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0月1日，中國科普創(chuàng)作研究所（1987年更名為中國科普研究所，簡稱科普所）啟用印章，正式開張。當時它與中國科普作協(xié)合署辦公，對內一套人馬，對外兩塊牌子。科普所由高士其任名譽所長，初創(chuàng)階段成立領導小組，由中國科學技術協(xié)會普及部部長黃漢炎兼任組長。時年58歲的梅光（第一任所黨委書記）、56歲的王麥林和51歲的章道義為領導小組組員。他們協(xié)力帶領為數(shù)不多的人馬，克服種種困難，在不長的時間內完成許多重要的工作，很令人敬佩。

2004年，由梅光和居云峰主編，由科普所離退休老同志和部分在職人員，并邀請個別長期參與科普所研究工作的老專家，共同編寫完成了《我與科普所：中國科普研究所巡禮》一書，科普所內部印發(fā)。此書的編校質量雖有缺憾，但其文獻價值毋庸置疑。其中梅光的《科普所創(chuàng)建初期的艱難歲月》一文和章道義的兩篇文章《深切懷念我國科普事業(yè)的先驅科普所名譽所長高士其》《我在中國科普研究所》，對于了解和研究科普所的早期歷史尤有重要價值。

章道義的《我在中國科普研究所》一文寫道：“在四年中我們就辦了好幾件既有現(xiàn)實意義又有深遠影響的大事”。其中的第二件大事，是“邀請了幾十位熱心科普工作并富有思想見解的專家學者和初露頭角的青年科普專家，如王梓坤、王國忠、符其珣、談祥柏、饒忠華、林仁華、卞毓麟等在北戴河開了一次科普創(chuàng)作研究計劃會議，廣泛地聽取了各有關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從而在研究所的周圍團結了一批創(chuàng)作研究力量”。本文所述，正是圍繞這次會議的一些回憶。

一、盛會

舉辦這次會議的主旨，在會議通知中說得很清楚。茲照錄“通知”全文如下：

為了有計劃有組織地開展科普創(chuàng)作的理論研究，并支持一些科普作者下功夫創(chuàng)作高質量的科普作品，中國科普創(chuàng)作研究所定于1982年4月21—27日在北戴河東山賓館，召開科普創(chuàng)作的理論研究及重點創(chuàng)作選題計劃會議。會議的主要內容是：

一、介紹科普創(chuàng)作研究所成立以來的工作和今后的工作計劃。

二、討論如何組織和資助所外人員參加科普創(chuàng)作的理論研究和重點創(chuàng)作。

三、制定近幾年內的研究與創(chuàng)作選題計劃，并落實到人。

特邀請您撥冗參加會議，如因故不能出席會議，請將您的意見和研究、創(chuàng)作計劃連同回執(zhí)寄回我所。

附上“近幾年內研究與創(chuàng)作選題范圍”“聘請兼職研究人員暫行辦法”和“研究和創(chuàng)作選題計劃表”，供參考。

中國科普創(chuàng)作研究所（公章）

1982年3月24日

整個會議的日程安排是：4月21日上午全體會議，介紹科普創(chuàng)作研究的情況和工作計劃，章道義報告《科普創(chuàng)作研究的范疇、方向和任務》，下午和4月22日全天分組討論。4月23日和24日兩個整天，分組討論或推薦可以承擔的科普創(chuàng)作研究任務。4月25日休息一天。4月26日上午分組討論開展科普創(chuàng)作評論工作，下午分組討論“聘請兼職研究人員暫行辦法”。4月27日上午全體會議，大會總結，當天下午離會。從37年之后生活節(jié)奏大大加快的今天來看，此會開了整整一個星期，用時似乎過于“奢侈”。但當時能聚集那么多志同道合的戰(zhàn)友，歷時一周悉心研討，這在某種意義上，本身就是一次成功。

