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陳寅恪的生平中，最為人熟知的事跡之一，是陳被牛津大學聘為漢學教授，卻因戰(zhàn)爭爆發(fā)而一再延期上任，戰(zhàn)后又因眼疾不愈而不得不放棄該職位。由于資料有限，以往人們的了解一直主要是依據(jù)陳寅恪及他人的回憶。筆者1998年夏造訪牛津大學期間，在圖書館及注冊處職員協(xié)助下，閱讀了1935年至1947年間牛津大學有關聘任漢學教授之檔案文件，因而對牛津聘任陳寅恪一事之來龍去脈，掌握了一些第一手資料。這批檔案有牛津大學校方的正式文件和報告，也有包括陳寅恪本人在內(nèi)的有關人士的來往書信，使我們可以用更接近當事人的眼光，考察陳寅恪個人對受聘一事的態(tài)度，以及牽涉其中的中外學者和政府官員的角色。筆者對陳寅恪生平知之甚淺，對中國和西方漢學研究的認識亦相當有限，這里僅就在牛津所閱檔案，輔以其他參考資料，臚列牛津大學聘任陳寅恪一事之前因后果。

受聘牛津之緣起

牛津大學聘任陳寅恪為中文教授，與設在倫敦的一個名為"大學中國委員會"(Universitie s China Committee in London，簡稱UCC)的機構有直接的關系。早在1935年5月，由于牛 津大學原中文教授蘇維廉(William Soothill, 1861-1935)去世，牛津大學正式宣布另覓人選填補中文教授之空缺[牛津大學檔案CP/1，F(xiàn)ile 1(以下凡牛津大學檔案均只標注檔案號。又，本文所引牛津大學檔 案原文全部為英文，由筆者譯成中文)。]，并在1936年3月就遴選中文教授事通過有關的大學規(guī)章中，列明遴選委員會的組成，除牛津大學有關方面人士外，特別留一席 位由大學中國委員會指派代表出任[注解：STATUTE Approved by Congregation on Tuesday, 3 March 1936, CP/1, File 1.]。大學中國委員會是英國政府為推動英國的中國研究，于1931年從庚子賠款中撥出20萬英鎊成立的，主要由英國漢學家和與中國有關系的人士組成。從1936年牛津大學頒布的遴選委員會組成看，盡管大學的代表可以從不同學科和學校行政的角度考慮，但最有資格從漢學的角度去考慮人選的，應該是大學中國委員會的成員。

至1938年，牛津大學就聘請中文教授一事采取更具體行動。先是在1月決定中文教授的空缺 應在1939年1月1日之前填補，隨后在5月委任了4名遴選委員，并按原議預留了一個席位由大 學中國委員會指派。在牛津大學中文教授的檔案中，最早出現(xiàn)陳寅恪的名字的一份文件，是 倫敦大學中國藝術和考古學教授顏慈(Perceval Yetts，UCC成員之一)在1938年10月28日致 牛津大學注冊處的一封信，信云[注解：文中所有整段的引文，皆出自牛津大學檔案 CP/1 Chinese: Professorship of，不再一一注明。]：

我已同大學中國委員會的秘書談過，得悉他昨天方才收到中英文化協(xié)會主席杭立武的電報， 轉(zhuǎn)達陳(寅恪)教授申請劍橋教授職位事。

我們覺得電報應該發(fā)到下列地址：

Professor Chen Yinchieh

c/o Han Liwu

Board Trust

Chungking, CHINA

"Chen Yinchieh"的寫法，是以往通訊中的寫法，"Board Trust"是注冊的電報地址。

請容許我冒昧建議，電報的措辭應該確定無疑地表明他已經(jīng)被選定并正被邀請出任該職位。我之所以這樣提議，是因為他申請劍橋職位已經(jīng)落選，如果他以為這次也只是提出給予他一 個候選人資格，他大概不會愿意再冒另一次落選的險。

我是否還可以建議，如果薪金少于劍橋提供的1 000鎊的話，電報應該清楚說明確實的數(shù)額，以免他以為也是1 000鎊。當然，你會寫明是"牛津"，以免和劍橋之事混淆。

這封信使我們確切地知道，牛津大學在1938年10月28日之前，已經(jīng)做出聘請陳寅恪出任中文 教授的決定。信中提到的中英文化協(xié)會是1933年由時任"管理中英庚款委員會"總干事的杭立武在南京成立的一個"國際性文化友好組織"[注解：《杭立武先生訪問記錄》( 王萍訪問，官曼莉記錄)，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18頁。]。至于劍橋大學聘請中文教授之事，胡適于1938年7月30日在倫敦給傅斯年的信中已經(jīng)提到"C ambridge大學中國教授Monle退休，寅恪電告Cambridge愿為候選，他們將暫緩決定，以待商榷。Pelliot允為助力。我已寫一推薦信，昨交去。大概不成問題。"[注解：胡頌平編著《胡適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校訂版)》(5) ，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90年，1639頁。引文中的Monle應為Moule。] 在牛津大學的檔案中，有一份杭立武于同年10月4日給大學中國委員會秘書的信，談及陳寅恪申請劍橋一事：

我在上月收到你于7月21日發(fā)到漢口給我有關劍橋大學中文教授的信，很抱歉，我并不能夠 通過你向劍橋大學提供有關陳寅恪(Chen Yinchieh)先生更詳細的資料(他自己喜歡用的姓 名的羅馬拼音是"Tchen Yinkoh")。我收到你的信后，立即發(fā)了一份電報給他(指陳寅恪，——譯注)，請他提供你所需的資料。不過，由于他任教的西南聯(lián)合大學現(xiàn)正放假，他居處不定，直到10月2日之前，我們?nèi)詿o法獲取他的資料。我當天已經(jīng)發(fā)了一個電報給你，電文如下：

"陳寅恪年47健康良好能以英語授課打算在劍橋逗留5年被認為是最好的中國學者之一。"( 原文無斷句——譯注)

