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現(xiàn)場，左起：黃珊珊、陸建德、喬修峰。本文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如果沒有羅斯瑪麗·阿什頓（Rosemary Ashton）的研究，人們很難再像這樣巨細無遺地回憶起1858年倫敦的那個酷夏：氣溫飆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污水源源不斷排入泰晤士河并在高溫中蒸發(fā)，河中散發(fā)出的大惡臭（The Great Stink）籠罩著整個城市。狄更斯、達爾文、迪斯累里等一眾風云人物在那個夏天各自遇到了什么問題？“大惡臭”為何爆發(fā)？“惡臭”與那個夏天的各種問題最終又如何消散？

倫敦大學學院英語文學榮退教授羅斯瑪麗·阿什頓的著作《大惡臭：1858年倫敦酷夏》（One Hot Summer: Dickens, Darwin, Disraeli, and the Great Stink of 1858）是一部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微觀史，該書以那個夏天倫敦污水系統(tǒng)與發(fā)臭的泰晤士河為切口，追蹤了生物學家達爾文，文學家狄更斯，時任英國財政大臣、下議院領袖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生活中的事件，展現(xiàn)了一個體制、文化與技術不斷改進中的英國的復雜剖面。

8月3日，《大惡臭：1858年倫敦酷夏》新書分享會在北京舉行，在這場名為“至暗時刻”的分享會上，學者陸建德與譯者喬修峰就1858年那個倫敦最“黑暗”的夏天展開了對談。

技術改進帶來“大惡臭”？

泰晤士河的污染問題在1858年前就一直存在。19世紀，英國正經(jīng)歷迅速的工業(yè)化和城市化過程。自十八世紀六七十年代工業(yè)革命開始后，英國迅速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yè)國家，這以1851年首屆世界博覽會“水晶宮”為標志。在18世紀早期，倫敦還只有約50萬人，到19世紀初，人口就已經(jīng)到達100萬左右，而到1858年，倫敦的人口已經(jīng)達到了250萬。

喬修峰說，在這樣的背景下，英國城市人口迅速增加，而市政建設卻遠遠落后，這帶來了一些列城市問題。在文學作品中，我們經(jīng)常能看到此時出現(xiàn)的貧民窟與大量的環(huán)境衛(wèi)生問題。 這也構成了“大惡臭”事件的背景。喬修峰介紹，倫敦當時有20萬個化糞池，但每次清理要花費1先令，當時一般百姓都難以負擔。人口急劇增加，化糞池的數(shù)量隨之捉襟見肘。這導致污物處理不及時，倫敦飄滿異味，這也是“惡臭事件”的發(fā)生原因之一。

更為直接的原因則并非因為落后，而是因為“改進”。1848年，英國出臺這《公共衛(wèi)生法》，強制規(guī)定使用抽水馬桶，取締城內糞池。隨著人們從便盆轉而使用抽水馬桶，英國的用水量大大增加。但抽水馬桶排出的污水卻直接經(jīng)由下水道流入泰晤士河，這大大加重了河水的污染。

高溫的到來則使得河水的污染狀況顯得尤為突出。1858年夏天，英國迎來全國性的高溫，這個夏天，惡臭彌漫于倫敦城。主持人黃珊珊提到，雖然“酷夏”只有32攝氏度，但英國人有著正裝文化，生活中也要求穿著厚厚的外套，因此這對英國人來說已經(jīng)是非常高的氣溫。酷暑已經(jīng)給英國人的生活習慣造成了很大挑戰(zhàn)。在書中，羅斯瑪麗·阿什頓就寫到了幾個這樣的例子：比如一個人因為穿著涼快而被警察局拒絕接待；比如法庭中的律師要求摘下假發(fā)；又比如迪斯累里每天給妻子寫信抱怨太熱......作者還描寫了狄更斯與薩克雷的多次爭吵——天氣的燥熱使得紳士們也很難再維持紳士風度了。

如何走出“惡臭的酷夏”

這本書雖然是談1858年泰晤士河的污染事件，但這實際上只是書中的一個主題或背景，它也講到了很多名人之間的故事。這些事不一定與高溫、惡臭有直接聯(lián)系，但體現(xiàn)了當時社會內部千絲萬縷的關系。

