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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反抗一種寫作慣性
    來源:謝有順說小說(微信公眾號) | 謝有順  2019年07月22日08:25
    關鍵詞:反抗 慣性

    不少人開始重提現(xiàn)實主義的口號,這對救治一種遠離生活現(xiàn)場的蒼白寫作是有益的,但我覺得同時也要警惕一種誤區(qū),以為存在一種標準的現(xiàn)實主義,等著作家們去認領。標準的現(xiàn)實主義是不存在的,存在的不過是個人的現(xiàn)實主義。有多少種人,就有多少種現(xiàn)實;有多少種現(xiàn)實,就有多少種寫作。可是,不少人對現(xiàn)實的理解,日益狹窄,以為只有寫了苦難、寫了底層,才是現(xiàn)實,其實并非如此。寫農村是現(xiàn)實,寫城市就不是現(xiàn)實?寫底層是現(xiàn)實,寫時尚就不是現(xiàn)實?沒有這么簡單。重要的不是你寫了什么,而是看你寫的是否、真實、誠實。多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現(xiàn)實主義是作家的根本處境》[1],里面說到,現(xiàn)實是作家的精神處境,也是作家的語言處境,只有當這種現(xiàn)實被心靈所真正理解并表達之后,它才是文學的真實。

    很多人習慣把不同的作家分成現(xiàn)實主義作家、現(xiàn)代主義作家、后現(xiàn)代主義作家這幾類,好像現(xiàn)代主義作家就和現(xiàn)實無關似的。然而,在我看來,一切優(yōu)秀的作家都是現(xiàn)實主義者,即便是那些看起來不怎么直接面對現(xiàn)實的作家,他們所寫的,又何嘗不是現(xiàn)實?我們不能用巴爾扎克或托爾斯泰式的現(xiàn)實標準來要求他們,也不能認為,只有像魯迅、巴金那樣寫作,才是現(xiàn)實主義的。

    法國新小說派作家羅伯-格里耶曾經(jīng)說過:“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為現(xiàn)實主義者,從來沒有一個作家自詡為抽象主義者、幻術師、虛幻主義者、幻想迷、臆造者……”大家都認為自己是在表達現(xiàn)實。在古典派看來,現(xiàn)實是古典的;在浪漫主義者看來,現(xiàn)實是浪漫的。在加繆看來,現(xiàn)實是荒誕的;在卡夫卡看來,現(xiàn)實是變形的;在梵高看來,現(xiàn)實是模糊的;在畢加索看來,現(xiàn)實是割裂的。因為現(xiàn)實的圖景一直在變動,表達現(xiàn)實的方式、到達現(xiàn)實的道路,也必然會發(fā)生變化。不同的作家,所看到的真實是不同的,因此,不存在一種標準、統(tǒng)一的現(xiàn)實主義。只要是真實的,我想它就是現(xiàn)實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現(xiàn)實對作家是一個有限的概念,它是一條狹小的、尖銳的通道,通往的只是作家個人所體驗和面對的世界。

    真正令人擔心的,倒不是作家沒有現(xiàn)實關懷,而是擔心多數(shù)作家都活在一種寫作慣性之中,從而失去了進一步往前的動力。必須承認,一個時代是有一個時代的寫作慣性的,作家如果對此失去了警惕,就會躺在現(xiàn)成的文學秩序里享清福。越來越多的作家,在現(xiàn)有的發(fā)表、出版、宣傳、銷售等一系列的環(huán)節(jié)中獲利,他們似乎很滿足,覺得慢慢累積,就會有光明的文學前途。很少人會去關心,文學在這個時代發(fā)生了哪些細微、秘密的變化,也很少人會去想,文學中的精神流轉是不是到了該轉折的時刻。

    為什么說我們這個時代缺少文學先鋒?就是因為這個時代的作家,比較匱乏前瞻的眼光、探索的勇氣。所謂先鋒,不就是對現(xiàn)有文學秩序的反抗么?沒有反抗的勇氣,就只能臣服于時代的寫作慣性之中。文學的基本格局已經(jīng)形成,認同這個格局后再寫作,一定是輕松的,因為他無須關心文學的變化,也無須承擔這種變化可能造成的后果。

    慣性使作家的創(chuàng)造性日益衰敗。聽說寫身體、寫欲望的作品好賣,大家就都去寫身體、寫欲望;聽說有民族文化內容的作品,容易獲得國外出版商的認同,就都去寫貌似有民族文化關懷的作品;聽說只有寫時尚生活的作品,才能俘獲新的讀者群的心,于是,年輕作家寫的多是都市時尚生活,農村在他們的作品里,成了要刻意回避的領域……

