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6日，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進行了第六輪投票，在幾日前推選出的10部入圍作品中最終投票選出了5部獲獎作品，分別是梁曉聲的《人世間》、徐懷中的《牽風記》、徐則臣的《北上》、陳彥的《主角》和李洱的《應物兄》（按得票數(shù)排序）。

茅盾文學獎每四年評選一次，最初便是以褒獎中國最優(yōu)秀的長篇小說而創(chuàng)立，是中國文學界的最高榮譽之一。今年茅盾文學獎揭曉后，不少人欣喜地發(fā)現(xiàn)，獲獎的幾位作家第一次實現(xiàn)了“四代同堂”——年齡最大的作家徐懷中（90歲）和當下文壇“70后”作家群的代表人物徐則臣（41歲）創(chuàng)下了同屆獲獎者的最大年齡差。徐懷中也成為茅獎最年長的獲獎者（超過了2015年獲獎的王蒙）；徐則臣與2000年獲獎的阿來一起，成為史上第二年輕的茅盾文學獎得主（僅次于第一屆的古華）。

不過，在不少評委眼中，“70后”作家獲獎很正常，茅盾寫出《蝕》《子夜》《農(nóng)村三部曲》這些作品時也不過才三十余歲。尤其最近這些年，“70后”作家已經(jīng)成為中國文壇的中堅力量，文壇代際的更替也是遲早的事。這次，“20后”、“40后”、“60后”和“70后”站在了一起，不同代際的老中青作家在茅盾文學獎上集體亮相，呈現(xiàn)出中國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真實現(xiàn)狀：文壇上的老一輩仍在筆耕不輟，青年群體的創(chuàng)作朝氣蓬勃；時代前進的步伐不曾停下，文學事業(yè)的發(fā)展后繼有人。

歷史敘事 傳統(tǒng)繼承

作為中國的主流文學獎項之一，茅盾文學獎在人們的印象中往往與“宏大敘事”和“現(xiàn)實主義”相關。但評委陳曉明認為，與其說是“宏大敘事”，它的本質(zhì)還是“歷史敘事”，是在依托著歷史來寫。本屆茅盾文學獎的5部獲獎作品雖然體現(xiàn)出了作者不同的美學追求，分別書寫了平民、知識分子、藝術家和戰(zhàn)地軍人的命運，但它們均有一致的內(nèi)在文學價值：書寫歷史，展現(xiàn)中國精神與文化自信。

梁曉聲的《人世間》（三卷本）全書115萬字，歷經(jīng)數(shù)年創(chuàng)作完成。作品以北方城市平民子弟的生活軌跡為線索，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一直寫到改革開放后的今天，多角度、多方位、多層次地描寫了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和百姓生活的跌宕起伏，展現(xiàn)了平民百姓向往美好生活的人生努力和社會發(fā)展的歷史進步，堪稱一部“五十年中國百姓生活史”。

《人世間》的編輯李師東曾描繪過梁曉聲寫作《人世間》時的場景：

“一張小木桌，一把小木椅，桌上是一摞標有‘北京語言大學’字樣的400字大稿紙。小桌放在朝北的陽臺上，窗外陽光明麗。梁曉聲坐在這里，一筆一畫地寫著字，完完全全一個爬格子的工匠樣子。日復一日，他保持著這樣的姿勢，整整五年之久。五年里，那一摞手稿，越積越厚，足足有3600多頁。稿紙上的字，起初工工整整，安安靜靜；過了二三十萬字后，這些字慢慢醒來，個別的筆畫在探頭探腦；再過三十多萬字，梁曉聲已然按捺不住字里行間的拳打腳踢；到了最后，就索性寫在了A4空白紙上。”

“現(xiàn)在用這種十九世紀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手法去寫作的作品已經(jīng)不是太多了，我個人還是比較推崇的。”提起《人世間》，今年的茅盾文學獎評委劉大先如此評價，“但它也不僅僅是純粹的十九世紀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搬演，它的內(nèi)在也有著變奏：上卷就像是《約翰·克利斯朵夫》，充滿著浪漫主義的激情；中卷又有著批判現(xiàn)實主義的色彩；到了最后，則是理想主義的重申——它其實是一種成長小說，用人的生命史，來體現(xiàn)社會史的變遷。”不過，評委們也注意到，《人世間》“寫得非常細膩”，雖然它有著內(nèi)在的激情，但又不是空洞的，而是最終讓社會、歷史落腳在人的命運上，落在人物形象的變化上。評委陳曉明說，《人世間》既有歷史的跨度，也有生活的內(nèi)容，梁曉聲對人間的冷暖、命運的遭際、生活的不幸，始終飽含著對生活美好和同情的理解，始終沒有喪失生活的信念，沒有放棄對生活的愛，“這是非常可貴的一點”。