這次會議由梅光和章道義總負責，湯仲清、馬曉庚、耿玉琴組成會務組。其余與會者分成四個組，作為歷史的回顧與記憶，此處值得羅列全部名單如下：

第一組（14人）：徐克明、王梓坤、談祥柏、夏樹芳、張三慧、凌永樂、王真、卞毓麟、林之光、費金深、高莊、孔德庸、向華明、郭正誼。

第二組（15人）：史超禮、凌肇元、蔡幼伯、程鳴之、朱先立、王健、劉壽聽、馮永亨、佟屏亞、朱毅麟、林仁華、王明慧、王洪、袁清林、湯壽根。

第三組（17人）：周孟璞、符其珣、鄭公盾、金濤、趙之、黃連城、陳淵、周稼駿、文有仁、梁烈、李元、吳伯澤、何寄梅、王惠林、蔡偉蓉、陶世龍、黎先耀。

第四組（12人）：王國忠、司有和、朱志堯（缺席）、劉后一、張鋒、鄭延慧、陳天昌、盛如梅、孔述慶、陳日朋、孔小梅、郭以實。

與會者的年齡分布：40歲以下10人，41~50歲18人，51~60歲30人，60歲以上5人。當時我本人是39歲。2002年，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章道義主編的《中國科普名家名作》（上下冊，約200萬字），在書中可以查到上述大部分人士的簡況。

在最后一天的全體會議上，有14人發(fā)言交流經驗，他們依次為：徐克明（科學普及出版社四編室）、凌肇元（天津四十二中）、陶世龍（武漢地質學院科研處）、郭以實（中國科普創(chuàng)作研究所）、王梓坤（南開大學數(shù)學系）、卞毓麟（中科院北京天文臺）、談祥柏（第二軍醫(yī)大學）、王國忠（上海科技出版社）、鄭延慧（《我們愛科學》編輯部）、程鳴之（《農村科學》編輯部）、林仁華（解放軍戰(zhàn)士出版社）、朱毅麟（七機部501部）、陳淵（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梁烈（《科學之春》雜志社）。有些發(fā)言確實很精彩，例如，王梓坤介紹創(chuàng)作《科學發(fā)現(xiàn)縱橫談》的動機和艱苦過程；談祥柏介紹多年來研究馬丁·加德納的經歷；林仁華介紹“軍事科普叢書”受到全軍指戰(zhàn)員的歡迎，以及全體作者和編者受到總政治部嘉獎的喜訊；朱毅麟介紹錢學森對科普創(chuàng)作的關懷和他自己的體會等，都使大家受益匪淺。

為配合中國科普作協(xié)鼓勵開展科普評論，培養(yǎng)科普評論人才，科普所在會上決定出版內部參考資料《評論與研究》。《評論與研究》第1期很快就在當年6月面世，水準可嘉，其后各期也多有看點。我所見到的最后一期《評論與研究》是1986年12月出版的第10期，刊末仍有“征稿簡則”，但我不知此刊一直出到何年何時。

圖1 《評論與研究》第1期

20世紀80年代初，我本人雖已發(fā)表了相當數(shù)量的科普作品，向我約稿的刊物和出版社仍絡繹不絕，但是我并不太清楚其他科普作家是怎樣從事創(chuàng)作的。在某種意義上，我還是科普界的一名“散兵游勇”。

參加這次北戴河會議，對我很有幫助。在全體與會者中，我原先認識或見過的屈指可數(shù)。最熟悉的是李元和吳伯澤。李元長我18歲，與我是同行，他在天文館，我在天文臺，多年來亦師亦友，時有交往。吳伯澤長我10歲，是科學出版社公認的才子，我們都對引進外國科普佳作極感興趣，我也是他所在編譯室的一名主要譯者——以參譯每年一卷的《美國科學年鑒》和翻譯阿西莫夫著作為主。記得在北戴河會議報到后，第一面見到章道義，老吳就向他介紹：“這是卞毓麟，他對阿西莫夫很有研究。”李元向陶世龍介紹說卞毓麟是天文科普作家，老陶當即表示：“我知道，他寫了一本《星星離我們多遠》。”