達爾文與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的經(jīng)歷，在那個夏天后被傳為一段佳話。1858年，達爾文收到了當時正在東南亞做調查研究的華萊士的信件，他發(fā)現(xiàn)，華萊士所描述的學術觀點與達爾文此前的研究成果十分相似，以至于信中所使用的術語同達爾文《物種起源》手稿中那些章節(jié)的標題都一模一樣。而此時，達爾文已經(jīng)為物種起源學說準備了20年。一場學術爭論似乎要在酷暑中朝他們襲來。但最終，爭論并沒有發(fā)生，兩人在溝通與協(xié)調下，決定在林奈學會（Linnaean Society）同時公布各自的理論與觀點，同時作為物種起源理論的創(chuàng)始人亮相。這使得他們的學術危機成功化解。

陸建德對此評論道，國家通過各種方法，讓英國皇家學會也是通過種種方式來協(xié)助、協(xié)調、提倡科學研究。像達爾文、華萊士這樣的科學家也有著心無旁騖的科學精神，制度層面的改進、科學精神與協(xié)調的智慧齊頭并進，才促進了英國的發(fā)展。

在思想與文化層面，英國也有著許多進步。陸建德提到，在這一時期，許多思想家、文學家都在探索社會的可能形態(tài)。這之中不僅包括耳熟能詳?shù)牡腋埂⒍鞲袼梗瓦B時任財政大臣迪斯累里，也在自己的小說中關注到了工人階級的問題。

“大惡臭事件”后，政府通過一項法案，決定修建新的大型污水處理系統(tǒng)和泰晤士河堤以改善污水排放容量和地面交通。新的污水處理系統(tǒng)不再將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泰晤士河，而是沿著河道修建了排污管道。污水處理系統(tǒng)于1859年動工并在1865年完成，河堤建于1862至1864年，至此，大惡臭問題得到全面解決。

喬修峰介紹道，許多史學家把維多利亞時代稱作一個“改進的時代”。在法律層面，英國此階段在婚姻法、醫(yī)療法、猶太人相關法案等諸項都有所改進，在社會政治上也經(jīng)由工人運動進行了政治經(jīng)濟改革，另外也有許多人提出了改革意見。

微觀史寫作如何成為可能

黃珊珊提到，這本書是一本微觀史，它像顯微鏡一樣詳細描述了1858年倫敦夏天的歷史。喬修峰則將本書形容為“夏天一棵枝繁葉茂的樹”。他指出，在本書之前，對于“大惡臭”事件的探討多是圍繞環(huán)境保護層面，而本書則升華至人文層面的探討。除了描寫與“大惡臭”事件直接相關的迪斯累里，也加入了狄更斯、達爾文這兩個與大惡臭事件沒有直接關系的人物。“這三個人一開始沒有直接的關聯(lián)，通過作者特寫鏡頭式地將他們聯(lián)系起來，會使我們看到社會內部人與人、人與事件的關系。”

喬修峰還說，作為一棵“枝繁葉茂的樹”，書中所寫的不可能都是主干，也有很多的枝葉被寫出來。在喬修峰看來，相比于“主干式”的歷史，這種微觀史寫作為我們看歷史提供了另一種視角，這也更加接近當時社會的真實狀態(tài)。

這種微觀史寫作如何成為可能？在如今，研究條件已經(jīng)大大改善，這為微觀史的研究與寫作帶來了便利。喬修峰介紹，羅斯瑪麗·阿什頓在寫作中使用了四五十種十九世紀的報刊資料。在過去，十九世紀的很多報紙大多沒有電子化，各種資料散落于各地的資料館、圖書館、博物館，研究者很難一次性找齊資料；而在近些年，隨著報刊資料的電子化，每一期都能在網(wǎng)絡上檢索到。“我們現(xiàn)在就能檢索到在1859年物種起源出版之后，媒體上對這本書進行了多少次報道，或者提到達爾文有多少次了。”喬修峰說。

陸建德認為，做好檔案材料的保存工作十分重要。他說，英國在這方面做得很好，他同時表現(xiàn)了對中國當下檔案保存工作的憂慮，他也希望中國可以在相關工作上取得更多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