《牽風記》是90歲的軍旅作家徐懷中以1947年晉冀魯豫野戰(zhàn)軍挺進大別山這段史實為背景創(chuàng)作的作品。在談到自己的作品時，徐懷中曾說：“雖然沒有做正面的全景式描述，但畢竟是我自己親身經(jīng)歷過的，至今還歷歷在目。我盡可能勾畫出了這次戰(zhàn)略行動自始至終的悲壯歷程。在這個基礎上，小說的語義有所延伸，大家是不難理解的。我希望以自己多年來的戰(zhàn)地生活的積累，剝繭抽絲，制造出一番激越浩蕩的生命氣象。”他希望，《牽風記》能夠“閃放出我們民族五千年文化底蘊的燦燦光輝”。

“對徐懷中先生這樣的老作家，人人心中都充滿著敬意。”劉大先說，“而且你很難想象《牽風記》是作者在如此高齡寫作的作品，這是一部充滿了浪漫主義色彩的作品，這是極為難得的。我們會看到一位作家，在他的晚年，內(nèi)心是那么的寧靜，‘繁華落盡見真淳’”。

提到《牽風記》，評委叢治辰的看法是，《牽風記》完全不是因為作家本人的資歷而獲獎，而是“作品本身有著非常令人驚訝的品質(zhì)”。作者是軍人，但并沒有刻意把戰(zhàn)爭描寫得多么沉重和殘酷，而是用四兩撥千斤的方法，把戰(zhàn)爭的沉重和人性的美寫得返璞歸真。

《主角》的作者陳彥曾經(jīng)長期擔任陜西戲曲研究院的編劇和院領導，是一位游走于戲劇、小說、散文等不同文體之間的作家。寫《主角》，陳彥坦陳，首先是因為對小說中的生活特別熟悉。但僅僅寫一位“角兒”的奮斗和成功，“又不免俗套”。王蒙先生曾鼓勵他說，《主角》要“掄圓了寫”。陳彥還說，自己寫《主角》，“是有一點野心的”：“就是力圖想把演戲與圍繞著演戲而生長出來的世俗生活，以及所牽動的社會神經(jīng)，來一個混沌的裹挾與牽引。我無法企及它的海闊天空，只是想盡量不遺漏方方面面。這里是一種戲劇人生的進程，因為戲劇天賦的鏡子功能，也就不可或缺那點敲擊時代地心的聲音了。”評委李掖平評論說，《主角》描寫了女主人公從秦腔學藝的學徒易青娥到“秦腔皇后”憶秦娥的成長過程，展示了一個人、一出戲及一個劇種，同時也是中華民族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傳承歷程的興衰際遇和起廢沉浮。

還有不少評委注意到，《主角》的故事性非常強，在以“寫戲”的方式塑造人物。叢治辰表示：“陳彥本身是寫戲（曲）出身，所以非常會塑造人物，小說是需要人物的美感的。他一直在貼著‘角兒’走，讓故事非常流暢。”

獲獎后，陳彥說，對自己而言，寫長篇小說和舞臺劇，兩者是“互相補充、相互需要”的關系——“其實國外很多小說家也是戲劇家，我們國家也有。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應該有自己的文化樣貌，小說是這個樣貌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有自己的樣貌，就不能撕裂自己的傳統(tǒng)。無論怎么借鑒吸納，都必須有根性的東西做基礎。我們有很好的小說戲劇傳統(tǒng)，一切創(chuàng)造轉換都不能撇開這個傳統(tǒng)去妄談”。

動態(tài)靈活 風格探索

從社會影響力的角度看，茅盾文學獎在中國的文學獎項中是最具影響力的，這自然與長篇小說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文體中最具強勢性有關，劉大先認為，它甚至在整個當代文學的知識生產(chǎn)和美學范式建構上，都有比較強大的示范作用。從往屆的評選結果中我們或許會產(chǎn)生這種印象：茅盾文學獎已經(jīng)形成了某種史詩性的、厚重的、深沉的美學范式。不過，在不少評委看來，茅盾文學獎的評選也絕不是僵化的，相反，它是動態(tài)的、靈活的、開放的、向前發(fā)展的。

陳曉明認為最后獲獎的徐則臣的《北上》和李洱的《應物兄》都是非常有個人探索性的作品，如果把目光再放寬到之前的入圍作品，則更能看到中國當代文學呈現(xiàn)出的豐富性。

《北上》是作家徐則臣潛心四年創(chuàng)作完成的長篇小說，以歷史與當下兩條線索，講述了發(fā)生在京杭大運河之上幾個家族之間的百年“秘史”。主人公從杭州、無錫出發(fā)，沿著京杭大運河一路北上。這一路，既是他們的學術考察之旅，也是他們對于知識分子身份和命運的反思之旅，同時，更是他們的尋根之旅。徐則臣力圖跨越運河的歷史時空，探討大運河對于中國以及世道人心變遷的重要影響，書寫出一百年來大運河的精神圖譜和一個民族的命運走向。