我希望這份電報能夠及時到達你處，以供負責遴選教授的委員會考慮。很抱歉在該電報我未 能提供他的著作的詳情。附上一封胡適為其他目的提交的保密推薦信，以供劍橋委員會參考 。

至于遴選委員希望了解有關T.K.Ch?u先生的資料，由于你未提供他的中文姓名給我，很抱 歉我不能辨認出他是何人。[注解：杭立武致A. G. Morkill信，1938 年10月4日，CP/1, File 1。]

這封由杭立武為陳寅恪申請劍橋事致大學中國委員會的函件，出現(xiàn)在牛津大學的檔案中，是 異乎尋常的。從杭立武的信可以看出，大學中國委員會在7月曾就劍橋大學聘請中文教授事 ，發(fā)信給中英文化協(xié)會，了解有關陳寅恪的情況。但杭立武9月才收到此信，了解過陳的情況后，10月2日才向大學中國委員會發(fā)出一個非常簡短的電報，并于10月4日發(fā)出了這封信件。如果把該信和前引顏慈10月28日給牛津大學的信聯(lián)系起來，可以推測，大學中國委員會把原來為劍橋大學了解的情況轉(zhuǎn)到牛津，而牛津大學應該是在劍橋大學未聘請陳寅恪的情況下，根據(jù)大學中國委員會轉(zhuǎn)來的這些材料和顏慈本人的介紹，很快就作出了聘請的決定。

1938年11月19日，顏慈致函牛津大學注冊長，告知陳寅恪的通信地址[注解：顏慈致牛津大學注冊長信，1938年11月19日，CP/1, File 1。]，讓牛津大學直接與陳聯(lián)絡。很顯然，牛津大學決定聘請陳寅恪為中文教授，除了大學中國委員會的影響外，在中國方面，當時參與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的中國學者和官員亦扮演著重要角色，對后來陳寅恪周章曲折而未能成行起了左右的作用。關于這一點，筆者將留到下一節(jié)討論。

在牛津的檔案中，杭立武信后除附有胡適的信之外，還有一份是關于陳寅恪學術研究特點和 學術水平的介紹，內(nèi)容如下：

陳寅恪(Chen Yinchieh)先生比較喜歡他的名字的羅馬拼音作"Tchen YinKo h"。

1.候選人之履歷：陳寅恪先生，江西義寧人，清末民初留學日本、英國、德國，1917年后 ，他繼續(xù)在哈佛大學、柏林大學和巴黎大學進修，1925年，他被聘任為清華大學研究院教授 和國立北京大學講師，現(xiàn)任清華大學教授，自1929年以來，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 史組主任。

2.研究領域及方法：陳先生的研究領域極為廣泛，并在中國比較語言學研究各個方面都深 有造詣。近年來，他致力于漢、中國和六朝的歷史(原文是the history of Han, China,a nd Six Dynasties--譯者按)，而他的著述表面上以微不足道的枝節(jié)為基礎，但成果卻相當深遠，堪稱真正的貢獻。他在西方比較語言學方面受過的訓練是一流的。他曾經(jīng)學過梵文、藏文及蒙古文，并尤其精于藏文。他不但能夠同時使用中國和西方歷史學家的方法和文獻，并且善于利用。

3.其貢獻之重點：由于歷史研究的領域甚為廣泛，要達致最好的成果，必須具備深厚的知 識和批判的態(tài)度。在現(xiàn)代中國，歷史研究真正的進展，是透過運用批判性的方法達致的，惟應用范圍一般仍十分狹窄。近來，研究領域已有所擴展， 但方法一般仍欠嚴密。歐洲正統(tǒng)比較語言學的影響，只是在最近的歷史著述中才開始感覺得到。陳先生是朝著這個方向發(fā)展的先行者。以下是一些能夠突顯其貢獻的重點：

a.陳先生能夠掌握其他人忽略的某些事實的真正意義，利用一些看來是微不足道的事實， 論證意義極為重大的事件。以前的中國歷史學家，要么就是對細微的事實感興趣，故他們的成績不免支離破碎，要么就是對通史有興趣，因此過于理論化和太具想像力。陳先生以令人欽佩的方式，展示出各種細微事實的聯(lián)系，以解決大的歷史問題。他的著作諸如《唐太宗的祖先》第一至第四，(這里估計是指《李唐氏族之推測》、《李唐武周先世事跡雜考》、《李唐氏族之推測后記》、《三論李唐氏族問題》等四篇論文--譯者按)《約公元126- 536年間道教與沿海省份》(這應該是指《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譯者按)是目前歷 史研究的最高成就，他的方法和他的觀點，都可以作為其他研究者的楷模。

b.陳先生是目前中國惟一可以利用藏、蒙、滿文的原始文獻研究中國邊疆史地的學者，他 的成就，正如在他的《蒙古源流研究》等著作中展現(xiàn)出來的那樣，是西方漢學家難以超越的 。

c.陳先生比較梵文、藏文和漢文的佛教文本，例如他對不同的佛教文本所做的筆記，于準 確性方面在中國無人能超越(雖然這在嚴格意義上不是歷史研究，但這在歷史研究中是非常根本的基礎)。

毫無疑問，中國的歷史研究必須以文本批判開始，如此，所引用的材料才屬可信，并能得到合理的詮釋。陳先生是中國可以這樣做的最前沿的學者。他的見識，他對于細節(jié)的關注及其 嚴謹?shù)膽B(tài)度為將來的歷史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他的成就也結合了西方和中國學者的優(yōu)點。

4.學者的評價：中國學者和外國的漢學家對于陳先生的著述評價甚高。偉大的漢學家伯希和認為，陳先生能以批判性的方法并利用各種不同文字的史料從事他的研究，是一位最優(yōu)秀 的中國學者。

筆者一時不能判斷上文出自何人，但從文中有關陳寅恪的研究領域、研究方法、學術貢獻以 及伯希和等中外學者對陳的評價等內(nèi)容來看，應該是由對陳寅恪的學問有較全面了解的人 提供的。相形之下，胡適的信倒比較簡單和含糊：

