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上海市徐匯區(qū)衡復歷史文化風貌區(qū)的草嬰書房了卻了這位翻譯家生前的一大心愿——“留一塊墓碑，不如建一個書房。”參觀者可以通過“人道主義啟蒙”“中俄之橋”“翻譯之道”三部分展覽主題，走近這個具有獨立精神、社會關(guān)懷的知識分子。

“我沒有年輕到可以慷慨地浪費青春年華的程度，也沒有老到可以心安理得地等待死亡。”1985年，當翻譯家草嬰把自己的一大摞譯稿首次帶去蘇聯(lián)作協(xié)時，面對驚訝的異國文學工作者時如是說。

傾其一生，草嬰對于蘇俄文學的中文譯介成就無出其右，翻譯肖洛霍夫、萊蒙托夫、卡塔耶夫、尼古拉耶娃等名家的作品，憑一己之力、耗費二十年心血譯就托爾斯泰全集。以譯作的形式，他將多位蘇俄作家的作品、思想一同固定在幾代中國讀者的記憶中。時至如今，在網(wǎng)上搜索類同于“托爾斯泰作品該讀哪個翻譯家的譯作”的問題時，答題者給出的最大公約數(shù)仍是兩個字：草嬰。

近日，由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的22卷《草嬰譯著全集》在上海圖書館首發(fā)，全集以約千萬字的容量全面呈現(xiàn)草嬰畢生翻譯、創(chuàng)作文學作品的面貌：12卷收錄草嬰翻譯的以托爾斯泰小說全集為主的俄國經(jīng)典文學作品；7卷收錄草嬰翻譯的包括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肖洛霍夫、萊蒙托夫等作家作品在內(nèi)的反映蘇聯(lián)衛(wèi)國戰(zhàn)爭和蘇聯(lián)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作品；1卷收錄草嬰關(guān)于俄蘇文學和文學翻譯問題的個人著作；1卷收錄草嬰編著的俄文語法書；1卷收錄草嬰歷年來在各報刊雜志中發(fā)表的翻譯文章。

“我有崇高的使命。”這句在最困頓的人生境遇中時，草嬰所說的自勉的話，他的女兒盛姍姍銘記至今。而今，面對著煌煌22卷譯作全集，以及聞訊趕來、將偌大的報告廳坐得滿滿當當?shù)钠胀ㄗx者，大家不約而同地感受到，也許身為翻譯家，草嬰的使命業(yè)已完成，但越來越為人們所周知的一種“草嬰精神”，將繼續(xù)流傳下去。

為中國廣大讀者架起一座通向俄蘇文學殿堂的橋梁

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后，年僅14歲的草嬰與家人離開家鄉(xiāng)寧波鎮(zhèn)海來到上海，進入一所英國人辦的中學讀書。時值上海“孤島時期”，草嬰把父親給他的所有零花錢都用來購買進步書籍和文藝作品，沉浸在嚴酷現(xiàn)實和愛國主義作品中的他自然而然地涌起了憂國憂民的心情與追求真理的朦朧意識，讀《魯迅全集》，他開始對俄羅斯文學發(fā)生濃厚興趣，而林克多的《蘇聯(lián)見聞錄》,鄒韜奮的《萍蹤寄語》等生動記錄社會現(xiàn)實的文章,則使他被十月革命后的蘇聯(lián)社會情況所深深吸引，動了學習俄語的念頭。

從跟隨俄僑女教師學習俄文口語，到結(jié)識姜椿芳先生，開始為塔斯社上海分社的《時代周刊》翻譯關(guān)于蘇德戰(zhàn)爭的通訊、特稿等，1942年又參與了中共地下黨創(chuàng)辦的《蘇聯(lián)文藝》的翻譯工作。對草嬰來說，這段歲月日積月累的不僅是俄語閱讀和翻譯水平，更是以筆投身、參與到反法西斯戰(zhàn)爭中去的信念。自此，在俄文翻譯的道路上，他一走就是一輩子。

