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猶記，20年前春節(jié)期間的一個冬夜，奮發(fā)考博的我獨自一人在辦公室閱讀《當代英雄》時那種心潮澎湃的感覺。那可以算作我對萊蒙托夫的初戀。后來講授文學史，萊蒙托夫便成了最愛。無論是他的抒情短詩《帆》《又寂寞又憂愁》還是他的敘事長詩《童僧》《惡魔》，無論他的戲劇作品《假面舞會》還是他的散文作品《當代英雄》，讀來都有一種深得我心的暢快。而每每在課堂上講起萊蒙托夫，講他與生俱來的孤獨，講他透徹心扉的悲觀，講他渴望行動卻無處施展的無奈，講他身上亦正亦邪的矛盾復雜，都能引起強烈的共鳴，仿佛我們講的不是一個遙遠國度遙遠時代的詩人及其命運，而是我們似曾相識的自我，是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面臨的人生困境。

萊蒙托夫無疑是偉大的。這種偉大在于，他生活在偉大的普希金的時代，卻絲毫不為普希金的光芒所遮蔽，獨樹一幟地開辟了俄羅斯文學的新天地。如果說普希金樹立了俄羅斯民族文學的理想，那么萊蒙托夫則開掘了俄羅斯民族文學的現(xiàn)實；普希金是光明和諧的日神阿波羅，萊蒙托夫則是混沌暗黑的酒神狄奧尼索斯；普希金喜歡的是“明亮的憂傷”，萊蒙托夫則偏愛“風暴中的安寧”。若從俄羅斯民族的精神特質來講，萊蒙托夫是一個比普希金更為地道的俄羅斯人。他天生的憂郁氣質，深刻的自我反省能力，否定一切的虛無主義，不按常理出牌的非理性和神秘性，強大的自然力和叛逆傾向，渴望行動但又漫無目的的漂泊宿命，這些都能在俄羅斯民族性格中找到回響。他那首膾炙人口的《帆》雖然是合為時而做，但卻精準地勾勒出了“俄羅斯”和“俄羅斯人”的歷史形象：大海上一只在云霧中迷失方向的孤帆。它不以尋求幸福為旨歸，而是渴望暴風雨的來臨，渴望在激烈的動蕩中尋求安寧。我們只消回望一下俄羅斯的千年歷史風云，便可明白這一形象所蘊含的深刻洞見。

《當代英雄》是萊蒙托夫文學創(chuàng)作的集大成者，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作家人生和藝術旅途的精神自傳。這部作品開創(chuàng)了俄羅斯社會心理小說的先河，是一部藝術結構精巧、思想內涵深刻的劃時代之作。小說通過主人公畢巧林的經(jīng)歷勾勒出一個時代精英階層的群畫像，反映出作家對“個體存在”這一哲學命題最貼近當下同時又最朝向永恒的思考。

“當代英雄”的“當代性”是顯而易見的。19世紀30年代，尼古拉一世暴政下舉國萬馬齊喑的白色恐怖時代，知識精英們渴望變革的行動被暴力壓制，想要有所作為卻沒有方向和目標，于是變得玩世不恭，將被壓抑的生命意志盲目揮灑，不斷地傷及他人和自己，制造出一起又一起的悲劇。可是，“當代英雄”的“英雄性”卻歷來褒貶不一，眾說紛紜。很多論者都認為這個“英雄”具有反諷意味。不過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首先需要說明的是，被翻譯成“英雄”的俄文詞“герой”有三個意思，第一個意思是“英雄”，第二個意思是某個時代某個階層的“典型人物”、“代表人物”，第三個意思是文學影視作品的“主人公”。作者的真實用意也許是三個意思兼而有之，但是在翻譯成漢語的時候只能選擇其一。當然如果僅從“典型人物”的角度來理解書名，那么估計就不會有太多爭議，但我認為從“英雄”的解讀來理解更有藝術和思想的張力，更有闡釋的空間。你可以從道德的角度出發(fā)，認為畢巧林實際上是一個自私自利、道德敗壞的反英雄，那么這個“英雄”就具有了諷刺的意味；你也可以從社會歷史環(huán)境的角度出發(fā)，看到一代精英在尼古拉一世的暴政下像堂吉訶德一樣毫無目的地與風車作戰(zhàn)，那么這個“英雄”就具有了悲劇的意味；當然，你還可以從個體存在的視角，看到一個高于時代的強大個性在愚昧麻木的人群中荷戟獨彷徨的求索，那么這個“英雄”就具有其本真的意味。別林斯基從個性的歷史發(fā)展角度充分肯定了畢巧林這一形象，認為“當前人的個性高于歷史，高于社會，高于人類，這是時代的思想和心聲”，所以作為一個在“老爺和奴才的國度”里率先發(fā)展成“人”的個體，雖然看起來行為乖張，缺陷多多，“但在這些缺點里隱含著某種偉大”。所以畢巧林確實是當代“英雄”。

