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瓦爾澤的《逃之夭夭》，出版于2017年1月。瓦爾澤的小說永遠是一種智力挑戰(zhàn)，這本小說亦不例外。它的德文標題Statt etwas oder Der letzte Rank就很耐人尋味，讓無數(shù)的德文讀者看得直眨眼睛。Statt etwas，硬譯是“取代某物”，靈活一點，可譯為“取而代之”或者“避而不談”；oder，意為“或者”，“抑或”；Der letzte Rank屬于生僻詞匯，所以，德文版的獻詞頁上有作者從最權(quán)威的詞典即格林兄弟編纂的《德語大詞典》搬來的釋義：這是狩獵術語，指的是讓獵物最終擺脫獵者的一次閃彎。

看見這一釋義，讀者的眼前多半會浮現(xiàn)出電視上常見的動物節(jié)目畫面：在一片遼闊的原野，捕獵者（如獵豹、細狗）對獵物（如羚羊、野兔）窮追不舍，并逐漸接近后者。這時，命懸一線的獵物突然來一個讓獵者始料不及的閃彎。結(jié)果，一方望塵莫及，灰頭土臉，一方逃之夭夭，得意洋洋。拜拜了，親愛的細狗，親愛的豹子。據(jù)此，我們可以將這部小說譯為“逃之夭夭”。

瓦爾澤的生命之書

這本篇幅不大的小說，是瓦爾澤的一部生命之書。它濃縮了瓦爾澤思想和人生的精華。逃之夭夭，這是年近九旬的瓦爾澤（1927年3月24日生）為自己發(fā)現(xiàn)的生命隱喻。這本書所講述的，就是逃離的故事。瓦爾澤要逃避的對象很多，但主要有三個：一是批評，二是政治，三是愛情。

為什么要逃避文學批評？

瓦爾澤與文學批評家可謂生死冤家。書中反復提到的“敵人和對手”，指的就是批評家。而他的頭號敵人，恰恰是德國文壇名氣最大、人氣最旺、同時最令人生畏的評論家馬塞爾·賴希-拉尼茨基，人稱“文學教皇”。“文學教皇”一次又一次地對瓦爾澤進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最駭人聽聞的一次發(fā)生在1976年3月27日。這一天，德國最大的報紙《法蘭克福匯報》發(fā)表了時任該報文學部主任的賴希-拉尼茨基對瓦爾澤新作《愛的彼岸》的評論文章。文章開篇就寫道：“一本輕如鴻毛、糟糕透頂、慘不忍睹的小說。不值得讀，哪怕就讀一章一頁。”這篇評論從頭到尾都是刀刀見血的語言。賴希-拉尼茨基恨不得把瓦爾澤逐出文學王國，所以這篇檄文還題為“文學的彼岸”。瓦爾澤陷入憤懣和抑郁，他為此看過心理醫(yī)生，后者表示愛莫能助，請他自行消化。賴希-拉尼茨基還成為他的夢魘和揮之不去的痛苦回憶。他自述在夢中不止一次被賴希-拉尼茨基追攆。2008年，雖然事情已過了30多年，當筆者在瓦老跟前提及這段歷史的時候，坐在沙發(fā)上的他竟下意識地攥起了拳頭……

當然，作家也不是吃素的。必要時他們可以來點批評的批評。瓦爾澤就是反批評的高手。早在1962年，瓦爾澤就根據(jù)自己在四七社的觀察和感受寫了一封《給一位初出茅廬的青年作家的信》，對包括賴希-拉尼茨基在內(nèi)的幾個稱霸四七社的批評家進行了妙趣橫生、淋漓盡致的調(diào)侃和諷刺（四七社既是新作博覽會又是作家批斗會）。1977年，瓦爾澤撰寫了《論教皇們》一文，對批評家們深信自身絕對正確表示詫異，因為這世界上除了羅馬教皇不可能有人絕對正確（梵蒂岡堅持教皇永無謬誤論）。1993年，他發(fā)表長篇小說《互不相干》，里面出現(xiàn)了一個無比自戀的批評家，大名叫威利·安德烈·柯尼希——柯尼希意為“國王”，綽號叫埃爾柯尼希，意思是“魔王”。1998年，賴希-拉尼茨基主持的電視書評《文學四重奏》指責瓦爾澤寫納粹德國的小說《迸涌的流泉》沒有出現(xiàn)奧斯維辛這個字眼兒，瓦爾澤隨即做出反應：“每一個受其虐待的作家都可以對他說：賴希-拉尼茨基先生，就你我的關系而言，我才是猶太人”（賴希-拉尼茨基恰恰是一個虎口脫險的猶太人）。2002年，瓦爾澤發(fā)表長篇小說《批評家之死》，給賴希-拉尼茨基畫了一幅惟妙惟肖、活靈活現(xiàn)的文學肖像，而且給他取了復姓埃爾-柯尼希即魔王諧音。

