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敬之與放聲歌唱的年代
1949年,是改變歷史的一年。這一年秋天,新中國在歡呼與禮炮中誕生,美好的未來畫卷,在中國人民眼前徐徐展開。這是個充滿歡欣與希望的年代,也是一個放聲歌唱的年代。全中國的詩人們重拾古老的使命,成為新生祖國最虔誠的歌頌者。他們將自己的熱愛與向往化做激情澎湃的詩句,以此來銘記時代的豐碑。上世紀50年代的政治抒情詩,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誕生的。
恰如謝冕在《為了一個夢想——中國新詩1949-1959》所指出的,“頌歌是20世紀50年代中國詩歌的靈魂。”頌歌的精神來自于延安講話,而光明的新生活將這一精神播撒于詩人心中。抒情,無疑是這一時期詩歌的主旋律,以聞捷、李季為代表的“民間歌者”將具體情境融入詩中,歌頌著新生活的點滴體驗,而以賀敬之、郭小川為代表的“黨的兒女”則從現(xiàn)實和歷史出發(fā),緊扣時代的脈搏,放聲唱出對黨和祖國的真情,提出自己的思考與疑問。這些來自解放區(qū)的詩人,扛起了20世紀中期新中國詩歌的大旗,在中國當代詩歌史上畫下了關鍵一筆。
在那個年代,情感充沛、直截了當?shù)恼问闱樵姡侵T多朗誦活動的主角。對于人民群眾來說,這些詩作是親切的、鮮活的、歡悅的、宏大的,貼合他們在新中國光輝照耀下的心情。放聲歌唱的詩人將頌歌傳進了千家萬戶,鼓舞著人們繼續(xù)奮斗、繼續(xù)前進。《放聲歌唱》、《十年頌歌》、《向困難進軍》、《閃耀吧,青春的火光》……這些篇目,都曾是人們耳熟能詳、開口即誦的經(jīng)典。
從延安走出來的詩人,都是最響亮的歌者。從抗日救國運動,到解放中國的斗爭,他們是黨的一分子,與革命同志并肩戰(zhàn)斗,與新中國一同成長。革命者的身份,讓他們更富有奮斗的激情,大聲唱出自己對于黨和國家的熱愛。賀敬之,正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
電影《白毛女》劇照
一 從延安走出的詩人
“回顧我一生的經(jīng)歷,離不開‘河’也離不開‘莊’。” 1924年出生于山東嶧縣(今山東省棗莊市臺兒莊)的賀敬之常把自己稱做“兩河兩莊”人,“兩河”是指京杭大運河和延河,“兩莊”是指山東臺兒莊和西安七賢莊。
早在少年時期,賀敬之就已經(jīng)接受了革命先進思想的洗禮。據(jù)賀敬之回憶,當他在小學讀書時,就在老師的教導下學會了唱《漁光曲》《大路歌》等歌曲,而賀敬之更是對文學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當時學校所用的新教材收錄了魯迅、巴金、蔣光慈、葉紹鈞等一些進步作家的作品,將文藝的種子播撒在了賀敬之的心間。
1937年,13歲的賀敬之以優(yōu)異的成績進入兗州簡師學習,可戰(zhàn)亂阻擋了他求學的腳步。因戰(zhàn)火頻仍,簡師被迫南遷,而年幼的賀敬之也不得不退學回家。不久,臺兒莊戰(zhàn)役打響,戰(zhàn)場近在咫尺,賀敬之總是能聽到十幾里外隆隆的炮聲。從來往軍人和逃亡難民的口中,賀敬之了解到日本人的暴行,強烈的愛國之情在心中燃燒。
經(jīng)過多方尋找,賀敬之重新回到了位于湖北的母校,不久又隨之奔波流亡。流亡路上,賀敬之讀了《大眾哲學》、《新華日報》等進步書刊,了解了紅軍長征等革命歷史,也知道了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慢慢有了投奔延安的想法。同時,他也如饑似渴地背誦著艾青、田間的詩,無形中磨練著詩藝。終于,在1940年,懷揣著希望與向往,賀敬之和同學悄悄北上,來到了革命的圣地——延安。到了延安,賀敬之交了自己在來延安途中寫的組詩《躍進》,魯藝文學系的主任何其芳立即決定錄取他。
魯藝為賀敬之打開了新的世界。周揚、周立波、何其芳等人所開設的課程,讓他汲取了充足的養(yǎng)分,寫出了《十月》、《紅燈籠》等廣受好評的詩篇。1942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更是為他的文藝創(chuàng)作之路指明了方向。隨后,賀敬之參與到了新秧歌運動中,從人民立場出發(fā),創(chuàng)作了不少歌詞,其中《南泥灣》一曲更是傳唱至今。不過,賀敬之在延安最重要的一個作品,還得是歌劇《白毛女》。
