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九久讀書人出版公司的編輯約我和汪曉濤博士翻譯亞伯拉罕 耶霍舒亞（A. B. Yehoshua）的《詩人繼續(xù)沉默》時，我對耶霍舒亞和他的小說，乃至整個以色列文學可以說是一無所知。這本書里一共收集了耶霍舒亞的十二篇中短篇小說，分別寫于上世紀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耶霍舒亞是一位用希伯來語寫作的以色列作家，我們接手的卻是這些故事的英語譯本，而且是由四位譯者在不同時期翻譯的。這樣的二手翻譯能成功嗎？我心懷疑惑和惶恐地開始翻譯他的小說，很快我就忘掉了英語譯本中不時出現(xiàn)的磕絆，被他深深地迷住。

亞伯拉罕 耶霍舒亞出生于一九三六年，父親是一位研究耶路撒冷歷史的東方學學者和作家，母親來自于摩洛哥的一個富商家庭，妻子則是一位心理分析學家。父親給了他歷史視角，妻子給了他心理視角。他曾半開玩笑地說自己被妻子分析了半個世紀。他在以色列軍隊當過三年傘兵，在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攻讀過哲學和文學，客居巴黎期間擔任過世界猶太學生聯(lián)盟的秘書長，后來一直在海法大學教授比較文學和希伯來文學。許多個人經(jīng)歷在他的小說中都有所反映。

不過，耶霍舒亞本人認為，如果要給他寫一份寥寥數(shù)語的自傳，他的塞法迪猶太后裔和第五代耶路撒冷人的身份是必須保留的。大多數(shù)以色列作家是來自東歐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比如與他并稱為以色列文學三位男高音的阿摩司 奧茲(Amos Oz)和大衛(wèi) 格羅斯曼(David Grossman)。從步入文壇的第一天起，耶霍舒亞就不想被貼上塞法迪作家的標簽，成為一個跟他父親那樣專寫民間傳說的少數(shù)族裔作家，但他感到塞法迪猶太人身份給了他一個不同的視角。比如，對他來說，阿拉伯人不是敵人，而是類似堂兄妹一樣的親戚。他們和阿拉伯人的沖突不管多激烈，都還得在一個屋檐下討生活。他一直致力于理解阿拉伯視角。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情人》出版于一九七七年，背景是一九七三年贖罪日戰(zhàn)爭后的海法，講的是猶太少女達菲和阿拉伯少年納伊姆之間的狂熱愛情。在當時的以色列文學中，這是為數(shù)不多的以阿拉伯人為主要人物的作品。

耶霍舒亞與奧茲年齡相近，兩人都在以色列建國初期度過了他們的青少年時代，在五十、六十年代登上以色列文壇。這一代人被稱為“建國的一代”，以別于之前的“獨立戰(zhàn)爭的一代”。這一代作家的身份是“作為完整猶太人的以色列人”，他們內(nèi)化了從大以色列國土向以色列國家的轉(zhuǎn)化，形成并強化了他們的以色列公民身份。這一轉(zhuǎn)化的意義非同小可。作為在儒釋道文明中生活的東方人，我們對有著共同源頭和圣地的猶太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這三大一神教文明很難理解。對他們來說，我們可以說是徹頭徹尾的他者。對猶太人而言，以色列立國不但讓他們獲得了生存的空間，而且保障了他們思考的空間和對歷史理解的連續(xù)性。半個世紀以來，耶霍舒亞和他的作家同志們在以色列的公共生活中扮演著無可替代的雙重角色。政治上，他們被譽為以色列自由知識分子的良心，關(guān)心以色列的政治和社會，熱情不懈地支持以色列和平反戰(zhàn)運動，關(guān)注占領(lǐng)地、阿以沖突等敏感問題。在二〇一三年一次對美國猶太人的演講中，他聲稱散居在美國和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只能說自己是部分猶太人，只有像他這樣生活在以色列并被猶太文化包圍的人才是完整的猶太人。這句話當然在世界范圍的猶太人中間引起了軒然大波，直到今天還讓美國的猶太人耿耿于懷。今年四月，已經(jīng)八十二歲高齡的他還在以色列的《國土報》上撰文承認，他為之奮斗半個世紀之久的解決巴以沖突的兩國方案，現(xiàn)在似乎已經(jīng)不相干了。