不少久聞其名的科普人物，在這次會上都見到了。一下子認識了那么多新朋友，令我格外高興。尤其值得回憶的是，我在中學時代，讀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蘇聯(lián)別萊利曼教授的《趣味物理學》《趣味力學》《趣味天文學》《趣味幾何學》等名著簡直著了迷，其中《趣味物理學》等幾部書的譯者就是符其珣先生。我很佩服他的譯筆，也佩服他的嚴謹和勤奮，還有《少年電機工程師》、伊林的《自動工廠》等也都是符老翻譯的。符老出生于1918年，長我25歲，在北戴河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和藹，謙遜，開朗，坦誠，幽默，機智……會間觀光，他還在路旁掏錢騎馬照相。只可惜后來再也無緣面聆符老教誨。當我獲悉他于1987年69歲去世時，頓覺悲傷莫名。

也就在這一年，我加入了中國科普作協(xié)，有了更多的機會向前輩作家學習，與志趣相投的同道切磋。我覺得，自己在科普創(chuàng)作的道路上又跨出了新的一步。

這次北戴河會議之后不久，同年5月11日和12日，科普所又在北京分別召開兩次為期一天的科普創(chuàng)作研究座談會，共有在京作者和編者90余人參加；會上介紹了北戴河會議的情況，更廣泛地征求了意見和個人的研究與創(chuàng)作計劃。

二、發(fā)言

我在這次北戴河會議上的發(fā)言，題為《我為什么要研究阿西莫夫》(此處“莫”原作“摩”，實因在20世紀80年代，Asimov有兩個最常見的中譯名，即“阿西摩夫”和“阿西莫夫”，90年代漸統(tǒng)一為“阿西莫夫”。下文中“摩”皆已改為“莫”，不再加注)。會后，郭正誼主持編印《評論與研究》，約我將發(fā)言整理成文。此文2400字，刊登在6月20日出版的《評論與研究》第1期上。

我談到，自己研究阿西莫夫既有直接原因，也有間接原因，更有一個根本目的。根本目的，簡而言之還是“洋為中用”：一是直接以此向讀者普及科學知識，二是供國內作者研究與借鑒。

我所說的“直接原因”，在于我覺得阿西莫夫的作品：

不僅兼有一般中級科普讀物均需具備的長處：不避艱深、史料豐富、邏輯性強、文筆優(yōu)美等，而且?guī)缀醪恍枰鍒D，單憑文字本身的力量就能把科學上許多抽象、復雜的概念與問題講得清清楚楚……他的作品很值得借鑒。阿氏原系一位生物化學副教授，他何以能涉足自然科學的所有領域、寫出數(shù)以百計的優(yōu)秀科普書籍和數(shù)以千計的科普文章？這個問題本身就富于魅力。

1979年年初，我與一位朋友黃群一起譯完了阿西莫夫著的《洞察宇宙的眼睛——望遠鏡的歷史》。我們都深深地被這本書中優(yōu)美的科學內容與雋永的文字風格打動了。我本人則在近年內以更大的熱情主持或參與了翻譯阿西莫夫的另外四部科普作品。與此適成對照的是，我本人的《星星離我們多遠》一書于1980—1981年之交面世后，雖然也很受讀者歡迎，卻終于沒能使我下決心再寫第二本……更主要的是，我一直在想：假如我并沒有把握比別人寫得更好的話，那么，我為什么不盡自己之所能先多多介紹一些別人的佳作呢？每一個作者都應該想到：對于嚴肅的讀者而言，歸根到底，最迫切需要、最高興的事情，乃是讀到真正的好書。作為作者，我們有什么權利違背讀者的心愿呢？

在翻譯阿西莫夫科普作品的過程中，我們也看到了他對人與大自然相處所持的樂觀積極的態(tài)度，看到了粗讀他的作品時容易忽略的某些高尚情趣。于是，在翻譯阿氏作品的過程中，對他的研究也自然而然地開始了。