這里所說的魔王，不是隨便一個妖魔鬼怪，而是那個在北歐和德語地區(qū)家喻戶曉的恐怖之王。據(jù)傳說，在一個夜黑風高的夜晚，一個父親抱著他生病的兒子在森林中騎馬奔馳。途中出現(xiàn)一個隱形的魔王，對小孩進行言語誘騙，最后還對小孩伸出了魔爪。小孩看見了魔王，也聽見魔王說話。他驚恐萬狀，不斷向父親報告、救助。父親斥之為幻覺，但同時策馬加鞭。趕到家時，父親發(fā)現(xiàn)孩子已死在他的懷里。

魔王的傳說源自丹麥。最早由赫爾德譯成德文。1782年，歌德創(chuàng)作了敘事詩《魔王》。這首詩不僅膾炙人口、婦孺皆知，而且激發(fā)了音樂家們的靈感。包括貝多芬、舒伯特以及有“北德舒伯特”之稱的卡爾·勒韋在內(nèi)的作曲家紛紛為歌德的詩歌譜曲。最后，舒伯特譜寫的藝術歌曲《魔王》（1815）脫穎而出，它和歌德的同名敘事詩一樣成為不朽之歌，世代傳唱。魔王的形象也常見于造型藝術，有多幅繪畫，還有一尊雕像矗立在毗鄰魏瑪?shù)囊谩?/p>

對于作家，作品就是自己的孩子和親生骨肉。因此，一個糟蹋文學作品的批評家，哪有比埃爾-柯尼希更合適的名字。

但是瓦爾澤萬萬沒想到，《批評家之死》引出了另一個魔王。時任《法蘭克福匯報》文學部主任的文學批評家弗蘭克·席爾馬赫發(fā)表了一封公開信，把《批評家之死》斥為影射小說和反猶小說！賴希-拉尼茨基本人則套用歌德的名言，指責瓦爾澤的小說就一個念頭：“打死他，這條狗，他是一個猶太人！”而歌德原話說的是：“打死他，這條狗，他是一個書評家。”這一回，瓦爾澤闖了大禍。

為什么要逃避政治？

文學家瓦爾澤一生卻與政治有不解之緣，還數(shù)度出現(xiàn)在社會政治的風口浪尖。早年的瓦爾澤，為社會民主黨助過選（聯(lián)邦德國建國之后的頭20年里一直是基督教民主同盟簡稱基民盟當政），堅定地反對過越戰(zhàn)，還一度站在德國共產(chǎn)黨一邊（德共1956年被禁，1968年改名重建），甚至短暫訪問過蘇聯(lián)，所以他被視為左派。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起，瓦爾澤公開反對德國分裂（認可兩德分裂的現(xiàn)實是當時德國左派知識分子的共識），還與比基民盟還保守的基社盟（基督教社會同盟）議員過往甚密，所以逐漸被視為右派。

1998年，獲德國書業(yè)和平獎的瓦爾澤在德國的政治地標法蘭克福保羅教堂發(fā)表答謝演講。他談到德國歷史問題，并表示反對把奧斯維辛當“道德大棒”使用。為此，德國猶太協(xié)會主席布比斯指責他“精神縱火”。此言一出，立刻在德國媒體引起軒然大波。“瓦-布之爭”變成一場蔓延全國的燎原大火。

