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根在復旦，終有“收獲”——大學時代的文學青年靳以先生

梳理復旦大學校史，“靳以”是繞不開的名字。不過，過去人們談到“靳以與復旦”，大多聚焦于他的任教階段，他早年在復旦的求學經(jīng)歷是一個空白。今年是靳以先生誕生110周年、逝世60周年，我決定寫一寫靳以在復旦求學的若干細節(jié)。

1931年6月，靳以（左）與學友在江灣復旦

在校園里“偷偷地”寫作

十多年前，我在一份檔案中偶然看到，復旦大學工會首任主席，是著名作家、編輯家靳以先生。這個“發(fā)現(xiàn)”，讓我有點驚喜，復旦工會的朋友們知道后也深感榮幸。

靳以在復旦求學的史料不多。復旦檔案館收藏的《復旦大學同學錄》顯示：章方敘（靳以）于1927年秋入讀復旦預科，1928年秋從預科畢業(yè)后升入商科（后改為商學院），1929年秋在商學院國際貿(mào)易學系就讀。他學習商科是遵從父命——靳以的父親章皋是五金行老板，他盼望他的長子能子承父業(yè)。然而，靳以從小志在文學，并不喜歡商科，據(jù)他后來回憶：“……離開學校的時候，我就和一切的商科知識絕了緣，不但沒有做過一文錢的生意，也不曾在任何商業(yè)機構(gòu)中服務過一天。”（靳以《從個人到眾人》）

因為排斥商科，靳以本人很少提及他學習的系科。在他的自述中，他對商科專業(yè)一筆帶過，卻對從讀大學起就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著墨頗多：“我總是深夜里一個人偷偷地寫，寫好就藏在自己的枕下，第二天再偷偷地取出來看。不知道是怎么一股力量使我竟想到寄出去，我就署了一個假名字，偷偷地寄出去了。這一切都好像見不得人的，不知是幸運或是不幸運，居然被編者采用，印在刊物上，讓那見不得人的作品和許多讀者見面。”

1928年，靳以在《語絲》第4卷第46期上發(fā)表了處女詩作《明天啊，明天——》，署名“章依”；1930年，他的短篇小說《偕奔》在《小說月報》第21卷第3號上刊登，署名“靳以”。靳以正是在復旦求學時，一步一步走向了文壇，但他的商科背景卻少有人知道。

靳以大學時代照片

商科生的偏好與渴望

為了掌握更多靳以的求學史料，我決定拜訪靳以的女兒章潔思老師。那天到章潔思家時，她正在校訂即將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靳以日記書信集》。她告訴我，該書披露了不少新發(fā)現(xiàn)的靳以資料，其中，靳以《致康嗣群》64封信稿，就是她從上海圖書館未公開的珍藏文檔里抄錄下來的。在64封信中，有11封寫于靳以求學時期。

我仔細閱讀后發(fā)現(xiàn)，它們雖然透露了靳以在復旦讀書的一些線索,但幾乎沒有一封談及商科專業(yè)與功課。1929年2月，靳以回天津度寒假，他寄往上海復旦的信中，與康嗣群交流最多的是文學與寫作，如第一封信（2月5日）：“小石（指靳以的南開中學同學曹禺——引者注）近來頗注意文學讀外國書，暢談數(shù)次，快極！”第二封信（2月13日）：“我所寫的詩，實不高明，此為弟所深知，但又不能不勉強抄去一首，即請收之。”第三封信（2月15日）：“假中除寫幾首小詩，一無所成，可嘆殊甚！……‘毒酒頌’已寫就，寫至‘任寒風凄凄的長吹’，幾天沒有想起如何去續(xù)下去。昨晚夜中，才得到最后兩句，心中高興非常，用寄老友，尚望指正。”

值得注意的是第六封信。此信是靳以從復旦校內(nèi)寄給在北平逗留的康嗣群的，具體日期不詳。從信中告訴康嗣群復旦開課時間和注冊方法來看，似應寫于開學前夕。靳以在信中寫道：“這半年聽說中國文學系請了魯迅、徐志摩、鄭振鐸、傅東華等來做教授，不知確否？真要是這樣很可以旁聽一氣！”這是《致康嗣群》中唯一一處談到復旦教學課程的地方，但與商科專業(yè)無關(guān)。看得出來，對于文學名家，靳以充滿了仰慕之情。作為商科生，他渴望他們的到來，以期能夠“旁聽一氣”。

