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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后“荷花淀”時期的孫犁
    來源:北京晚報 | 張玉瑤  2019年07月15日06:25

    荷花淀、蘆花蕩、采蒲臺的葦……談起孫犁,我們眼前總能浮現(xiàn)起這一幅幅清新明麗的冀中畫卷,和出沒其中的英勇智慧的白洋淀人民。在充滿血與火的抗戰(zhàn)文藝中,孫犁以他抒情靈動的筆致,留下了詩情畫意的余味,成為一個優(yōu)美而獨特的存在。

    相較起來,屬于“當代文學”范疇中的孫犁,或許沒有那么為人所熟知,但對于他的一生而言,無疑,前后兩個孫犁結合起來,才能讓我們更加完整而清晰地看到這位老作家的全貌,看到他比“優(yōu)美”遠為宏大的面向。

    “老孫犁”與“新孫犁”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孫犁屬于近距離親身參與過抗戰(zhàn)及其文藝實踐的一批知識分子。1949年,他隨解放軍進入天津,負責主編《天津日報》的文藝副刊。在這期間,他繼續(xù)堅持文藝創(chuàng)作,陸續(xù)寫出了《蒿兒梁》《吳召兒》《山地回憶》《風云初記》等作品,對抗戰(zhàn)歲月中那些美而難忘的瞬間重新予以凝眸,尤其是那些活潑的女孩子形象,像清風般拂動讀者心弦。

    1956年的《鐵木前傳》是新中國十七年文學小說的重要之作,孫犁將目光轉向新中國成立后的新生活,在嘗試探討農村合作化的大時代框架下,依然流露著孫犁式的雋永詩意,襯著抹不去的生活氣息與人情氣味,成為上世紀五十年代文壇的重要收獲。然而極為遺憾的是,《鐵木前傳》未竟篇時,孫犁不慎摔倒,又因長期勞累引發(fā)疾病,一病就是十年,這篇一度引發(fā)轟動、內涵豐富的小說也被擱置了,停留在第十九章上,余韻未盡,卻沒有了“后傳”。

    接下來,又是十年“文革”,孫犁的創(chuàng)作被打斷,僅零星寫過幾篇文章。按孫犁自己的說法,他是“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廢于遭逢”。“文革”后期,孫犁長時間埋首于收藏整修古籍,并隨手在包書的書衣上寫下隨想文字,后來結集為《書衣文錄》出版。從這些短章中,頗可窺見一個不安年代中知識分子的復雜心境。

    進入新時期,像許多“解凍”的老作家一樣,孫犁也重新拿起筆來,煥發(fā)第二春,有“南巴(金)北孫(犁)”之說。但這一時期,除了一束《蕓齋小說》外,他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寫作散文、雜文及從事文學評論上,從1979年到1995年,陸續(xù)出了《晚華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澤集》《遠道集》《老荒集》《陋巷集》《無為集》《如云集》《曲終集》十部文集。然而,編定《曲終集》后,正如其書名,因疾病及其他種種原因,82歲的孫犁宣布封筆,也拒絕了采訪、應酬和社會活動,仿佛悄悄從彼時正熱鬧的當代文壇“隱退”,在度過人生的最后幾年后,于2002年溘然長逝。

    以“文革”為界,文壇有“老孫犁”和“新孫犁”的說法,與那個清新詩意的“老孫犁”比起來,人們發(fā)現(xiàn),新時期復出的“新孫犁”,筆調中換上了滄桑、反思與嚴峻的氣質,文字更加遒勁有力,是歷經歲月磨礪與沉淀后的質地。

