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既不是一種控訴，也不是一份自白。它只是試圖敘述那樣一代人，他們即使逃過了炮彈，也還是被戰(zhàn)爭毀滅了。”

這是德裔美籍小說家埃里希·瑪麗亞·雷馬克在《西線無戰(zhàn)事》扉頁上的著名獻詞。這本反戰(zhàn)小說自從1929年出版以來，迅速被翻譯為全球多個語種，累計銷量超過3000萬冊，創(chuàng)造了出版界的奇跡。但同樣是這本書，也讓他遭受納粹迫害，甚至牽連親人，一生只能在流亡中度過……

一舉成名

雷馬克1898年生于德國西北部的奧斯納布呂克，這個城市在八世紀成為羅馬天主教教區(qū)。雷馬克的父母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和大多數(shù)天主教家庭的孩子一樣，雷馬克青少年時期一直在天主教會學校學習。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兩年后，18歲的雷馬克在中學直接應征入伍，作為德軍的一員開赴西線戰(zhàn)場。在一戰(zhàn)的硝煙中，雷馬克英勇戰(zhàn)斗，曾5次受傷，最后一次是在佛蘭德戰(zhàn)役中，他為了救一位受傷的戰(zhàn)友而被英軍的手榴彈炸傷，經過長期治療，方才僥幸痊愈。

一戰(zhàn)結束后，雷馬克回到原來的學校，繼續(xù)讀完了剩余課程。畢業(yè)后，他先是在鄉(xiāng)下找到一份小學教師的工作，但干了一年后就因失望而辭職，此后還當過商人、記者和編輯……如此豐富的職業(yè)經歷，為雷馬克今后的小說創(chuàng)作提供了充足的素材。

早在16歲時，雷馬克就已經開始嘗試寫作，包括散文和詩歌。1923年到1924年間，雷馬克在漢諾威擔任《大陸回聲報》的編輯，而后又移居柏林，供職于《體育畫報》。在《體育畫報》上，雷馬克曾連載過一篇題為《地平線上的車站》的小說，另外他還在1920年自費出版過一本叫《夢幻小屋》的作品，但這些都是雷馬克青春期的練筆之作，真正使他暴得大名的，還要等到1929年出版的《西線無戰(zhàn)事》。

《西線無戰(zhàn)事》正式動筆于1927年的下半年，但雷馬克從一戰(zhàn)結束起就一直在醞釀這部小說。雷馬克用了一個半月寫完小說，卻沒有出版社愿意直接出版。手稿擱置了半年之后，才有一家出版社答應發(fā)行單行本。不料1929年1月全書出版后，很快就引發(fā)德國和世界的轟動，并在1930年被拍成同名電影，還奪得了當年奧斯卡的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獎。

《西線無戰(zhàn)事》究竟憑什么甫一誕生就成為經典？

受到蘇聯(lián)戰(zhàn)爭文學強烈影響的一代中國讀者，或許早已習慣了勇于獻身的英雄主義人物形象，但雷馬克在這部小說里，卻沒有類似的壯懷激烈、舍生取義。讀者能從中感受到的，只有戰(zhàn)爭的殘忍與酷烈、生命經歷過麻木與絕望后的幻滅：

暴風雨抽打著我們，密如雨點的彈片，從灰蒙蒙、黃澄澄的一片混沌中落下來，撕扯著受傷者那尖厲的、孩子似的呼叫，到了夜里，支離破碎的生命在沉寂中發(fā)出艱難的呻吟。我們滿手塵土，渾身黏泥，我們的眼睛像積著雨水的池塘。我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還活著。

《西線無戰(zhàn)事》中的“我們”是一群19歲的青年，他們受到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煽動，熱血沸騰地奔赴前線。雷馬克以自己在戰(zhàn)場上的親身經歷為基礎，刻畫了這群青年從向往戰(zhàn)爭到被戰(zhàn)爭毀滅的過程，展現(xiàn)了弱小個體被戰(zhàn)爭機器無情碾壓的駭人場景，深刻反思了一戰(zhàn)給人類帶來的難以彌合的精神創(chuàng)傷。

憑借巨大的藝術感染力，以及當時世界性的反戰(zhàn)思潮，《西線無戰(zhàn)事》一經出版就立刻受到前所未有的追捧，比如第一時間就被翻譯為中文，甚至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壇掀起一股“雷馬克熱”。

