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最終的指向不是對抗而是和解
我2008年開始正式寫作,十年來,一直在努力尋找和調整自己的寫作方向。2016年我寫了一個中篇小說《儺面》,主要講述貴州的儺面戲。這部小說光田野調查就做了六七萬字,比小說字數(shù)還多。特別是小說中涉及到的大量儺戲唱詞,都是儺面師唱一句我記一句,很多段落還得重新加工和梳理。不過我喜歡這種有難度的寫作,它能讓我更大限度抵達真實,同時也能讓文本獲得某種飛升的可能。
2013年我寫了《蠱鎮(zhèn)》、2014年我寫了《懸棺》,2016年我寫了《儺面》。三部小說都是以貴州邊地民俗民風為題材。這三個作品對我的寫作意義重大,它們讓我看到了文學更為豐饒和開闊的那一部分,同時也讓我找到了漢語敘事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我記錄這些消逝和即將消逝的風物,不是吟唱挽歌,而是想努力把曾經(jīng)打動我們的鄉(xiāng)村詩意記錄下來,讓讀者能看到祖先們在遙遠的過去曾經(jīng)擁有的偉大的想象力和誠摯的包容心。
我覺得人類是要一程一程往前趕的。我們在趕路的時候,會經(jīng)歷很多美好的東西,比如這些傳統(tǒng)藝術。但是該消失的一定要消失,就像兩河文明,蘇美爾、阿卡德、巴比倫、亞述等文明,一夜之間,說沒就沒了。再比如京劇。現(xiàn)在京劇更多的是成為了一個符號。在很多人眼里,每年春晚于魁智先生那些人上來甩兩嗓子,那就是現(xiàn)在存在的京劇。當年四大徽班進京,京劇從民間藝術成為了廟堂藝術。假如人民性和民間性失去后,它可能很快就消失了,因為它賴以生存的土壤沒了。
但是我為什么要寫這些小說呢?我是這樣想的,咱們在一程一程地往前趕,就像我們開車旅游經(jīng)過一個地方,那里有非常好的風景,但是你不能永遠停下來看這個風景,你還得往前走,你轉個彎,翻個山,這個風景就不見了,但是咱們可以記在心里。比如用文字把它記錄下來,然后我們帶著這樣的美好,累了之后坐下來,想一下,原來我們在旅途里經(jīng)歷過這些美好的東西。
我寫下諸如《百鳥朝鳳》這類小說,不是吟唱挽歌,我只是記錄,記錄這樣一種詩意。人們說民俗代表一種文化,其實這種理解我不贊同,我覺得它代表詩意。所以大家不要這么悲觀地認為這個東西消失了會怎么怎樣。其實是不會怎么樣的,嗩吶沒了,但是嗩吶匠精神層面的東西會附著到其他東西身上。舊的藝術形式在不斷地淹沒于時間軸上,但是新的藝術形式又在不斷地產(chǎn)生。比如《百鳥朝鳳》里面,嗩吶最終是消失了,但它內核的東西仿佛一直都在。我今年年初回老家,跟一個老嗩吶匠聊天,他對這門手藝的消失顯得比較無奈,隨后他笑著對我說:嗩吶可以死掉,但曲子是死不掉的。說完隨手摘下一片木葉,送到嘴里,一曲《南山松》,依舊高亢嘹亮。
其實所有文學作品所依托的外物只是一個手段,最終的指向還是人。文學說白了,就是寫人的困境。在精神上,我覺得誰都可能成為弱勢,這和你的地位、財富是沒有關系的,和你是城里人還是鄉(xiāng)下人更沒關系。我理解所謂的文學胸懷,就是作家的筆下不該有假想敵,作家應該寫出萬物平等,寫出屬于全人類共有的精神苦痛。
作家用筆講述人類在時代里面的困境。我們每個人都有困境,作家需要發(fā)現(xiàn)困境講述困境。我有個小說叫《我們》,里面有個煤老板,看起來是個壞人,其實他也有自己的困境,只是我們不會去關照一個有錢人背后在經(jīng)歷著什么,這是慣性思維,作家就該走出這種思維,去探尋大樹后面陽光照不到的地方。我們現(xiàn)在的部分寫作,對陰暗、丑陋、垮塌的部分特別得心應手,唯獨對美好、善良、悲憫、莊嚴這些文學的基本要義喪失了感知和構建的能力。你寫一團漆黑意義在哪里?如果一團漆黑里沒有最后劃亮的那根火柴,如何讓人看到出路?
我們要不斷往前走,人類的腳步停不下來的。停下腳步去盯著那些陳舊的物事,這沒有意義,因為我們的目標在前邊。但是在行走的時候,不要忘掉這些曾經(jīng)帶給我們美好的東西,它能讓我們懷著詩意的美好去繼續(xù)往前趕。
我在寫《儺面》時,去貴州道真一個地方采風,那里有位儺面師,做了很多精美的儺面,卻要在臨死前,把儺面全部燒掉。我覺得特別可惜,這些東西那么好,在這個時代就要消亡了,特別痛心疾首。儺面師卻顯得很坦然,他說:“和人一樣,這些東西,該要消失的,一定要消失,作為當事人,面對這個東西消失,我都沒有那么大沖擊,你為什么要痛心疾首呢?”晚飯時間,他又對我說:“消亡不可怕,沒有尊嚴的消亡才可怕,放下了,才有尊嚴。”
這事對我沖擊特別大,以前我的寫作,都在寫對抗,城和鄉(xiāng)的對抗,文明和非文明的對抗,寫了很多劍拔弩張的對抗。通過這次采風,我特別清晰地認識到,文學最終的指向不是對抗而是和解:人和人的和解,人和自然的和解,人和這個世界的和解。
在《百鳥朝鳳》中,筆觸都在痛點上,好像苦痛越大,文學的獲得感就越多;在《蠱鎮(zhèn)》里,現(xiàn)代化成為隱在的批判對象;在《懸棺》里,百年的堅守一夜消逝,仍舊在抒寫滲入到石頭縫里的對抗。不過在《懸棺》這部小說中,我開始發(fā)現(xiàn),故鄉(xiāng)的前面還有故鄉(xiāng),人類就是在這樣的破立之中一路走來的。那次采風回來,我又花了很長時間,把《史記》重讀了一遍,我驚訝地發(fā)現(xiàn),大學期間讀《史記》,一直以為人類史是一部對抗史,現(xiàn)在我才發(fā)現(xiàn),它其實是一部和解史。感謝生我養(yǎng)我的貴州大地,她的多姿和豐饒一直滋養(yǎng)著我的寫作。
(本版文章為作家在“中國·東盟文學論壇”上的發(f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