在我發(fā)言之后，談祥柏、王國忠、鄭延慧等人相繼做大會發(fā)言。鄭延慧當時是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我們愛科學》編輯部副主任。北戴河會議召開時，我已應邀為《我們愛科學》撰寫不少文章，故同鄭延慧熟悉。鄭延慧年長我14歲，后來我常稱她為鄭大姐。她在會上談了自己研究科普創(chuàng)作思想的體會，成文后也在《評論與研究》第1期上刊出。有點出乎我意料的是，她似乎誤解了我在發(fā)言中表達的某些想法，因此說了這樣一段話：

阿西莫夫的作品誠然具有一般科普作品的許多優(yōu)點，諸如知識淵博、資料豐富、材料比較新、行文比較流暢等。然而，我總覺得，就思想高度而言，似乎還是伊林的作品比阿西莫夫的作品要略勝一籌。

為什么這樣說呢？一位熱心天文科普創(chuàng)作的作者的話，似乎可以證明這里的一點意思。這位作者說，當他看了阿西莫夫寫的關于普及天文知識的著作以后，決定暫時不打算再寫天文方面的科普作品，與其再寫，不如先翻譯阿西莫夫的。

我們是否可以認為，這番話從一個角度說明，天文知識再豐富，終究是那么些內容，不管是誰要想花樣翻新，也不能翻到天文知識本身以外去，如果有人確實寫了一本幾乎可以概括天文知識大全這樣一類知識的科普書，再想寫一本超過這本書的，就必須深入一步動點腦筋，否則你寫的也是那些天文知識，他寫的也是那些天文知識，哪怕是著名作家寫的科普著作，也很難逃脫會使讀者產生似曾相識的感覺。

鄭大姐文中所言“一位熱心天文科普創(chuàng)作的作者的話”，在大會發(fā)言中原為“卞毓麟剛才說”。盡管日后我們的相遇、合作不勝枚舉，卻從未再提起這些思考中夾雜的小誤會。

光陰荏苒，在科普所成立30周年之際，由任福君、姚義賢主編了一套“科普人生：聆聽老一輩科普工作者娓娓道來的科普歷程”叢書。其中《情系少兒——鄭延慧》一書的彩色插頁中有一些我很熟悉的照片，一幅是“鄭延慧主編的‘科海新大陸叢書’（11卷）”，我曾為之撰寫書評；另一幅照片是“鄭延慧等人主編的‘新編十萬個為什么’叢書（20卷）”，我是其中“天文卷”的主編，并撰寫了不少篇目。

在《情系少兒》一書中，鄭延慧介紹了她主編“科海新大陸叢書”的詳情。她說出版以后，“我的老領導、多年的合作者王國忠為它寫了一篇評介文章《讓科學的火炬代代相傳》，發(fā)表在當年的《科技日報》上，天文學家卞毓麟也寫了一篇文章《我看〈科海新大陸〉》，發(fā)表在《中國青年報》上。很可惜，這兩篇文章這次我竟未能找到。”后來，我于2012年9月復印了這篇題為《我看〈科海新大陸〉叢書》的文章（《中國青年報》1995年5月15日第7版），給鄭大姐寄去，并附函如下：

延慧大姐：您好！

前些時讀了《情系少兒——鄭延慧》一書，很感動。書中有三處（第44頁、56頁、59頁）提到我，更是倍感親切。

書中第56頁寫道：“天文學家卞毓麟也寫了一篇文章《我看〈科海新大陸〉》……這次我竟未能找到”，現(xiàn)在我找出了這篇文章，特復印寄呈。光陰似箭，十七年過去了，留個紀念吧。

