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信是一種無法定義的寫作。相對于虛構的小說，或非虛構的游記、傳記甚至特稿，書信天然攜帶一種更為誠實的基因——比小說更硬朗，比特稿更柔軟，它需要作者敞開心扉，又要求作者高度自覺。因為書信是一場有特定對象的傾訴，它首先需要真相，然后需要用敘述的控制力來喚醒真相帶來的啟示。

讀美國黑人作家詹姆斯·鮑德溫的隨筆集《下一次將是烈火》，我找到了一種久違的書信閱讀的振奮感。這本鮑德溫影響最為深遠的小書只由兩篇信件組成，第一篇《我的地牢在震動》是作家在美國黑奴解放運動100周年紀念時給侄子的公開信，第二篇《十字架之下》更像是某種自白，是“來自我腦海中某個區(qū)域的信”，當時正值阿拉巴馬州發(fā)動針對黑人的暴力事件，鮑德溫也因這篇隨筆而登上《時代》雜志的封面。

如坐針氈的文字

《下一次將是烈火》（The Fire Next Time），書名和內(nèi)文都讓人如坐針氈，鮑德溫的語言密度和行文節(jié)奏，好像能把初次閱讀本書的人直接架在火盆上，試煉你的良心。即使你一遍遍讀它，那盆火也不會熄滅。剛剛去世的美國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這樣評價鮑德溫：“你令美國的英語變得真正誠實、真正具有世界性，你揭露了這種語言秘密，重新塑造它，使它變得真正現(xiàn)代、有表現(xiàn)力、充滿人性，……在你的手中，我們看到語言的本來面目，既非冷酷無情，也非鮮血淋漓，而是充滿生命力。”

鮑德溫的生命力來自他的語言。這位瘦瘦小小、長著“一雙青蛙眼”的其貌不揚的美國黑人，出生于紐約的哈萊姆區(qū)，童年坎坷，彼時正是美國黑人在政治和文化上覺醒、黑人“哈萊姆文藝復興”的20年代；他的青春期則迎來了經(jīng)濟大蕭條和“二戰(zhàn)”，在反法西斯戰(zhàn)爭中標榜自己民主的美國，在國內(nèi)卻奉行著愈演愈烈的種族隔離政策；等鮑德溫成長到能夠用文字思考種族歧視問題時，處于冷戰(zhàn)中的美國在政治上已經(jīng)變得令人窒息，而黑人爭取民權的斗爭如燎原之火，從南方的非暴力抗議發(fā)展到北方黑人區(qū)的暴亂，激進的黑人組織開始主張黑人的權力，動蕩的20世紀60年代成為美國種族斗爭史上最為激烈的時代。同時，60年代是詹姆斯·鮑德溫自我重組的年代，他在轉(zhuǎn)折，在變化的現(xiàn)實中尋求答案，他需要理解變化，需要重新確認真實。60年代，也是《下一次將是烈火》誕生的年代。

鮑德溫的兩封書信從表面上看，一封寫給親人，一封寫給自己，實際上它們擁有共同的傾訴對象：美國黑人，美國白人，所有美國人，所有人，所有被現(xiàn)實生活中的歧視裹挾而在地獄里煎熬的人。他采用了毫不留情的方式：與自己對峙。

對于鮑德溫來說，直面困境是解決困境的唯一前提，這是他寫作中貫穿的真理。直面困境的核心難題就是直面自己，而人總能輕易就用各種幻象和謊言來包裹這個“自己”，但鮑德溫說，“人們不能在任何幻象中逃避，而附著在膚色之上的價值觀，無論何時何地從來都是一種幻覺。”

