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藏”天下:從“藏器待時”到“藏富于民”
庹政的《商藏》是一部以蜀地題材講述中國故事的長篇商戰(zhàn)奮斗小說。它以葉山河個人與家族接續(xù)奮斗的商業(yè)修煉、情感修正和人生修行為故事軸線,描繪了改革開放40年來西川商界的風(fēng)云激蕩,映照了波瀾壯闊的社會現(xiàn)實和中國生活畫卷,思考了“藏器待時”的個人與家族商業(yè)理念,有望進一步探索與書寫“從藏富于國到藏富于民”的時代史詩和哲學(xué)。
《商藏》的整篇楔子,都在描繪主角葉山河在這種人生最大壓力測試之下的反應(yīng),以及如何做抉擇的價值取向和思想觀念。“藏”于是成為整部作品的題眼,它構(gòu)成了迄今為止已達一兩百萬字體量的作品故事大廈的基石,因此,我們才會形容它“起筆即格局”。我們每一個人一生之中都會經(jīng)歷此種時刻和此類事情,因此才會產(chǎn)生共鳴和同理心:觀照葉山河憑何抉擇,似乎也在預(yù)見我們的人生,思考命運因何而來、又會為何而改。
如果對《商藏》中第一幅字的出處進行知識考古,可以見出它源于兩首詩詞。“十萬狂花如夢寐”采自清代詩人龔自珍的《金縷曲·贈李生》:“海上云萍遇。笑頻年、開樽說劍,登樓選賦。十萬狂花如夢寐,夢里花還如霧。”“一片冰心在玉壺”則源自唐代詩人王昌齡《芙蓉樓送辛漸》:“寒雨連江夜入?yún)牵矫魉涂统焦隆B尻栍H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后面一首詩耳熟能詳,意思也通俗易懂,無非是人生幾多風(fēng)雨,歷經(jīng)貶謫浮沉,仍然初心不改,猶如晶瑩剔透的一塊冰,裝在潔白的玉壺之中。“玉壺”與“冰心”一樣,向來都被用來比喻美好的品德和節(jié)操。但是,前面一首詞就較為冷僻。“十萬狂花”之說,也有多種解釋,歷來都有爭議,如“狂花”指花,無論是不按時序開的花,還是不結(jié)果實的花,抑或怒放盛開的花;“狂花”非花,指美人,例如“末路狂花”;還可用來比喻耳暈?zāi)垦r在眼前狂冒迸射的“金星”,或者醉酒之后“瞪眼”,例如唐代黃甫松在《醉鄉(xiāng)日月》里說:“飲流謂睚眥者為狂花,且睡者為病葉。”喝醉酒的人,怒目瞪眼,就是“狂花”;醉了閉目就睡,就是“病葉”。酒品即人品。
但重要的不在于醉言醉語、睚眥瞪眼,而在于龔自珍這首詞的寫作背景和主題內(nèi)涵。家國形勢危急,詞人曾經(jīng)拔劍弄筆,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試圖一展凌云壯志,報效國家;然而現(xiàn)在,只能自嘲一笑,猶如美夢一場,收拾狂名,正視時光消磨曾經(jīng)的斗志,以及深陷其中的中年人生泥路。猶如這首詞的后半載所說:“只片語、告君休怒。收拾狂名須趁早,鬢星星、漸近中年路。”
這首原作頗有與泥淖人生、殘酷人生和解甚至妥協(xié)、退讓的消極之意。家國之患,最后轉(zhuǎn)化為人生之憂;時運的困境,被嫁接為個人前途之圍。問題在于,龔自珍這首看似“消極避世”的詞,何以被改為《商藏》“入世進取”的理念?
