庹政的《商藏》是一部以蜀地題材講述中國故事的長篇商戰(zhàn)奮斗小說。它以葉山河個人與家族接續(xù)奮斗的商業(yè)修煉、情感修正和人生修行為故事軸線，描繪了改革開放40年來西川商界的風(fēng)云激蕩，映照了波瀾壯闊的社會現(xiàn)實和中國生活畫卷，思考了“藏器待時”的個人與家族商業(yè)理念，有望進一步探索與書寫“從藏富于國到藏富于民”的時代史詩和哲學(xué)。

《商藏》的整篇楔子，都在描繪主角葉山河在這種人生最大壓力測試之下的反應(yīng)，以及如何做抉擇的價值取向和思想觀念。“藏”于是成為整部作品的題眼，它構(gòu)成了迄今為止已達一兩百萬字體量的作品故事大廈的基石，因此，我們才會形容它“起筆即格局”。我們每一個人一生之中都會經(jīng)歷此種時刻和此類事情，因此才會產(chǎn)生共鳴和同理心：觀照葉山河憑何抉擇，似乎也在預(yù)見我們的人生，思考命運因何而來、又會為何而改。

如果對《商藏》中第一幅字的出處進行知識考古，可以見出它源于兩首詩詞。“十萬狂花如夢寐”采自清代詩人龔自珍的《金縷曲·贈李生》：“海上云萍遇。笑頻年、開樽說劍，登樓選賦。十萬狂花如夢寐，夢里花還如霧。”“一片冰心在玉壺”則源自唐代詩人王昌齡《芙蓉樓送辛漸》：“寒雨連江夜入?yún)牵矫魉涂统焦隆Ｂ尻栍H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后面一首詩耳熟能詳，意思也通俗易懂，無非是人生幾多風(fēng)雨，歷經(jīng)貶謫浮沉，仍然初心不改，猶如晶瑩剔透的一塊冰，裝在潔白的玉壺之中。“玉壺”與“冰心”一樣，向來都被用來比喻美好的品德和節(jié)操。但是，前面一首詞就較為冷僻。“十萬狂花”之說，也有多種解釋，歷來都有爭議，如“狂花”指花，無論是不按時序開的花，還是不結(jié)果實的花，抑或怒放盛開的花；“狂花”非花，指美人，例如“末路狂花”；還可用來比喻耳暈?zāi)垦r在眼前狂冒迸射的“金星”，或者醉酒之后“瞪眼”，例如唐代黃甫松在《醉鄉(xiāng)日月》里說：“飲流謂睚眥者為狂花，且睡者為病葉。”喝醉酒的人，怒目瞪眼，就是“狂花”；醉了閉目就睡，就是“病葉”。酒品即人品。

但重要的不在于醉言醉語、睚眥瞪眼，而在于龔自珍這首詞的寫作背景和主題內(nèi)涵。家國形勢危急，詞人曾經(jīng)拔劍弄筆，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試圖一展凌云壯志，報效國家；然而現(xiàn)在，只能自嘲一笑，猶如美夢一場，收拾狂名，正視時光消磨曾經(jīng)的斗志，以及深陷其中的中年人生泥路。猶如這首詞的后半載所說：“只片語、告君休怒。收拾狂名須趁早，鬢星星、漸近中年路。”

這首原作頗有與泥淖人生、殘酷人生和解甚至妥協(xié)、退讓的消極之意。家國之患，最后轉(zhuǎn)化為人生之憂；時運的困境，被嫁接為個人前途之圍。問題在于，龔自珍這首看似“消極避世”的詞，何以被改為《商藏》“入世進取”的理念？

