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一些出版社開始恢復與施蟄存的聯(lián)系，諸如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編輯室致信施蟄存：“（樓）適夷同志來談，您以七十高齡，仍愿繼續(xù)介紹外國文學，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作出更多貢獻。熱情壯志，令人敬佩。我們作為編輯出版工作者，對您尤為感激。”[1]1978年，施蟄存復職，繼續(xù)在華東師范大學執(zhí)教。1978年12月，華東師大黨委召開落實中共中央55號文件負責人會議。此后，學校黨委成立落實55號文件辦公室，各系各單位指定專人負責，對1957年整風反右和1958年整風反右運動中所劃“右派”分子進行復查改正工作。華東師大當時共錯劃“右派”285人，其中教師31人，職員9人，學生242人，工人壞分子3人。經復查，全部予以改正。[2]1979年3月13日，施蟄存的“右派”問題正式宣布予以改正，恢復原教授級別及工資。[3]

解凍——“為社會主義盡心盡力”和“永遠是一個冷門貨”

人們也許還對1957年各大報刊對施蟄存的批判記憶猶新，經過20年沉寂之后，忽如一夜春風來，上海的報刊對施蟄存有了全新的報道。

1979年8月，《文匯報》介紹上海師大（即華東師大）二附中召開語文教學討論會的情況，文末報道：“會議期間，上海師大校長劉佛年教授、中文系副主任徐中玉教授、上海師大古籍整理組教授葉百豐，中文系教授施蟄存、副教授譚維翰，上海交大附中特級教師沈蘅仲等，對語文教學發(fā)表了很好的意見。”[4]這則消息只是偶爾提及施蟄存，卻與之前20年間關于他的報道截然不同。這預示冰雪正在消融，施蟄存晚年的春天即將來臨。

不久，《文匯報》發(fā)表“本報專訪”《為社會主義盡心盡力—訪施蟄存教授》，全面報道施蟄存在“右派”問題得到改正后所從事的教育、研究、編輯等方面的工作。文中寫道：“施蟄存患有氣管炎、脈管炎、鼻炎；右手神經末梢顫抖，寫字不太方便。可是他為什么要這樣忘我工作呢？他的回答是：‘我盡我心，我盡我力。我生活在社會主義國家，我要為社會主義出力！’”[5]這篇文章奠定了施蟄存復出后為社會主義盡心盡力的知識分子形象。一時間，《文匯報》、《新民晚報》和《解放日報》等報刊開始報道施蟄存復出以后的文化活動。

自1980年代以來，各大報刊、出版社編輯紛紛登門拜訪施蟄存，向老人約稿。諸如上海各大報紙副刊爭相發(fā)表施蟄存的散文隨筆，各大出版社的編輯均與施蟄存建立起長期的通信和文稿往來關系。整體而言，1980年代以來，他仿佛有了第二次生命，在公眾面前重新出現。施蟄存晚年的復出，既是特殊時代的一種獨特文化現象，也表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韌性、剛性和創(chuàng)造力。

復出后的施蟄存，如一壇年深日久的老酒，散發(fā)誘人的醇香，長期遭受冷落的他，開始逐漸“走紅”，且頻頻獲獎。1993年6月29日，施蟄存與程十發(fā)、吳貽弓榮獲第二屆上海文學藝術杰出貢獻獎，有報道稱：“當被譽為‘百科全書式的專家’、年屆九旬的施蟄存由兩位禮儀小姐攙扶著走上領獎臺時，全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掌聲表達了大家對這位著作等身的學者由衷的敬意。”[6]1995年4月13日，亞洲華文作家文藝基金會訪問團向老作家施蟄存、柯靈、王辛笛頒發(fā)敬慰獎。1997年4月16日，施蟄存與徐中玉、錢谷融三教授榮獲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頒發(fā)的“華東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終身成就獎”。