關(guān)鍵在于“拼貼”,它將“十萬狂花如夢寐”和“一片冰心在玉壺”兩首詩詞拼貼在一起。若再以龔自珍原詞中“收拾狂名須趁早”作為橋接,便約略窺出作者化用這兩句詩詞,以襯現(xiàn)葉山河的性格和理念:時過境遷,這已經(jīng)不是家國勢危的大危機時代,而是風(fēng)云激蕩的改革好時代;大潮洶涌,“隨波逐浪”,與時俱進,商人已成潮頭浪尖的弄潮兒;激流中需要進擊和進取,但更需要審時度勢,把握中庸之道,以便騰挪轉(zhuǎn)移、游刃有余。于是,從“十萬狂花如夢寐”到“一片冰心在玉壺”,便有一種洞悉時勢的見識與智慧,更有一種亂花不迷人眼、堅守內(nèi)心所思所定的執(zhí)著與堅韌。這種“拼貼”的手法,一掃原詩詞的頹廢和沉迷之氣,反而恢復(fù)與張揚出其本有的豪氣,但都籠縮于“忍與韌”的平靜之中,于是自有一種內(nèi)斂和蓄勢的張力。
《商藏》還交待了原詩是“十萬狂花如夢寐”,卻為何被改成了“九”萬。一字之改,就把主角抵九則好、“滿十則險”的人生信條帶了出來。“九”近圓滿,但不會“過溢”,“十”就太滿了,已無回旋余地和拓展空間;月盈則虧,水滿則溢,中國人講究中庸之道,講究對“度”的把握,過猶不及。
于是,葉山河個人的商業(yè)信條,就又和度、九和中庸之道的傳統(tǒng)觀念勾連了起來。中國人講究十全十美,但卻以“九”為至數(shù)。古醫(yī)書《素問》說:“天地之至數(shù),始于一,終于九焉。” 九為最高數(shù),超過九,就要回歸到一。九因此就表示“多、大、極”等意思。
但是,《商藏》改的并不僅僅是“十”到“九”這個字,改的其實是整個詩詞的意境和涵義。畢竟,“十萬”只是虛指,言其極多;就像“九”很多時候,并不是實指,如九天、九泉就不一定是真的指天有九重、黃泉有九層,很有可能只是言說“極其高、極其深”而已。
從拼貼到改用再到變化,《商藏》最獨特的,就是將《周易·系辭下》中的“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的觀念,化用地藏菩薩“安忍不動如大地,靜慮深密如秘藏”的喻義,融二為一,合鑄成自己獨特的“商藏天下”之理念。作品講故事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能夠刷新觀感的理念。
“藏器待時”出自《周易·系辭下》第三章。這一章是孔子對十一條爻辭的解釋,教人們?nèi)绾螌W(xué)《易》。《易》之爻辭,講的是如何除去身居高位的陰鷙小人孔子的解釋,卻引申出來,說明要解決問題,或一展鴻運,既要有本事,即“藏器”,要能捕捉時代,即“待時”,只有“伺機而動”,方能攻堅克難,或者大展鴻圖,無往而不利。于是,仔細解讀從“孔子釋《易》”到“《商藏》化用”,讀者可以體味那種微妙的變化。“器”直譯為“器具”,引申為“才能”。器能盛納萬物,所以,可用來形容人的才識氣度,即器度、器量和器識;既可以說能幫人成事的利器,也可把人比作“重器”:從“玉不琢,不成器”到“大器晚成”,從“廟堂之器”到“大國重器”。
“時”從小處講是“時機”,從大處講是“時運”。這是不是你的時機,這是不是你的時代?是,就可以伺機而動;不是,妄動,則可能會折戟沉沙。這用來比喻懷才以等待施展的時機。君子就算有卓越的才能或超群的技藝,也須靜候時機或時運,一鳴驚人,一飛沖天,鯤鵬展翅。事實上,“藏器待時”,引而不發(fā),跟“潛龍勿用”是一個道理:在條件不成熟甚至條件不利于自己的情況下,隱忍待發(fā),等待時機;只有時機成熟,時運已到,才能伺機而動,殺伐果斷。如姜子牙釣魚,愿者上鉤,一遇周文王,便天下大變;諸葛亮隱居南陽,靜候劉備三顧茅廬,出山便化龍。