    很多評論認為,孫犁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創(chuàng)作和當時的主流有一定距離,還有的評論直接將其定位為“革命文學中的‘多余人’”。但《孫犁全集》編校者之一、《孫犁年譜》作者段華并不同意這一定位,他認為,孫犁實際上堅定信奉著政治決定文藝的觀念,而他說的“離政治遠一點”,不是說離開政治,而是說文藝作品不能圖解政治,創(chuàng)作要遵循藝術規(guī)律。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現(xiàn)實主義還是浪漫主義都不能單一概括其風格。孫犁也說過,他最喜歡自己寫的抗日小說,因為這些都是自己見到的東西,是對時代和故鄉(xiāng)人民的贊歌;他也看到過不好的東西,但不愿意寫,從來沒有違背良心,制造過虛假的東西。的確,即便在人人自危的年代里,孫犁也沒有貼出過一張檢舉的大字報,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良心的事。

    “我的文學的路,是風雨、饑寒,泥濘、坎坷的路。是漫長的路,是曙光在前、希望的路。這是一部爭戰(zhàn)的書,號召的書,呼喚的書。也是一部血淚的書,憂傷的書。爭戰(zhàn)中也含有血淚,呼喚中也含有憂傷。”這是孫犁對自己作品的評價,也是他人生歷練的雜陳。這個從“荷花淀”中走出來的鄉(xiāng)村青年、革命作家,晚年以冷峻清醒的筆鋒,完成了對他一生的書寫。

    青年良師的精神能量

    作為長期的副刊編輯與文壇前輩,孫犁不遺余力地扶持青年作家,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還是新人的賈平凹、鐵凝、莫言都曾為他所慧眼看重,兩代作家之間凝聚了深厚的情感。在這些后輩作家的早期作品如《哦,香雪》里,也時時可見孫犁筆調的影子。

    段華也是當年被孫犁先生所鼓勵的年輕人之一,他曾在其《荷花的光影》一書中,娓娓述說了讀孫犁40年、與孫犁交往十幾年的所歷所見,描畫出一個率真的晚年孫犁形象。

    初遇孫犁時,段華還只是個16歲的中學生,因讀了《白洋淀紀事》而慕名去天津拜訪,自此與孫犁成了忘年交。他還記得第一次拜望時的場景,當時孫犁先生72歲,身體還好,耳聰目明,聲音洪亮,說這是當八路軍時(孫犁曾在晉察冀山地打過游擊)練出來的。那一回,孫犁和這位小朋友談了很多,還討論了諶容的小說。后來,段華進入南開大學漢語言文學系讀書,離孫犁家不遠,更是常常拜訪。

    孫犁一生熱愛和追隨魯迅,同魯迅一樣,也愛護青年人,愿意花費時間和精力去幫助他們,曾寫過《小說與青年》等多篇文章,向青年傳授藝術真諦。在給段華的信中,孫犁告訴他該如何讀書、如何寫作、如何處理工作中的難題。段華也曾數次領著20多歲的文學青年拜訪孫犁。即便是中學生,他也認真對待回復。

    “我剛和孫犁先生相識時,他一個人生活,正是晚年創(chuàng)作的高峰期。他很勤奮,連續(xù)創(chuàng)作的蕓齋小說、小說雜談、蕓齋瑣談等系列文章都在文壇風靡。在這期間我接觸到他,和他談天,親耳聆聽他的教誨,親眼看到他的創(chuàng)作,感覺很幸運。”回憶起多年交往點滴,段華感慨道,從人生道路到人生觀,從工作選擇到閱讀生活,孫犁先生都對自己的影響太大了,“可以說,是我一生的學習榜樣和精神支柱”。段華曾在新疆戍邊六年,在反復閱讀《孫犁全集》中,度過荒原上一個個孤寂的夜晚;而今到了知天命之年,依然會時不時拿出孫犁先生給他的信和題字來閱讀,從中獲取精神動力。

    賈平凹曾評論說:“孫犁雖然未大紅大紫過,作品卻始終被人學習,且活到老,寫到老,筆力未曾絲毫減弱,可見他創(chuàng)造的能量有多大。”誠如斯言,時隔多年,荷露清響里,我們依然能識別出那個熟悉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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