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美國爆發(fā)經(jīng)濟危機，股市暴跌，銀行倒閉，失業(yè)率飆升。

1933年，富蘭克林·羅斯福臨危受命，上任總統(tǒng)后開始實施一系列新政，改善民生經(jīng)濟。

1935年，最高法院在多個判決中阻擊新政，削弱政府干預經(jīng)濟的權力，新政嚴重受挫。

1936年，羅斯福連任總統(tǒng)，開始醞釀反擊最高法院，一場最高領袖與最高法院之間的對決就此展開：報刊和電臺煽風點火，國會陷入沒完沒了的爭吵，罷工和暴力事件此起彼伏；與此同時，海外法西斯勢力崛起，有關羅斯福將通過干預司法以實現(xiàn)獨裁統(tǒng)治的謠言四起，民主制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

1937年2月，羅斯福搬出“填塞法院計劃”，試圖將大法官人數(shù)從九人擴充至十五人，削弱保守派勢力，為繼續(xù)推行新政掃清障礙。

最近，美國知名歷史學家、政治評論家杰夫·謝索的《至高權力：羅斯福總統(tǒng)與最高法院的較量》出了中文版本，書中通過研究大量的手稿、信件、從未出版過的日記，以及對各種司法記錄和新聞報道的詳細調(diào)查，再現(xiàn)了羅斯福、白宮幕僚、大法官、議員、政治投機分子、媒體大亨等人物，重繪1930年代美國最高法院的真實面貌，全面展示美國政府三大分支之間極具張力、互相制衡的角斗。

這個事件通過“紙牌屋”般的驚悚敘事，謝索直指事件的核心：當最高領袖與最高法院發(fā)生嚴重分歧，美國是會順應時代所需靈活妥協(xié)，還是嚴格遵循法律傳統(tǒng)？

在許多人心中，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是憲法的化身，其中九位大法官更是與世無爭、公正不阿，不受政治和俗世所干擾。但事實上，從林肯到羅斯福，再到當下的特朗普，在最高法院與政府之間就常會產(chǎn)生分歧。大法官和總統(tǒng)在爭議性議題上的不同意見，時常演變?yōu)檎闻c法律之爭。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爆發(fā)經(jīng)濟危機，富蘭克林·羅斯福臨危受命，上任總統(tǒng)后開始實施新政。羅斯福與最高法院之間的激烈的斗爭極其最后的解決方式對于大眾認識美國的歷史、認識羅斯福總統(tǒng)、以及深刻了解美國的政權組織與社會都有重要意義。

杰夫·謝索曾于1998至2001年間擔任白宮撰稿人，后任教于普林斯頓大學，杰夫·謝索的文章常見于《紐約客》《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媒體。

8月31日，新經(jīng)典文化聯(lián)合新京報·文化客廳、單向空間邀請清華大學副教授劉瑜、南開大學副教授熊培云，與讀者一同回顧這場新政神話背后鮮為人知的政治危機。

活動現(xiàn)場

羅斯福與“填塞法院計劃”

羅斯福新政被頻繁提及，包括社會保障法、最低工資法、最高工時法等等一系列所謂進步主義法案。這個進步主義法案推出來之后，最高法院的九個大法官，確切地說其中的五到六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nèi)不斷地判決羅斯福的這些法案是違憲的，因為根據(jù)他們的看法，政府部門沒有經(jīng)濟權力，他們沒有干涉經(jīng)濟該如何運作的權力。

這個時候，羅斯福想了一個辦法，他不能取消最高法院，也不能強迫最高法院的老頭們退休，修憲又沒那么容易，他想出一個“填塞法院計劃”，每個法官如果到達70歲還不退休的話，總統(tǒng)可以任命一個新的法官。名義上的理由是說可以分散這些年老體衰的法官的工作量，當時九個里面已經(jīng)有好幾個是70歲以上，如果羅斯福的這個計劃得逞的話，意味著他自我授權，可以任命大概至少三四個法官，有可能隨著時間的流逝他任命五六個，最后上限是15個。如果他這個“填塞法院計劃”成功的話，他可以把保守派占主導的法院改造成自由派，也就是所謂的進步主義派占主導的法院，這樣他所有的新政政策可以通過。

最后這個計劃在1937年直接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被斃掉。《至高權力》的作者就將自己的寫作對準這一事件。

劉瑜就兩個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是為什么這個“填塞法院計劃”會失敗，其次是，羅斯福真的失敗了嗎？

“填塞法院計劃”在1937年的年初開始推動，在1936年的大選當中，羅斯福贏得48個州當中的46個州，在美國歷史上是及其罕見的風卷殘云式的成功。“填塞法院計劃”失敗并不是因為羅斯福本人或者新政政策不受歡迎。另外一個背景，行政部門或者說總統(tǒng)用使法院屈服的方式來施政這個在世界各國非常常見。我們經(jīng)常說“三權分立”，實際上在很多國家，三權分立真實運轉(zhuǎn)起來的時候都是一權獨大，那么在既有群眾基礎，同時也在取消司法獨立的做法在歷史上其他國家非常常見的情況下，為什么在1937年的時候羅斯福沒有做成這件事情？