2002年，席爾馬赫譴責《批評家之死》的公開信再度在媒體引發(fā)燎原大火。從普通讀者到作家批評家、從學界精英到政界領袖，各界人士都卷入這場充滿情緒的大討論。這場持續(xù)一個夏天的媒體風波被稱為“聯(lián)邦德國文學史上的頭號丑聞”。之所以說丑聞，一是因為這場辯論始于小說尚未問世之前，參與討論的人多半不知道小說里面寫了什么；二是因為小說出來之后眾人發(fā)現(xiàn)，里面基本找不出什么可以支持反猶指控的文本依據(jù)。但是，后果卻很嚴重。在一段時間里，瓦爾澤在德國什么地方公開亮相，常常會遭遇抗議者。煩惱之中，他甚至考慮過是否需要移居奧地利。與此同時，英美國家中止了對瓦爾澤作品的翻譯和出版。

這兩次風波之后，瓦爾澤終于知道何為政治正確，他變得謹言慎行，常常如履薄冰，如臨深淵。

為什么要逃避愛情？

瓦爾澤是一個永遠處于戀愛之中的男人。他一生戀愛不斷，也把自己的一樁樁情感經(jīng)歷變成了文學，創(chuàng)作了一本又一本別具一格的愛情小說。

有愛，就有各式的痛苦和煩惱。愛情帶給瓦爾澤的最大痛苦和煩惱，在于愛的排他性。根據(jù)排他原則，你愛了一個，就不能愛另外一個。這是旁征博引的第十五章的核心話題。為了調(diào)侃和反駁排他原則，敘事者甚至搬出了阿多諾和基督教。阿多諾說：在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敘事者則說：用道德通緝用情不專是野蠻的；基督教告誡信徒，你只許信仰一個神，一夫一妻制度也是基督教文明的副產(chǎn)品，只許愛一個人和只許信仰一個神的戒律如出一轍，所以，敘事者不得不弱弱地問：現(xiàn)在宗教戒律有所松動，怎么約束人際關系的鐵律卻依然雷打不動？

瓦爾澤逃脫沒有？

一方面，諸多跡象表明，瓦爾澤實現(xiàn)了勝利大逃亡。《逃之夭夭》開篇第一句話就是：“我的日子有點太美了。”這是敘事者對自身狀態(tài)的總結(jié)和概括。這句話反復出現(xiàn)。如果說這部小說是一首歌，這句話就是一首副歌。敘事者的日子為何太美？因為他遠離世界，遠離塵囂，因為他不再相信烏托邦，不再有執(zhí)念，不再對任何事情刨根問底。他在自己的美麗而富足的小天地里優(yōu)哉游哉，常常聽見自己念叨“做做夢就夠了”或者“宛若浮云，遠在天邊”。他還把自己的生活比作“一座五星級酒店”。敘事者只想獨善其身，不想被外界打擾，所以，每當從什么地方——譬如非洲——傳來求助的呼聲，他就趕緊把耳朵堵上。

這幅世外桃源圖也可以視為瓦爾澤本人生活現(xiàn)狀的寫照。在過去的15年里，他的生活美好、充實而且平靜。他一如既往地在風光旖旎的博登湖畔生活、創(chuàng)作、鍛煉，他的別墅永遠面對湖光山色，永遠面對著瑞士和阿爾卑斯山。他是富裕的，幸福的，也是多產(chǎn)的。他幾乎一年出一本書（有人調(diào)侃說，這個世界天天在變，一年出一本書的瓦爾澤則是以不變應萬變），而且保持了旺盛的人氣。所以他不時地要離開他的博登湖畔，去不同的地方朗誦作品或者參加各類文化活動。其間他還三度來華訪問。批評家們也不再討伐他，他的宿敵也先后退出歷史乃至人生的舞臺：賴希-拉尼茨基死了（2013），席爾馬赫也死了（2014）。他和政治也達成了和解。政治方面他說話不多，偶爾發(fā)話也很主流、很正面，譬如他呼吁保衛(wèi)歐元，他對默克爾的難民政策表示贊賞，他還預言德國選擇黨將曇花一現(xiàn)，等等。政治不僅不再找他的茬兒，反倒暗中給他平反，并輸送溫暖。2007年，權(quán)威的政治學雜志《西塞羅》公布了德國知識分子影響力排行榜，他在500個榜上有名的德國文化精英中間位居第二，僅落后于德裔羅馬教皇本篤十六。2009年5月，當瓦爾澤在魏瑪王宮朗誦其新作《戀愛中的男人》的時候，聯(lián)邦總統(tǒng)科勒還前往現(xiàn)場聆聽。對于自身這種幸福狀態(tài)，瓦爾澤曾用小說《童貞女之子》（2011）里面的一個老太太的話做了一個俏皮而精辟的概括：“高壽，健康，保守，所以幸福。”