施蟄存的復出再次顯示了他所具有的“有效價值”，諸多公益活動或政府（民間）組織紛紛重新關注施蟄存，邀請他參與、出席一些文化活動，借他的影響力來擴大活動的影響，營造名人聲勢以此來提升文化品味。如1989年，施蟄存與于伶、王元化、王西彥等人被作家協(xié)會上海分會聘請為顧問。[7]1993年，施蟄存與冰心、汪道涵、夏征農、蕭乾等人擔任“春蘭·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大賽”顧問。[8]同年，有報道記載：施蟄存與巴金、冰心、許杰、卞之琳、夏衍、艾青等老一輩作家捐獻親筆題詞的代表作二百多冊，公開拍賣，所得全部捐獻給中國奧申委[9]……這些組織或活動垂青施蟄存，他似乎也隨著追捧的潮流有些身不由己。不管愿不愿意，他還是成了那個遠去的文學時代的標志。但施蟄存的魅力，除去其文化（文學）上不竭的創(chuàng)造能力之外，還在于他時常保持進取的銳氣和執(zhí)拗的知識分子品格。面對各種殊榮，施蟄存淡定而超脫，凸顯出經歷過風雨的知識分子對獨立人格、自由精神的堅守。

解凍后，復出的施蟄存雖逐漸受到主流媒體和讀者的接受和青睞，但相對于巴金等老作家而言，他被接受的過程是緩慢的。1990年，山西某出版社出版了《中國書法大字典》，內收錄有施蟄存寫給王伯祥的一首詩，該書編者在“作者介紹”一欄寫著“生于1905年，卒年未詳”，施蟄存見后，特在報刊上發(fā)表文章以示“告存”。他說：“現在，我覺得也有向海內外親友告存的需要了。但我不會作詩。寫一篇千字文，麻煩《新民晚報·夜光杯》編輯通知，為我‘告存’。”[10]

當時，許多報道和訪談文章將施蟄存視作“海派文學”的活化石，多溢美之詞，不能真實、全面地反映出施蟄存的生命狀態(tài)和內心世界。倒是有一些不被人注意的小文，較為深入地摹寫了他在眾聲喧嘩之中的寂寞與孤獨。如張繼合在拜訪施蟄存后，寫道：“談話過程中，他認真地端詳我寫在紙上的每個問題，回答的聲音放得極高。大概是他和太太聽力都不好，長期‘嚷嚷’養(yǎng)成的習慣。我明顯地感覺到了他與社會不合作、對現實不妥協(xié)的態(tài)度，還有他對中國文學一如既往的關注和思考。”[11]再如學者郜元寶指出：“且不說在整個三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施先生如何以唐詩和碑版書法研究者的身份遮掩著他作為一個優(yōu)秀的新文學作家和翻譯家的寂寞，就是在八十年代末以來，當他被當作出土文物而供海內外關心中國新文學特別是三十年代現代派文學的研究者反復觀摩、眾手摩挲時，他的寂寞仍然一如其舊。”[12]

事實上，從施蟄存公開發(fā)表的一些散文、雜記中，我們很難咂摸出這位文壇老人的寂寞和孤獨，那些犀利洗練的文字，隱現著心靈的隱痛和疤痕。不過，從近年間出版的施蟄存的書信集中，可以清楚地窺見他豐富的內心，他對新的時代持一種冷靜旁觀的態(tài)度。在他看來，屬于自己的時代已經過去。[13]他對于外界的喝彩和追捧始終懷著一份謹慎和清醒。施蟄存在一次訪談中說：“我不打算寫自傳或回憶錄，最近不少人找到我，要求我提供資料照片填表之類的，讓他們寫傳記。我老了，今年91歲啦，也不打算寫，別人要寫自己找資料去寫，我不提供。現在已停止寫文章，我對時代只是一個旁觀者而已。”[14]

1983年，施蟄存致信古劍，信中談道：“你要寫一篇涉及我的文章，可以隨便寫，只有一個條件，就是千萬不要以‘說公道話’‘打抱不平’的態(tài)度出現。……我的實際情況是：文藝上的非正統(tǒng)，……只是由于非正統(tǒng)，故壓抑著絕不提起我，用的是‘悶殺’的辦法。所以我說，你不必說什么公道話，因為并沒有人說過不公道的話。”[15]

1985年，施蟄存在另一封致古劍的信中說：“我是在慢慢地活過來，可是，永遠是一個冷門貨，你想為我炒栗子，恐怕再也炒不熱。”[16]