1944年5月,西北戰(zhàn)地服務團從晉察冀邊區(qū)帶回一個“白毛仙姑”的故事,同年秋天,晉察冀邊區(qū)的林漫創(chuàng)作了小說《白毛女人》。拿到這兩份材料后,周揚提出可以依據(jù)兩個故事,創(chuàng)作一部大型的民族新歌劇,向“七大”獻禮。他把這一艱巨而緊迫的任務交給魯藝戲劇系主任張庚,而張庚竟把編劇任務交給了20歲的賀敬之,并鼓勵他“放心去寫”。賀敬之日夜奮戰(zhàn),全心投入到創(chuàng)作中,并開創(chuàng)了邊寫邊排邊修改的“流水作業(yè)”新方式。就在即將完稿時,賀敬之累倒了,住進醫(yī)院,而另一位編劇丁毅接過筆桿,寫完最后一幕“斗爭會”。
1945年4月28日,集體智慧下的《白毛女》在延安中央黨校禮堂首演,獲得了毛澤東及其他“七大”領導的高度評價。在延安連演30多場后,《白毛女》赴解放區(qū)各地演出,掀起了革命文藝的浪潮。
二 新中國的歌者
賀敬之始終強調(diào),《白毛女》是“集體創(chuàng)作”的成果,他本人只是其中“普通一兵”。毋庸置疑的是,通過新秧歌與新歌劇的創(chuàng)作實踐,賀敬之充分吸取了民間文藝的精華,為他在上世紀50年代的詩歌創(chuàng)作奠定了基礎。新中國成立后,在舉國歡騰的氛圍中,賀敬之接連創(chuàng)作了多首影響深遠的詩作,如《回延安》、《放聲歌唱》《十年頌歌》等,幾乎每發(fā)表一首就能產(chǎn)生轟動效應。澎湃的激情是賀敬之詩作的標志,而偉大的黨和祖國,更是他永遠的抒情主題。“假如我有一萬張口啊,我就用一萬張口齊聲歌唱!”歌唱什么?歌唱“偉大的、壯麗的、新生的祖國”,歌唱“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放聲歌唱》)
《雷鋒之歌》
.《放歌集》
賀敬之歌頌黨和祖國,更歌頌人民的英雄。從1958年到1965年,賀敬之一連寫了《向秀麗》《雷鋒之歌》《回答今日的世界》三首歌頌新一代英雄人物的詩,將英雄人物置于廣闊的歷史背景中,從中發(fā)掘出深刻的哲理,為后續(xù)文藝作品樹立了歌頌英雄的典范,其中《雷鋒之歌》更是深入人心、經(jīng)久不衰。此外,賀敬之也歌頌祖國的壯美河山與建設成就,代表作有《三門峽歌》《桂林山水歌》等,記錄下了祖國飛速發(fā)展的征程。
《放聲歌唱》一詩中,賀敬之充滿深情地指出,“我們共和國的每一個形象里”,每時每刻都在顯現(xiàn)著“黨的歷史”“黨的思想”“黨的力量”。恰如謝冕所指出的,賀敬之的政治抒情詩往往因重大政治事件而發(fā),圍繞數(shù)個歷史性畫面而展開抒情——在他的長篇頌歌中,歷史是現(xiàn)實合理性的印證,偉大的黨和祖國是歷史進程的必然成果。
在詩歌的藝術形式上,賀敬之也多有探索。據(jù)陳玉福《賀敬之與中國新詩》一文中總結(jié),賀敬之在詩學上主要有如下幾點:一、直接運用民歌體,樸素清新、流暢自然;二、側(cè)重汲取古典詩詞的長處,使新詩變得精煉而優(yōu)美;三、兼取中國民歌及古典詩詞特點,在以馬雅可夫斯基為代表的外國詩歌基礎上,創(chuàng)造出具有特色的“樓梯體”詩歌。此外,賀敬之在新格律詩、新古體詩等新詩體式上也進行了探索,取得了一定成就,為中國新詩發(fā)展作出了貢獻。
終其一生,賀敬之都以充沛的政治情懷投入到文藝創(chuàng)作中,為黨和國家放聲歌唱。“現(xiàn)在,又處于一個意氣風發(fā)、精神振奮的前所未有的時代,黨的思想力量和社會主義精神已經(jīng)掌握了千千萬萬人的心。詩作者可以從這里得到無窮的啟發(fā),并且真正能夠像普羅米修斯那樣從這里取得了圣火,然后賦予高度的熱力還給人民。”(郭小川《權當序言》)賀敬之是一代抒情詩人的代表,從黨和人民那里取得了文藝的火種,又將火熱的情感獻給了黨和人民,還有新生的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