陳寅恪教授〔原文是"Professor Ying ch'iuh Ch en(陳寅恪)"〕年約47，江西義寧人 ，出身書香門第，其祖父在戊戌變法時任湖南巡撫，父親陳三立乃著名的舊體詩人，兄長之 一陳衡恪是一位甚具天賦的畫家。

他不但是古文的大師，而且也懂梵文，我想他的梵文是在哈佛大學學習的。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也懂得藏文。他曾在佛教研究方面和已故的鋼和泰(Baron A. von Stael Holstein)合作。

在我這一輩人當中，他是最有學問、最科學的歷史學家之一。他已經(jīng)發(fā)表了許多有價值的專論，包括他對中國佛教、道教、唐代文學、唐皇室的種族源流等方面的歷史的研究。他的研 究大多刊載在中央研究院的集刊和清華大學學報。他惟一的英文著作是他關于韓愈及其時代的小說(這里指的是《論韓愈與唐代小說》--譯者按)的研究，該文刊載于早期的哈佛亞洲研究學刊(Th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37年，他獲由中國基金頒發(fā)的歷史學科學研究獎。

在任職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教授的同時，他已擔當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組主任達10年之久，該 所是中央研究院的10個研究所之一。

(簽署)胡適(此處并無親筆簽名——譯者按)

其實，在上述各方為牛津聘請陳寅恪事多次電函往來時，陳本人對于到牛津大學任教并不見 得有多大興趣，他次年赴香港前給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信便表明了這一點[注解：陳寅恪1939年6月1日致梅貽琦函，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編《清華大學史料選編》3卷上，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201頁。]。他對去牛津任職事一度猶豫的態(tài)度，在顏慈1938年12月26日寫給牛津大學注冊長Douglas Veale的信中也得到證實：

中國大使發(fā)出一封信函，謂陳教授已改變初衷，愿意接受大學之聘任，我為能將此信之摘錄 送交與你而松一口氣。如此一來，亦必省卻了遴選委員不少憂慮。我估計，遴選委員毋需再 次開會。四日前我在雪中摔傷了腿，因此有數(shù)周不能參加會議。

你會從大使的信函得悉，他將愿意代你與陳教授聯(lián)絡。[注解：顏慈致Veale信，1938年12月26日，CP/1, File 1。]

在陳寅恪致梅貽琦信中提到的郭復初，即顏慈信中提到的中國駐英大使郭泰祺，陳寅恪之應 聘牛津，很大程度上是郭泰祺勸說的結果。至1939年中，陳寅恪本人和牛津方面都為陳赴英 做好準備，牛津大學東方研究學院亦同意撥款100鎊作為陳寅恪旅費之用[注解：牛津大學東方研究學院秘書致注冊長信，1939年5月2日，CP/1, File 1。]，陳 寅恪則于1939年6月動身離開昆明。

兩度赴英受阻

據(jù)蔣天樞撰《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記載，陳寅恪接受牛津大學的聘任之后，先后兩次赴香 港，準備動身前往英國。第一次是1939年夏由昆明到達香港，正準備轉(zhuǎn)乘輪船赴英就任的時 候，卻適逢歐戰(zhàn)爆發(fā)不能成行，只好于9月返回昆明。次年夏天，陳再次赴港，"待赴英時 機。既難成行，就任香港大學客座教授。"[注解：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 》(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18-119、126-127頁。]人們一 般把陳寅恪不能成行的原因，簡單歸咎于歐洲戰(zhàn)爭的爆發(fā)造成交通中斷。不過，盡管陳寅恪第一次不能成行的直接原因確實是歐戰(zhàn)爆發(fā)，然而，從事隔一年，歐洲戰(zhàn)火未息，陳仍再次決意起行這一事實看，歐戰(zhàn)似乎并不是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尤其第二次滯留香港的原因，更似乎另有蹊蹺。

牛津大學的檔案顯示，陳寅恪第一次在香港因戰(zhàn)爭受阻不能按時上任，曾于1939年9月5日致函牛津大學注冊長，原函未見，但這封信的原文在檔案的其他文件中被引用，內(nèi)容如下：

我原來打算在8月底乘船赴歐洲，并且萬事俱備，由于局勢緊張和不明朗，我不得不等待數(shù) 天。如今歐戰(zhàn)已經(jīng)爆發(fā)，此時此刻，我已經(jīng)不可能也不必要前往牛津，故此，我決定推延19 39年至1940年學年度赴英之事。我將返回云南，任教于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注解：N ote on Negotiations with Universities China Committee 1932-41, CP/1, File 2.]。

牛津大學馬上作出相應的決定，1939年9月，在陳寅恪先生回到昆明的同時，大學的監(jiān)察委 員會已向大學當局提出建議，允許陳寅恪延遲至1940年度第一個學期初就任[注解：eport from the Visitatorial Board (For the Hebdomadal Council only),CP/1, File 1.]。此建議隨即為大學當局通過。陳寅恪在1940年再次動身赴港，顯然是根據(jù)牛津大學這一決定，準備在1940年度第一學期到牛津上任。在牛津大學有關的檔案里，有一封相信是陳寅恪在1940年5月從昆明發(fā)給牛津大學的親筆信件，內(nèi)容如下：

我謹通知你我計劃在9月初自香港乘船前往英國，可望于9月抵達牛津，懇請代為安排下榻學 院事宜。

可見陳寅恪此行并非如今人一般所說，是到港探親，等待機會赴英，而是已有很明確的赴英 行程安排。但是陳寅恪抵達香港后，卻沒有按照原計劃成行。他在1940年8月24日致梅貽琦 函中很清楚地講到了改變行程的原由，信云：

月涵吾兄先生左右：別來不覺月余，想起居佳勝。弟到港即接郭大使自英來電，因時局關系 欲弟再緩一年赴英，當即托英庚款會代復照辦[注解：陳寅恪1940年8月24日致梅貽琦函，見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前引書，203頁。]。