1945年，靳以與妻女在北碚夏壩復旦新村

見到久仰的鄭振鐸

事實上，魯迅、徐志摩都未曾在復旦執(zhí)教，鄭振鐸、傅東華倒是在復旦中文系擔任過兼任或?qū)Ｈ谓淌凇Ｓ绕涫侵骷摇⒎g家鄭振鐸先生的到來，給靳以留下了深刻印象。

鄭振鐸比靳以大10歲，成名較早。1920年起，他就與茅盾等人發(fā)起成立文學研究會，先后創(chuàng)辦《文學周刊》與《小說月報》，曾任《小說月報》主編。1928年他旅歐回滬后，于9月間到復旦中文系任教。

靳以這樣描寫第一次見到鄭振鐸時的情景：“……他坐在大學的教員休息室里，裹著一件破舊單薄的大衣，掩住半個臉，好像畏寒一樣地蜷縮著身軀，坐在墻角的一只椅子上。他的臉是長的，那中間是一條高長的鼻子，一副希臘人的臉型；頭發(fā)天生是卷曲的，初看給人一種寒冷和嚴峻的印象。可是當我和他相識了，才認識到他有一顆火熱的心，滿腔激情，有時沖動得像一個孩子。”（靳以《不是悲傷的時候》）

1933年，大學畢業(yè)后的靳以來到北平，有人約他編一個大型文學刊物。他覺得難以勝任，得知鄭振鐸就住在燕京大學，“就在一天晚上去找他商談。這一次，我們好像老朋友在異地相見，他顯得很熱情；我說明來意，生怕他拒絕，沒想到他一口應承”。1934年1月，靳以與鄭振鐸共同主編的《文學季刊》正式創(chuàng)刊，從此，這對師生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1958年10月17日，鄭振鐸因飛機失事遇難，靳以接連寫下《與振鐸相處的日子》《不是悲傷的時候》等文章，回憶他與鄭振鐸的交往與情誼。

孫寒冰的外國文學課

靳以深情回憶的另一位復旦老師，是孫寒冰先生。孫寒冰1922年畢業(yè)于復旦商科，后赴美就讀于華盛頓大學，畢業(yè)后到復旦任教，先后擔任過社會學系主任、法學院院長和教務長。他還是《文摘》月刊的創(chuàng)辦者，1937年，《文摘》因刊載譯自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中的《毛澤東自傳》而轟動海內(nèi)外。

孫寒冰雖是著名的社會學、法學教授，但他初到復旦時教的卻是外國文學。靳以清晰地記得自己讀預科時的那一天，“那個清早我很早地爬起來了，因為昨天的通告說英國文學的教授孫寒冰先生已經(jīng)到校，今天就要上課的。搖過鈴的時候，果然他來了，他竟是那么年青（當時的教授都是年青的，他是顯得更年青些！）……”確實，孫寒冰只比靳以大六七歲，但是他的文學素養(yǎng)很高，“對于文學好像他的學識很博，雖然他沒有十分確定的見解，對于我們那些預科生，他引起我們莫大的驚喜和對于文學的興趣，甚至對本科的英文學課程也持著一種傲然的態(tài)度”。孫寒冰上課選用濟慈、盧梭、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歌德、雪萊、王爾德和高爾基等世界文學名篇，讓初學寫作的靳以眼界大開，“每一篇作品都有真實的情感和真實的故事”（靳以《孫寒冰先生》）。

1938年靳以到重慶北碚復旦任教后，孫寒冰成了他的同事和好友。1940年5月27日，日機轟炸北碚，孫寒冰不幸罹難。靳以聞聽噩耗，扼腕慨嘆：“在我大學時代少數(shù)我服膺的教授之中，他占了一個極重要的地位。”

