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是改變歷史的一年。這一年秋天，新中國在歡呼與禮炮中誕生，美好的未來畫卷，在中國人民眼前徐徐展開。這是個充滿歡欣與希望的年代，也是一個放聲歌唱的年代。全中國的詩人們重拾古老的使命，成為新生祖國最虔誠的歌頌者。他們將自己的熱愛與向往化做激情澎湃的詩句，以此來銘記時代的豐碑。上世紀50年代的政治抒情詩，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誕生的。

恰如謝冕在《為了一個夢想——中國新詩1949-1959》所指出的，“頌歌是20世紀50年代中國詩歌的靈魂。”頌歌的精神來自于延安講話，而光明的新生活將這一精神播撒于詩人心中。抒情，無疑是這一時期詩歌的主旋律，以聞捷、李季為代表的“民間歌者”將具體情境融入詩中，歌頌著新生活的點滴體驗，而以賀敬之、郭小川為代表的“黨的兒女”則從現(xiàn)實和歷史出發(fā)，緊扣時代的脈搏，放聲唱出對黨和祖國的真情，提出自己的思考與疑問。這些來自解放區(qū)的詩人，扛起了20世紀中期新中國詩歌的大旗，在中國當代詩歌史上畫下了關鍵一筆。

在那個年代，情感充沛、直截了當?shù)恼问闱樵姡侵T多朗誦活動的主角。對于人民群眾來說，這些詩作是親切的、鮮活的、歡悅的、宏大的，貼合他們在新中國光輝照耀下的心情。放聲歌唱的詩人將頌歌傳進了千家萬戶，鼓舞著人們繼續(xù)奮斗、繼續(xù)前進。《放聲歌唱》、《十年頌歌》、《向困難進軍》、《閃耀吧，青春的火光》……這些篇目，都曾是人們耳熟能詳、開口即誦的經(jīng)典。

從延安走出來的詩人，都是最響亮的歌者。從抗日救國運動，到解放中國的斗爭，他們是黨的一分子，與革命同志并肩戰(zhàn)斗，與新中國一同成長。革命者的身份，讓他們更富有奮斗的激情，大聲唱出自己對于黨和國家的熱愛。賀敬之，正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

電影《白毛女》劇照

一 從延安走出的詩人

“回顧我一生的經(jīng)歷，離不開‘河’也離不開‘莊’。” 1924年出生于山東嶧縣（今山東省棗莊市臺兒莊）的賀敬之常把自己稱做“兩河兩莊”人，“兩河”是指京杭大運河和延河，“兩莊”是指山東臺兒莊和西安七賢莊。

早在少年時期，賀敬之就已經(jīng)接受了革命先進思想的洗禮。據(jù)賀敬之回憶，當他在小學讀書時，就在老師的教導下學會了唱《漁光曲》《大路歌》等歌曲，而賀敬之更是對文學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當時學校所用的新教材收錄了魯迅、巴金、蔣光慈、葉紹鈞等一些進步作家的作品，將文藝的種子播撒在了賀敬之的心間。

1937年，13歲的賀敬之以優(yōu)異的成績進入兗州簡師學習，可戰(zhàn)亂阻擋了他求學的腳步。因戰(zhàn)火頻仍，簡師被迫南遷，而年幼的賀敬之也不得不退學回家。不久，臺兒莊戰(zhàn)役打響，戰(zhàn)場近在咫尺，賀敬之總是能聽到十幾里外隆隆的炮聲。從來往軍人和逃亡難民的口中，賀敬之了解到日本人的暴行，強烈的愛國之情在心中燃燒。

經(jīng)過多方尋找，賀敬之重新回到了位于湖北的母校，不久又隨之奔波流亡。流亡路上，賀敬之讀了《大眾哲學》、《新華日報》等進步書刊，了解了紅軍長征等革命歷史，也知道了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慢慢有了投奔延安的想法。同時，他也如饑似渴地背誦著艾青、田間的詩，無形中磨練著詩藝。終于，在1940年，懷揣著希望與向往，賀敬之和同學悄悄北上，來到了革命的圣地——延安。到了延安，賀敬之交了自己在來延安途中寫的組詩《躍進》，魯藝文學系的主任何其芳立即決定錄取他。

魯藝為賀敬之打開了新的世界。周揚、周立波、何其芳等人所開設的課程，讓他汲取了充足的養(yǎng)分，寫出了《十月》、《紅燈籠》等廣受好評的詩篇。1942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更是為他的文藝創(chuàng)作之路指明了方向。隨后，賀敬之參與到了新秧歌運動中，從人民立場出發(fā)，創(chuàng)作了不少歌詞，其中《南泥灣》一曲更是傳唱至今。不過，賀敬之在延安最重要的一個作品，還得是歌劇《白毛女》。

