無裝飾的、紅色的（紫色的）戰(zhàn)袍，這種情形頗能說明形式因素的象征力量。”[21] 很顯然，高昌回鶻人也吸收了這種藝術象征手法，把對祖先的敬仰與對神靈的敬畏結合了起來。

摩尼教壁畫以及插圖在高昌回鶻人宗教生活上占據了相當重要的地位，這無疑對高昌回鶻人的藝術素養(yǎng)起到了很好的培育作用。回鶻人把希臘藝術、犍陀羅藝術、印度藝術，以及中原藝術很巧妙地與自己對藝術的理解結合起來，創(chuàng)立了一種被稱為“回鶻的藝術風格”。

同時，高昌回鶻人充分利用絲綢之路營造的和諧氛圍，積極調整經濟發(fā)展模式，不斷開發(fā)和利用當地的坎兒井灌溉技術，在農業(yè)領域不斷取得新的成果。

北宋時期王延德出使西州，作《西州使程記》。其中寫道：“高昌即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闐，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蔥嶺皆數千里。地無雨雪而極熱，每盛暑，居人皆穿地為穴以處……有水，源出金嶺，導之周圍國城，以溉田園，作水硙。地產五谷，惟無蕎麥。”[22] 說明當時高昌回鶻人善農業(yè)，利用天山雪水灌溉農田。

現藏于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吐魯番學研究所的回鶻文《豐收歌》也印證了這一歷史事實。詩歌的手稿是由德國探險隊在高昌古城遺址發(fā)現的，詩歌表現道：

走遍坎坷不平的田間，

平整高低不均的農田。

把扶耕犁彎壞身子，

（不顧）曬黑口渴種地，

揮著坎土曼筋疲力竭。

勤奮苦干，從不愿坐，

把種子一粒一粒埋進土里，

巧妙地及時平地。

直至用泉水灌溉，

經歷千辛萬苦。

……[23]

《豐收歌》反映了吐魯番地區(qū)回鶻人的農耕生活，生動表現了耕地、播種、收割、打場、收藏等一系列農事活動。而且詩歌充滿了樂觀詼諧的情調：

愿裝糧食的人，

掙破褲衩，

愿彩色的口袋，

撐破縫線，

愿花斑紋公牛，

磨破蹄跟！

……[24]

希望多產糧食的心情躍然紙上。

高昌回鶻人樂觀的生活態(tài)度，也被王延德觀察到，他在《西州使程記》中描寫說：高昌回鶻人“好游賞，行者必抱樂器”，“佛寺五十余區(qū)，皆唐朝所賜額，寺中有《大藏經》、《唐韻》、《玉篇》、《經音》等。居民春月多群聚遨樂于其間。游者馬上持弓矢，射諸物，謂之禳災”。[25]

高昌回鶻人春月游戲于佛寺廟區(qū)，也說明佛教在西州的盛行。回鶻人在強大的佛教文化感染下，也逐步放棄摩尼教，改而遵從佛愿。一批聰慧的學者將佛經轉譯成回鶻文，其中也包括佛本生故事。現在收集到的回鶻文佛本生故事有《善惡兩王子的故事》《須達拏太子本生》《阿爛彌王本生》《大覺本生》《獅子本生》《兔王本生》《象護本生》《猴王本生》等等，尤以《善惡兩王子的故事》流傳最廣。《善惡兩王子的故事》情節(jié)起伏跌宕，善友和惡友的形象對比鮮明。通過二人的言行，宣揚了佛教普度眾生和因果報應的思想，具有很強的感染力。

而在文學翻譯領域最具影響的非《彌勒會見記》莫屬。《彌勒會見記》以戲劇形式講述了佛教的未來佛彌勒的生平事跡。故事說聰穎的彌勒自幼隨跋多利婆羅門修行。有一天，跋多利婆羅門做了個夢，夢到釋迦牟尼已成佛。跋多利婆羅門很想前去拜見釋迦牟尼，但已120多歲行動不便，就派弟子彌勒等16人去尋找釋迦牟尼。他們在波羅奈國碰到釋迦牟尼說法，聽完有關未來佛彌勒的故事后，彌勒向釋迦牟尼請求自己愿做未來的彌勒，以解救眾生脫離苦海。于是，彌勒降于一大臣家中，從寶幢毀壞一事中得到啟發(fā)，便出家尋道，終于在龍華菩提樹下修成正覺，并盡力解救受苦眾生。全劇由序幕和25幕正劇構成，以“出生”“出家”“成佛”“會見”“轉法輪”“拯救生靈”等情節(jié)為構架，描述了彌勒佛傳奇的一生，被稱為中國最早的劇本。《彌勒會見記》最早是由圣月菩薩大師從印度語譯為吐火羅語，再由高昌回鶻高僧智護法師從吐火羅語譯為回鶻語。現存的手抄本大多是9-12世紀抄成。