“《北上》在不同的時空里面，由一條河帶出歷史，帶出我們不同的生命體驗，在這樣一個結構當中處理民族的記憶、遭遇和變化。”陳曉明認為《北上》的寫作結構比較具備探索性。楊慶祥覺得《北上》的主題“很有意思”：“以大運河為線索貫穿中國一百多年的歷史，其實某種程度上有尋根的意味，尋找自己在世界的位置。”

徐則臣曾在淮安生活過幾年，每天在穿城而過的大運河兩岸穿梭，對運河淮安段的見識與理解，成就了他的運河之緣。二十二年來，綿延千里的大運河成了他小說寫作不可或缺的背景。他一點點地把運河放進了小說里，一篇接一篇地寫出與這條河相關的小說，也因此培養(yǎng)出了對運河的專門興趣，但凡涉及運河的影像、文字、研究乃至道聽途說，都要認真地收集和揣摩。

李掖平在讀了《北上》后，發(fā)現(xiàn)“小說雖然寫了許多人物如費德爾、小波羅、謝平遙、邵常來、周義彥等人的生活遭遇和愛情經(jīng)歷，但他們都不是絕對意義上的主人公，作品的真正主角是那條曾浩浩蕩蕩風光無限，也曾淤積堵塞荒涼落寞的京杭大運河”。她也注意到了《北上》在結構上所做出的個人探索——“所有散點式的人和事都是因為與大運河有關才匯聚在一起。作者意在深剖細解大運河的前世今生以及未來愿景，以發(fā)揚光大其豐饒的文化蘊含，刻畫民族表情，寫照民族精神，培固華夏文明的根性。小說以一份考古報告開篇，以出現(xiàn)在考古報告中的一封信件所暗示的歷史秘密結尾，強調(diào)的正是‘前者是往昔對今日的抵達，后者是今日對往昔的重溯’。這種煙花綻放散開滿天星火卻又灼然一體的獨特結構方式，指向了小說創(chuàng)作的一種新路徑。”

《應物兄》一書，李洱寫了整整十三年，小說越寫越長，甚至寫壞了電腦。《應物兄》借鑒經(jīng)史子集的敘述方式，記敘了形形色色的當代人，尤其是知識者的言談和舉止。陳曉明認為，《應物兄》把這么多的中國典籍、知識放進小說里，是一種很大膽的嘗試，“中國這個民族是獨特的，孔子、老子、莊子，他們都滲透到了中國人的生活里，中國人甚至常常把他們掛在嘴邊。加上最近倡導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全面復興，這個現(xiàn)象也是非常重要的。這個時候，有一本書把它寫出來，我覺得它是對時代的一種反映。”

楊慶祥也肯定了《應物兄》所內(nèi)涵的探索性質(zhì)，認為它“表面看是一部寫知識分子的小說，但實際上是一部社會小說”。楊慶祥說，在探索用什么樣的方式在處理中國當下這么復雜豐富現(xiàn)實這方面，“李洱做出了目前為止我看到的最好的嘗試”。叢治辰認為《應物兄》“這種結構的處理本身就是非常驚人的”——“李洱的《應物兄》，看上去聚焦一個學院，卻寫出了世態(tài)萬象，在藝術上無可挑剔，他能夠把大量的故事處理成好像沒有故事，卻又讓你讀得欲罷不能。”

得獎后，李洱表示，自己“該怎么過還怎么過”。在接受晚報記者采訪時他說，茅盾文學獎公布的上午，他接到作家好友畢飛宇的電話。“他說，你快上網(wǎng)看看，什么也沒說就掛了。”李洱說，隨后他查到了自己得獎的消息，在央視錄節(jié)目的妻子也打電話告訴了他這個好消息。預料到接下來會被媒體“狂轟濫炸”，李洱馬上選擇關機，平靜地給孩子做飯。李洱告訴晚報記者，他得獎前夜睡得很安穩(wěn)，不緊張也不焦慮。雖然李洱表示茅盾文學獎“可上可不上”，這部小說寫十三年就是因為“沒考慮拿獎”。但入圍后李洱對拿獎“還是有一點信心”。當他中午再次開機面對大家的祝賀時，已有記者等在他家門口。李洱表示這次獲獎作品《應物兄》出版后自己沒有進行一次書店活動、講座宣傳等，也不愿接受媒體采訪。對于得獎后的各種聲音，他表示在不脫離文本的情況下歡迎不同的評價，這樣作品的空間才能打開。