據(jù)此，陳寅恪1940年滯留香港乃根據(jù)郭泰祺的意思"照辦"，但牛津大學的檔案卻顯示，當時牛津方面從郭泰祺那里所得到的信息，是陳寅恪本人希望再推遲一年上任。郭泰祺在1940年7月8日親筆簽名致牛津大學注冊長Douglas Veale的信函中寫道：

有關我6月17日的信函，我今天接獲中英文化協(xié)會秘書長的電報如下：

"請告知牛津大學陳寅恪推遲到明年上任之意愿--杭立武"

請就上述之請求發(fā)信往昆明答復陳教授。

郭泰祺提到的"6月17日"的信函，在檔案中未見，但檔案里有一份材料，乃摘錄自牛津大 學周議事會6月17日發(fā)出的定期通告，其中有云：

注冊長接到指示，答復中國大使剛提出的查詢，假若陳教授希望再次推延其上任的日期(見V ol.174,p.23)，周議事會將提出一個議案，予他再度休假一年[注解：Acts?, 17 June 1940, Vol. 176, p. xxx, CP/1, File 1.]。

這個議案后來在1940年10月獲得通過，據(jù)此，陳寅恪應在1941年第一學期到任[注解：?Acts?, 14 Oct. 1940, Vol. 177, p. ix, CP/1, File 1.]。

根據(jù)以上幾段資料，可以做以下的判斷：從1940年5月陳寅恪致牛津大學函，知道陳此次去 香港，是決定前往牛津上任，而不是去香港等候時機。就在陳寅恪動身赴港的時候，1940年 6月17日，郭泰祺致函牛津大學，雖然原函未見，但同日牛津大學周議事會發(fā)出的通告中提 到，郭泰祺剛剛向牛津大學查詢陳寅恪再次延遲上任日期事，由此可以知道郭泰祺在陳寅恪 已經(jīng)動身的時候，曾向牛津大學查詢陳寅恪是否可以推延上任。

牛津大學當局接到郭信之后 ，指示注冊長答復郭泰祺，如果陳寅恪希望再次推延上任日期，牛津大學可以準予再延遲一 年，可見陳寅恪1940年再次推遲到牛津上任是郭泰祺提出來的。在1940年，從牛津大學的角 度去看，關于陳寅恪何時上任，戰(zhàn)爭似乎不是一個直接被考慮的因素。同年7月8日，郭泰祺 又致信牛津大學注冊長，轉(zhuǎn)達杭立武的電報，并請牛津直接答復陳，杭的電文原文是"Please inform Oxford Tschenyinkoh?s wish postponement another year-Hanlihwu"，由于這是一份電報，用了省略的句子，不同的讀者對這句話的理解，可能會有些微妙的差別，但杭立武用上"Tschenyinkoh?s wish"的說法，則很顯然讓牛津大學覺得他們正在轉(zhuǎn)達陳寅恪的意愿。而當時郭提出要牛津大學直接致函到昆明答復陳寅恪，表明郭當時還不知道陳寅 恪動身的安排。

雖然目前尚不清楚陳動身的準確日期，但從陳一到香港就收到郭電報看，陳動身日期很有可能是在7月8日以后，即使在7月8日之前，也不會早多少天。從陳寅恪8月24 日致梅貽琦信看，正當郭、杭向牛津大學轉(zhuǎn)達陳寅恪欲再緩一年的"意愿"的同時，或者甚至是在稍后一點的時間，陳卻離開昆明到香港，準備去英國。而陳到達香港的時候，郭泰祺致電表示希望他"再緩一年赴英"。可見，郭在7月8日還希望牛津大學直接復信陳，以便在陳未離開昆明時擱置赴英行程，但隨后得悉陳已到香港，便直接致電陳提出要他推遲行程。

從這些片斷的資料看來，陳寅恪1940年未能赴英上任，牛津大學所得到的消息，是陳寅恪本 人的意愿[注解：在159頁注⑤所引的文件中提到："1940年夏天，陳寅恪教授再次 要求允許他再推遲一年就任他的教授職位"，CP/1, File 2。]，但陳寅恪得到的信息，則是郭泰祺的指示。從日程來看，在陳寅恪得到這樣的信息甚至還沒有離開昆明之前，郭、杭二人已經(jīng)為陳寅恪推遲上任同牛津大學交涉，而這個時候，陳本人顯然毫不知情，還按原計劃離開昆明到了香港。可見，陳寅恪1940年再度赴英未果，很可能是郭、杭二人的刻意安排。

這一歷史的真相和具體的細節(jié)如何，郭、杭二人當時有何特別考慮，在沒有掌握更多資料的時候，難以做進一步的揣測。不過，了解一些郭、杭二人相關的資料，也許對進一步考慮這一看似偶然事件的意義有一定幫助。

身為駐英大使的郭泰祺，在此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除了他的大使身份外，似乎還由于他 和牛津有著一些特殊的關系。正如陳寅恪在致梅貽琦函中已經(jīng)點破的，郭泰祺以中英合作為 理由力勸他接受牛津聘請，但所謂中英合作，實際上"即大使館與牛津之關系"[注解：陳寅恪1939年6月1日致梅貽琦函，見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前引書，201頁。]。據(jù)《郭泰祺先生行述》載：

當公(郭泰祺--引者)在使英任內(nèi)時，與英國朝野均能深相結納，博得對方之尊重，如保 守黨之丘吉爾、艾登及巴特勒，工黨之阿特里、貝文及斯塔福克利浦斯爵士，及各著名之大 學校長教授，新聞界之有力人物，無論左派右派，均有相當之友誼，英國牛津大學曾贈以榮 譽法學博士學位......[注解：《國史館現(xiàn)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匯編》8冊，臺北，199 3年，333頁。]