1988年，當古劍在香港的報刊宣傳施蟄存時，施蟄存致信古劍說：“這里‘官方’作家對‘異己’分子永遠采取‘不談’的辦法。我的情況，和沈從文一樣，永遠被放在‘冰箱’中，外邊的‘風’愈熱，這里就愈冷，所以我也不很歡迎或感激你為我吹‘熱風’。”[17]

1990年，施蟄存致信李輝，希望李輝寫研究文章能客觀些，“千萬不要‘抬捧’我”，不要“推波助瀾”。[18]

1990年，施蟄存致信劉麟：“電報嚇我一跳，小生日逢此大榮幸，做夢也沒有想到。我不是巴金、冰心，你千萬不要硬把我拔高，讓我再靜悄悄的‘蟄’伏幾年吧。”[19]

當施蟄存榮獲第二屆“上海文學藝術杰出貢獻獎”后，學者李輝在給施蟄存的信中說，對于施蟄存，這獎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用自己身處逆境時的創(chuàng)造，體現了智慧的價值，體現了一個真正的文人的存在價值。現在，人們終于認識到了這一點，這才是他獲獎的意義。施蟄存非常認同這個評價，將他引為知己。[20]毛時安敬佩施蟄存的人格，他說：“評上海文學藝術獎杰出貢獻獎，施蟄存先生說什么也不肯提供材料，執(zhí)意把獎讓給年輕人。”[21]施蟄存在寫給作家趙清閣的信中說：“你在電視上看到我的狼狽相了。在我是經過一場‘災難’。我本來堅辭此獎，也不想自己去領獎，后來不得已，只好去。你注意到沒有？我是從后臺，由兩位禮儀小姐扶著出來的。”[22]

這不是施蟄存的暮年心態(tài)，而是他的疑懼、謹慎，也可以說是“不合作”。當施蟄存早年以施青萍之名在《申報》《半月》《星期》等刊物上發(fā)表文章時，還是一個初出茅廬的文藝青年，非常渴望借用報刊這個平臺來展示自己的文藝才華。1923年，施蟄存自費刊印了生平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江干集》，就和戴望舒聯(lián)名致信《世界小報》的編輯姚民哀說：“在《世界小報》上，你有一段余白，說給我《江干集》做一個批評，但你卻將這工作，和夢鷗的《蘇州的兩日》做交換，足下未免記錯了嗎？現在《蘇州的兩日》已寄奉，你的《江干集》批評，也要請你發(fā)表了。”[23]年輕的施青萍渴望依托媒體宣傳自己，甚至主動聯(lián)系報刊編輯討要宣傳版面和相關書評；暮年的施蟄存卻寧愿封鎖內心，將自己定位為一個永遠炒不熱的栗子，兩相比較，其中的況味令人深思。

新舊兩個文壇——施蟄存作家身份的再發(fā)現

1980年代是中國當代文學的興盛期，文壇新陳代謝，新老更替。復出的老作家熱衷于寫散文、隨筆，文壇往事和故舊友人，經他們一描述，就有了深邃的歷史感和濃郁的人間情味，體現了飽經磨礪和坎坷的中國文人的氣度和智慧。因此，復出老作家的散文隨筆也是當時報刊媒體熱捧的對象。施蟄存自1937年起就不再進行小說創(chuàng)作，復出后，他同樣以隨性之筆，在眾多報刊發(fā)表思想、學術、文化方面的隨筆散文和詩歌。可以說，這一時期是施蟄存散文創(chuàng)作的另一個高潮期。

朦朧詩和先鋒小說或多或少與1930年代以戴望舒、施蟄存等人為代表的現代派詩歌和以施蟄存、劉吶鷗、穆時英為代表的“新感覺派”有某種聯(lián)系，施蟄存晚年對此卻有意撇清關系。他說:“‘現代詩派’，好像我是罪魁禍首，舒婷、北島的詩，也好像是我影響出來的，所以我必須躲開，與詩不‘搭界’，幸虧我不再作詩，故而無法直接批到我頭上來。”[25]