尷尬的商科教授形象

與上述回憶形成強烈對比的是，靳以很少提及商科專業(yè)老師。1917年，復旦首創(chuàng)商科，與文科、理科鼎足而三。李炳煥、李權(quán)時和朱斯煌等著名教授先后在商科任教。靳以的商科專業(yè)老師是誰？這些老師給他留下了怎樣的印象？我在他的學籍檔案中沒有找到答案，《致康嗣群》中也沒留下只言片字。

后來，我從靳以的短篇小說《教授》中，才模糊找到他眼中的專業(yè)老師影子：小說開頭，寫一位教國際貿(mào)易的教授，每次上課總是讓學生心生困惑，下課鐘聲響過，“學生們都無精打采地站起來，靜靜走出去，好像沉下心去聽過他一小時的講授之后，那熱烈的求知欲，沒有得到一點滿足似的”。課后，“那個戴著闊邊眼鏡，瘦長長的，常是把許多難以解答的問題提出來的學生又來了”，他追著教授提出疑問，“在疑問中懷了不少譏諷的態(tài)度”。教授答非所問，“背上好像滲出汗來了，癢癢地像一只只針尖輕刺著”。小說結(jié)尾，寫教授被家庭瑣事攪得精疲力盡、心思雜亂，“像有無數(shù)譏諷，惡意的眼睛逼視著”，去學校上課的路上，“他一個人提著皮包走著，瘦長的身影寂寞地投在地上……”

我無法斷定《教授》的人物原型是誰，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位國際貿(mào)易系教授形象不佳，是被“譏諷”的尷尬對象。我甚至猜測，那位戴著闊邊眼鏡、懷著譏諷態(tài)度提問的學生，會不會是靳以自己？

“吳劍嵐也來了”

《致康嗣群》中，靳以唯一提到的復旦在任老師，是吳劍嵐先生。如第六封信，靳以在提及魯迅、徐志摩、鄭振鐸和傅東華要來復旦任教的傳言后，用肯定的口吻寫道：“吳劍嵐也來了。”

吳劍嵐是一位傳奇人物，少習武功、熟諳詩畫，并識岐黃之術(shù)，是當年中文系最年輕的教授之一。吳劍嵐早年翻譯過波斯詩人莪默的四行詩集《魯拜集》，也教過大一國文課，靳以很可能聽過他的課。據(jù)許道明先生回憶，晚年吳劍嵐曾向他談過學生時代的靳以：“老人家說到章靳以，每每有說不出的得意。某次，他侃勁來了，對我說：‘方敘（靳以的原名）同學喜歡搗蛋，別人怕他，唯有我能讓他低頭！……那時我也年輕，他搗我的蛋，我才不予理睬呢。私下里找到他，投其所好，抱成一團地擺龍門陣，他到東我跟到東，他到西我追到西，像影子一樣，玩什么都行，打牌下館子也可以，慢慢搞熟了，他就不好意思再找我麻煩了。’”（許道明《難忘吳劍嵐先生》）這段回憶，生動地刻畫了酷愛文學的商科生靳以的另一面。

吳劍嵐后來成了靳以的摯友。靳以曾在《孫寒冰先生》一文中，記述過他在北碚復旦時與吳劍嵐等人親密無間的交往：他們一起“跑到醪糟店去吃一碗，就是下著大雨的時候，也冒雨去過”；一起“躲警報”，“在警報的夜中，看不見人，除開抽煙的人一張模糊的臉的輪廓，可是高的低的笑音起在這里那里，整個房子好像微微地在搖動了……”

相比之下，靳以小說《教授》中的那位教國際貿(mào)易的教授，“每次走上講臺就像一個罪犯”，聽到學生提問就要“打一個寒戰(zhàn)，心不自主地怦怦跳著”，缺乏的正是吳劍嵐的魅力與智慧。

陳鼎如照片（章潔思提供）

與“校花”陳鼎如分手

在《致康嗣群》中，有一個名字頻頻出現(xiàn)——“陳鼎如”。陳鼎如是誰？《復旦大學同學錄》中“1927年預科名錄”這樣記載——“姓名：陳鼎如（Miss）；年齡：二十；籍貫：浙江諸暨；通訊處：杭州元寶街14號”。陳鼎如比靳以大一歲，但兩人是同屆學生。1927年秋她入讀預科，1928年秋升入社會科學科，1929年秋入讀政治學系，1932年冬畢業(yè)。