鮑德溫沒有幻覺，這個黑人男孩沒見過吸毒的生父，而繼父是個對生活充滿怨恨的牧師，全家在溫飽線上掙扎。為了照顧八個弟妹，鮑德溫失去了童年。當他從悲慘的家庭轉(zhuǎn)向動蕩的街區(qū)，迎接他的，是僅僅因為他的膚色就數(shù)次進出警察局地下室的屈辱，是稍不留神就要墮入的毒品、酒精和賣淫的魔窟。極度的危險面前，人的本能是尋找救命稻草，鮑德溫也需要讓自己振作的“把戲”。在《下一次將是烈火》中的第二篇《十字架之下》中，作家回憶了自己年輕時的信仰危機，把過去的自己拎出來，和現(xiàn)在的自己對峙。

閱讀這部分時，我緊繃著神經(jīng)。深受亨利·詹姆斯影響的鮑德溫，對自我剖析的力度毫不遜色于前者，但“第一個詹姆斯”是呢喃式的自我折磨，“第二個詹姆斯”卻在大聲嚷嚷。這個小個子黑人的嗓門真是大，他的自白讓人煎熬。14歲成為少年牧師的鮑德溫頗有布道的天賦，他在講壇上被注入了狂亂的激情，但他坦言“那是我人生中最恐慌、也最不誠實的一段時間”，這也許是作家在自我覺醒之路上的首次逃避，他以為在十字架下就此可以躲開嚴苛的繼父，躲開當時想毀滅黑人的美國社會，但他還是沒能和耶穌達成協(xié)議。

把自己當成羔羊獻祭給上帝，并沒有讓鮑德溫的皮膚變白。他逐漸意識到那是白人的教堂，充斥著偽善、暴力和盲目，“教堂里根本沒有愛”。17歲那年他果斷離開了教堂，因為他選擇了誠實面對自我。那個“自我”在說，他有更迫切的事要去做，如果這“道”只能局限在一部分人的“救贖”，那么他不能成為傳道者。他預感自己要做一個作家，如果寫作可以消除白人和黑人的隔絕，消除一切人為設置的分層地獄中的煎熬，那么就去寫作。

鮑德溫曾在接受《巴黎評論》的采訪時，坦言自己不是一個很懂寫作技巧的作家，“我知道的就是你必須讓讀者看見它”，《下一次將是烈火》中的語言幾乎就是壓境而來，一句接一句，不給你游戲文辭的機會。大量的陳述句，洶涌的獨白分散在前后勾連的短句群里，卻沒有削弱獨白的力道，有些短句群甚至組成了長達十幾頁不中斷的段落。段落中止前，你甚至不能切割它。有人說，這幾乎就像是某種慷慨的布道——鮑德溫的這種才能在隨筆寫作和演講中確實感染了無數(shù)人——而我讀到了某種俄羅斯的基因：仿佛托爾斯泰在《戰(zhàn)爭與和平》中令人招架不住的大段評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所有小說里滔滔不絕的自我質(zhì)問。

對“純粹藝術”的超越

據(jù)說鮑德溫寫小說時，語句簡潔有力，非常直接（我沒有讀過他的小說），如果是這樣，那么隨筆對于鮑德溫來說，可能有不同的使命。在訪談中，鮑德溫說，“在小說或者戲劇中，你是準備向他們展示”，但“作家在隨筆中的觀點通常是絕對清晰的。作家試圖讓讀者看到些什么，說服他們”，如果這是鮑德溫對隨筆寫作的闡述，那么我們也就不難理解《下一次將是烈火》中熊熊的“火焰”——兩封信件都是為了表達作家的期待——《我的地牢在震動》是對下一代美國黑人超越膚色狹隘定義的期望，《十字架之下》則在號召黑人和白人摒棄那道膚色的界限，承擔起“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

這部隨筆集承載著鮑德溫對社會現(xiàn)實清晰的熱望，它超出了“純粹藝術”的界限，也因如此，它會遭遇一個老生常談卻永遠重要的問題——藝術與現(xiàn)實的關系。與鮑德溫同時代的另一位重要的美國黑人作家拉爾夫·埃里森，對40年代開始興起的以理查德·賴特的《土生子》為代表的抗議文學多有質(zhì)疑，也對60年代美國社會如火如荼的黑人文藝運動有所批評，他認為黑人作家沒有責任也沒有義務直接參與黑人大眾的解放斗爭。對此，鮑德溫的反應值得一提，事實上《下一次將是烈火》就是他轉(zhuǎn)變的起點。