《情系少兒》有很強的思想性，也有很可貴的史料價值，對于后人了解這半個多世紀中國的少兒科普大有好處。作為一名科普事業(yè)的熱心人和實踐者，我對您深表敬意。

書中還有一處未指名地提到了我（第146頁第1行）。我還記得，那是在北戴河會議上的事情。當時我在會上發(fā)言談研究阿西莫夫，您隨即表示不很贊成我說的某些話。其實，在會上我就覺得我們表達的意思不完全是一碼事，但大家無疑都是從積極的角度考慮問題。我當時感到，對于我的發(fā)言，您似乎有一點兒誤解。當然，您的批評是很善意的。

（此處省略一段）

當年葉至善先生說“梳兩個小辮兒的鄭延慧也退休了”，而如今連我都已經70歲了。我還在做各種事情，也想做不少事情，但是體力、精力、腦力都大不如前，效率很低啦！人們常問我：“從事科普幾十年，有些什么感悟？”我的回答是：“科普，決不是在炫耀個人的舞臺上演出，而是在為公眾奉獻的田野中耕耘。”

真希望能再多“耕耘”幾年啊！（下略）

我沒有收到回信。后來有一次，在中國科普作協(xié)的一次活動上，我又見到鄭大姐，問她：“我一年多以前曾經給您寫過一封信，您還有印象嗎？”她說：“沒有。我收到信都會回復的。”

最后我才明白，鄭大姐好些年前早已喬遷，但我仍把信寄往她家舊址了。這封信未因“查無此人”而退回，于是成了無頭案。此后我未再見到鄭延慧，聽朋友們說，她年事已高（今年恰好90歲），身體和腦力都很差了。但是，我對她幾十年前意氣風發(fā)的形象依然記憶猶新。

三、研究

在北戴河會議上，與會者對研究課題提出了不少很好的想法。例如：

我國現(xiàn)代科學小品研究（黎先耀，北京自然博物館副館長）；

近年來科學詩歌創(chuàng)作的進展及其特色（張鋒，《化石》雜志副主編）；

幼兒科普讀物初探（陳日朋，東北師范大學學報編輯部助研）；

少兒科普與美的教育（鄭延慧，《我們愛科學》編輯部副主任）；

竺可楨與科學普及（高莊，科學出版社四編室副主任）；

戴文賽等天文學家的料普活動與我國天文學的發(fā)展（李元，北京天文館副編審）；

賈祖璋作品研究（陳天昌，中國青年出版社四編室副主任）；

別萊利曼及其作品研究（符其珣，一機部情報所文獻室主任）；

馬丁·加德納及其數(shù)學科普作品研究（談祥柏，上海第二軍醫(yī)大學副教授）；

阿西莫夫科普作品研究（卞毓麟，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助研）；

…………

如此等等，各個課題具體進展情況不一，我本人對總體情況的了解也很有限，但從后來多年的見聞仍可獲知，有些課題確是做了深入研究，并取得可喜成果。例如，高莊對竺可楨的研究，黎先耀對科學小品的研究，李元對戴文賽等的研究，談祥柏對馬丁·加德納的研究……

至于我本人對阿西莫夫的研究，其實在北戴河會議前已持續(xù)好幾年。我發(fā)表的第一篇關于阿西莫夫的文章，是1980年5月《科學實驗》雜志刊出的《科普明星阿西莫夫》，后為《青年文摘》轉載，但這是一篇通俗性的介紹，算不上研究論文。

