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一直在工作》（1981年初版，圖為伊利諾伊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對于女學者而言，我相信我那一代要比現(xiàn)在容易得多。因為現(xiàn)在對出版和發(fā)表的要求在急劇增加。不發(fā)表一兩篇論文，男性和女性通常都找不到工作，而且從教的最初幾年還要馬上出版第一本專著。我真替現(xiàn)在從事學術研究的青年女性感到難過，因為很多人到了必須考慮結婚生子的年紀。”

當你們去找工作的時候，是一名婦女史學者，同時也是社會史學者、勞工史學者、經濟史學者、政治史學者

邢：您是在婦女運動中引領潮流的那一代，而且作為女性率先進入了學術領域，還在職場上與性別歧視作斗爭。但你們這代人在成長的過程中，是缺少職業(yè)學術女性的榜樣的。

凱斯勒-哈里斯：我們也不是完全孤獨的，有幾位比我們年長的女性在前方引領，比如格爾達·勒納就是我的個人榜樣。在20世紀早期，有瑪麗·比爾德（Mary Beard）、朱莉婭·斯普 魯 伊 爾（Julia Spruill）等 人 面臨著巨大的困難去撰寫女性歷史。專業(yè)學者瞧不上她們的研究，但她們仍然是我們的表率。我們前一代學者比如威莉·李·羅斯（Willie Lee Rose）、格爾達·勒納、安妮·斯科特，都清醒地意識到，只有整個學界都意識到女性學者和婦女史的價值，我們才可能取得真正的進步。我們應當向她們致敬。

拿格爾達·勒納來說，她于1973年在薩拉·勞倫斯學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開設了美國第一個婦女史碩士項目。1974年，她邀請我去做客座教授，與她相處的兩年時間使我頗受啟迪。與此同時，我的朋友琳達·克爾伯因為尋找終身教職受阻，于是在美國歷史學會內部發(fā)起一次有益的行動，擔任該學會首個“女性地位委 員 會”（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Women）的成員。現(xiàn)在她可能是美國最知名的婦女史學家。你也許可以說，我們的榜樣來自民權運動和新左派。一旦大門被打開，人們就會接踵而入。所以第二代出現(xiàn)時，她們已經能夠撰寫婦女史的學位論文了。南希·科特、薩拉·埃文斯還有南希·休伊特（Nancy Hewitt）都屬于這一代。我們這代人是從研究一般性課題起步的，但下一代就可以自由地研究有關女性的課題了。

比如，卡羅爾·史密斯-羅森堡出版的第一本書是關于宗教史的，琳達·克爾伯最初研究的是聯(lián)邦主義者，布蘭奇·威森·庫克則研究一戰(zhàn)中的和平運動。在20世紀70年代初，在《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和《美國歷史雜 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上發(fā)表關于女性的論文還很困難。所以我們創(chuàng)辦了《女性主義研究》（Feminist Studies）、《符號：文化與社會中的女性雜志》（Signs: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兩者都是跨學科期刊。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出現(xiàn)了四五種專注于婦女史與交叉學科的刊物，包括《女性和性別》（Women and Gender）、《婦女 史 雜 志》（JournalofWomen’s History）。一旦有了出版陣地，知識就得以傳播，婦女史研究也繁榮起來。

我不是說事情就變得容易了。即使現(xiàn)在很多院系意識到他們必須聘任一個專職婦女史、性別史或性史的歷史學者，但是一般也只有一個教職。所以，婦女史學者面臨的職位并不多。我曾經對我的學生講，當你們去找工作的時候，你是一名婦女史學者，但你同時也是社會史學者、勞工史學者、經濟史學者、政治史學者。你不能只把自己限定為婦女史學者。因為你們也許找不到婦女史的教職，但是如果你寫過政治中的女性，你就可以教政治史了。這算是為你在就業(yè)市場上加了雙保險。我們的認同更廣泛，這符合我們逐漸形成的認識，即為了理解美國歷史，我們必須理解性別在其中發(fā)揮的作用。

邢：當您剛得到教職的時候，他們讓您教婦女史嗎？

凱斯勒-哈里斯：就我個人的經歷而言，并沒有那么順利。當時我任教于紐約長島的一所小型學院，我是歷史系聘任的第一位女性學者。我在那里從教了20年，是唯一的全職女教師。當然，也有兼職教師或者只教一兩年的女教師。我受聘的專業(yè)是美國歷史，我教過美國通史課程、“20世紀美國史”以及通論性的勞工史、社會史。很幸運的是，在我去那之前，一位男同事在系里率先開設了婦女史課程。我去了之后不久，他就把課讓給我了，所以我那時候可能比大部分同仁都過得自在。