當代一些著名作家認為曾受過施蟄存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當年的先鋒作家格非在《影響了我的二十篇小說》中提到施蟄存的《鳩摩羅什》對他創(chuàng)作的影響，他說：“讀本科時聽過施先生的課，他對‘新感覺派’這一稱號并不以為然。《上元燈》《春陽》《梅雨之夕》等作品都是他的代表作。《鳩摩羅什》保留了心理小說的特點，但境界似乎更為闊大。”[26]賈平凹在《影響了我的三十二篇美文》中推薦施蟄存的《蟬與蟻》，他這樣評價辜鴻銘、魯迅、沈從文、林語堂、巴金、老舍、施蟄存、張愛玲等人的32篇散文：“可以說,是這些作品使我知道了什么是文學。它們有的是提升了我的境界，有的是拓展了我的思維，有的是文本上的啟示，怎樣結構，怎么運用文字，怎么控制節(jié)奏和把握味道。我是‘有茶清待客，無事亂翻書’，突然看到了它們，便覺眼前一亮，接著是一陣喜悅或一陣顫栗，就覺得，這些美文是給我寫的，它們在一直等待著我。”[27]

1986年，施蟄存在致古劍的信中說：“去年秋季以后，我成為‘重新發(fā)現的作家’（英國某刊物介紹語），居然走了紅運，有幾個青年作家來訪問，說是向‘現代派’‘尋根’，又有一批自稱‘八十年代新詩人’都是廿七八歲的青年，最近從北京來訪問我，因為戴望舒已故世，就到我這里來‘尋根’……你看，他們已經給現代詩排好了系統(tǒng)。北京、上海、杭州有二十多人，看來也將成為一支‘異端’的新軍隊。”[28]

施蟄存在當代的文學影響，與其說是其新感覺派小說的開拓之功，毋寧說是長壽者施蟄存作為中國新文學早期“現代派”小說家、詩人身上所承載的文化意義和路標效應。陳思和認為施蟄存是“八十年代意識流小說的先驅者”。[29]顧彬也認為新感覺派的三個代表作家劉吶鷗、穆時英和施蟄存的作品是另辟蹊徑，并肯定他們對中國當代先鋒文學的影響，他指出：“一種令人捉摸不透的與陰暗力量的合謀以及死于非命的暴力情節(jié)常常讓文學作品看起來只是二流的水平，但要是沒有這個由文學構想出來的虐待、自殘和殘忍的世界，后來享譽世界的新中國作家如王安憶、格非、余華和蘇童等的作品簡直是不可想象的。”[30]李歐梵說：“當我們重繪世界小說地圖的時候，會在西歐的喬伊斯、伍爾芙、托馬斯·曼這些現代主義大師之東，以及南美的博爾赫斯和馬爾克斯之北，發(fā)現一位繼往開來而又獨特無二的現代主義作家—施蟄存。”[31]這些評價并非拔高，是有一定依據的。

這是一個饒有趣味的文化現象：當施蟄存不再從事小說創(chuàng)作多年以后，他完成了其藝術生命的種種轉向—在1950年代轉向文學翻譯，翻譯了大量東歐弱小國家的優(yōu)秀作品；1957年后又轉向金石碑版整理和古典文學研究，編輯和撰寫了大量相關專著和論文。施蟄存的這些選擇受政治影響，而選擇的內容與政治無關。小說創(chuàng)作、文學翻譯也好，金石碑版研究、古典文學研究也罷，他都饒有興致地鉆入其間，孜孜不倦，追尋各種藝術形態(tài)中蘊藏的美與生趣，顯示了一部分海派知識分子博大駁雜的藝術視野和文化趣味。施蟄存晚年在金石碑版整理和古典文學研究這兩方面雖用力頗多，成果豐富，但似乎并未引起更多注意，因此臺灣學者龔鵬程認為：錢鍾書和施蟄存“皆以新文藝蜚聲于早歲，以考古論藝崛起于末年。然錢鍾書四海揚名，施蟄存北山淪隱，名之顯晦，固難言也。今之言20世紀文學者，但知施蟄存在上海一段新感覺光景，而于其學術之大凡、平生之蘄向，一概茫然，則尤可悲也”[32]。