關(guān)鍵在于“拼貼”，它將“十萬狂花如夢寐”和“一片冰心在玉壺”兩首詩詞拼貼在一起。若再以龔自珍原詞中“收拾狂名須趁早”作為橋接，便約略窺出作者化用這兩句詩詞，以襯現(xiàn)葉山河的性格和理念：時過境遷，這已經(jīng)不是家國勢危的大危機時代，而是風(fēng)云激蕩的改革好時代；大潮洶涌，“隨波逐浪”，與時俱進，商人已成潮頭浪尖的弄潮兒；激流中需要進擊和進取，但更需要審時度勢，把握中庸之道，以便騰挪轉(zhuǎn)移、游刃有余。于是，從“十萬狂花如夢寐”到“一片冰心在玉壺”，便有一種洞悉時勢的見識與智慧，更有一種亂花不迷人眼、堅守內(nèi)心所思所定的執(zhí)著與堅韌。這種“拼貼”的手法，一掃原詩詞的頹廢和沉迷之氣，反而恢復(fù)與張揚出其本有的豪氣，但都籠縮于“忍與韌”的平靜之中，于是自有一種內(nèi)斂和蓄勢的張力。

《商藏》還交待了原詩是“十萬狂花如夢寐”，卻為何被改成了“九”萬。一字之改，就把主角抵九則好、“滿十則險”的人生信條帶了出來。“九”近圓滿，但不會“過溢”，“十”就太滿了，已無回旋余地和拓展空間；月盈則虧，水滿則溢，中國人講究中庸之道，講究對“度”的把握，過猶不及。

于是，葉山河個人的商業(yè)信條，就又和度、九和中庸之道的傳統(tǒng)觀念勾連了起來。中國人講究十全十美，但卻以“九”為至數(shù)。古醫(yī)書《素問》說：“天地之至數(shù)，始于一，終于九焉。” 九為最高數(shù)，超過九，就要回歸到一。九因此就表示“多、大、極”等意思。

但是，《商藏》改的并不僅僅是“十”到“九”這個字，改的其實是整個詩詞的意境和涵義。畢竟，“十萬”只是虛指，言其極多；就像“九”很多時候，并不是實指，如九天、九泉就不一定是真的指天有九重、黃泉有九層，很有可能只是言說“極其高、極其深”而已。

從拼貼到改用再到變化，《商藏》最獨特的，就是將《周易·系辭下》中的“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的觀念，化用地藏菩薩“安忍不動如大地，靜慮深密如秘藏”的喻義，融二為一，合鑄成自己獨特的“商藏天下”之理念。作品講故事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能夠刷新觀感的理念。

“藏器待時”出自《周易·系辭下》第三章。這一章是孔子對十一條爻辭的解釋，教人們?nèi)绾螌W(xué)《易》。《易》之爻辭，講的是如何除去身居高位的陰鷙小人孔子的解釋，卻引申出來，說明要解決問題，或一展鴻運，既要有本事，即“藏器”，要能捕捉時代，即“待時”，只有“伺機而動”，方能攻堅克難，或者大展鴻圖，無往而不利。于是，仔細解讀從“孔子釋《易》”到“《商藏》化用”，讀者可以體味那種微妙的變化。“器”直譯為“器具”，引申為“才能”。器能盛納萬物，所以，可用來形容人的才識氣度，即器度、器量和器識；既可以說能幫人成事的利器，也可把人比作“重器”：從“玉不琢，不成器”到“大器晚成”，從“廟堂之器”到“大國重器”。

“時”從小處講是“時機”，從大處講是“時運”。這是不是你的時機，這是不是你的時代？是，就可以伺機而動；不是，妄動，則可能會折戟沉沙。這用來比喻懷才以等待施展的時機。君子就算有卓越的才能或超群的技藝，也須靜候時機或時運，一鳴驚人，一飛沖天，鯤鵬展翅。事實上，“藏器待時”，引而不發(fā)，跟“潛龍勿用”是一個道理：在條件不成熟甚至條件不利于自己的情況下，隱忍待發(fā)，等待時機；只有時機成熟，時運已到，才能伺機而動，殺伐果斷。如姜子牙釣魚，愿者上鉤，一遇周文王，便天下大變；諸葛亮隱居南陽，靜候劉備三顧茅廬，出山便化龍。