另一方面，從小說判斷，瓦爾澤的幸福可能要打一點折扣。他和他的逃避對象之間還存在各式各樣的糾纏，他和它們的關系可謂剪不斷理還亂。

譬如，批評家死了，可他依然活著。敘事者在火車上請占他座位的人讓座，對方紋絲不動。定睛一看，把他嚇個半死：這是他的敵人，是那個曾經(jīng)對他大加撻伐但已經(jīng)死去的批評家。事實上，敘事者從未真正擺脫這個可怕的批評家，批評家始終像幽靈一樣在他的生活中徘徊。批評家無名無姓，但是有各種各樣的代稱，如“全知者”、“那個人”、“副刊大咖”、“全城最有名的思想家”等等；敘事者也沒有描寫批評家的具體相貌，只是說“他周身掛滿了敵人的頭皮，就像一個凱旋歸來的印第安人”等等。由于有這個批評家的存在，敘事者對上帝很有意見，所以他拒絕接受萊布尼茨那句為無數(shù)人所稱道的名言：“我們的世界是眾多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個”。

再如，敘事者雖然遠離了政治，但他一想起政治，就有些憤憤不平。我在政治上為什么老是出錯、老是犯規(guī)？為什么有些人總能做到正確占位？看看馮·魏茨澤克家族：在納粹時期，最重要的一個駐外使節(jié)和國務秘書來自他們家，到了聯(lián)邦德國，他們家又出了一位最有良心、最有口碑的聯(lián)邦總統(tǒng)。再看看托馬斯·曼：1918年之前他因為諷刺民主而走紅，1918年之后又因為謳歌民主走紅。

再如，愛情和男女關系，敘事者同樣是往事不堪回首。曾和他共度良宵的艾倫與他再度見面時把他當成某個費爾迪南，然后對費爾迪南的往事津津樂道；大學女講師施派澤博士或者安娜瑪麗把他當作“記事本中的一個日子”；華沙的瑪格達萊娜和弗萊堡的亞歷珊德娜無事不登三寶殿，而且過河拆橋；萍水相逢的莉澤與他在賓館開懷痛飲，隨后卻倒地身亡；女作家莫妮卡異想天開，帶他參觀她設計和建造的舊愛墓地，等等。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敘事者常常作為面壁者出現(xiàn)。他不僅面對一堵溜光的白墻，他還巴不得自己就是那堵溜光的白墻。但結(jié)果卻是他的腦袋受到歷歷在目的清晰回憶的殘酷折磨、輪番攻擊。對于他，往事不堪回首，往事并不如煙。他很清楚自己的逃之夭夭是怎么一回事：“親愛的對手，尊敬的敵人，你們掐指算算，看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離你們多遠。我已逃之夭夭。但我未能逃避自己！還沒有。會有這一天的。啊，烏托邦！你堅不可摧！”

第三條道路

要逃之夭夭，還有第三條道路。這就是反諷之路，荒誕之路。只有借助反諷和怪誕藝術，才能實現(xiàn)精神超越，才能與上述的烏托邦取得某種和解。這既是卡夫卡所指引的道路，也是瓦爾澤自己走出來的路。

瓦爾澤1951年從圖賓根大學博士畢業(yè)。他的博士論文研究卡夫卡的敘事技巧，題目是《對一種形式的描述》。在德國，瓦爾澤是通過研究卡夫卡獲得博士學位的第一人。更為重要的是，卡夫卡不僅是瓦爾澤的研究對象，而且變成了他的藝術先師。從他的文學實踐看，他得到了卡夫卡的真?zhèn)鳎驗樗瞄L反諷和怪誕藝術。而且越到晚年，他的藝術就越是反諷，越是怪誕。《逃之夭夭》更是一部反諷和怪誕藝術的杰作。這部小說充滿變形、夸張和大膽的想象，所以字里行間常常亦真亦幻，神神鬼鬼。

