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阿萊士·施蒂格的《面包與玫瑰：柏林故事》是一本關于漫游的書。作者以柏林的不同地點作為通向這座城市內(nèi)部的透鏡，而每一次向透鏡發(fā)出的凝視，都是慢條斯理的回憶冒險。乍看之下，這本小書只是將一篇篇細密的城市隨筆綴連成冊，是蘭姆《伊利亞隨筆》一類作品在現(xiàn)代的對應物。但如果我們細讀這本書，就會發(fā)現(xiàn)施蒂格所創(chuàng)制的并不止于此。當他回憶的時候，他并不是簡單地從他的記憶中攫取可供抒情的片段，而是藉由遺忘的跳板，去“再度發(fā)現(xiàn)柏林”，并以此重新書寫出一座更為真切的城市。與此同時，在施蒂格貌似閑情逸致的書寫下，隱匿的也是其與柏林乃至整個歐洲文化之間復雜的相互依存關系。

施蒂格出生于斯洛文尼亞最古老的小城普圖伊，柏林之于他而言自然是一座異邦之都，但它又被近代歷史強力地拋在了整個中歐的中心，像一個漩渦般吸引著寫作者們奔赴此地。這使得柏林對于施蒂格而言遠非暫駐的居所，而是變成了一個投射在他所將要途徑之路上的巨影，一串“不得不”被經(jīng)歷的事件序列。盡管這座城市對于作者而言并無真正的敵意，但它依然使他感到被異化，像一劑并無必要的潤滑劑，被注入了“柏林市裝置”之中。

柏林對施蒂格的無意識鉗制是無處不在的。譬如當他在面包店中將一只柏林小面包（Schrippe）稱為巴 伐利亞小面包（Semmel）時，販面包的女士伯莎便露出怨懟的神色，這使他感到不安，“當我離開烘培店，我便回到了我的語言。”他如是注解這段經(jīng)歷。一個異鄉(xiāng)人在此種境遇下，勢必要以周旋的姿態(tài)來對抗城市對他們精神施加的馴化。在施蒂格那里，周旋的具體形式即是對記憶中的故土發(fā)出幽深的呼告，以求在德國-斯洛文尼亞的文化洪流中確立己身的獨立。這個故土既可以說是施蒂格地理意義上的家鄉(xiāng)普圖伊城，也可以代指作者渴求的由文明與智識構建的精神原鄉(xiāng)。前者是與生活互相消磨以致身心俱疲的施蒂格希求遁身的處所，而后者則使他得以化身為一個古典時代的漫游者，與柏林現(xiàn)代性的世俗枝節(jié)發(fā)生齟齬——如同他自己所使用的那個隱喻，他像羅馬帝國的智者塔西佗一樣逡巡過整個日耳曼。在這一意義上，施蒂格在書中的形象顯然與那些著名的流離失所者——米沃什、本雅明、布萊希特等重合，藉著被剝奪之物來穿透現(xiàn)實的簾幕，并因此逼近了更為理想的故土。

另一方面，施蒂格承繼了中歐文學傳統(tǒng)中對歷史的憂患意識。我們可以注意到他在書中使用了這樣的一系列修辭：“入時的殘山剩水風格”“西方世界亮晶晶的驕縱”“一間報刊亭，德國文化最后的堡壘”等。與許多憂心忡忡的西方知識分子一樣，施蒂格毫不掩飾他對于向庸俗時髦傾塌的柏林的批判。他溫和地反諷著柏林的審美、宗教、飲食與交通，但我們所能看見的只有這些“柏林殘像”的過去與當下，柏林的未來卻被作者隱去了。柏林承載普魯士人、土耳其人、俄國人與猶太人等，這些棲居者各自為柏林注入不息的生命力與動蕩的起居習慣。然而，和其他移民城市相似，柏林的歷史正被現(xiàn)代所稀釋，或將就此淪落為一座“無名之城”，就像柏林墻終究淪為一道普通的風景。

在此意義上，柏林似乎又確實地在對一個具備天賦的寫作者的凝視發(fā)出召喚。“記憶無非是一張想入非非的城市地圖，每一次被打開，它的坐標會改換，主干道在移位，街道更新它們的名稱，廣場在不同方位消失復又浮現(xiàn)。”施蒂格對柏林的不斷回憶，是在文學的路徑上，延續(xù)著柏林的此刻與將來。

一片土地的原住民往往不能看到他們所棲居之地的獨特之處。而柏林，也正是在施蒂格這樣的異鄉(xiāng)人眼里，才能作為那個永恒的繁復與豐饒之城被確立，堅固地坐落在人類集體記憶的重要一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