    一個真正敏感的作家,一定要警惕、甚至反抗這種寫作的潮流。

    我曾經(jīng)和一些年輕朋友聊及,前些年,當作家多強調精神、思想的時候,我強調文學的身體,強調身體在文學中的合法性,并專門寫過一篇長文,就叫《文學身體學》,這在當時算得上是比較早的研究身體敘事的文章了,引用的人很多。我在文章中說:“過去我們把這個身體世界用道德的力量將它排斥在文學之外,現(xiàn)在它被敞開,被探索,被書寫,的確意義非凡。因為害怕面對人的身體的文學,一定是垂死的文學;連肉體和身體的聲音都聽不清楚的作家,一定是蒼白的作家。”[2]這個觀點,今天我并沒有放棄。只是,一夜之間,許多作家好像都成了身體敘事、欲望敘事的愛好者,除此以外,似乎沒有多少東西可寫了。這時,我覺得就有必要重申靈魂敘事的重要性了。當思想泛濫,要講文學的身體;當身體泛濫,又要重申靈魂敘事了。這不是故意變化或搖擺,而是要警惕、反抗任何一種文學慣性。

    文學光寫身體和欲望是遠遠不夠的,文學應該是人心的呢喃;文學不能只寫私人經(jīng)驗,只寫隱私,文學還應是靈魂的敘事。人心的呢喃,靈魂的敘事,這是文學寫作極為重要的精神維度。很多人在寫作中打著個人經(jīng)驗的旗幟,好像只要寫了個人經(jīng)驗,就一定是好文學,這是偏頗的。文學光有個人經(jīng)驗的摹寫是不夠的,文學最重要的還是要到達靈魂、直抵人心。巴爾扎克說,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小說家呢,他應該去調查、分析這個民族的風俗和現(xiàn)實。假如作家真的對現(xiàn)實取調查和分析的態(tài)度,就會發(fā)現(xiàn),個人經(jīng)驗、個人隱私,絕非現(xiàn)實的全部。不是說,小說不能寫隱私,不能寫私人經(jīng)驗,而是要看作家寫的是什么樣的隱私和經(jīng)驗。

    之前讀李靜評論木心的一篇文章,看到木心的一句話,印象很深。木心說:

    我的童年少年是在中國古文化的沉淀物中苦苦折騰過來的,而能夠用中國古文化給予我的雙眼去看世界是快樂的,因為一只是辯士的眼,一只是情郎的眼——藝術到底是什么呢,藝術是光明磊落的隱私。[3]

    藝術作為個人經(jīng)驗的一種表達,一旦進入公共領域,許多時候確實必須具有光明磊落的品質。其實,文學又何嘗不是“光明磊落的隱私”?“隱私”強調的是個人經(jīng)驗,“光明磊落”強調的是經(jīng)驗的公共性和精神性,二者的結合,才是文學的正途。今天,寫隱私的作家很多,但能寫出“光明磊落的隱私”的作家太少,為什么?我想,重要的原因,是因為缺少在精神上真正光明磊落的人,或者說,他的寫作,缺少光明磊落的精神視野。

    所謂的光明磊落者,一定是有健全的精神維度的人。健全才能廣大,廣大才能深透。但是,不少作家的精神維度可能是殘缺的,容易沉陷于自己的一己之私,而無法向我們提供更廣闊的經(jīng)驗、更高遠的想象。

    文學當然要寫人世和現(xiàn)實,但除此之外,中國文學自古以來也注重寫天地清明、天道人心,這二者不該有什么沖突。比方說,中國人常常認為個人的小事之中也有天意,這就是很深廣的世界觀,它不是一般的是非標準所能界定的——現(xiàn)實、人倫是非分明,但天意、天道卻在是非之初,是通達于人類的。中國文學缺的就是后一種胸襟和氣度。因此,文學不僅要寫人世,它還要寫人世里有天道,有高遠的心靈,有渴望實現(xiàn)的希望和夢想。有了這些,人世才堪稱是可珍重的人世——中國當代文學慣于寫黑暗的心,寫欲望的景觀,寫速朽的物質快樂,唯獨寫不出那種值得珍重的人世。[4]