當時還有其他一些問題。那時候我和兩個男老師共用一間辦公室，所以我在辦公室，我都會讓門開著。因為關著門會顯得很別扭。男同事們會在系里開會的時候說閑話，雖然沒有惡意，但是這些竊竊私語也讓我清楚自己是個異類。例如，會議記錄一般是由新進成員來做的。但我到系里之后，這樣的規(guī)定就把我的男同事置于尷尬的處境。每次開會之前總有人對我說：“愛麗絲，通常來說我們應該讓你來記錄，但因為你是女人，我們不能讓你做這個。”然后所有人就會嘀咕，好像我把額外的負擔強加給了某個人。偶爾我會以幽默回應。幽默還幫我化解諸如不幫他們泡咖啡的萬年調侃，事實上，我會笑著提議，由我來教他們怎么沖泡咖啡。

還有些事就不那么愉快了。那時我有小孩，白天有人在家照料孩子。但我必須準時回家，所以我不能總待在辦公室。然而我不可能總以照顧小孩為理由而不去開會，所以我得想一些其他借口。我會說我得去看戲或者其他什么事，這樣才不至于招惹議論。現(xiàn)在當然完全不一樣了，有男老師站起來說我得去接孩子了，每個人都要為他鼓掌呢。

我們這一代人擁有后來人們必須去爭取才能獲得的機會

邢：下面是一個老掉牙的話題，但我很愿意聽聽您的看法：如何平衡家庭和事業(yè)？假設在時間沖突的情況下，必須優(yōu)先考慮一個角色，母親、妻子、教師、學者，哪一項是您最優(yōu)先考慮的？

凱斯勒-哈里斯：這就像是表演雜技一樣困難。對于女學者而言，我相信我那一代要比現(xiàn)在容易得多。因為現(xiàn)在對出版和發(fā)表的要求在急劇增加。在那時，只要你做個好老師，在系里服務好，即使出版著作不多，在大部分高校都能拿到終身教職。但如今這在許多學校都行不通了。不發(fā)表一兩篇論文，男性和女性通常都找不到工作，而且從教的最初幾年還要馬上出版第一本專著。我真替現(xiàn)在從事學術研究的青年女性感到難過，因為很多人到了必須考慮結婚生子的年紀。

我1968年博士畢業(yè)，后來憑幾篇論文和一部參編的叢書就拿到終身教職。直到1980年我才出版第一本專著。那時候我有小孩，不可能像后來那樣投入到工作中。老實說，我要是晚出生20年，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還能獲得現(xiàn)在這樣的成就。可以慢一點工作，慢一點發(fā)表是件挺奢侈的事。雖然我會去演講、參會，活躍于學術，但是我沒有被要求去做現(xiàn)在的年輕人必須做的事情。

另外，幸運的是，我有足夠的錢去雇人照顧孩子。那時還沒有公共托兒服務，但我們能為女兒請一個非全職的保姆，免去了我的后顧之憂。我知道自己有多幸運。

我想我們這一代人——所謂先鋒一代——還有個優(yōu)勢，就是我們擁有后來人們必須去爭取才能獲得的機會。我舉個例子，在1973年，我被選進美國研究學會（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的全國委員會，代表美國研究領域的女性。一年多之后，我又受邀加入美國歷史學會的女性歷史學家委員會。那時候滿足要求的女性太少。一旦這些專業(yè)組織發(fā)現(xiàn)他們需要女性，我們就要承擔大量工作。但同時，這些工作也促進了同業(yè)間的交流，比如這讓我們與許多重要刊物的編輯建立了聯(lián)系。這對于我后來的出版幫助巨大。我想現(xiàn)在年輕人要面臨的競爭要激烈得多。

我經常對我的學生說，你們可以做任何事，但你們不能一起做，所以你要選擇你想做的那件事。如果你想待在家照顧孩子，那很好，在家陪孩子，慢慢來，花上兩三年的時間。但別把工作完全放下：慢慢寫你想寫的書或文章，或者就好好教書。做決定是要承擔代價的，但根據個人需要做優(yōu)先選擇是可行的。現(xiàn)在這個時代，無論男女都要結合家庭、事業(yè)以及個人需要去做決定，每個人都要依據自身情況來做職場選擇。

邢：當人們談及非常成功的女歷史學家的例子，他們往往會說她們不僅著作等身而且子女眾多。所以在這個女性定義的背后，潛臺詞就是女性成功要平衡好工作和生活。如果家庭不美滿，即便學術做得好、工作再有成就，也不能算是成功的女性。

凱斯勒-哈里斯：依我個人經驗，如果女性生育五六個孩子，那她要從家里得到許多協(xié)助才行。也許她們家里足夠富有，可以請全職保姆。但有一點你是對的，我們對于兩性有雙重標準。男性發(fā)表優(yōu)秀的論著就能算作成功，而家庭責任不會被計算在內。現(xiàn)在可能有些許改變。我不知道中國的情況，但在美國，人們處理家庭問題的方式是不同的。我的家庭就是個例子。我有三個女兒，其中一個女兒有三個孩子，另外一個女兒有兩個孩子，還有一個女兒只有一個兒子。她們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其中一個堅持工作，一般每周工作30小時左右，孩子們小的時候，她丈夫在家里照顧。另一個女兒，雖然有博士學位，但有15年沒有工作，她最小的孩子開始上學后，她才回去工作。還有一個女兒，和她的丈夫一樣，一直在工作，根據需要雇人幫忙。大家做不同的決定，根據個人情況平衡工作和家庭。