1981年5月，科學普及出版社出版了黃伊主編的文集《論科學幻想小說》，收錄27篇論文，共28萬字，印14400冊。黃伊長我14歲，多年就職于中國青年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兩大名社。他編完《論科學幻想小說》時，感覺書中尚缺阿西莫夫實為一大遺憾，便請鄭文光推薦作者。鄭與我是北京天文臺的同事，深知我正在努力研讀阿西莫夫。黃伊乃依薦來函約稿，意謂請撰一篇《阿西莫夫和他的科學幻想小說》，字數(shù)少則數(shù)千，多可逾萬，要求行文流暢，言之有物。交稿時間以一星期為限，過時不候。我對“過時不候”印象深刻，心想這是你找我“救急”，措辭何以如此生硬？但出于對阿西莫夫作品之酷愛，乃全力以赴寫出13000字的長文，一周之后面交黃伊。《論科學幻想小說》出版后，我拿到兩冊樣書，卻未再見過黃伊。不過，其自傳性著作《編輯的故事》（金城出版社，2003年5月），我是認真讀了的。我本人從未寫過科幻小說，但至今科幻界的諸多人士仍然知曉我，追根溯源，還是那篇《阿西莫夫和他的科學幻想小說》的影響。有人認為這是“我國第一篇系統(tǒng)地介紹阿西莫夫科幻創(chuàng)作歷程的頗有深度的作品”，若果真如此，那真是三生有幸了。此后，我對阿西莫夫的研究，主要是專注于他的科普作品。

北戴河會議之前，我翻譯的第一本阿西莫夫天文科普作品《走向宇宙的盡頭》（與唐小英合作，江蘇科技出版社，1981年10月）已經出版；前已提及的《洞察宇宙的眼睛》譯畢交稿已久，行將付梓；阿西莫夫著《太空中有智慧生物嗎？——地外文明（上篇）》也已與黃群合譯完畢（后由科學出版社于1983年1月出版）……

在北戴河會議上談“我為什么要研究阿西莫夫”時，我曾說：

我打算如何研究阿西莫夫？具體計劃日后尚可細述，很多事情都將與阮芳賦同志共同計宜……在這里，我只是想說，凡是希望自己的研究工作取得一些成績的人，都應該下苦功夫。既然是科學，又是研究，首要的就是嚴謹，要有王梓坤同志那種“十年磨一劍”的精神。鑒于阿西莫夫作品數(shù)量之巨、涉獵領域之廣，對他的研究（尤其是業(yè)余研究）……也許會持續(xù)相當長的時間，困難也會很多……然而，事畢竟由人為之；無論是科學界還是文藝界，在人物研究、作品研究或歷史研究方面，都不乏從巨處著眼，從細處著手的典范。我們愿學習許良英先生研究愛因斯坦、或姚雪垠先生研究李自成所體現(xiàn)的那種鍥而不舍、一絲不茍的治學精神。

我還簡單提及了阿西莫夫的科普創(chuàng)作動機。當時，湯壽根正主持中國科普作協(xié)主辦的《科普創(chuàng)作》（雙月刊），隨即就此向我約稿。5月中旬我將《阿西莫夫的科普創(chuàng)作動機及其他》（與阮芳賦合作）一文送交湯先生，全文約2700字，不久即在《科普創(chuàng)作》1982年第4期刊出。

《阿西莫夫的科普創(chuàng)作動機及其他》一文刊登在《科普創(chuàng)作》1982年第4期上

緊接著，1982年7月底，中國科普作協(xié)發(fā)出通知，定于8月30日—9月5日在云南省昆明市震莊賓館召開外國科普作品引進工作學術討論會。會議內容如下：

一、交流學術論文；

二、專題討論；

1.引進外國科普作品的意義與作用；

2.引進外國科普作品的方針、任務，政策界限；

3.引進工作的基本建設與組織建設；

4.外國科普作品翻譯、研究委員會當前工作任務與工作方法；

5.第二屆學術討論會的主攻方向。

會議由符其珣、李元等學長主其事，籌備時間緊迫，要求回執(zhí)在8月10日前寄出，并注明有無書面材料。我當然很希望能出席，但本單位恰有要務無法分身，于是送上論文《阿西莫夫科普作品述評》（與阮芳賦合作），回復不能赴會。這使符、李二位學長很是著急，隨即分別來函。符其珣8月17日來信說：

我從北戴河小息歸來，看到你8月13日的來信和贈書。我對你不能出席昆明會議，感到十分遺憾！大作是這次學術討論會的重點論文之一，你不能出席，是討論會的一個重大損失！不知還有無辦法巧做安排，盡量參加，哪怕幾天也好？我們幾位同志都是這個意見。當然，如果確無可能，也只好算了。但確是非常遺憾的事。