1944年5月，西北戰(zhàn)地服務團從晉察冀邊區(qū)帶回一個“白毛仙姑”的故事，同年秋天，晉察冀邊區(qū)的林漫創(chuàng)作了小說《白毛女人》。拿到這兩份材料后，周揚提出可以依據(jù)兩個故事，創(chuàng)作一部大型的民族新歌劇，向“七大”獻禮。他把這一艱巨而緊迫的任務交給魯藝戲劇系主任張庚，而張庚竟把編劇任務交給了20歲的賀敬之，并鼓勵他“放心去寫”。賀敬之日夜奮戰(zhàn)，全心投入到創(chuàng)作中，并開創(chuàng)了邊寫邊排邊修改的“流水作業(yè)”新方式。就在即將完稿時，賀敬之累倒了，住進醫(yī)院，而另一位編劇丁毅接過筆桿，寫完最后一幕“斗爭會”。

1945年4月28日，集體智慧下的《白毛女》在延安中央黨校禮堂首演，獲得了毛澤東及其他“七大”領導的高度評價。在延安連演30多場后,《白毛女》赴解放區(qū)各地演出，掀起了革命文藝的浪潮。

二 新中國的歌者

賀敬之始終強調(diào)，《白毛女》是“集體創(chuàng)作”的成果，他本人只是其中“普通一兵”。毋庸置疑的是，通過新秧歌與新歌劇的創(chuàng)作實踐，賀敬之充分吸取了民間文藝的精華，為他在上世紀50年代的詩歌創(chuàng)作奠定了基礎。新中國成立后，在舉國歡騰的氛圍中，賀敬之接連創(chuàng)作了多首影響深遠的詩作，如《回延安》、《放聲歌唱》《十年頌歌》等，幾乎每發(fā)表一首就能產(chǎn)生轟動效應。澎湃的激情是賀敬之詩作的標志，而偉大的黨和祖國，更是他永遠的抒情主題。“假如我有一萬張口啊，我就用一萬張口齊聲歌唱！”歌唱什么？歌唱“偉大的、壯麗的、新生的祖國”，歌唱“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放聲歌唱》）

《雷鋒之歌》

.《放歌集》

賀敬之歌頌黨和祖國，更歌頌人民的英雄。從1958年到1965年，賀敬之一連寫了《向秀麗》《雷鋒之歌》《回答今日的世界》三首歌頌新一代英雄人物的詩，將英雄人物置于廣闊的歷史背景中，從中發(fā)掘出深刻的哲理，為后續(xù)文藝作品樹立了歌頌英雄的典范，其中《雷鋒之歌》更是深入人心、經(jīng)久不衰。此外，賀敬之也歌頌祖國的壯美河山與建設成就，代表作有《三門峽歌》《桂林山水歌》等，記錄下了祖國飛速發(fā)展的征程。

《放聲歌唱》一詩中，賀敬之充滿深情地指出，“我們共和國的每一個形象里”，每時每刻都在顯現(xiàn)著“黨的歷史”“黨的思想”“黨的力量”。恰如謝冕所指出的，賀敬之的政治抒情詩往往因重大政治事件而發(fā)，圍繞數(shù)個歷史性畫面而展開抒情——在他的長篇頌歌中，歷史是現(xiàn)實合理性的印證，偉大的黨和祖國是歷史進程的必然成果。

在詩歌的藝術形式上，賀敬之也多有探索。據(jù)陳玉福《賀敬之與中國新詩》一文中總結(jié)，賀敬之在詩學上主要有如下幾點：一、直接運用民歌體，樸素清新、流暢自然；二、側(cè)重汲取古典詩詞的長處，使新詩變得精煉而優(yōu)美；三、兼取中國民歌及古典詩詞特點，在以馬雅可夫斯基為代表的外國詩歌基礎上，創(chuàng)造出具有特色的“樓梯體”詩歌。此外，賀敬之在新格律詩、新古體詩等新詩體式上也進行了探索，取得了一定成就，為中國新詩發(fā)展作出了貢獻。

終其一生，賀敬之都以充沛的政治情懷投入到文藝創(chuàng)作中，為黨和國家放聲歌唱。“現(xiàn)在，又處于一個意氣風發(fā)、精神振奮的前所未有的時代，黨的思想力量和社會主義精神已經(jīng)掌握了千千萬萬人的心。詩作者可以從這里得到無窮的啟發(fā)，并且真正能夠像普羅米修斯那樣從這里取得了圣火，然后賦予高度的熱力還給人民。”（郭小川《權當序言》）賀敬之是一代抒情詩人的代表，從黨和人民那里取得了文藝的火種，又將火熱的情感獻給了黨和人民，還有新生的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