郭泰祺是在1938年夏獲得牛津大學榮譽法學博士學位的[注解：?Who?s Who in Ch ina,? Supplement to 5th edition, Shanghai: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940, p. 26.]，就在郭獲得這一榮譽不久，牛津大學決定聘任陳寅恪，郭顯然在中 間起了推動的作用。當時，正是郭泰祺積極與英國朝野建立良好關系的時候，郭為陳事所做 的努力，從郭泰祺的角度來看，可以說是他在英國外交活動的重要一環(huán)。至于杭立武，則 曾任"管理中英庚款委員會"總干事，也是中英文化協(xié)會的創(chuàng)辦人，抗戰(zhàn)期間，又被蔣介石 委派為蔣與英國駐華大使及丘吉爾駐華私人代表的聯(lián)絡員。1940年7月，英國曾應日本要求 ，將滇緬公路封閉，禁止軍事資源運達中國，中英外交正處于一個相當敏感的時刻，郭代表 中國政府向英提出書面抗議，并做外交交涉[注解：陳志奇輯編《中華民國外交史 料匯編》10冊，臺北，1996年，4505-4509頁。]；杭立武則代表 蔣介石和丘吉爾交涉，爭得滇緬公路重開[注解：《杭立武先生訪問記錄》( 王萍訪 問，官曼莉記錄)，19頁。]。可見，郭 、杭二人均與英國政界、學界和文化界有極為密切的關系，他們在陳寅恪和牛津大學之間所 扮演的恐怕也不僅僅是一個轉(zhuǎn)信人和傳話人的角色，在陳寅恪滯留香港不能赴英的事情上， 也顯然是最知情者。他們這種角色，也許令杭立武覺得有責任施以援手，于是出面與香港大 學商洽，聘陳寅恪為客座教授，并為此事于1940年8月24日致信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注解：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前引書，202頁。]。

從杭立武一函可見，陳寅恪之受聘于香港大學，實際上是杭一手促成的，連陳在香港大學的 薪金，似乎都是由杭立武的中英文化協(xié)會支付。上文曾引錄的陳寅恪1940年8月24日致梅貽 琦函中，也提到"近因滇越交通又阻，而飛機票價太高，內(nèi)子復以病不能即旅行赴滬"，" 幾陷于進退維谷之境。"[注解：陳寅恪1940年8月24日致梅貽琦函，清華大學校史 研究室前引書，203頁。]由此可見， 就陳寅恪的主觀意愿而言，1940年 中赴英之意本已甚決[注解：陳流求在《回憶我家逃難前后》一文中也回憶陳寅恪先 生在滯留香港期間，"仍在做些赴英的準備，如縫制他素不喜歡穿的西服"。也可作為陳本 人沒有放棄赴英打算的旁證。見王永興編《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江西教 育出版社，1994年，73頁。]，既接郭泰祺電告再緩一年，不得已擱置行程， 并欲盡快回國，滯港亦非所愿，寄籍香港大學實屬不得已之舉。就客觀條件來說，此時距離 歐戰(zhàn)爆發(fā)已經(jīng)一年，在牛津大學的檔案中，凡是涉及陳寅恪推遲上任的文件，都沒有提及戰(zhàn) 爭期間交通中斷的理由。從前引陳寅恪至梅貽琦和牛津大學的信可以看出，陳寅恪從離開昆 明到抵達香港，也沒有考慮到交通中斷的問題；倒是陳要從香港回昆明遇到了滇越交通受阻 問題。而且，回昆明旅費昂貴，陳私人財政非常拮據(jù)，而赴牛津上任則反而有旅費資助，返 回昆明 明顯比赴英更為困難。今人常混淆了陳寅恪兩次不能成行的原因，籠統(tǒng)地以為歐戰(zhàn)爆發(fā)，交 通中斷是陳寅恪未能赴英之障礙。其實，第二次滯港的原因雖不能說與戰(zhàn)爭無關，但直接的 原因似乎更多是各種人事上和外交上的理由，至于真相如何，尚待專門研究者解答。

陳寅恪1940年被郭泰祺通知再緩一年赴英后，本來按照牛津大學當時的決定，應該在1941年 10月之前到任，然而，從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得知，陳自1940年夏寄居香港，任 教香港大學，期間經(jīng)歷日軍占領香港，到1942年5月5日才由香港取道廣州灣返回內(nèi)地，6月 末抵桂林后，便在桂林留居年余，任教廣西大學[注解：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 事輯》(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6-131頁。]。陳寅恪1941 年為何沒有赴英，未見任何中文資料的記載，而在牛津大學的檔案里，有一份在1941年4月2 8日發(fā)出的定期通告，刊載大學已經(jīng)通過議案，容許陳寅恪延遲到任，直至當時的緊急狀況 結束為止的消息[注解：?Acts,? 28 April 1941, Vol. 179, p. xii, CP/1, Fil e 1.]。到底牛津大學這次得悉陳寅恪不能到任，是如1939年般接到陳寅恪的 信函，還是像1940年那次通過郭泰祺和杭立武通報，檔案中并沒有任何直接材料顯示，惟一 一份相關的文件是郭泰祺于1941年10月之前致牛津大學的一份電報，這份電報原函未見，發(fā) 出日期亦不詳，筆者在大學檔案看見的，只是1941年10月21日牛津大學遴選委員會關于此份 電報的討論記錄，全文如下(郭泰祺電報原文無標點，標點為引者所加)：

遴選委員就以下來自郭泰祺的電報做出討論：

"請?zhí)拐\地給我意見，在目前的情況下，你們希望陳寅恪教授在明年秋季赴英，還是希望他 再緩一年，抑或是希望中止協(xié)議。據(jù)我了解，由于其健康不佳，他對此行并不熱心，但十分 希望按照你們認為是最好的做法去做。

郭泰祺"

遴選委員會強烈反對陳寅恪教授辭職的建議，但同意他應該再緩一年到任。與此同時，應該 查詢究竟健康不佳是否陳寅恪教授不愿到任的真正理由。[注解：Electors to the Professorship of Chinese, 21 October 1941, CP/1, File 2.]