圖3 《科普創(chuàng)作》1987年第2期封面人物：（左上）談祥柏，（右上）符其珣，（下）祝修恒

大作早已交作協(xié)組織打印，估計不會有問題，請放心。我們將帶到會上分發(fā)交流。

我只是年齡略大一些，在許多方面要向你學習，以后請稱我為“老符”，不要太客氣了，這樣更親切些。（下略）

第二天，8月18日，李元又來信說：

我剛從上海回來不久，正在籌辦昆明外國科普作品討論會。

有數(shù)事相告：

1.你的那篇論阿西莫夫文稿現(xiàn)一下找不到，請務必再送來一份急用，復制后就還你。請你送友誼賓館會議樓中國科普作協(xié)……十萬火急！！！

2.你還是去昆明口講為好!不知有何外事工作非你不行？請考慮！！！我28日飛昆，如能同行更好！你時間緊張少去幾天亦可！（下略）

信中并告：“我已調到科普所工作，電話895089。”

《阿西莫夫科普作品述評》約6700字，作為《82年外國作品翻譯、研究學術討論年會論文》印發(fā)。全文共5節(jié)：一、作家其人；二、著述大系與國內翻譯出版情況；三、創(chuàng)作動機與社會責任感；四、作品特色簡析；五、結論和幾點意見。此文在會上甚獲好評，后來刊登在1982年10月20日出版的《評論與研究》第3期上。

值得順便一提，我未能赴會的原因——即李元所問：“不知有何外事工作非你不行？”實乃奉王綬琯臺長之命，同李競學長一道接待時年76歲的著名美籍荷裔天文學家巴特·博克——他尤因對銀河系的詳盡研究聞名于世。博克于9月2日抵京，我不能離開。他對中國很友好，可惜訪華一年后就去世了。我寫了一篇長文《憶巴特·博克老人》，刊登在1983年12月的《天文愛好者》上。1999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哲人石叢書”推出中文版《推銷銀河系的人——博克傳》（作者是因蘇梅克-列維九號彗星撞擊木星而聞名全球的杰出業(yè)余天文學家戴維·H.利維），我本人做責任編輯，譯者則是中科院上海天文臺前副臺長何妙福研究員——當年博克訪滬就是何先生接待的。

隨著對阿西莫夫作品的閱讀、翻譯、研究越來越多，我深感有必要同阿氏本人取得聯(lián)系。1983年5月7日，我發(fā)出致阿西莫夫的第一封信：

我讀了您的許多書，并且非常非常喜歡它們。我（和我的朋友們）已將您的某些書譯為中文。三天前，我將其中的三本（以及我自己寫的一本小冊子）航寄給您。它們是《走向宇宙的盡頭》《洞察宇宙的眼睛》和《太空中有智慧生物嗎？》；我自己的小冊子則是《星星離我們多遠》……

5月12日，他給我復了一封清晰明了的短信：

非常感謝惠贈拙著中譯本的美意，也非常感謝見賜您本人的書。我真希望我能閱讀中文，那樣我就能獲得用你們古老的語言講我的話的感受了。我傷感的另一件事是，由于我不外出旅行，所以我永遠不會看見您的國家；但是，獲悉我的書到了中國，那至少是很愉快的。

艾薩克·阿西莫夫

與阿西莫夫書信往返多次，自然更希望有朝一日能與他本人晤面。1988年春，我因公前往英國愛丁堡皇家天文臺做訪問學者。同年8月初，從愛丁堡赴美國巴爾的摩市參加國際天文學聯(lián)合會第20次大會，會后到紐約觀光三四天，并順訪了阿西莫夫。后來，我以9000字的長文《在阿西莫夫家做客》詳述了晤面情景，發(fā)表在《科普創(chuàng)作》1990年第5期上。