“藏器待時”還有一個基本前提,就是“有器可藏”,“成器”才能“動”,正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必須要有技能,更要有本事;要有手藝,更要有本領(lǐng);要有學(xué)問,更要有智慧。有了這些才具和才能,有了器度和器量,成為大器甚至重器,才能“藏器于身”。就像南懷瑾所說,有器不用可以,但不可無器。
當(dāng)這種“藏器待時”被化用入“安忍不動如大地,靜慮深密如秘藏”,并融二為一時,“藏”就成為整部作品的關(guān)鍵字眼:第一,有器可“藏”,從有器到利器,從大器到重器;第二,“藏”器于身,藏鋒隱銳,蓄而不發(fā);第三,器可“藏”可“發(fā)”,伺機而動,不動則已,動則鳴于九天,沒有時機時,你要學(xué)會隱忍和蓄勢;時機來時,你能抓得住,還能最大化,直抵時運,鴻運從此而來。
在這個過程之中,從“商”到“藏”的轉(zhuǎn)化就很關(guān)鍵了!“商”是往外進取、掠奪和奮斗;“藏”卻是向內(nèi)、向下、朝向己身,引而不發(fā),深藏不露。從“商”到“藏”,不僅僅是對于各種社會情境、商業(yè)逆境與順境、人生境遇如痛苦與艱難、波折與坎坷,能“安然承受”并“堅韌持之”的忍耐和有耐性,也包括能夠研判時運、預(yù)判時機、有一雙“透視之眼”能認清形勢并加以決斷的智慧與見識。
因此,《商藏》用“藏”來闡述葉山河的商業(yè)理念:從“安忍不動如大地,靜慮深秘如地藏”到“藏器待時”、伺機而動、大展鴻圖。“藏”意味著隱藏、包容、發(fā)育和秘密(寶藏)等多重意思,但又不止于此:人的心猶如“大地”一樣,能藏(什么都能藏)、能載(什么都能承載)、能生(萬物都從大地生發(fā))等;人若能“秘藏不露”,就既能像秘密寶藏一樣,蘊藏許多金銀財寶,濟諸貧乏人生、利益人間萬事;也能包容、含育世間萬物,化導(dǎo)一切眾生,止于至善。
直面時代風(fēng)云激蕩,“藏”既是一種包容忍耐的力量,亦是蓄勢伺機的見識和明智,更是明道、取勢、乘時,以攪動時代風(fēng)云甚至改變時運和國運的能量與智慧。“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撬動地球”。如是,《商藏》方能字里“藏”乾坤,妙筆“創(chuàng)”世紀。
就迄今為止已經(jīng)創(chuàng)作的體量來看,庹政有野望,但雄心還不夠;就像《商藏》有格局,但格局還不夠大。創(chuàng)作史詩要有格局,而且須有“大格局”。
從“格局”到“大格局”,很多并不是筆力不逮的問題。我們?yōu)槭裁匆叶〗馀!渡滩亍返钠鸸P,就是因為它足以證明庹政以及像他一樣的很多網(wǎng)絡(luò)作家,其實筆力已逮;但是有格局,而格局何大?還是“解放思想、突破觀念”八字而已。就像《商藏》有理念,但是,從“個人理念”到“時代理念”,還有一個登山的過程:不是像“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就是要有攀登珠穆朗瑪峰的勇氣和堅韌。
從商“藏”天下出發(fā),我們一直說庹政《商藏》有望書寫從藏富于國到藏富于民的時代史詩和哲學(xué)。這并不是說《商藏》已經(jīng)做到了,而是我們對其的期望與厚望,以及我們認為其“解放思想、突破觀念”的路徑和階段。從個人的“藏器待時”到時代的“鴻運之志”,《商藏》其實已經(jīng)觸及到了改革開放40年整個中國“造富/造福運動”的深水區(qū),甚至是全體國民“陽光創(chuàng)富”觀念嬗變的無人區(qū),這也是“商藏天下”可以拓展的大格局。
改革開放40年,其實就是一個從“藏富于國”到“藏富于民”的發(fā)展史:“藏富于國”與“藏富于民”兩種觀念的交鋒、博弈和融合,宰制了改革開放三四十年從“中國式造富時代”到“中國式造福時代”的機制體制;甚至此消彼漲,一直爭奪著“國民財富觀念”重塑的主導(dǎo)權(quán).當(dāng)然,“藏富于國”一直占據(jù)著主流的話語權(quán)、輿論權(quán)和文化領(lǐng)導(dǎo)權(quán)。