雖然郭泰祺電報的發(fā)出日期不詳，但可以推測，這份電報是在牛津大學于1941年4月第三次 通過批準陳寅恪再緩上任的決議后才發(fā)出的。首先，從檔案的內(nèi)容和排列看，牛津大學在獲 悉陳寅恪再度不能上任和通過決議的時候，并沒有提到這份電報；其次，郭泰祺提出請牛 津大學考慮的三個可能性，之前在大學檔案的文件中一直沒有提及。從遴選委員會的強烈反 應看來，"中止協(xié)議"似乎從來不在他們考慮之列，他們甚至懷疑"健康不佳"是否陳寅恪不愿到任的真正理由。不論這份電報何時發(fā)出，令人更感到疑惑的是，究竟陳寅恪對郭泰祺這份電報是否知情，其中所表述的包括其健康狀況是否陳寅恪本人的意思，到底電報中提到的"目前的情況"和牛津大學的議案所提到的"目前的緊急狀況"是否同一回事，戰(zhàn)爭是否造成陳寅恪第三次未能赴英的原因，這都是憑現(xiàn)有的材料不能判斷的。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從牛津大學這批檔案中見到的是，陳寅恪從1939年接受牛津聘請，一直到1945年因醫(yī)治眼疾無效正式提出請辭之前，從沒有表示過放棄就任的意愿。相反，在牛津大學中文高級講師修中誠(Ernest Richard Hughes)1942年到訪中國期間，陳寅恪曾與之會面，詳細而具 體地商討牛津大學中文系的教學和研究發(fā)展方向，甚至遲至1944年9月，還致函請修中誠代 表他向牛津大學提交有關的學系發(fā)展方案[注解：Communications from the Genera l Board of the Faculties ［For the Hebdomadal Council only］, 22 March 1945, pp.32-33，CP/1, File 2.]。

有關陳寅恪和修中誠的討論，下文將做更詳細的闡述，這里要提出的問題是，郭泰祺可說是陳寅恪受聘于牛津的首議者，但郭、陳二人對于此事的態(tài)度卻一直背道而馳：先是郭泰祺力勸陳寅恪就任，陳寅恪但覺勉為其難；到陳寅恪決定赴英，郭又請其緩行；正當陳寅恪對赴牛津之興趣未見有減，甚至越覺有所作為之際，郭泰祺卻向牛津大學提出甚為極端的建議，字里行間有意讓陳任教牛津一事無疾而 終。郭泰祺于1941年4月17日離英返國就任外交部長[注解：陳志奇輯編《中華民國 外交史料匯編》10冊，4707頁。]，上引郭的最后一份電報很可能是他離英之后發(fā)出的，此后，郭便似乎沒有再參與其事了。這些事態(tài)發(fā)展，到底是出于郭泰祺的某些外交或個人方面的考慮，抑或是陳本人的想法時有反復，還望日后發(fā)現(xiàn)更多材料，方能做出進一步判斷。

學者的追求

以上的討論表明，陳寅恪受聘于牛津一事，或許可以置于一個政治、外交活動的過程中去理解。陳寅恪受聘牛津未果，作為一宗歷史事件，其意義不僅僅是陳個人際遇，在事件背后，交織著當時中國外交官員的政治考慮和大學行政部門的財務考慮(關于后一點，限于篇幅，本文未展開討論)。然而，中國政府官員和大學行政部門自可以有其政治和行政考慮，而身為學者的陳寅恪先生，一旦決定應聘牛津，一開始便是從推動學術研究的角度出發(fā)。陳所關心的，是如何在外國的環(huán)境里，對發(fā)展國際漢學和推動中國文史研究有所作為。從牛津檔案的其他部分可見，陳和牛津大學中文高級講師修中誠最樂于花時間和精力的，始終是牛津大學的漢學發(fā)展。1942年至1943年間，修中誠訪問中國，其間專程到桂林和當時任教于廣西大學的陳寅恪相處了一個月，兩人就牛津大學的漢學發(fā)展進行了詳細而具體的討論。這批檔案保留下來的一些文件，一方面讓我們看到政府和大學官僚許許多多非學術的考慮，另一方面也映照出學者執(zhí)著于學術追求的獨立人格的光輝。

修中誠(1883-1956)，英國倫敦會教士，1911年來華，在福建汀州傳教18年，1929-1932年 在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xié)會任職[注解：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 編《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220頁。]，自1934年1月起，在牛津大學任中國宗教和哲學高級講師。上一節(jié)提到的陳寅恪致梅貽琦信謂"牛津近日注意中國之宗教及哲學"，指的應該就是修中誠的研究興趣，而當時陳寅恪的興趣已經(jīng)轉(zhuǎn)到"歷史與文學方面"。可見，陳寅恪最初不十分愿意去牛津，很可能就是覺得自己的研究方向與修中誠不能配合，而修中誠原來對陳寅恪似乎也了解甚少。但是，當兩位學者在中國見面，一起切磋學術，制定未來發(fā)展規(guī)劃的時候，他們不但互相了解了對方，并且在他們的精神世界中展現(xiàn)了對發(fā)展?jié)h學研究的責任感和遠見卓識。在牛津大學檔案中保留著兩份至今讀著還令人怦然心動的文件，不但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陳寅恪的學術思想和抱負，也可以使我們更清楚地了解到，陳寅恪不能到牛津赴任，對于中國以至西方的漢學研究帶來了什么樣的損失。因此，筆者不憚其詳?shù)貙⑽募闹饕獌?nèi)容翻譯出來。一份文件是修中誠1943年11月29日從昆明發(fā)出致牛津大學校長(Vicechancellor)的信[注解：修中誠19 43年11月29日至牛津大學校長函復本，CP/1，F(xiàn)ile 2。]，信中寫道：

(上略)