雖然深深卷入以色列的政治活動，耶霍舒亞的小說卻全然不是其政治觀點的簡單傳聲筒。這又與他所屬的“建國一代”有很大的關(guān)系。這一代作家不滿足于上一代作家突出英雄和強調(diào)社會群體的批判寫實主義手法，更注重用現(xiàn)代派的心理寫實、象征和嘲諷的手法來表現(xiàn)個體的世界，或者說個體與團體的沖突。但這并不是說他們不關(guān)心政治。耶霍舒亞在很多小說中隱藏的政治含義只有深究才能看出。比如收在本書結(jié)尾的短篇小說《老人之死》，里面的老人總也不死，大概活了一千歲了。跟他同居的阿什特太太對他的長壽厭煩不已，決定在他熟睡的時候宣告他死亡。住在同一公寓樓里的“我”明知老頭沒死，卻自愿充當阿什特太太的同謀，幫她請醫(yī)生開死亡證明，請殯儀員。因為年老沒有價值便被宣判死刑，自己走去參加自己的葬禮，甚至還在葬禮上發(fā)表悼念自己的演講——這樣荒誕不經(jīng)的故事不由得讓人想起卡夫卡。老頭被活埋后，阿什特太太要求敘述者“我”也搬去跟她同住，“我”意識到發(fā)生在老頭身上的命運也將在自己身上重演。“我”做了阿什特太太的幫兇，也給自己掘了一個墳?zāi)埂Ｎ以谧x這篇故事時，腦子里想的是美國作家約翰 契弗（John Cheever）的著名短篇小說《傷心歌謠》（一譯《戀歌》）。那篇故事里面的女主人公瓊也跟阿什特太太一樣，喜歡接近那些已過盛年的落魄男人，被她盯上的男人也都以死亡告終。曼哈頓街頭游蕩的死亡天使，搖身一變成了老年公寓的死亡女巫——我就是這么解讀的。但從耶霍舒亞的一篇訪談中發(fā)現(xiàn)，原來在他這篇寫于五十年代的成名作中，阿什特太太代表的是一個國家中積極、自然和自信的力量，千歲老頭則象征著猶太人，他們毫無活力，缺乏目標，沒有品位，只能接受被活埋的命運。猶太人在“二戰(zhàn)”中的命運不正是如此嗎？

如果說《老頭之死》里面的政治隱喻還十分含蓄的話，《面對森林》就相當明顯了。這篇飽受爭議的短篇小說描寫了一名渾渾噩噩、得過且過的研究生為了完成他關(guān)于十字軍東征的畢業(yè)論文，自愿接受了一份森林護林員的工作，期待森林的孤寂能讓他靜下心來完成論文。這片人造森林是建在一座被以色列人夷為平地的阿拉伯村莊上，森林里除了他還有一對阿拉伯父女，父親的舌頭在戰(zhàn)爭中被割掉，成了啞巴。沉默的阿拉伯人跟埋在森林下面的阿拉伯村莊一樣，雖然被封了口，無法訴說過去的刀光血影和慘痛經(jīng)歷，但它們?nèi)匀辉谀莾海S著阿拉伯人情緒的起伏隱約浮現(xiàn)。在守望森林的漫長孤獨中，護林人不知出于何種心理，開始挑逗慫恿阿拉伯啞巴放火燒掉森林。在森林的灰燼中，阿拉伯村莊如鬼魅般赫然現(xiàn)身。小說的象征意味非常明顯，以色列的歷史就如同這座人造森林，林子里住著失音的阿拉伯人，林子下埋著被遺忘的阿拉伯村莊。作者似乎在借護林員這個人物煽動放火燒掉森林，揭露真相。但小說結(jié)尾阿拉伯啞巴作為縱火犯被抓，護林員也更加無望更加落魄地回到了熟悉的城市。