生活于9至10世紀的著名高昌回鶻翻譯家僧古薩里，一生致力于將漢文佛經翻譯成回鶻文，以幫助高昌回鶻王國的回鶻人更準確地理解佛教的精神。其中最為著名并流傳至今的譯作，一是佛教大乘經典《金光明最勝王經》（簡稱《金光明經》），另一是《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簡稱《玄奘傳》）。他的譯文準確流暢，妙筆生花，不僅表明他對本民族語言文字駕輕就熟，對漢族語言文字造詣很深，而且精通佛學，學識淵博，文學功底深厚。他從本民族欣賞習慣出發(fā)，將《金光明最勝王經》中的傳說進一步加工潤色，使故事情節(jié)更加生動，人物形象更加鮮明，從而使晦澀的佛教原理通俗化、文學化，為佛教在高昌回鶻王國回鶻人中的傳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隨著佛經典籍的翻譯，印刷傳播成為重要的文化活動，這刺激了印刷術的提高。回鶻人借鑒中原泥活字印刷技術，成功研制回鶻木活字印刷術。

自1908年法國人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北區(qū)發(fā)現回鶻文木活字后，先后又在吐魯番等地發(fā)現了回鶻文木活字。這些木活字證明了回鶻人活字印刷技術的發(fā)達。

北宋畢昇（約970年-1051年）發(fā)明泥活字印刷后，徹底改變了舊的謄抄傳播手段，使文化傳播的速度與廣度發(fā)生了革命性變化。中原漢字木活字是13世紀末由山東人王禎（1271年-1368年）研制，而回鶻木活字的使用時間要早于王禎。“通過近年對莫高窟北區(qū)的考古發(fā)掘得知，集中出土回鶻文木活字的第464窟最終廢棄于元代，考慮到宋代畢昇發(fā)明活字印刷術后以及向西傳播到西夏和回鶻，在結合回鶻在敦煌的史實，故將該窟所出回鶻文木活字的時代‘推定在12世紀末至13世紀上半葉之間’，我們認為是可以成立的。”[26] 回鶻文木活字的發(fā)明和使用，一方面證明中原漢字泥活字印刷技術沿絲綢之路向西傳播，另一方面也證明回鶻人借鑒中原泥活字印刷技術而創(chuàng)新研制木活字，并將此印刷技術繼續(xù)向西傳播。“如今在敦煌發(fā)現的回鶻文木活字，既有與方塊漢字活字有相同之處，但又不完全相同，而與西方拼音文字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明顯區(qū)別。它屬于‘中介類型’的活字，從而使我們似乎找到了宋代畢昇發(fā)明的活字印刷術向西方傳播中缺失的一環(huán)。”[27] 可以說，西方15世紀研制的活字印刷技術，得益于回鶻文木活字。

高昌回鶻人通過絲路大通道而獲得的文化補益，使高昌回鶻人的文化素養(yǎng)獲得飛速發(fā)展。由于高昌回鶻王國處于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帶，其文化亦呈現出多元的特征，波斯摩尼教、印度佛教、歐洲基督教和中原儒教（學）交融相處，共同成為社會的文化元素。

在成吉思汗時期，高昌回鶻王國因歸順成吉思汗，其亦都護被成吉思汗收為第五子。特殊的地位使高昌回鶻王國的知識精英受到特殊對待。成吉思汗不僅任命塔塔統阿為國師，教授王親貴族文化，而且命其用回鶻字母創(chuàng)制了蒙古文。

蒙元時期，大批回鶻精英奉調幫助治理遼闊的蒙元疆域。“在成吉思汗諸孫的統治下，波斯王國和在美索不達米亞的會計和重官都是畏吾兒人。”[28]