所謂我的許諾，是對陳教授--即我們選定的中文教授而言的。讓我從頭說起：多數(shù)對這次聘請感到有興趣的人士，一定有一個印象，認為陳教授對于這次聘請是半心半意的，并且對于任教于牛津有被流放的感覺，因此似乎居留不會多于三或四年。我憑著對他深奧晦澀的專著的性質(zhì)的印象，也曾經(jīng)這樣以為。我現(xiàn)在有一點我自以為很清楚的依據(jù)可以證實，情況其實并非如此。在此，我向你提出這些依據(jù)，希望你認真考慮。首先，我同陳寅恪教授相處了一個月，就我所專注研究的在語言中句法和文體的發(fā)展所反映出的邏輯意識發(fā)展的問題進行探討。我們研究的中古前期是一個特別困難的時代，西方漢學家對這個時代知之甚少，而陳教授是研究這一時代的大師。我發(fā)現(xiàn)，他不但是一個令人欽佩的教師，他很快可以看出一個人研究的途徑和真正問題所在。我亦發(fā)現(xiàn)，他用英文陳述他的觀點和進行討論如同他用中文一樣好。再者，他尖銳的批判能力和令人喜悅的幽默感，使得所有的討論生色不少。因此，對于我來說，他不但是一個專家學者，也是一個天生的導師。其次，讓我感到高興的是，我不但認識到西方研究在中國文化史的價值--很多學者也多多少少認識到這一點——我更肯定地確信，只有等到訓練有素的西方人，以他們自己的觀點，委身研究歷史和哲學的材料，中國學者才有希望得到他們需求甚殷的啟發(fā)，以重新發(fā)現(xiàn)新問題。其三，因此，由于牛津此次聘請為這樣的發(fā)展開啟了一條路子，這對于他便具有策略上的重要性，因而愿意接受在西方從事研究。其四，故此，他所想到的并不是在三數(shù)年內(nèi)可以做到什么，或者要促進什么和睦 的文化交流，他認為對于牛津給予他的榮耀，惟一一個應有的回報是一個實在的、至少為期5年的工作計劃。因此，當他考慮到本科中文系學生的基礎中文訓練時，他覺得他的貢獻不應該放在這方面。這類工作，若由一個英語助理承擔，應更能勝任。他也希望他要承擔的一般教學任務可以減至最少，比如說，每年只需任教一個課程。其五，由于(a)唐代(618-906)在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中具有關鍵的文化重要性，可與印度和希臘文化相媲美；(b)此時期尚未以現(xiàn)代方法系統(tǒng)地重新研究；(c)敦煌手稿對于了解此時期極有幫助；(d)此范疇之文獻乃陳教授多年來專門研究的課題，因此應該在陳教授的指導下，進行有關的研究，包括大規(guī)模的翻譯工作和就某些方面做專門著述。

從這封信可以看到，他們的會面，不僅澄清了修中誠以及牛津大學方面原來對陳寅恪沒有到 牛津上任的誤解(前面已經(jīng)提到，這一誤解多少是郭泰祺造成的)，更令修中誠了解到陳寅 恪的學術與人格。根據(jù)他們當面商談所形成的共識，陳寅恪在1944年9月致函修中誠，授權 修代表他向牛津大學提交有關中國研究學科發(fā)展的計劃，該計劃提交到東方研究學院，經(jīng)由 東方研究學院議事會(Board of the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和總議事會(General B oard)通過的備忘錄，再提交大學當局。下面是該計劃的主要內(nèi)容[注解：Communica tions from the General Board of the Faculties ［For the Hebdomadal Council only ］, CP/1, File 2.]：

高級中國研究計劃東方研究學院

代理中文教授修中誠先生在訪華期間，曾專程到桂林，與陳寅恪教授相處一月。以下的建議 出自他們就西方漢學研究以及中國、歐洲和美洲的中國文化研究動態(tài)的討論。這些論點來自 陳教授和修先生的看法：即思考一文化之歷史非僅為該文化本身，也是將該文化視做人類文 明生活和思想的經(jīng)驗的一部分。陳教授請修先生代向大學表示敬意，對大學給予他的榮譽， 再次表示誠摯的感謝，并誠盼在大學杰出學者的協(xié)助下，他能夠?qū)ψ吭窖芯亢透叩冉逃龀?貢獻。陳教授授權修先生(參看1944年9月18日的信函)作為"向大學當局提交這個計劃的 代言人"。

計劃

A)該教授應負責將《舊唐書》(劉，220卷，10世紀)及新唐書(歐陽修，225卷，12世紀)以比較形式譯成英文的工作，為確保該任務能夠在5-6年內(nèi)完成，應聘請5名專業(yè)的協(xié)作人為編輯及翻譯，即除教授外，再加上2名華人、3名英國人及美國人。

B)為了提高唐史翻譯的價值，應鼓勵這5名翻譯及其領導(即該教授)在從事主體工作的 同時，運用這種新的比較研究方法，利用敦煌手稿，撰寫研究論著，闡明唐代文化；論著應 同時以英文及中文發(fā)表。

C)同時，出版社應該委任雷海宗(哈佛博士，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邵循正(清華碩士， 曾在巴黎和柏林讀研究生)、孫毓棠(清華碩士，曾在日本讀研究生)寫一套3卷本約1500頁并附所需地圖及詳細索引的中國歷史。這套歷史應用英文撰寫，并以認真的歷史學生為對象。上述作者應該征詢一個顧問委員會的意見，其成員有湯用彤(哈佛博士，研究中國佛教的歷史學家)、馮友蘭(哥倫比亞博士，中國哲學史學家)，連同其他專家包括RobertPayne(小說家及詩人，清華大學英國文學系教授)、陳教授、修中誠，以及出版社的一名代表。

D)大學應與出版社磋商，在大學及大學以外、英國及英國以外去尋求財政資源來應付該計劃 的開銷，即每年4 000鎊，不少于5年，不多于6年。

該計劃之論證

1.這是首次在牛津這樣一所在西方學術世界享有盛名的大學聘請一位中國人擔任教授。這 所大學有其獨特的傳統(tǒng)，應利用這個機會提高英國的漢學研究水準，并適時地盡力產(chǎn)生一些 現(xiàn)已有可能把中國和西方的批判性學術結合起來進行創(chuàng)新研究的成果。

