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牧散文集《花城》

秦牧是“散文三大家”中唯一的南方人，童年時期隨家人僑居新加坡，而后短暫回到故鄉(xiāng)廣東澄海，輾轉至香港就讀高中。抗日戰(zhàn)爭時期，眼見祖國陷于危難，他毅然中斷了學業(yè)，于1938年赴廣州參加抗日救亡宣傳活動。抗戰(zhàn)勝利后，秦牧移居重慶，負責《中國工人周刊》的編輯工作。在這期間，他不僅積極投身工作、參與政治活動，也筆耕不輟，發(fā)表了不少有影響力的雜文。這一時期的秦牧也常參加棗子嵐埡的文協(xié)聚會，在那里經(jīng)常見到茅盾、老舍、胡風、馮雪峰等人，并在葉圣陶的幫助下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文集。以文會友，不亦樂乎，這一段寶貴的經(jīng)歷，激勵著他在顛沛流離的生活和繁忙的工作中依然堅持寫作。

相較于楊朔、劉白羽，秦牧散文的突出特點是知識性與趣味性的融合。他擅長從日常的生活場景切入，向讀者娓娓道來一處景觀、一家物什背后的歷史，脈絡清晰而文筆優(yōu)美，讓讀者在閱讀的愉悅中收獲知識。

“我以寫作散文為主，和我的創(chuàng)作經(jīng)歷有密切關系。”秦牧散文風格形成的主要原因，或許與他多年從事編輯工作有關。新中國成立后，秦牧居住在廣州，曾任中華書局廣州編輯室主任。那時，他主要負責一套叢書“中華通俗文庫”的編輯工作。這套書的內容涵蓋童話、歷史、地理、天文、物理、化學、生物、心理等諸多領域，“以趣味的筆調介紹了各種比較正確的知識”，可謂是包羅萬象。（秦牧《文學生涯回憶錄》）編輯這么一套“趣味百科”，秦牧需要掌握不少知識，這也為他散文寫作奠定了知識基礎。

相較于圖書編輯，秦牧更重要的身份是報刊編輯。早在新中國成立前，秦牧就長期在報刊工作，而新中國成立后在《羊城晚報》的工作經(jīng)歷，更是成就了他散文創(chuàng)作的高峰。秦牧在自述中說道：“報紙的工作，在我生平所干過的一切文化工作中，是最沉重的一種。但是報紙給人以嚴格的鍛煉，我衷心感到獲益不淺。”高強度的審稿工作，鍛煉了他對文字的感知力，而晚報副刊的辦報風格，更催發(fā)了他的創(chuàng)作熱情。他曾如此慨嘆：“寫文章，副刊更是包羅萬象，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無所不包，大千世界的諸般事物，都可以匯諸筆端。”（秦牧《文學生涯回憶錄》）在辦報和寫作中，秦牧都發(fā)揚了這種“切實可親”的文章風格，形成了自己對散文的獨特理解。

“優(yōu)秀的散文，應該言之有物，思想健康，文筆優(yōu)美，富有個性，獨具風格，飽含感情。我認為題材豐富和手法多樣，文筆瀟灑自如，才是較高的境界。” （秦牧《文學生涯回憶錄》）這段關于散文的觀點，也是秦牧散文風格的寫照。秦牧散文往往由眼前景、身邊事出發(fā)，蕩開思緒，一點點帶出背后的知識與思考。這種“旁征博引”的寫法頗得古代筆記之妙。以《花城》為例，秦牧在書寫百花爭艷之奇景時，順帶介紹了各類花卉的性格、產(chǎn)地及生活史，更將百花與人民生活聯(lián)系起來，講述了各地的插花習俗、特色花卉，語調親切，文筆流暢，可謂是“潤物細無聲”地寫就了一篇花卉民俗史。

秦牧散文不僅注意知識性與趣味性，更強調“言之有物”，引發(fā)讀者的深入思考，激發(fā)讀者的家國情懷。這一點，無疑是上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散文作家的共同特征。在《土地》中，秦牧從對于土地的感覺談起，講述了春秋時期重耳逃亡的故事，由此追溯了中國歷史上關于土地的風俗習慣。在《社稷壇抒情》中，秦牧更是借助社稷壇五色土的深遠寓意，再次抒發(fā)了自己對“泥土”的深情：“瞧著這個社稷壇，你會想起中國的泥土，那黃河流域的黃土，四川盆地的紅壤，肥沃的黑土，潔白的白堊土……你會想起文學里許許多多關于泥土的故事：有人包起一包祖國的泥土藏在身旁到國外去；有人臨死遺囑必須用祖國的泥土撒到自己胸口；有人遠從異國歸來，俯身親吻了自己國門的土地。”

在秦牧的創(chuàng)作生涯里，他總是一邊忙碌地工作，一邊“偷閑”地寫作。散文是他鐘情且擅長的體裁，也是他播撒知識的種子、分享思想之光芒的媒介。自然萬物，人文歷史，民俗生活……秦牧散文恰似一扇又一扇小窗戶，不斷為讀者帶來新鮮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