這里固然存在一個雅與俗的接受難易問題。施蟄存創(chuàng)作的小說，其讀者可以是普通市民，也可以是專業(yè)研究者；而他撰寫的金石碑版和古典文學研究方面的論著，較冷門，也較高深，對于一般讀者而言，非具備一定專業(yè)基礎和學術準備不能閱讀欣賞。對于不同藝術形式的選擇和接受，由讀者的欣賞水平和理解能力決定。當然，施蟄存的金石碑版整理和古典文學研究不被大眾所知，除去讀者接受因素外，應還有如前所述的政治等各種復雜的人事糾葛原因。

施蟄存早期的小說創(chuàng)作，在1980年代又再次被重視起來，大致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政治大環(huán)境和文學大環(huán)境發(fā)生了很大的改變。文化昭蘇后，被人為中斷的文化脈絡需要與傳統(tǒng)文化對接，一些富有創(chuàng)作力的老作家也紛紛復出，文化和文學都在“尋找”各自的現代傳統(tǒng)。在這種環(huán)境下，施蟄存當年的小說也當之無愧被視為文學長河中值得繼承和發(fā)揚的一部分。

施蟄存認為：“作家是為了自己—抒發(fā)心靈、宣泄感情，這是創(chuàng)作的原動力。當然也可以謊稱是為了其他，但說到底還是誰也不為。想寫就寫嘛……作家不應該是被什么人豢養(yǎng)或者雇傭，他們心靈的自由和創(chuàng)作環(huán)境的寬松最重要。”[33]

政治空氣的松緊，直接關涉到作家的文學創(chuàng)作。周作人就曾指出：“文學方面的興衰，總和政治情形的好壞相反背著的。”[34]新時期以來，施蟄存的一部分優(yōu)秀小說被“再發(fā)現”和“再開掘”是時代發(fā)展的必然。他的作品并非所有的都純熟和完美，也許經不起較長時間的淘洗，但能在1980年代以來重新被重視，與改革開放后國家的文化政策和較寬松的文藝環(huán)境息息相關。

二是出版界看重施蟄存小說的市場價值，開始逐漸重印他早年的現代派小說。1999年，由香港《亞洲周刊》編輯部組織來自全球十四位文學名家，評選出“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施蟄存的《將軍的頭》名列第93位。[35]蘇雪林在她撰寫的《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一書中這樣評價《將軍的頭》：“如果有人叫我開一張五四以后新文學最優(yōu)秀作品目錄，施蟄存《將軍的頭》一定會占個位置。這或者是我的偏愛，但叫我故作違心之論去贊美那些徒以善于罵人而藝術粗糙拙劣不堪一讀的大師們作品，寧可欣賞我所偏愛的東西。所以《將軍的頭》雖然受贊賞和受毀罵的年代早過去了，但我愿意來評它一評。”[36]這些充分說明施蟄存小說跨越時空的魅力，它們以反映“現代心靈”為目的，與時下的現代思潮對接，印證上海的發(fā)展嬗變，貼近讀者的審美情趣，勾連著文學與大眾的隱秘的內心情緒，至今仍具有不可小覷的輻射作用。因此，施蟄存的現代派小說在1930年代雖是曇花一現，卻如流星劃過，擦亮夜空，余味悠長，至今仍吸引讀者，有一定的閱讀市場。這應是出版商順應讀者審美需求，頻頻出版施蟄存小說的原因之一。

有編者將嚴肅的純文學創(chuàng)作中探討兩性關系或性心理的現代小說編成“中國現代性愛小說資料叢書”，將施蟄存的《鳩摩羅什》《在巴黎大戲院》也羅列其間。還有某些出版社為了獲取更豐厚的市場利潤，打出了“世紀情愛小說精品”系列的招牌，將施蟄存的部分小說收入其中一集，命名為《魔情》。編選者在《前言》中說：“施蟄存的小說卻不簡單地言情說愛，而是濃墨重彩地層層開掘人人心中所有的情愛妖魔如何興風作浪，顛倒眾生。……性愛，你這魔鬼！性愛，你害得古往今來的蕓蕓眾生，好不苦也！施蟄存的小說如是說。”[37]綜觀這些出版活動，他們將施蟄存嚴肅的文學試驗和文本創(chuàng)作當作一部分讀者尋求感官刺激的消費品，各出版商以各種名義對施蟄存的小說進行編排，無非是迎合少數讀者“有色閱讀”的需要。這些出版行為也有意無意地誤導了不知情的讀者對施蟄存的印象。許多讀者對施蟄存小說被人以煽情魅惑之作的名義出版很是驚詫，有讀者在《文匯報》上發(fā)文說：“不幸的是，近覽書攤，忽見一書，封面之上，影綽綽一對調情男女，書名奪目，赫赫然《石秀之戀》，再看作者，竟是如雷貫耳施蟄存先生！”[38]另一位讀者說：“至于當代文學宗師施蟄存先生自選的《施蟄存十年創(chuàng)作集》上下冊居然被改名為《霧·鷗·流星》和《石秀之戀》，更是讓人哭笑不得了。”[39]他的小說竟戴上了這樣一頂惡俗的帽子，被大肆渲染。