為便于讀者管窺瓦老的妙筆，我們信手拈來如下實例：

作家和批評家是什么關系？作家坐在椅子上讀報，讀到批評家對自己的惡評的時候，他的身子悄然縮短一截，原本放在地上的雙腳，現(xiàn)在只能在空中打轉(zhuǎn)。相應地，批評家寫完對敘事者的惡評之后，身體立刻大了一圈，需要穿大一號的西服。但是，當作家跑到美國、從而逃出批評家的勢力范圍后，作家又恢復了原先的身高，批評家的身形則明顯縮小。毫無疑問，作家和批評家是此消彼長的關系。

批評家能把作家嚇成什么樣？《逃之夭夭》的敘事者策劃了一個題為《孤獨，一項歐洲的發(fā)明》的展覽。臨近開幕的時候，他變得憂心忡忡，因為他擔心開幕式將變成早已摩拳擦掌的批評家們的狂歡節(jié)。于是，就像《變形記》里的格里高爾·薩姆沙一覺醒來變成了一只仰躺在床、蹬著無數(shù)細毛腿的巨型爬蟲，《逃之夭夭》的敘事者在展覽開幕的前一天一覺醒來的時候發(fā)現(xiàn)自己陷入了讓他無法動彈的四邊形狀態(tài)。換言之，批評家可以把作家嚇癱。

作家又如何對付批評家？午夜時分，一個名叫威廉瑪?shù)目ǚ蚩妹贸霈F(xiàn)在憂心忡忡的策展人的辦公室。她拉著他去找那個可怕的批評家，在批評家門口摁響了門鈴。他向批評家介紹威廉瑪，剛愎自用的批評家看不見威廉瑪，也不相信有一個叫威廉瑪?shù)目ǚ蚩妹玫拇嬖冢哉驹陂T口滔滔不絕、自說自話。最后，批評家因為長時間地站在露天說話而感冒，所以未能出席展覽的開幕式。就是說，作家可以憑發(fā)達的想象力打敗批評家。這個故事是否又有點像卡夫卡的《鄉(xiāng)村醫(yī)生》？

政治正確對人可以產(chǎn)生什么效果？一方面可以產(chǎn)生類似手術的效果，因為敘事者說他的體內(nèi)被莫名其妙地植入了觀察者，被莫名其妙地裝上了監(jiān)控探頭；另一方面，它可以把普通人變成蘇格拉底，因為有一個內(nèi)在的聲音在隨時警告敘事者不可以做什么。

發(fā)明了“非理性”這一概念的“理性總管”是什么人？他有滿滿的自信，有強烈的自我意識，說話總是粗聲大氣，走路總是昂首闊步。他的精神狀態(tài)類似《批評家之死》里面那位因為“長期直立行走”而“落得骶骨疼痛”的韋森東克教授（圈內(nèi)人都說是哈貝馬斯）。我們生活在一個高舉啟蒙和理性大旗的時代。

愛有多重要？敘事者應邀到大學講堂做題為“語音學要義”的講座。被主持人請上講臺后發(fā)現(xiàn)自己把講稿忘在了家里。折騰一圈后，他說其實不用講稿，因為語音學要義就一句話：只有一個聲音值得我們講授，這就是“愛”。

女人如何紀念舊愛？一位寫情色小說出名的女作家，在自家花園建造了一個露德圣母洞，然后以圣母洞為中心建造了一個扇形舊愛墓園。墓園由一個個扇形排列的花圃組成，一個花圃里面種一種花，一個花圃代表一個昔日的情人，情人的名牌則掛在矗立在花圃前面的竹竿上面，竹竿象征十字架，長眠在此的舊愛們正對著圣母洞時時敬拜……圣潔和情色、玩笑與正經(jīng)、詩意和恐怖在此水乳交融。這難道不是絕無僅有的藝術景觀？如果有做裝置藝術的讀者，也許可以借助這一靈感進行創(chuàng)作，然后參加五年一次的卡塞爾文獻展。

讀這本小說，我們浮想聯(lián)翩，我們也問題連串：這說的是什么人、什么事？這應作何理解？自己猜吧，你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瓦老笑而不答。瓦老喜歡在雄辯中保持沉默，他還是公認的當代文學君主，完全有資格王顧左右而言他。

逃之夭夭，是一種令人好奇也令人景仰的文學不及物狀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