2.眾所周知，唐代(618-907)是中國歷史上最繁盛的時期之一。在這幾個世紀里，中國人在詩歌和繪畫方面成就卓著，才華盡顯。中國人對于佛教有了新的認識和理解，并把這些成就帶到了純哲學的領域，政府采取了新的形式，對法律的研究也有所進展。一種以開放的態(tài)度去欣賞世界的精神為其他任何時期所不可比擬，而希臘和印度藝術的影響更達到頂峰。如果不明白唐代在散文和論說文的寫作方面的發(fā)展，就不可能理解宋代理學的影響，當時，中國的哲學思想已達到一種新的睿智的整合和水平。

3.除了上述特色外，還有一點事實是，在中國歷史上各個主要的進步時代當中，唐朝是惟 一一個有著兩套以傳統(tǒng)方式撰寫的官方歷史的時代。由于這兩套歷史的原材料相若，而第二套則從不滿第一套的觀點出發(fā)而撰寫，故此，進行嚴謹?shù)谋容^的試驗，實在大有可為。再者，專門研究歷史方法的西方學者，對于中國史學的獨特價值，向來都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中國史學可上溯至殷周時期，到《史記》(司馬談，司馬遷，公元前2世紀)以其有條不紊的論述及廣闊寬宏的眼界，更使中國史學達到驚人的成就，并成為后來各朝代寫作二十四史的楷模。

4.盡管近期的出版著作也有從世界史的眼光出發(fā)撰寫的，但有意無意地，這類著作都顯示 出，對于這些博學的作者來說，惟一值得注意的歷史是源于希臘-羅馬文化的歷史，即使這些作者嘗試把中國文化納入，但不論對于精通中國歷史的人，還是對于那些已經(jīng)盡量利用可茲利用的史料的作者來說，結果都同樣令人感到苦惱。這套以英文撰寫的中國歷史不是比提綱稍為詳細一點的著作，在過去30年間，罕有以中文發(fā)表的批判性研究被西方學者翻譯或評價。有見及此，美國學會協(xié)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委托一個中美小組翻譯班固的《漢書》，現(xiàn)在向大學和出版社提交的這個雙重計劃將會大大擴展該項譯事及Dr Wittvogel摘譯二十四史的工作(尚未完成)。此舉將大大改善目前這種令研習歷史、歷史方法、宗教哲學、純哲學、文學和藝術的學生不滿的狀況。并且，正如陳教授在不同的場合強調(diào)過的，中國歷史研究在其自身的領域中所存在的弊病，正在于缺乏具有足夠?qū)W識和資訊的西方批評。

其他考慮

1.陳教授是仍在世的最偉大的唐代文獻權威和在敦煌手稿這個特殊領域的大師。他現(xiàn)年50 。約30年前，他赴日本讀書，為留學德國做準備。他在日本、德國、巴黎和哈佛都從事過專 門的研究工作，精通梵文、巴利文、藏文和蒙文。正當他在北京與鋼和泰合作的時候，戰(zhàn)爭 爆發(fā)，他們的工作因此中斷。

2.由于過去30年中國學術圈在批判性研究方面有所進展，以及不少中國學者和歷史學家熟 稔英語，這樣，在會講英語的中國歷史學家和會看中文的西方歷史學家之間，合作的大門， 正前所未有地打開。

這樣一份計劃，無須再做任何詮釋，每一個熟悉后來中國歷史學和英國漢學發(fā)展狀況的學者，讀了這份文件，都會為這一計劃失去了實施的機會深感惋惜。當然，即使陳寅恪能夠如愿到牛津上任，這份計劃是否能夠付諸實踐還有很多未知數(shù)。事實上，在這批檔案里，緊接著修中誠這份報告的，是數(shù)份來自大學出版社和東方研究學院的文件，對這個計劃的可行性和所需的龐大經(jīng)費提出質(zhì)疑。由于實施該計劃涉及牛津大學各方面對中國研究在認識上的分歧，更涉及學術資源分配等方面的考慮，這份計劃并不一定能得到大學的學術和行政部門通過。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一直到1945年秋陳寅恪赴英國醫(yī)治眼疾前夕，他對 赴任牛津還是抱著相當積極的態(tài)度。修中誠在一份于1945年8月25日提交的年度工作報告中還提到，他正在向大學提出一個由他和陳寅恪共同商擬的計劃，陳寅恪教授如能早日到英國 ，將有助于為英國的漢學研究開拓一個新時代[注解：Report on the Academic Yea r 1944 to 1945 by E. R. Hughes, Reader in Chinese (Oxford University), CP/1, Fil e 2.]。可惜的是，雖然陳寅恪當年秋天就到達英國治療眼疾，終因未能奏效，不得不放棄牛津的聘任。牛津大學檔案中保留了一封當時在倫敦的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 中國代表、武漢大學教授陳源于1945年12月31日寫給牛津大學校長的信件，信中寫道：

我的朋友陳寅恪教授委托我轉(zhuǎn)達以下事宜：陳教授請我感謝你友好的音信。他的眼睛已經(jīng)動過兩次手術，但尚未知道是否需要做第三次，亦未知他需要在醫(yī)院留多久。事實上，他并不 清楚自己是否能夠完全恢復視力，不過，他相信即使有幸恢復視力，要在研究方面比較大量地閱讀，還需要至少兩至三年的時間。所以，他決定，一旦他的身體狀況恢復到足以應付舟車勞頓，就會馬上返回中國。故此，他不得不謝絕接受牛津大學中文教席的榮譽。他為把這個決定告知你而深感遺憾，并且希望你相信這是一個經(jīng)過深思熟慮的決定。他覺得，只有盡快表明自己的想法，對大學，對各有關人士，以及對他自己，才是公平的做法。[注解：陳源致牛津大學校長Sir Richard Livingstone函，1945年12月31日，CP/1, File 2 。]

從這些通過第三者轉(zhuǎn)達的話中，隱隱然可以感覺到陳寅恪先生為無情的命運捉弄而不能遂其 志的無奈。1946年1月21日，牛津大學正式公布陳寅恪教授因健康不佳辭職[注解：?Acts?, 21 Jan 1946, Vol. 193, p. xi, CP/1, File 3.]。在中英兩國學術史上令中國學人惋惜不已的這段"姻緣"，也就此終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