“藏器待時”還有一個基本前提，就是“有器可藏”，“成器”才能“動”，正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必須要有技能，更要有本事；要有手藝，更要有本領(lǐng)；要有學(xué)問，更要有智慧。有了這些才具和才能，有了器度和器量，成為大器甚至重器，才能“藏器于身”。就像南懷瑾所說，有器不用可以，但不可無器。

當(dāng)這種“藏器待時”被化用入“安忍不動如大地，靜慮深密如秘藏”，并融二為一時，“藏”就成為整部作品的關(guān)鍵字眼：第一，有器可“藏”，從有器到利器，從大器到重器；第二，“藏”器于身，藏鋒隱銳，蓄而不發(fā)；第三，器可“藏”可“發(fā)”，伺機而動，不動則已，動則鳴于九天，沒有時機時，你要學(xué)會隱忍和蓄勢；時機來時，你能抓得住，還能最大化，直抵時運，鴻運從此而來。

在這個過程之中，從“商”到“藏”的轉(zhuǎn)化就很關(guān)鍵了！“商”是往外進取、掠奪和奮斗；“藏”卻是向內(nèi)、向下、朝向己身，引而不發(fā)，深藏不露。從“商”到“藏”，不僅僅是對于各種社會情境、商業(yè)逆境與順境、人生境遇如痛苦與艱難、波折與坎坷，能“安然承受”并“堅韌持之”的忍耐和有耐性，也包括能夠研判時運、預(yù)判時機、有一雙“透視之眼”能認清形勢并加以決斷的智慧與見識。

因此，《商藏》用“藏”來闡述葉山河的商業(yè)理念：從“安忍不動如大地，靜慮深秘如地藏”到“藏器待時”、伺機而動、大展鴻圖。“藏”意味著隱藏、包容、發(fā)育和秘密（寶藏）等多重意思，但又不止于此：人的心猶如“大地”一樣，能藏（什么都能藏）、能載（什么都能承載）、能生（萬物都從大地生發(fā)）等；人若能“秘藏不露”，就既能像秘密寶藏一樣，蘊藏許多金銀財寶，濟諸貧乏人生、利益人間萬事；也能包容、含育世間萬物，化導(dǎo)一切眾生，止于至善。

直面時代風(fēng)云激蕩，“藏”既是一種包容忍耐的力量，亦是蓄勢伺機的見識和明智，更是明道、取勢、乘時，以攪動時代風(fēng)云甚至改變時運和國運的能量與智慧。“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撬動地球”。如是，《商藏》方能字里“藏”乾坤，妙筆“創(chuàng)”世紀。

就迄今為止已經(jīng)創(chuàng)作的體量來看，庹政有野望，但雄心還不夠；就像《商藏》有格局，但格局還不夠大。創(chuàng)作史詩要有格局，而且須有“大格局”。

從“格局”到“大格局”，很多并不是筆力不逮的問題。我們?yōu)槭裁匆叶〗馀！渡滩亍返钠鸸P，就是因為它足以證明庹政以及像他一樣的很多網(wǎng)絡(luò)作家，其實筆力已逮；但是有格局，而格局何大？還是“解放思想、突破觀念”八字而已。就像《商藏》有理念，但是，從“個人理念”到“時代理念”，還有一個登山的過程：不是像“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就是要有攀登珠穆朗瑪峰的勇氣和堅韌。

從商“藏”天下出發(fā)，我們一直說庹政《商藏》有望書寫從藏富于國到藏富于民的時代史詩和哲學(xué)。這并不是說《商藏》已經(jīng)做到了，而是我們對其的期望與厚望，以及我們認為其“解放思想、突破觀念”的路徑和階段。從個人的“藏器待時”到時代的“鴻運之志”，《商藏》其實已經(jīng)觸及到了改革開放40年整個中國“造富/造福運動”的深水區(qū)，甚至是全體國民“陽光創(chuàng)富”觀念嬗變的無人區(qū),這也是“商藏天下”可以拓展的大格局。