    “可珍重的人世”一說,胡蘭成是這樣解釋的:“可珍重的人世是,在擁擠的公車里男人的下巴接觸了一位少女的額發(fā),也會覺得是他生之緣。可惜現(xiàn)在都覺得漠然了。”[5]這個說法,當然只是一種比喻。但是,對那些美好事物感到漠然,這確實成了作家們的心病。他們?yōu)槭裁磳懖怀觥翱烧渲氐娜耸馈保恳驗樵谝恍┳骷业囊曇袄铮揪蜎]有值得珍重的事物了。他們寫惡可以寫得很尖銳,寫黑暗可以寫得驚心動魄,寫欲望可以寫得很放縱,但幾乎都寫不出一顆善的、溫暖的、有力量的心靈。即便有人試圖寫美好生活,那多半也是應時之作,寫得虛假。而那些所謂的底層關懷,同樣也是顯得簡單而可疑。這些作家,不是對農民、對底層人群沒有感情,而是他們在寫作時,把這種感情處理得過于道德化,甚至充滿怨恨和怒氣,這樣的寫作,看起來很有良知,其實很外在,沒有真正的力量。

    我很理解這些作家的心情,他們看到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群時,看到一些人的精神困苦無人關心和援助時,難免會生出作家的義憤。他們想替這些人說話,他們想替他們伸冤,他們想代替他們對生活進行審判。但是,這種寫作方式,也有簡化生活的嫌疑。底層并沒有天然的道德優(yōu)先地位,不能說現(xiàn)在大家關注底層了,你也去逼著自己寫底層,你對底層不熟悉,不做研究,寫出來的,一定是虛假的,你那個底層關懷,可能也是冒充的;你的寫作,還是要遵循自己內心的指引。

    真正用心的寫作,是寫什么都可以體現(xiàn)關懷、表達靈魂的。你可以寫奢華生活,也可以寫苦難敘事,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真實、誠實,你要把自己的體驗、自己的心放進去。你寫的東西如果只是為了注釋你的觀念的,那你寫什么,很可能都是一種造假。奢華生活可以造假,難道底層敘事就不能造假?作家要寫好一種生活,是要有一種情懷,也要有健全的眼光的,要不,你所寫的,連你自己都說服不了。比如,當你看到底層的污穢和絕望時,是不是還有另一雙眼睛,能去感受底層的歡樂和底層生活獨特的倫理?這方面,很多作家不一定想得到。

    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多數(shù)作家在寫農村時,都把農村寫成貧困、愚昧和需要思想啟蒙的地方,他們普遍地向往生活在別處,覺得農村是要被拋棄的,是落后的象征,現(xiàn)在看來,這個觀察視角也過于簡單了。在農村生活過的人都知道,農村有農村的快樂,農村有緩解苦難和緩解危機的獨特倫理,有農村自己那種微小而堅韌的希望,可是,少有作家能在苦難背后發(fā)現(xiàn)某種希望,能夠在惡勢力的背后看到生生不息的善的力量。那些偉大的寫作,往往不會陷于太過明晰的道德立場和道德抉擇,而會試著用更寬廣和仁慈的眼光打量生活,去發(fā)現(xiàn)生活本身的豐富和復雜。苦難是存在的,但苦難背后還有希望;心靈可能是痛苦的,但一定還有堅定的力量在推動著人們往前走。

    今天的文學,很多時候容易把問題簡化,把豐富的生活簡化。善與惡是對生活的簡化,過度的苦難是對生活可能性的簡化。簡化生活,就是對生活的遺忘,同時也是向生活說謊。不誠實,向生活說謊,這似乎成了現(xiàn)代作家寫作的通病。米蘭·昆德拉說:

    簡化的蛀蟲一直以來就在啃噬著人類的生活:即使最偉大的愛情最后也會被簡化為一個由淡淡的回憶組成的骨架。但現(xiàn)代社會的特點可怕地強化了這一不幸的過程:人的生活被簡化為他的社會職責;一個民族的歷史被簡化為幾個事件,而這幾個事件又被簡化為具有傾向性的闡釋;社會生活被簡化成政治斗爭,而政治斗爭被簡化為地球上僅有的兩個超級大國的對立。人類處于一個真正簡化的漩渦之中,其中,胡塞爾所說的“生活世界“徹底地黯淡了,存在最終落入遺忘之中。[6]

    確實,一些作家所書寫的民工,除了在流水線上做苦工、或者在腳手架上準備跳樓以威脅廠方發(fā)放工資之外,并沒有自己的歡樂或理想;他們筆下的農民,除了愚蠢和惡俗之外,似乎也沒享受過溫暖的愛情、親情;他們小說中的都市男女,除了喝咖啡和做愛之外,似乎不要上班或回家的。一些人的寫作像有默契似的,不約而同地把世界簡單化、概念化。