1955年，草嬰翻譯了尼古拉耶娃的小說《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nóng)藝師》，首版就印發(fā)了120多萬冊，打破了當時翻譯小說的印數(shù)記錄。肖洛霍夫的長篇小說《被開墾的處女地》（第二部），以及《一個人的遭遇》等一系列作品也是在這一階段翻譯完成的。在特殊年代，對于肖洛霍夫的譯介，卻成了草嬰遭遇種種不公的原因。文革結(jié)束后，他幾乎立刻開始了托爾斯泰全集的翻譯工作——《戰(zhàn)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三部長篇小說和六十多篇中短篇小說，總計四百萬字的全集于1997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和上海遠東出版社聯(lián)合推出。高爾基文學獎、中俄友誼獎、魯迅文學翻譯彩虹獎、中國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第六屆上海文學藝術(shù)獎終身成就獎……在翻譯領(lǐng)域，草嬰獲譽無數(shù)。但就像上海文藝出版社社長陳徵所言，草嬰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是漢語世界最為全面、風格最為一致的托爾斯泰的作品翻譯者，既代表著新中國成立之后對于蘇俄文學的翻譯高峰，也以準確、凝練的翻譯，為中國廣大讀者架起了一座通向俄蘇文學殿堂的橋梁。

他把對自己的人生認知轉(zhuǎn)化成使命

上世紀90年代，有這么一件軼事：上海翻譯家協(xié)會曾一度被要求更名為翻譯工作者協(xié)會，遭到了包括草嬰在內(nèi)一批翻譯家的反對。在草嬰眼里，翻譯是一項工作，更是一項文學創(chuàng)作事業(yè)，單純考量直譯的準確度和技巧，是對翻譯事業(yè)的不理解。

文學翻譯是一門藝術(shù)創(chuàng)作，這是自開始從事翻譯工作時，草嬰就對自己立下的準則。他曾在多個場合習慣性地將翻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藝術(shù)性翻譯，一類是技術(shù)性翻譯，文學翻譯即屬于前者：譯文要具備“像原著一樣的藝術(shù)標準和藝術(shù)要求”；翻譯中“要保持‘洋味’，反對‘洋腔’”；“要充分尊重原作的風格，同時譯者也要有自己的風格”；“做到讓讀者‘如臨其境，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翻譯家高莽曾憶及一次談話中草嬰自陳的翻譯步驟：第一步反復閱讀原文，就好比托爾斯泰寫《戰(zhàn)爭與和平》前后用了六年改了七遍，譯者怎么也要讀上十幾二十遍吧，讀懂了，翻譯時候才能夠得心應手；第二動筆翻譯，忠實地把原文譯成漢語，但翻譯家不是機器，文學翻譯要有感情色彩；第三步仔細核對譯文，一句句地核對有沒有漏譯、誤譯；第四步擺脫原作單純從譯文角度來審閱譯稿，盡量做到流暢易懂；再下一步就是把譯稿交給編輯審讀；校樣出來以后自己再至少通讀一遍……翻譯《戰(zhàn)爭與和平》，草嬰也用了六年，他給小說中的500多個人物每人寫了一張卡片進行梳理，單是這些卡片，就相當于十副撲克牌的厚度。在草嬰傳記《譯筆求道路漫漫:草嬰》的作者之一金波眼中，對一個文學翻譯者而言，出色的外文水準和翻譯技巧、厚實的母語功底，精準的文字表達能力都是成功必不可少的要素。“而在歷史磨煉和時代變遷中，具備的敏銳、深刻的思想和心系天下的責任感，更是造就翻譯大家的首要條件——草嬰身上就具備了這樣的條件。”

在草嬰這樣的翻譯家身上，曾任《托爾斯泰全集》責編之一、如今的浙江文藝出版社上海分社社長曹元勇看到的更是一種珍貴的信念感和使命感：他們的翻譯，不止是看到一些文學故事，不止是打開世界上幾個豐富的窗口，更重要的是帶來了精神上的信念和滋養(yǎng)。“就像玄奘翻譯佛經(jīng)、羅念生譯古希臘悲劇，他們的翻譯是有選擇的，不會把寶貴的翻譯能力用到別人也能做到的事情上。草嬰把對自己的人生認知轉(zhuǎn)化成了使命。”

在曹元勇的印象中，草嬰是一個具有獨立精神的人，也是一個具有社會關(guān)懷的知識分子，從不會為了明哲保身而放棄自己的判斷和立場，在翻譯托爾斯泰的過程中，草嬰自己也深受影響，吸取了很多營養(yǎng)。“他自稱為一棵小草，走在大街上時，我們也許看不出他是多么偉大的人物，但就是那么瘦弱的一個人，容納了那么大的精神能量，讓人非常敬佩。”

是不是有一個始終如一、勤奮、精益求精的草嬰精神？肯定是有的

草嬰曾給經(jīng)濟學家張五常送了一套他翻譯的托爾斯泰全集，在《草嬰譯著全集》的首發(fā)會上，張五常寫來賀信憶及此事：“我對著這套譯作發(fā)呆，心想草嬰先生為什么要做這件事情，但我又想托爾斯泰為什么要花整個生命去從事文藝創(chuàng)作？莎士比亞為什么要寫那些劇本？莫扎特為什么要寫他的25首鋼琴協(xié)奏曲？貝多芬為什么要寫他的9首交響樂？這些人都把自己的生命壓在一種作品上，那是為什么呢？”