耶霍舒亞小說的故事情節(jié)都不曲折，有時平淡到讓人訝異小說還可以這樣寫。他擅于書寫日常生活，在家庭關(guān)系和日常生活中發(fā)現(xiàn)荒謬和疏離感。小說的主人公從事的職業(yè)不一，有江郎才盡的詩人，遲遲完不成畢業(yè)論文的大學生，洪峰中留守監(jiān)獄的新看守，被誤診為絕癥的水利工程師，終日面對森林的看林人，給士兵講課的大學講師，兒子被誤傳犧牲的高中教師，以睡眠為人生大事的水泥工……耶霍舒亞無意描畫一幅當代以色列的浮世繪。他的主人公無論是令人尊敬的知識分子和專業(yè)人士，還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無一例外地深陷某種不符合常識的情境中，有著為常人不解的扭曲心理，而且在經(jīng)過一番充滿疼痛的掙扎和完成了某個荒謬或徒勞無益的使命之后，主人公在結(jié)尾卻陷入了更無解的情勢中。他們會顯得更軟弱無力，更瑣碎渺小。一句話，沒有成長，從荒謬的人生中什么也沒學到。

在《與小雅利的三日》中，主人公允諾幫他在基布茲公社勞動時結(jié)識的戀人看三天小孩，想在孩子身上尋找他從未忘懷的前情人的芳影，結(jié)果他的心理陡轉(zhuǎn)，對小孩百般折磨，差點把他一殺了之。據(jù)說這篇小說運用反諷手法影射巴勒斯坦難民營。如同《老頭之死》一樣，這層隱喻沒有介紹不容易看出。《洪峰》中的監(jiān)獄看守心理更加奇葩。洪峰即將來臨，監(jiān)獄長明明是為了自己逃命把留守監(jiān)獄的危險差事甩給他，他卻感恩戴德地差點跪下。他把獄規(guī)奉若圣書，每晚必須讀上幾頁才能入睡。最后甚至開鎖放犯人逃生，結(jié)果自由了的犯人把他和兩條獄犬鎖在同一個號子里。故事到此戛然而止，等待他的悲慘命運我們卻是可以腦補出來的。

文學傳承上，耶霍舒亞深受西方現(xiàn)代派作家卡夫卡、威廉 福克納和希伯來語作家薩繆爾 約瑟夫 阿格農(nóng)的影響。哈羅德 布魯姆曾在《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中稱他為“以色列的福克納”。也許在他的長篇小說中可以看到更多的福克納，在這部中短篇小說集中，我更多看到的是卡夫卡的影子。如同卡夫卡，父子關(guān)系是他小說中不斷浮出水面的一個主題。卡夫卡多從兒子的角度寫父親，兒子在父親面前就如同《變形記》中那只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大甲蟲，時刻可能遭到碾踩；耶霍舒亞則常常從父親的角度寫，父親對兒子的隔膜、疏離和失望（《詩人繼續(xù)沉默》），潛意識里對兒子死亡的犯罪感（《一九七〇年的初夏》），甚至不時產(chǎn)生的謀殺兒子的念頭（《與小雅利的三日》）。在《一九七〇年的初夏》這篇小說中，兒子陣亡的消息在父親腦海里不斷回放，好像那是他生命中某個值得反復(fù)回味的高潮，如同洞房花燭夜，如同金榜題名時。那一刻也確實是他生命的分水嶺：在此之前，他是被社會拋棄的孤獨老人，是校長和學生迫不及待要除掉的老教師，是他的拒絕退休、拒絕退出人生舞臺才讓他勉強留在了講臺上；在此之后，由于為祖國獻出了唯一的兒子，他戴上了烈士父親的光環(huán)，四處享受人們的同情和尊敬。他幻想自己以烈士父親的身份做畢業(yè)典禮演講，開始計劃自己的未來，準備完成兒子未寫完的手稿，潛意識里甚至在美國兒媳和孫兒面前扮演了兒子的角色。小說結(jié)尾，兒子的陣亡不過是誤傳，好像上帝在最后一刻改變了主意。父親只能又回到了小說開頭自己聽到兒子死訊的那一刻，心中充滿失落。