    惟有健全的靈魂視野,才能反抗這種簡化和概念化,從而使寫作走向寬廣。

    或許可以這樣說,可以寫出苦難的作家有不少,可以寫出惡的力量的作家也有不少,可是,只寫苦難,只寫惡、黑暗和絕望,在我看來已經(jīng)不夠了。我覺得在這些概念的背后,作家應該建立起更高的精神參照——有了更高、更健全的精神維度,作家寫出來的作品才會有力量。沒有希望做參照,絕望就不會有力量;沒有善做參照,惡也不會有力量;沒有光做參照,甚至你寫的黑暗都可能是假的。不錯,卡夫卡也寫惡,魯迅也寫黑暗,曹雪芹也寫悲劇,但是,我們都清楚,他們筆下的黑暗和悲劇都是有一個更高的精神維度作參照的。卡夫卡的內心還存著天堂的幻念,他所痛苦的是沒有通往天堂的道路;魯迅對生命有一種自信,他的憎恨后面,是懷著對生命的大愛的;曹雪芹的悲劇背后,是相信這個世界上還存在著情感的知己,存在著一種心心相印的生活的,因為這種生活無法實現(xiàn),他才會有幻滅感,才會體察到生命深處的痛感。相比之下,不少作家失去了信念,他們的精神視野里都是現(xiàn)世的得失,內心不再有堅定的事物,也不再崇尚靈魂的高潔。作家的心已經(jīng)麻木,靈魂也已經(jīng)物質化,甚至連基本的誠實都喪失了,這樣的文學,如何能感動人?又如何能叫人信服、喜愛?

    文學說到底是一種精神事務,它要求寫作者必須心存信念,目光高遠。它除了寫生活的事象、欲望的沉浮之外,還要傾聽靈魂在這個時代被磨碾之后所發(fā)出的痛楚的聲音。因此,需要在今天的寫作中,重申一種健全、有力量的心靈維度,重申善和希望是需要我們付出代價來尋找和守護的。作家們要常常問自己:我除了寫絕望,還會寫希望嗎?我除了寫欲望,還會寫精神嗎?我除了否定,還有肯定嗎?我除了懷疑,還能確信嗎?我當然知道,很多作家只要一寫善和希望這樣的事物,就顯得不真實,但這并不是說文學不能寫善,文學不需要向我們提供希望,而是作家們要向我們證實,他所寫的善和希望是真實的、可信的。一個沒有向往過善和希望的心靈,怎能寫出可信的善和可實現(xiàn)的希望來?人不成熟,文學才不成熟;作家自己沒有確信了,他所寫的才沒人信。

    一切的問題,其實都是人的問題,人的內心問題。五四以來,我們幾乎在文學作品中看不到成熟、健旺、有力量的心靈,就在于二十世紀文學書寫中的中國人,在精神上還有重大的欠缺——西方的文明沒有學全,中國自己的老底子又幾乎丟光了,精神一片茫然、混亂。哲學家牟宗三說,自辛亥革命以來的知識分子,內心不一致,生命分裂。為什么會分裂呢?文化上出了問題:

    西方來的文化沖擊自己的生命,而自己的生命自種族來看又是自黃帝、堯、舜來的中華民族的底子。這種中華民族的生命底子不一定能與西方來的觀念相協(xié)調,而我們現(xiàn)在的知識分子又非得接受西方的觀念不可。結果,是把自己的生命橫撐豎架,和五馬分尸一樣。[7]

    中國文化是扎根于世情和人性之中,它在大多數(shù)人的日常生活中依舊發(fā)生著重要的作用,而一旦你的觀念無法和這種文化作用相協(xié)調,你的精神成人,可能就很難完成。沒有成熟的精神,一定也產生不了成熟的文學。

    為此,重申靈魂敘事,重塑一種健全的精神視野和心靈向度,便顯得意義非凡。欲望書寫的時代正在過去,文學的生命流轉,應該往精神深處走了,我相信這是文學發(fā)展的大勢。但是,這樣說并非要為今日的文學寫作提供一個精神意義上的解決方案,我也不過強調,文學的精神流轉已在發(fā)生變化,優(yōu)秀的作家,不能再依靠慣性繼續(xù)寫下去了。

    靈魂敘事大放光芒的時代已經(jīng)來臨。一個對人與事物心中有愛、對未知的世界抱著好奇、對生命的衰退懷有傷感、對靈魂的寂滅充滿疼痛的作家,才堪稱是面對內心磨難、背負精神重擔的作家。這樣的作家越來越多的時候,中國當代文學可能就會有一個完全不同的面貌。

     

    (本文根據(jù)一個論壇的發(fā)言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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