也有一些不法商家注意到施蟄存小說的市場價值，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盜版了他的小說。1996年，施蟄存致信趙清閣說：“寄書三冊。一本送你，兩本請你的阿姨分別代送王元化及羅洪。這是盜版書，發(fā)現后，請律師交涉，方送來了稿費及書五十冊。”[40]他不希望自己的舊作被炒作，說：“可想不到，我那些小說，卻和秦始皇的兵馬俑同時出土，芻靈成為寶物……愿上帝保佑，讓我的那些‘新感覺’小說安息吧！”[41]

施蟄存早期小說創(chuàng)作被再發(fā)現的第三個原因，與學術界對他的關注有很大關系。“文革”結束后，大陸的學術界尤其是現當代文學研究界對施蟄存的介紹和研究，根據中央撥亂反正的精神指示，逐漸走向明朗和清晰，有一個由首先關注施蟄存的作品到研究作家作品的發(fā)展過程。

1979年，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教研室聯(lián)合編選的《短篇小說選·第三冊》收入施蟄存的小說《將軍的頭》；同年，該編寫組編選《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文學運動史料選·第四卷》，收入施蟄存的雜文《文學之貧困》。1980年，中國社科院文研所現代文學研究室編選的《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選1918—1949第二卷》中收入施蟄存的《上元燈》。這是大陸學術界對施蟄存“作家”身份的重新認定，他們從厚厚的故紙堆里，從變幻詭異的政治煙云中，將施蟄存挖掘出來了。

1982年《十月》第6期刊登了吳福輝的《中國心理小說向現實主義的歸依—兼評〈春陽〉》一文，這應是大陸學術界自“解凍”后首篇正面評價施蟄存，也將其小說舊作當作文學研究對象的學術評論文章。吳福輝認為，“施蟄存的小說不乏佳篇，但大部不為今人所知”[42]，并以《春陽》為中心，將施蟄存的作品進行了大致梳理，肯定了他在中國嘗試心理小說的意義。1984年，與施蟄存同為1930年代新感覺派作家的張又君（黑嬰）出版了《作家剪影》一書，他指出：“施蟄存是一位被遺忘的作家。……現在的青年文藝愛好者，對施蟄存不僅不熟悉，可能連名字也沒有聽見過呢。”[43] 1985年，嚴家炎編選《新感覺派小說選》，施蟄存的《梅雨之夕》《將軍的頭》《石秀》《魔道》《春陽》等8篇小說入選。嚴家炎在前言中提到：“中國新感覺派主要有三名作家：劉吶鷗、施蟄存、穆時英。對于他們的情況，過去文學史中很少提到，一般讀者不免生疏。”[44]

施蟄存雖淡泊名利，但多年從事編輯工作的他形成了善于推介的習慣或者說是經驗，他非常重視公共平臺和宣傳效應。諸如1934年施蟄存主編《文藝風景》雜志，為擴大雜志的銷售量，他在《申報》刊登出《文藝風景》的廣告兩篇。[45] 1935年，施蟄存和康嗣群聯(lián)辦《文飯小品》雜志，也在《申報》《讀書生活》等報刊上刊登了出版廣告。[46] 1946年，施蟄存和周煦良主編《活時代》，在《文匯報》上連續(xù)刊登出版廣告。[47]盡管1980年代初期有一些報刊開始逐漸關注施蟄存，但施蟄存并不以此為重，他說：“訪問記寫的都是表象，實際上沒有一篇文章把真的我寫出來。”[48]