“這就引發(fā)我對美國政治第一個比較重要的觀察，美國政治中有一個傳統(tǒng)，制度對于政策的優(yōu)先性。政策大家不難理解，比如經(jīng)濟應該怎么管理，到底雇傭方和勞動力關系如何處理，勞動條件是什么，黑人和白人關系應該怎樣，這些都是關于政策的具體措施。制度是什么？制度是關于權力的結(jié)構安排，這個權力到底應該集中在誰手里或者分散在誰手里，不同的權力機構之間應該有什么關系。在美國的政治中有一種傳統(tǒng)，就是制度對于政策是有優(yōu)先性的。”劉瑜說。

美國實施一個政策，首先要問這個政策是否利國利民，而或許更為重要的是，他們還要考慮這么做會不會破壞權力結(jié)構的平衡。“所以我把他們的政治傳統(tǒng)總結(jié)為兩只靴子理論。他必須等到第二只靴子也落地，這個政策才能夠真正地被接受。第二只靴子怎么實現(xiàn)落地？就是最高法院的功能，它通過所謂的司法審查實現(xiàn)第二只靴子落地。”劉瑜說。

“羅斯福的政策里面公共工程的一些法規(guī)，社會保障法的一些規(guī)定，更不要說有一些限產(chǎn)、限價的政策，爭議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到底什么叫好事、什么叫壞事，我們只有保持一個智識上的謙卑，才能認識到權力制衡的重要性。”

一出白宮版的“權力的游戲”

在《至高權力》中，謝索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細節(jié)，詳細分析了最高法院審理的有關新政的諸多案件，同時也描述了相關的社會環(huán)境，為了抗議最高法院的判決，農(nóng)民將大法官的塑像“絞死”在路邊，多個城鎮(zhèn)爆發(fā)了罷工和騷亂；但當時針對羅斯福的非議也不少，作家沃爾特·李普曼稱“填塞法院計劃”是“一場不流血的政變”， “自從南北分裂以來，美國歷史上從未出現(xiàn)過如此龐大而深刻的問題。” 連不常評論政治的作家E.B. 懷特都在報刊上譴責羅斯福。

翻開書頁，羅斯福、白宮幕僚、大法官、議員、政治投機分子、媒體大亨在文字的舞臺中悉數(shù)登場，一出白宮版的“權力的游戲”真實上演。不過，一件八十年前的歷史往事能在今天重新被提及和關注也有其現(xiàn)實的緣由，其中被提及較多的，正是羅斯福和特朗普政府之對比。

自從2016年當選總統(tǒng)后，特朗普就與司法部門時有不合。今年二月，特朗普調(diào)撥國防部25億美元軍費用于修墻，這一政策先后遭到加利福尼亞州法院和聯(lián)邦第九巡回上訴法院反對，特朗普政府請求最高法院出面調(diào)停。在上任后，特朗普已經(jīng)任命了兩位保守派大法官，最高法院長達半個世紀的自由主義傾向就此終結(jié)，這一變化引起了輿論的擔憂，有媒體稱最高法院迎來了“自新政以來最強勢的保守派多數(shù)”。

美國時下的狀況使人們回想起新政時期的往事。美國前總統(tǒng)克林頓就稱《至高權力》“與我們這個時代息息相關”，《九人》作者杰弗里·圖賓認為：“《至高權力》令人贊嘆地重現(xiàn)了一場20世紀的重大政治和法律斗爭。富蘭克林·羅斯福填塞法院計劃的故事是21世紀的公民必須接受的教育。”

“美國到底誰說了算”

為何最高法院及其大法官在美國享有崇高的地位？

對此，兩位嘉賓分別談及了美國政治制度建立和完善的歷史。熊培云認為這是從制憲會議開始的，當時美國剛從英國這樣的帝國獨立出來，對人性和統(tǒng)治會有一定的防范。

同時，熊培云也提及：“這本書談到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就是契約自由。很多人反對羅斯福的新政，是因為他覺得他傷害了契約自由。在談論美國的時候，很多人會說美國是建立在新教和基督教基礎上的國家，其實我覺得，宗教主要是提供了一個大家認同的、現(xiàn)成的契約。”

劉瑜指出，從1787年制憲會議開始，美國就慢慢確立和發(fā)展起來一種政治傳統(tǒng)，通過立法機構、權力分離、兩院制、聯(lián)邦制等制度設計來對權力集中保持警惕。不過，無論是總統(tǒng)還是大法官，實際上都不能“說了算”，真正起決定性因素的是主流民意，即“觀念的水位”。無論是總統(tǒng)的政策，還是大法官的判決，都會和民意產(chǎn)生關系；盡管前兩者和民意之間有時候會有錯位，但總體來說，變遷中的民意就像吸鐵石一樣吸著制度結(jié)構向著它的方向變化，這一點在《至高權力》這本書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xiàn)。

最后，兩位嘉賓還就本書內(nèi)容和當下美國特朗普執(zhí)政時期的媒體輿論情況做了對比。劉瑜認為，在《至高權力》中，媒體起到了很正面的作用，盡管當時的主流媒體是進步主義的，而且羅斯福本人也有一種影響輿論的政治魅力，但當時大部分媒體還是對“填塞法院計劃“持批評態(tài)度。目前，美國主流媒體對特朗普的批評態(tài)度也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健康的力量，但是主流媒體自由派聲音占主導優(yōu)勢，這種一邊倒的情況，讓部分民眾覺得自己被忽視了，這導致了互聯(lián)網(wǎng)新媒體的興起，也導致了“fake news”的泛濫。不過，今天和新政時期一樣，媒體對特朗普的約束依然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