如果說在卡夫卡的小說中，父親以上帝般的形象讓兒子敬畏，那么在耶霍舒亞小說中，父親的形象則讓人想起《舊約》中的亞伯拉罕，那個心甘情愿把兒子以撒作為祭品獻給上帝的父親。死去的是兒子，榮耀的是父親。可以說《一九七〇年的初夏》是耶霍舒亞對亞伯拉罕故事的重新書寫，對這個從心理深層上影響?yīng)q太民族的神話進行了毫不留情的解構(gòu)。耶霍舒亞在一九九〇年一篇題為《曼寧先生和以撒受綁》的文章中說過，他想去掉這個神話中隱喻和典故的成分，剝掉它的偽裝，在真實的現(xiàn)實處境和合理的心理情境中再現(xiàn)這個故事。他認為亞伯拉罕之所以同意犧牲自己的兒子，實在是因為他對兒子以撒能否堅守對上帝的信念缺乏信心。為了把兒子納入他自己的價值系統(tǒng)，父親不惜犧牲兒子的生命。

記得讀研究生的時候跟一個猶太裔同學有過一次關(guān)于小說的爭論。我認為對小說而言，語言是最重要的因素，他則認為是故事。他的論據(jù)是一篇好小說哪怕譯成了別的語言，依然是好小說，比如契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這些偉大作家的小說，不管是翻譯成英語還是漢語，在遜色于原文（有時甚至是遠遜色于原文）的譯文中，它們的偉大并不受影響。這說明，語言不是小說中最重要的因素。記得當時我對他的觀點頗為不服。但事隔二十多年后，面對耶霍舒亞這部翻譯絕對算不上優(yōu)秀的作品，他的偉大依然清晰可見。此書的英文譯本中常常有不符合英文慣用法的奇怪字句，很不容易理解。比如，在《詩人繼續(xù)沉默》這篇標題故事里，有一處提到一家semi-closed institute。我查了不少地方，問了美國同行，還是不知所指。汪曉濤最后在網(wǎng)上找到一處解釋，指介于公眾機構(gòu)與完全封閉機構(gòu)（監(jiān)獄）之間的半封閉機構(gòu)，如精神病院、智障人士中心等。但除非精神病院或智障人士中心在希伯來語中是一個不常見的詞，否則我想不通為什么要譯成一個如此罕見的英文詞。因此，最后我還是照字面的意思翻譯成“處于半關(guān)門狀態(tài)的機構(gòu)”。在《最后的指揮官》中，有一個句子也是十分費解：“Sabbath. Stones in our skulls instead of eyes”。為了弄明白這句話，我動用了一切可以動用的資源，最后還是無法確定，只能絕望地以直譯的方式處理：“安息日。眼中有石變成了腦中有石。”有些句子無論你怎么努力，都無法把握原文的準確含義。比如《面對森林》里的這句話：

“…that his desultory affairs with women will but draw zeal from the blue skies.”

要命的是你不知是翻譯的問題，還是原著的意思。如果我們面對的是原文，那就不會產(chǎn)生對文字的懷疑，只會想法去理解，找到合適的中文。這大概就是面對二手譯文時帶來的問題。由于沒有前譯可以參考對照，只能說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譯文質(zhì)量的好壞只能等讀者鑒別。

本書的前六篇由我翻譯，后六篇由汪曉濤博士翻譯。汪曉濤博士是學政治學出身，早在九十年代就翻譯過亨廷頓的名作《難以抉擇——發(fā)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剛開始合作時我還有過顧慮，怕學者的文筆不一定適合譯小說。但只看了一篇故事后我就放心了。他的譯文既感性又精準，情緒非常飽滿，字里行間流淌著的詩意和原文非常吻合。此外，我們約定由我統(tǒng)稿，他也給了我極大的自由度，虛心接受了我很多建議，但在有不同意見時也據(jù)理力爭，在此表示特別感謝。此外，我還要衷心感謝九久讀書人前編輯彭倫，是他給了我們近距離接觸這位偉大作家的機會。感謝現(xiàn)任編輯何煒宏和郁夢非在時間上對我們的包容和毫無保留的合作。感謝好友陳紅，她是達爾文《小獵犬號》的譯者，也是生物學家，在繁忙工作之余撥冗閱讀了我翻譯的每一個故事，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先生林文理和我的英譯合作者Jason Sommer也常常受到我出其不意的打擾，幫我答疑解惑，在此一并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