不過我的重點不在“當代”，也不在“英雄”，而在“永遠的當代英雄”。自1840年《當代英雄》在彼得堡出版，至今已178年。近年來俄羅斯每年都會出4到5個版本的《當代英雄》，2014年更是高達9個版本，2015年8個版本，2017年4個版本，2018年新年伊始，已經(jīng)有一個版本問世。這本書藝術上的永恒價值無需我辭費，我想說的是，以畢巧林為代表的當代英雄不僅是那個時代精英階層的典型，也是俄羅斯民族的一種典型代表。

作為具有作家自傳性質的主人公，畢巧林有著萊蒙托夫身上許多前文論及的俄羅斯式特征。他生性憂郁，“笑的時候，眼睛卻不笑”；他不喜歡平靜安定的小確幸，渴望狂風暴雨般的生活，“為什么我不愿意走上天為我鋪好的道路？走這條路我會收獲平靜的快樂和穩(wěn)穩(wěn)的幸福……不，我不喜歡這樣的命運安排！我像一個生長在海盜船上的水手，他的內心已經(jīng)習慣了風浪和戰(zhàn)斗，卻被突然拋到岸上。盡管濃密的白樺林誘惑著他，盡管和煦的陽光撫慰著他，他卻興味索然，郁郁寡歡。他整日在岸邊的沙灘上徘徊，傾聽單調的浪濤聲，凝神注視著霧蒙蒙的遠方，希望在那海天相接的地方突然冒出他朝思暮想的白帆……”所以他前往高加索，希望在槍林彈雨中驅散往日生活的舒適麻木，希望在與野姑娘的愛情中趕走上流社會的虛偽浮夸，甚至希望在直面死亡的決斗中感受存在的溫度，他始終像一個斗士那樣尋求不平常的生活，哪怕這種不平常的代價是自己和他人的痛苦，正如萊蒙托夫詩中所寫的那樣：“我想要生活，偏不要幸福和愛情，就要痛苦……是時候驅散安寧的迷霧，詩人的生活中怎能缺少磨難，正如大海怎能沒有風暴？”在畢巧林身上，我們看到的正是一個戰(zhàn)斗民族不喜安穩(wěn)、無畏苦難甚至渴求苦難的精神特質。

當然，畢巧林強烈的自我反省精神，他充滿矛盾的雙重人格，他的懷疑主義、虛無主義、宿命論，他的神秘主義以及行事風格的不合常理與無跡可尋，都不同程度地展現(xiàn)著俄羅斯民族性格的典型特征。辯證地來看，畢巧林的這些特點實際上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只不過在尼古拉一世的時代，社會環(huán)境的惡劣讓這些特點更多地顯現(xiàn)出負面因素，變成了作者所說的“一代人的缺點”。但別林斯基深刻地指出：“在這個人身上有強大的精神和意志的力量，在他的缺點中隱含著某種偉大”。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十二月黨人起義時期，畢巧林會是雷列耶夫一樣的領袖人物；在十月革命時期，畢巧林會是高爾基筆下渴望風暴的海燕……所以我們認為，畢巧林這個當代英雄在俄羅斯的任何歷史時期都會存在，而且不同的社會環(huán)境可能造就完全不同的“英雄”。