圖4 1988年8月13日，卞毓麟在紐約與阿西莫夫夫婦合影

四、結語

40年來，我對阿西莫夫的研究時斷時續(xù)，但初衷如一。我介紹阿西莫夫其人、其事、其作品的文章先后有30來篇。所有這些，站在北戴河會議的時間節(jié)點上看，大多還是前瞻；但站到今天的視角上看，則已成為回望。《在阿西莫夫家做客》之后，較重要的文章有：

《阿西莫夫得意之作——話說〈古今科技名人辭典〉》（《科普創(chuàng)作》1991年第1期）。《古今科技名人辭典》英文原著名Asimov’s Biographical Encyclopedia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84），共寫了古今1510位科學家。全書結構很巧妙，是一部獨具匠心的科學史著作。中文版由科學出版社于1988年5月推出，其中101位天文學家由我執(zhí)譯。

《不朽的阿西莫夫》（《科技日報》1992年7月5日）。此篇和以下兩篇是1992年4月6日阿西莫夫去世后我寫的紀念性文章。

《艾薩克·阿西莫夫：傳播知識的巨人》（《科學》1992年第6期）。

《科學與大眾溝通的橋梁——阿西莫夫的科普科幻作品》（《科學》1993年第1期）。

《憶阿西莫夫》（《科技日報》1997年4月7日），紀念阿西莫夫逝世5周年而作。

《科普巨匠艾薩克·阿西莫夫》（《科普研究》2001年第5期專輯），約16000字，后來尹霖編《科普創(chuàng)作研究文選》（科學普及出版社，2009年11月）所收同名拙作即由此文增訂而成。

《不知疲倦的科普巨匠——阿西莫夫精神永在》（《文匯報》2002年4月8日），同時刊出由我首次全譯的卡爾·薩根10年前的訃文《艾薩克·阿西莫夫》。

《我與阿西莫夫三十年》（《科幻世界》2003年第6期）。

《一代巨匠，為世人留下什么？——讀〈宇宙秘密〉，憶阿西莫夫》（《科普研究》2009年第6期）。本篇和下一篇均作于阿西莫夫誕生90周年前夕。

《阿西莫夫：中譯本數(shù)量最多的外國作家？》（《中華讀書報》2009年12月30日）。

《阿西莫夫著作在中國》（《科普研究》2012年第2期）。此作悉數(shù)收錄已有中文版的百余種阿氏著作，有較強的文獻性。為便利查考，特采用如下編排體例：以中文版（而非英文原版）的出版時間為序對諸書逐一編號，接著列出作品的英文原名（括號內注明原著出版年份）、阿西莫夫本人為作品設定的分類，然后列出中譯本的書名、譯者、出版社和出版時間。倘遇一書多譯，則諸譯本一并列出。

《阿西莫夫的人生為何值得一讀》（《科普時報》2017年11月10日）。“國圖公開課”及相關的“讀書推薦”活動是國家圖書館的公益性善舉。每期“讀書推薦”由一位嘉賓推薦一部作品，集腋成裘，如今已洋洋大觀。2015年活動伊始，我應邀推薦《人生舞臺——阿西莫夫自傳》一書，后稍修訂而成此文。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2012年阿西莫夫逝世20周年之際，由上海市科協(xié)主辦、上海市科普作協(xié)承辦的“回望阿西莫夫，繁榮原創(chuàng)科普”研討會于4月7日召開，我在會上做主題發(fā)言《阿西莫夫及其作品在中國的影響》，反響熱烈。是啊，這“研究”和“原創(chuàng)”兩者都應該是永恒的，正如北戴河會議的主旨已經表明的那樣！

作者簡介

卞毓麟，1965年南京大學天文學系畢業(yè)。中國科普作家協(xié)會前副理事長、中科院國家天文臺客座研究員。曾獲全國先進科普工作者、全國優(yōu)秀科技工作者、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等表彰獎勵。著譯科普類圖書30余種，文章700余篇。

本文轉載自《科普創(chuàng)作》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