而中國元朝，更有大批畏吾兒人擔任著從國師、宰相、尚書到各級地方行政長官的要職，并涌現出像安藏、阿魯渾薩里、合剌普華、廉希憲、魯明善、貫云石等一批著名的儒學名士，促進了元代儒學的發(fā)展。

為了加強與世界聯系，1272年，畏吾兒人亦黑迷失受元朝皇帝忽必烈派遣出使八羅勃國（印度南部的古國）。又于1275年、1287年二度奉派出使該國，并于1284年出使僧伽羅國（今斯里蘭卡）。

而走得更遠的則是畏吾兒人景教徒拉班·掃馬與弟子拉班·馬可，他們于1275年從汗八里(元大都北京）出發(fā)，經寧夏、甘肅、高昌、喀什、伊朗、伊拉克，沿絲綢之路一路西行，前往耶路撒冷朝覲。他們的西行不僅僅承擔宗教的使命，拉班·掃馬還奉波斯伊爾汗國的蒙古王阿魯渾的旨意，代表蒙古帝國出使法國、英國和羅馬，不僅拜見了法國國王菲力四世和英國國王愛德華一世，增強了西方對中國的了解，而且在羅馬向教皇尼古拉四世陳述了景教派的教義，彌合了分歧，并使教皇承認了景教的合法身份。拉班·掃馬的絲路之行是中西方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他與同時間逆向行走的馬可·波羅一樣，為東西方相互了解、相互和解做出了重要貢獻。

回鶻人的歷史始終與絲綢之路相伴。絲綢之路不僅培育了回鶻人的生命，而且滋養(yǎng)了回鶻人的文化。同時，回鶻人也以其獨特的生存哲學和特殊的文化精神反哺絲綢之路，為絲綢之路注入了新的元素，為多元而和諧的絲路文明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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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阿不都熱西提·亞庫甫：《古代維吾爾語贊美詩和描寫性韻文的語文學研究》，第17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10] 原詩選自邦格《回鶻文摩尼教贊美詩》，載比利時《博物館》雜志，1925年，38卷，22—23頁；譯文選自《維吾爾古典文學大系—上古至高昌汗國時期的文學》，155頁，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11] 阿不都熱西提·亞庫甫：《古代維吾爾語贊美詩和描寫性韻文的語文學研究》，第36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12] （宋）洪皓著，翟立偉標注：《松漠紀聞》，第15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

[13]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方域二十一之十四，第7668頁，中華書局，1957年。

[14] 轉引自楊富學著：《回鶻文佛教文獻研究》，第33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15] 阿不都熱西提·亞庫甫：《古代維吾爾語贊美詩和描寫性韻文的語文學研究》，第17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16] 楊富學著：《回鶻文佛教文獻研究》，第25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17] （宋）洪皓著，翟立偉標注：《松漠紀聞》，第15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18] 武威通志編委會編纂：《武威通志》，第32頁，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年。

[19] （德）馮·勒柯克著，陳海濤譯《新疆的地下文化寶藏》，第47頁，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

[20] （德）馮·勒柯克著，趙崇民譯《高昌—吐魯番古代藝術珍品》，第44頁，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

[21] （德）馮·佳班著，鄒如山譯《高昌回鶻王國的生活》，第130頁，吐魯番市地方志編輯室，1989年。

[22] （宋）王延德：《西州使程記》，載楊新建主編《古西行記》，第159頁，寧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

[23] 阿不都熱西提·亞庫甫：《古代維吾爾語贊美詩和描寫性韻文的語文學研究》，第33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24] 阿不都熱西提·亞庫甫：《古代維吾爾語贊美詩和描寫性韻文的語文學研究》，第33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25] （宋）王延德：《西州使程記》，載楊新建主編《古西行記》，第160頁，寧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

[26] 彭金章：《有關回鶻文木活字的幾個問題》，《敦煌研究》2014年，第3期。第62頁。

[27] 彭金章：《有關回鶻文木活字的幾個問題》，《敦煌研究》2014年，第3期，第61頁。

[28] （美）卡特：《中國印刷術的發(fā)明和它的西傳》，商務印書館，19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