今年春《應物兄》一出版，便有許多評論稱此作“是沖著茅獎去的”，李洱聽到這種說法不太高興，在他看來，不能說寫作是為了得獎，得獎不會對生活有太大改變，“該怎么過還怎么過，但是讀者會多一些”。

李洱不喜歡接受媒體采訪，他對記者有些防備，因為“很多采訪我的記者連我的書都沒看過”。曾有媒體“在沒有采訪我的情況下就杜撰出一篇訪談”。面對一些媒體激烈的批評，李洱有些無奈，與自己相比，他更擔心家人看到這些，“因為有些記者把我很多年前的作品中某一句話，某一些描寫單獨摘出來，斷章取義”。

此外，他不愿當面談論自己的作品，“很尷尬”。李洱開了個玩笑說，人一生有三個機會集中聽別人夸自己，一個是滿月的時候，一個是葬禮上，還有一個就是開研討會。“在中國目前為止同齡的作家中，我可能是唯一沒有開研討會的”。

《應物兄》發(fā)表后，他還是被“騙”去開了一次研討會。“如果我不在場可以開，有的作家喜歡直接對話，但我怕研討會，怕對別人構成壓力”。

在評委李掖平的評語中，《應物兄》是一部“表征了文學書寫具有多種可能性和可行性的作品”，因為它“描畫了一幅當下社會生活和當代文化人從精神狀態(tài)到日常舉止的全景式圖譜”。在她看來，《應物兄》由此拓開了一個具有百科全書式豐富知識的文本視閾，亦可說作者借此表達了內(nèi)心深處難以釋懷的一種廣渺浩遠的憂思或者說憂患。對她而言，這種憂思和憂患不但有著“警醒和鏡鑒”的作用，還有著源自骨子里令人敬重的高貴。

評獎：文學須對現(xiàn)實負責

從第八屆茅盾文學獎始，茅獎迎來了“大評委制”，共有62位評委組成評委會。其中有的來自地區(qū)推選，有的則來自中國作協(xié)直接聘請，但最終所有評委都是以個人身份進行評選，不代表任何組織。

幾乎所有的評委在接受采訪時都肯定了評獎討論過程中的嚴謹和細致。“我們投票有很多輪，據(jù)我所知每個組都討論得非常認真，重新熟悉這兩百多部作品。討論既熱烈又坦誠，有好說好，有壞說壞，也有針鋒相對的時候。可以說每一部作品都得到了充分討論，最后大家達成共識，做出選擇。”評委叢治辰回憶說。

陳曉明表示，所有評委都從事文學研究多年，對文學的發(fā)展歷史和語境都有比較深入的了解。文學評獎與文學研究不同，評獎不是為了表達出個人的趣味和喜好，它需要對歷史和文學有所交代。對探索型的作品，他一直特別關注，但他對傳統(tǒng)的、寫歷史的、寫鄉(xiāng)村的和寫生活的作品一樣欣賞——“（評獎）不在乎藝術手法本身，而在于在它所用的手法中，有沒有達到一個很高的境界，是不是有很好地完成度”。

楊慶祥認為茅盾文學獎投票的標準有幾個：首先要遵從茅盾文學獎的初衷，獲獎作品應該反映時代生活，關注中國人面臨的重大社會問題，同時也要對長篇小說的藝術有所展示和拓展。

由于不少人還會提到茅盾文學獎的現(xiàn)實主義品格，叢治辰認為現(xiàn)實主義品格談起來比較復雜，但他所理解的現(xiàn)實主義品格是一種“文學對現(xiàn)實負責任的態(tài)度”，以及“文學面對這個世界的尊嚴感”，“茅盾文學獎的一個重要標準是思想性，如果一部作品在思想上非常膚淺，浮光掠影，只寫了現(xiàn)實的表面而沒有深入內(nèi)在，這樣的作品恐怕也不會被認可”。

在討論到入選的網(wǎng)絡文學作品時，陳曉明表示，由于茅盾文學獎的評選標準比較強調(diào)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高度統(tǒng)一，所以網(wǎng)絡文學和經(jīng)典的傳統(tǒng)文學相比，有那么一點“不太占便宜”：“它的那種寫法是一種新的寫法，所以我也想建議以后應該給網(wǎng)絡文學單獨開一個獎，這樣公平一點。”

“最后這些作品都是千挑萬選出來的。”陳曉明說，在中國每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接近一萬部，四年就是四萬部的前提下，最后推選出二百多部，然后再進80、進40,“能夠進80就很了不起了”。

因此，楊慶祥還有一個觀點，就是大家應該更多地去關注最終入圍的十部作品，而不僅僅是獲獎的五部。“能進入的這十部都是高質(zhì)量的作品，而且能夠更全面地看到中國當代小說的豐富性。有些沒有獲獎的小說如劉亮程的《捎話》、葛亮的《北鳶》、葉舟的《敦煌本紀》等都是非常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