與此相反，雖然他一直不同意嚴家炎等學者將他視為新感覺派小說創(chuàng)作的代表作家，卻很重視學術界對他的評價和推介。當一些海外漢學家如李歐梵等開始關注和研究施蟄存時，施蟄存在1985年3月12日給李歐梵的回信中寫道：“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新出了一本《新感覺派小說選》，收了我八篇小說，及穆時英小說十篇，有嚴家炎長序，此書足下或可供參考……《十月》1983年（？）有吳福輝一文論我的小說。”[49]施蟄存寂寞太久了，“正統(tǒng)”的學術研究界對他的些許評價，竟讓他念念不忘。

參考文獻：

[1]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9月13日致施蟄存信，由施蟄存之子施達生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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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張繼合：《“看問題”的施蟄存》，《滋味》，大眾文藝出版社，2003年，第59頁。

[12]郜元寶：《記取傳統(tǒng)，驅除寂寞—寫在施蟄存仙逝、巴金百歲壽誕之時》，《南方窗》2004年第1期。

[13]李歐梵：《廿世紀的代言人》，《慶祝施蟄存教授百歲華誕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頁。

[14]引自張英：《期待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交融—訪著名學者施蟄存》，《山花》1996年第1期。

[15]施蟄存：《致古劍》，《施蟄存海外書簡》，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13頁。

[16]施蟄存：《致古劍》，《施蟄存海外書簡》，第126頁。

[17]施蟄存：《致古劍》，《施蟄存海外書簡》，第157頁。

[18]施蟄存：《致李輝》，《北山散文集》，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803頁。

[19]引自劉麟：《無聲的對話》，《出版史料》2005年第4期。

[20]李輝：《執(zhí)拗的智者》，《讀書》1993年第11期。

[21]毛時安：《生命魅力的另一面》，《新民晚報》1993年12月15日。

[22]施蟄存：《致趙清閣》，趙清閣：《滄桑往事》，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第74頁。

[23] 施青萍、戴夢鷗：《致姚哀民書》，《世界小報》1923年11月29日。

[24]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30頁。

[25]施蟄存：《致孟浪》，《施蟄存海外書簡》，第73頁。

[26]格非：《影響了我的二十篇小說》，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年，第3頁。

[27]賈平凹：《影響了我的三十二篇美文·序》，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年，第1頁

[28]施蟄存：《致古劍》，《施蟄存海外書簡》，第130頁。

[29]陳思和：《賈先生引我認識施蟄存》。吳福輝，朱珩青編選：《百年文壇憶錄》，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65頁。

[30]顧彬著、范勁等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50頁。

[31]李歐梵：《“我的時代早已過去了！”—文學大師施蟄存先生》，《當代作家評論》2004年第2期。

[32]龔鵬程：《近代思潮與人物》，中華書局，2007年，第404頁。

[33]引自張繼合：《“看問題”的施蟄存》，《滋味》，大眾文藝出版社，2003年，第57頁。

[34]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9頁。

[35]《20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排行榜》，《參考消息》1999年6月25日。

[36]蘇雪林：《蘇雪林文集》第三卷，安徽文藝出版社，1996年，第342頁。

[37]《魔情》，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頁。

[38]凌河：《石秀之“戀”？》，《文匯報》1991年10月21日。

[39]潘志豪：《莫讓謬種傳后世》，《新民晚報》1992年10月10日。

[40]施蟄存：《致趙清閣》，趙清閣《滄桑往事》，第75頁。

[41]施蟄存：《我有好幾個“自己”》，《新民晚報》1998年6月26日。

[42]吳福輝：《中國心理小說向現實主義的歸依—兼評〈春陽〉》，《十月》1982年第6期。

[43]張又君：《作家剪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9頁。

[44]嚴家炎：《新感覺派小說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第6頁。

[45]見1934年5月27日和1934年5月29日《申報》。

[46]見1935年2月8日《申報》和1935年《讀書生活》第2卷第1期。

[47]見1946年4月9日、4月13日、5月1日、5月19日《文匯報》。

[48]引自李菁：《今年九十 明年十九—記昨天舉行的文學老人施蟄存祝壽會》，1993年12月8日《新民晚報》。

[49]施蟄存：《施蟄存海外書簡》，第3—4頁。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上海應用技術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