但事實上,這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藏富于國和藏富于民,就是一個國家與國民財富觀念對立統(tǒng)一的矛盾體,均熔鑄于“中國人民幣”這個概念之中。謀求國家富強,就是謀取人民幸福:而國民幸福觀,必須建基于國民造富運動之上。事實上,21世紀以來,中國人民的確經(jīng)歷了從“為人民造富”的陽光財富觀,到“為人民造福”的國民幸福觀的發(fā)展演變。
而《商藏》最值得期待的,就是有可能揭開這條“時代的帷幕”,讓我們看到這條從“藏富于國”到“藏民于民”交鋒博弈、雙線并軌和交集融合的歷史軌跡、現(xiàn)狀變化和未來趨勢。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藏器于時”是一種個人和家族經(jīng)濟與人生哲學(xué),融于時代風(fēng)云之中,考察個人和家族或者商界群體的個運、企運和時運,以及在這種“運道”之中何以取勢而為、乘時而行、“逆天改運”。
然而,這種“運”從何而來,又向何而去?也就是說,這種“時運”“國運”“鴻運”和“商運”是由什么造成的?卻需要在更深層次、更高維度、更大格局之中去審視與考察。比如說, “藏富于國”與 “藏富于民”兩種觀念的沖突、交流和融合,既是一種歷時性的交鋒,亦是一種共時性的融合;其背后,體現(xiàn)著中國式造富時代和中國式造福時代的變化交替。
假若說“藏器待時”是一種在時運之中觀窺個運、族運和企運的“運道”,并做出如何“明道、取勢和乘時”的抉擇和行動;那么,從“藏富于民”到“藏富于國”,則是讓我們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知道這種“運道”是什么造成的,亦即商運、國運和時運等“運道”制造的時代機制和體制。從中國式造富時代到中國式造福時代的機制體制,將決定運道從何而來,又向何而去,我們處于何時何地何種運道的狀態(tài)之中。
從“藏富于民”到“藏富于國”,這是一種能夠讓我們從個人與企業(yè)甚至行業(yè)的商業(yè)“局面”,提升到“產(chǎn)業(yè)戰(zhàn)略布局”,再到“時代大格局”的轉(zhuǎn)場、升維和跨界之向上的階梯。
《商藏》現(xiàn)在是在商業(yè)“局面”上縱橫捭闔,亟需并有潛力以“產(chǎn)業(yè)戰(zhàn)略布局”為中間通道,就像在宇宙空間躍層一樣,提升至“時代大格局”高維度的星辰大海之征程之中。這是《商藏》亦是整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重塑“時代感”的重要路徑之一。
對于一部作品來說,“時代感”很重要:為什么是這個偉大的時代?為什么這個時代,才會誕生這樣的人物?為什么唯有這樣的人物,才能創(chuàng)造這樣的故事?
在“現(xiàn)實”之中重構(gòu)“新社會現(xiàn)實感”,是《商藏》等新現(xiàn)實題材甚至整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作為“文學(xué)新勢力、網(wǎng)絡(luò)正能量”的例證與貢獻;但是,從“大格局”到重塑“新時代感”,卻是庹政甚至很多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作家攀登文學(xué)新高峰、書寫新史詩亟等解決的重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