在寫這本書前，鮑德溫經(jīng)歷了人生中第二次“逃避”。1948年，美國種族歧視的社會氣氛逐漸令人窒息，他最好的朋友跳橋自殺，鮑德溫不堪忍受困境，帶著40美元和單程機票逃到巴黎。在法國的九年，他本可以重建生活，遠離痛苦的故土而從美國的仇恨中解脫，但自我對峙已經(jīng)成為鮑德溫的本能，歐洲的生活讓他更清晰地意識到自己的美國屬性，他再一次選擇不逃避，回美國直面危險。許多人警告他這么做的下場，但鮑德溫的回答是，“自我欺騙，不管是服務于多么渺小或者多么崇高的目標，都是沒有一個作家能承擔得起的巨大代價。（作家的）主題就是他自己，就是世界，這需要他調(diào)動每一寸氣力去努力地真實地打量自己、打量世界。”

1957年，鮑德溫回到美國，去南方黑奴祖先的土地訪問，在雜志上發(fā)表尖銳的批判文章，以作家的方式參與民權解放事業(yè)。《十字架之下》的另一重要內(nèi)容正是鮑德溫和美國黑人穆斯林運動領袖產(chǎn)生的分歧。面對日益激進的黑人解放運動，此時的鮑德溫依然站在馬丁·路德·金一邊，認為非暴力的愛才能拯救白人的罪孽和黑人的苦難。《下一次將是烈火》是一個悲傷而仁慈的黑人作家在說，“我們必須帶著愛，去迫使我們的兄弟看清自己的面目，停止逃避現(xiàn)實，并開始改變它。”

逃避是不可能的

因為不逃避，鮑德溫無法把自己限定在“藝術家”的領地，良知迫使他深入民權解放運動的中心。從前他也站在埃里森一邊，批評黑人抗議文學中的暴力化和公式化的危險傾向，認為作家的任務就是探索規(guī)律，把觀察轉(zhuǎn)化為藝術。60年代接踵而至的可怕事件逼迫鮑德溫在痛苦中重新打量真相，反思用愛來實現(xiàn)變革的可能性。以《下一次將是烈火》為起點，此后鮑德溫的創(chuàng)作將越來越具備“抗議文學”的特點。但“抗議”和“文學”這兩個名詞在鮑德溫看來并非互斥的選項，他曾對《巴黎評論》說，“在我去過南方那么多地方，看到那些等待改變的男孩女孩、男人女人、黑人白人之后，我已經(jīng)沒有辦法坐在那里精耕細作自己的才華。我不可能只是去看看他們?nèi)缓缶妥摺！?/p>

可我們依然不能說《下一次將是烈火》是一場布道，雖然它的文字火熱，但鮑德溫并沒有犧牲藝術性。兩篇書信缺乏斬釘截鐵的語氣，它是退無可退的作家在困境面前自我辯證式的呼喊，他談論黑人的痛苦，并不美化他們；他談論白人的無知，并不憎恨他們；他警示所有的對立者拋棄相似的僵化思維。在這個意義上，這本隨筆集挺拔地超越了對單一困局的質(zhì)問：所有的歧視——種族、民族、階級、宗教、性別——都是“為了否認我們終將死去的事實”，而我們要做的是“擁有改變的能力和愿望”，最終，直面自己的生活。

鮑德溫曾在60年代自比為布魯斯音樂歌手——這種整體涵蓋美國黑人音樂的藝術形式以其強節(jié)奏和韻律為聽者帶去直觀的感受，而這也是鮑德溫的寫作追求——不逃避的藝術，不逃避的自我。因為他早就明白這個道理，“逃避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