他們倒是沒權力開除你，但是可以在你申請終身教職的時候投反對票

邢：我曾經遇到過一個美國的老太太，她讀碩士的時候已經60歲了。她告訴我，年輕的時候她生了三胞胎，所以要花很長時間照顧孩子。她要一直到退休以后，才有時間和精力開始重新讀書。她最后選擇了去印第安納的一所高校攻讀婦女史的碩士學位。我有時想，即便她生完孩子以后回到學校，或許也會面對制度層面的種種阻力。您在20世紀70年代找到教職的時候，系里是如何對待女性學者的，您是否遇到過歧視，相關的制度又是如何改進的？

凱斯勒-哈里斯：在我記憶中，沒有什么太過明顯的歧視，但有許多規(guī)則和做法有效地妨礙了女性全心投入工作。例如，很多院系不愿意同時雇傭夫妻雙方，這就意味著有些夫婦需要長途通勤才能見面。當時也沒有正式的產假，女性要么得在帶薪年假期間生孩子，要么在孩子還很小的時候休假，這種假期通常沒有薪水。一段時間之后，婦女們開始向專業(yè)組織施壓，要求變革。比如美國歷史學會的女性歷史學家委員會說服理事會出臺了一項規(guī)定，即年度會上的每個研討小組都必須是性別混合的。這意味著大多數(shù)研討小組的男性必須竭盡全力尋找合適的女性。這樣的強制性規(guī)定出臺后，男性會員照做了。

我們做的另一件事是更改了年會的時間。美國歷史學會以前是在圣誕節(jié)和新年之間的周末舉辦會議，而那一周孩子們一般都要放假回家，許多女性都走不開。然而男人卻常常盼望著這樣的日子，因為他們可以在忙亂的節(jié)日期間，暫時離家遠去。我們說服學會將會議從那周改到一月份的第一周，也就是孩子們返校之后，這使得女性更有可能參加這些會議。

我們還堅持讓《美國歷史評論》和《美國歷史雜志》的編輯委員會實行性別混合。我們推動各院系公開招聘所有工作崗位，這樣年輕人就不再需要依靠擔保人或導師為他們找工作了。歷史學家組織無權干涉院系的工作，但它們可以制定標準并鼓勵人們遵守這些標準。比如，雖然我們不能強制要求他們實行帶薪產假，但我們確實敦促他們改革了終身教職制度，允許生孩子或照顧新生兒的父母在申請終身教職的七年年限上寬限一年。

涓涓細流終能匯成大海，量變也最終會引發(fā)質變。在過去，如果一個院系有職位空缺，有些人，也許是系主任，就會打電話給他最好的朋友，問他們是否有合適人選。在我們堅持所有工作都要公開聘任之后，情況發(fā)生了變化。現(xiàn)在每一份工作，即使是常春藤盟校也都必須公開聘任。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也無論膚色之別，所有人都知道有這么一個崗位可以申請。雖然這不代表他們能得到崗位，但至少他們獲得了機會。這些變化使行業(yè)內發(fā)生了轉變。現(xiàn)在的平等范圍擴大了，例如現(xiàn)在的研究生都在爭取家庭健康保險，而不僅僅是個人醫(yī)療保險。

邢：之前訪談瑪莎·豪厄爾教授時，她曾建議，女性要統(tǒng)一戰(zhàn)線、一起為自己的權利呼喊，而不要個別發(fā)聲，因為如果你自己站出來對抗整個圈子，第二天可能就失業(yè)了。

凱斯勒-哈里斯：他們倒是沒權力開除你，但是可以在你申請終身教職的時候投反對票。更常見的是，他們不聽你說話，排擠你。但如果你采取集體行動，與其他志同道合的人合作，你就能占據更有利的位置。

女性身份讓我意識到很多事情并非理所當然。我們必須努力通過平衡工作和家庭去爭取我們所需要的東西。這會讓我們變得更強大。我學會了如何去鼓勵那些有困擾的學生，并讓她們相信自己能夠克服障礙。我學會了去開導她們，告訴她們能找到解決的辦法，因為我屬于為所有女性開辟道路而共同努力的那一代人。那段相互鼓勵、一起奮斗的歷史，讓女性變得更加強大。

（本訪談系“歷史讓女性更強大”下篇，上篇見2019年7月19日《文匯學人》。邢承吉，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史方向博士候選人；王仲達，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