陳鼎如曾是復旦“校花”，也是靳以讀書時熱戀的女友。我在幾位老校友的回憶錄中，找到了如下信息：“女生籃球隊隊員陳鼎如，姿色秀麗，當時被譽為東宮（指復旦女生宿舍——引者注）‘皇后’，拜倒石榴裙下者大有人在。”（連鼎元《憶一九二七年時的三位女生》）“……陳鼎如比‘愛的花’（指首位復旦校花嚴幼韻——引者注）更健美，每次籃球比賽，她們更是風頭十足，不少人來打聽她們的消息，我們引以為傲。”（章宗鈺《最憶是復旦》）最值得注意的是臺灣教育家邵夢蘭的評論：“陳鼎如是我杭女中的同學，比我高幾屆，她被稱為‘皇后’，雖然不怎么打扮，但是很有風韻，最漂亮。”（游鑒明《春蠶到死絲方盡——邵夢蘭女士訪問記錄》）

據(jù)邵夢蘭回憶，陳鼎如“有個哈爾濱男友，大家叫他‘皇帝’，不過后來兩人并沒有結(jié)婚。每次晚飯后他們從外面散步回家，‘皇帝’送陳回女生宿舍，兩人有時坐在宿舍前草地上聊天，很引人注目”（游鑒明《春蠶到死絲方盡——邵夢蘭女士訪問記錄》）。邵夢蘭說的那位“哈爾濱男友”，會不會就是靳以？我以為完全有可能——靳以的父親常年在哈爾濱經(jīng)商，誤把靳以當成哈爾濱人似在情理之中。靳以曾經(jīng)深愛著陳鼎如，有一次，他致信慰問病中的康嗣群，信末署“鼎如囑筆問候”，可見靳以與陳鼎如之間如膠似漆的關(guān)系。靳以有過一個筆名“陳涓”，我以為也與陳鼎如有關(guān)——1932年畢業(yè)前后，他倆感情破裂，分道揚鑣，陳鼎如嫁給了一個銀行家。靳以后來為此寫成短篇小說《青的花》，小說以一位失戀男人“依”的口吻，傾訴了對曾經(jīng)愛過的女人的肺腑之言，那個女人的名字就叫“涓”。

他倆的分手也許是必然的。據(jù)張充和先生回憶，靳以曾告訴她，“在這個校花家里，樓上樓下都找不到一支鉛筆”（章小東《知音——〈歸去來辭〉》）。我想，這大概是靳以與陳鼎如分手好多年后才說的話。而在當時，靳以為失戀痛苦了很長時間。1934年6月4日，靳以在給康嗣群信中說：“相處三年，相思兩年，這期間我保持著我的真情……沒有一個時候我不是想著她的。”直到1935年4月13日，他還致信康嗣群，說昨晚夢中見到了陳鼎如，“好像都已到了中年，追傷往事，抱頭大哭……”

然而，這場失敗的校園戀情，卻促成了靳以不少作品問世。除《青的花》外，靳以的短篇小說《圣型》《沉》《蟲蝕》等，都描寫過愛情的誤會與掙扎、迷茫與苦澀……巴金先生曾評論說，靳以的早期作品，有一種很濃的“憂郁氣”。聯(lián)想到靳以求學時的細節(jié)，我忽然明白，這種“憂郁氣”，正是源于靳以大學時代的執(zhí)著、愛憎與情感遭遇。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皆選自《靳以影像》）

靳以（1909-1959），原名章方敘，天津人。他一生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先后出版過30多部小說、散文集，并主編過十多種文學期刊。蜚聲文壇的《收獲》雜志，就是他與巴金先生共同創(chuàng)辦的。靳以也是復旦名教授之一，他于1927年至1932年在復旦就讀。1938年起，他到復旦中文系任教（其間曾有兩次短暫離開），直到1953年正式調(diào)離（調(diào)離前的行政職務是校工會主席）——在靳以50年的生命中，有16年是在復旦度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