更進一步來講，畢巧林個人成長的經(jīng)歷不僅是俄羅斯人的心靈史，而且具有全人類的普遍意義。雖然畢巧林是特定社會歷史條件的產(chǎn)物，但是他超強的思考分析能力和自我反省能力讓他超越了自己的時代和民族屬性，成為個體精神探索的典型。

《當代英雄》是俄羅斯第一部社會心理小說，這意味著，俄羅斯文學第一次將關注的重心轉向了人的內心世界。萊蒙托夫在書中也明確表達了自己關切的不是群體，而是個體的內心世界：“一個人心靈的歷史，哪怕是最渺小心靈的歷史，也未必不如一個民族的歷史更有意思，更有教益；尤其是當這歷史是一個成熟的頭腦內省的結果……”《當代英雄》之所以能風靡世界百世流芳，我想正是因為它以匠心獨運的敘事手法和鞭辟入里的心理描寫深刻地揭示了某種具有典型意義的個性成長歷程。

畢巧林出身貴族之家，是一個具有強大意志和自我反省能力的人。他強烈的自我意識和生命意志讓他對人生抱有很高的期望，但很快他發(fā)現(xiàn)，世俗的一切都不能滿足他對人生的期許，無論是上流社會的生活，還是愛情、學問和戰(zhàn)爭，他很快就厭倦了。然而強大的生命意志讓他內心充滿了激情，去追尋崇高的人生使命。可是當他在人世間追尋人生意義的路上卻遭遇了世俗價值的強勢碾壓：“大家都說我面相不善，其實不是。但大家都這么說，于是善也變得不善了。我謙虛謹慎，他們卻說我狡猾，于是我變得畏首畏尾。我明辨善惡，可是沒有人珍惜我，大家都侮辱我，于是我變得愛記仇了。我從小郁郁寡歡，別的孩子都開開心心，愛說愛笑。我覺得自己比他們高貴，人家卻把我看得低賤。于是我就變得愛嫉妒了。我愿意愛整個世界，可是沒有人理解我，于是我學會了仇恨。”在與世俗的對抗中，他漸漸被同化，在一半靈魂干枯死亡之后，他變得深諳處世之道，“像鐵一般又冷又硬，百毒不侵”，但代價就是他“永遠失去了追求高尚目標的熱情”。可是生命欲望的力比多需要出口，于是便化為“吞食人生之路上遇到的一切”的權力意志：“所以我最大的滿足來自于讓周圍的一切服從于我的意志，讓人家對我充滿愛戴、忠誠和敬畏”。其結果便是畢巧林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個人主義者，任由盲目的權力意志傷害和折磨他人，帶給自己的除了傷害還有更大的空虛。

看了畢巧林的精神成長史，誰敢說這只是一個俄羅斯人在特定時代的成長歷程？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個荒唐人的夢》里描寫的人類精神墮落史也不過如此。畢巧林的經(jīng)歷活脫脫就是人的社會化過程的隱喻，其中交織著理想與現(xiàn)實、個人與環(huán)境的激烈沖突。對大多數(shù)人而言，理想的豐滿難敵現(xiàn)實的骨感，個人的意志屈從于社會的法則，而人在生命意志驅使下隨波逐流，做著盲目的布朗運動。正如卡夫卡所說，目的是有的，但是沒有路，我們所認為的路，不過是彷徨。

但是，萊蒙托夫筆下的“英雄”是一個具有強烈自我意識和反省精神的人。“我身上住著兩個人：一個是完全意義上的人，另一個在思考和評判他”，這無所不在的“另一個”是他精神成長的主要動力，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特征。正是這種不斷的自我分析和反省讓他一直在追問生命的意義，并在這一過程中逐歩認清自己的存在使命；正是這種內省讓他不肯對現(xiàn)實就范，并衍生出對回歸自我的希望；也正是這種意識和精神，使他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成為永遠的“當代”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