改革開放40年，其實就是一個從“藏富于國”到“藏富于民”的發(fā)展史：“藏富于國”與“藏富于民”兩種觀念的交鋒、博弈和融合，宰制了改革開放三四十年從“中國式造富時代”到“中國式造福時代”的機制體制；甚至此消彼漲，一直爭奪著“國民財富觀念”重塑的主導(dǎo)權(quán).當(dāng)然，“藏富于國”一直占據(jù)著主流的話語權(quán)、輿論權(quán)和文化領(lǐng)導(dǎo)權(quán)。

但事實上，這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藏富于國和藏富于民，就是一個國家與國民財富觀念對立統(tǒng)一的矛盾體，均熔鑄于“中國人民幣”這個概念之中。謀求國家富強，就是謀取人民幸福：而國民幸福觀，必須建基于國民造富運動之上。事實上，21世紀以來，中國人民的確經(jīng)歷了從“為人民造富”的陽光財富觀，到“為人民造福”的國民幸福觀的發(fā)展演變。

而《商藏》最值得期待的，就是有可能揭開這條“時代的帷幕”，讓我們看到這條從“藏富于國”到“藏民于民”交鋒博弈、雙線并軌和交集融合的歷史軌跡、現(xiàn)狀變化和未來趨勢。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藏器于時”是一種個人和家族經(jīng)濟與人生哲學(xué)，融于時代風(fēng)云之中，考察個人和家族或者商界群體的個運、企運和時運，以及在這種“運道”之中何以取勢而為、乘時而行、“逆天改運”。

然而，這種“運”從何而來，又向何而去？也就是說，這種“時運”“國運”“鴻運”和“商運”是由什么造成的？卻需要在更深層次、更高維度、更大格局之中去審視與考察。比如說， “藏富于國”與 “藏富于民”兩種觀念的沖突、交流和融合，既是一種歷時性的交鋒，亦是一種共時性的融合；其背后，體現(xiàn)著中國式造富時代和中國式造福時代的變化交替。

假若說“藏器待時”是一種在時運之中觀窺個運、族運和企運的“運道”，并做出如何“明道、取勢和乘時”的抉擇和行動；那么，從“藏富于民”到“藏富于國”，則是讓我們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知道這種“運道”是什么造成的，亦即商運、國運和時運等“運道”制造的時代機制和體制。從中國式造富時代到中國式造福時代的機制體制，將決定運道從何而來，又向何而去，我們處于何時何地何種運道的狀態(tài)之中。

從“藏富于民”到“藏富于國”，這是一種能夠讓我們從個人與企業(yè)甚至行業(yè)的商業(yè)“局面”，提升到“產(chǎn)業(yè)戰(zhàn)略布局”，再到“時代大格局”的轉(zhuǎn)場、升維和跨界之向上的階梯。

《商藏》現(xiàn)在是在商業(yè)“局面”上縱橫捭闔，亟需并有潛力以“產(chǎn)業(yè)戰(zhàn)略布局”為中間通道，就像在宇宙空間躍層一樣，提升至“時代大格局”高維度的星辰大海之征程之中。這是《商藏》亦是整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重塑“時代感”的重要路徑之一。

對于一部作品來說，“時代感”很重要：為什么是這個偉大的時代？為什么這個時代，才會誕生這樣的人物？為什么唯有這樣的人物，才能創(chuàng)造這樣的故事？

在“現(xiàn)實”之中重構(gòu)“新社會現(xiàn)實感”，是《商藏》等新現(xiàn)實題材甚至整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作為“文學(xué)新勢力、網(wǎng)絡(luò)正能量”的例證與貢獻；但是，從“大格局”到重塑“新時代感”，卻是庹政甚至很多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作家攀登文學(xué)新高峰、書寫新史詩亟等解決的重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