就像曹元勇所言，對于草嬰這樣的翻譯家來說，譯什么，也許是比怎么譯更為關(guān)鍵的一項選擇。上世紀80年代末，翻譯學的研究中心逐漸從語言學研究轉(zhuǎn)向文化研究，相關(guān)研究認為翻譯活動不僅僅是語言的輸入，也有文化輸入的意味，對于文本的選擇，是翻譯家的個人眼光、價值觀的體現(xiàn)。正如文學作品是作家創(chuàng)作的主體和他人研究作家時的主要入口，譯作便是翻譯家選擇的主體，為什么選擇翻譯這個而非那個，從中我們似乎可以管窺翻譯家的思想世界。

今年3月，金波在陪同草嬰家人整理草嬰書房時，找到了一套魯迅全集，仔細一看，竟然就是草嬰曾提及的1930年代對他影響至深的第一套作品。草嬰的夫人盛天民也曾說，魯迅作品是草嬰最為重要的生活教科書，魯迅站得高、看得遠，以自己的作品改變中國社會現(xiàn)狀，改變中國人的命運，這些草嬰曾反復叨念的話，背后是魯迅對于他翻譯理念的巨大影響，這種影響既是以筆為投槍的堅定立場，也是譯作中透露出的對于廣大青年的希冀和期盼。

從更深一步的角度說，草嬰的人生底色是由他的人生閱歷，以及譯作中所傳達出的人道主義精神所共同構(gòu)成的。身為醫(yī)生的兒子，草嬰幼年有時會跟隨父親一起為窮人免費看病。以自己的所長接濟天下的信念，從小就在草嬰心里生根發(fā)芽。如今94歲的老干部汪禮彤曾與草嬰是中學同學，當時經(jīng)常到草嬰家借書看，他視那時才十多歲的草嬰為自己的人生啟迪者：“他以進步思想熏陶我，他是我參加革命、走向革命道路的引路人，終身難忘。”

1930年代，魯迅是在國內(nèi)最早介紹和評價肖洛霍夫的作家，他對于肖洛霍夫的推崇，也讓草嬰注意到了這位蘇聯(lián)作家。在肖洛霍夫的作品中，草嬰讀到的不僅是明朗簡潔的新文風，不僅是刻意的榜樣和標桿，而是某種蘇醒中的精神理念。“我深深感到文藝作品首先要關(guān)心人，關(guān)心人們的苦難，培養(yǎng)人對人的愛，也就是人道主義精神。”穿越戰(zhàn)火紛飛的歲月，經(jīng)歷社會的曲折發(fā)展，草嬰始終相信，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一定擁有一種強大的人道主義力量，而在蘇俄文學中，這種力量的集大成者，就是肖洛霍夫?qū)懽骷记珊退枷氲膩碓础袪査固Ｗ罱K，從零星的譯文，到開始著手系統(tǒng)翻譯，草嬰所為，是將托爾斯泰的整體思想脈絡完整地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我們必須培養(yǎng)美好感情，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guān)系，宣傳人與人之間的愛，宣傳人道主義精神。我認識到托爾斯泰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他的作品感人至深，所以我翻譯他主要也是出于這樣的動機。”

在上海市作協(xié)副主席、作家趙麗宏看來，正因如此，草嬰才是那個配得上“橋梁和脊梁”稱謂的人。“草嬰先生很謙虛，把自己比作一根小草。以文學翻譯為使命，草嬰先生的精神和品德當之無愧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脊梁。身處動蕩堅困時代，經(jīng)歷人世的曲折滄桑，他始終沒有停止對俄羅斯文學的翻譯，也沒有放棄對理想信念的堅持，他保持著清醒。”

兒童文學作家、翻譯家任溶溶說：我們景仰翻譯家草嬰，但與其光是景仰，不如好好向他學習，學習他專心一意學好一門學問，從而發(fā)揮，就像他那樣。他所說的“像他那樣”，在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副總裁闞寧輝看來，既是一種對文學的堅守，也是對事業(yè)的追求，對職業(yè)的熱愛，“是不是有這樣一個草嬰精神，是不是有一個始終如一、勤奮、精益求精的草嬰精神？我想肯定是有的。我們以剛剛問世的全集來紀念草嬰精神，草嬰先生嚴謹求實、始終如一的品格將永遠激勵著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