雷馬克在當時的中國可謂名聲大噪，翻譯家林疑今和戲劇家洪深、馬彥祥幾乎同時譯出了這部小說，各大報刊雜志也輪番進行介紹，根據(jù)小說改編的戲劇演出紛紛上演。當時，雷馬克的小說不但出現(xiàn)了多個中譯本，而且學者楊昌溪還專門寫了一本《雷馬克評傳》(上海現(xiàn)代書局，1931年)，廣泛搜羅國外信息，更為系統(tǒng)地向國人介紹這位年輕的德國作家，這樣的待遇實屬罕見。

流亡美國

隨著《西線無戰(zhàn)事》的一舉成名，雷馬克在德國國內的命運卻急轉直下。先是美國拍攝的同名電影以“侮辱德意志國體”為由遭到禁映，后來納粹上臺，宣傳部長戈培爾下令德國禁止出版雷馬克的一切書籍，并公開焚燒了他和托馬斯·曼等人的作品。

當《西線無戰(zhàn)事》發(fā)表后，雷馬克為了紀念母親安娜·瑪麗亞，曾把自己的中間名改為“瑪麗亞”，然后又把自己家族的姓氏拼寫從Remark恢復為Remarque。雷馬克的祖先來自法國，因此Remarque其實就是這個姓氏的法語拼寫形式。

本來，雷馬克改名是打算用新名字把自己與那些不成熟的早期作品區(qū)別開來，沒想到后來卻成為被納粹迫害的口實。納粹認定他把姓氏從德語“Remark”改為法語“Remarque”就證明他不是真正的德意志人。

在此情形下，雷馬克被迫逃離德國，一度定居于瑞士，因為堅持拒絕回國而在1938年被納粹取消了德國國籍。隨后雷馬克流亡美國，并在1947年加入美國國籍。懾于雷馬克的國際影響力，納粹連他的家人也沒有放過。

1943年，雷馬克最小的一個妹妹埃爾夫麗德被納粹逮捕，經過希特勒所謂“人民法庭”的審訊，埃爾夫麗德因為聲稱戰(zhàn)爭將會失敗而被扣上“渙散軍心”的罪名。法庭庭長直言：“你的哥哥不幸逃脫了我們的控制，但是你將任由我們擺布。”當年12月16日，埃爾夫麗德被執(zhí)行死刑。直到二戰(zhàn)結束后，雷馬克才獲悉妹妹的噩耗，并把他1952年出版的小說《生命的火花》獻給慘遭納粹毒手的妹妹。

其實在完成《西線無戰(zhàn)事》后，雷馬克又陸續(xù)出版過兩本關于一戰(zhàn)的小說，分別是《歸途》(1931年)和《伙伴進行曲》(1936年，舊譯名《三伙伴》《三個戰(zhàn)友》)，它們與《西線無戰(zhàn)事》一同組成了雷馬克的“一戰(zhàn)三部曲”。這三部小說將軍國主義罪惡和戰(zhàn)后德國士兵的凄慘生活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

如果說在《西線無戰(zhàn)事》中，雷馬克的反戰(zhàn)意識還隱藏得較為含蓄，那么在后來的作品中這種態(tài)度則愈加明顯。例如在《歸途》中，他憑借獨臂軍官這個角色徑直喊出：“我們還有別的要求！我們要停止戰(zhàn)爭，停止唆使和追逐！停止殺戮！我們要再做人，我們不是交戰(zhàn)的機械！”

當時德國正處于納粹煽動戰(zhàn)爭狂熱的前夕，雷馬克發(fā)表如此明確的反戰(zhàn)宣言自然無法在國內立足，他又接連寫下《流亡曲》(1939年)和《凱旋門》(1945年)這兩部表現(xiàn)流亡生活的作品。

到美國后，雷馬克大部分時間住在洛杉磯，與好萊塢合作，把自己的作品改編為電影。彼時好萊塢影業(yè)也處于勃興期，雷馬克的多部作品都被搬上了熒幕，除《西線無戰(zhàn)事》外，還有《伙伴進行曲》《凱旋門》等。當時《了不起的蓋茨比》的作者菲茨杰拉德也棲身好萊塢，曾擔任《伙伴進行曲》電影的編劇之一。

雖然雷馬克一生與電影結緣，但此后幾部作品改編的電影都沒能達到《西線無戰(zhàn)事》的水準，不過電影卻給雷馬克的婚姻生活帶來了改變。據(jù)著名影星英格麗·鮑曼的回憶，在電影《凱旋門》拍攝期間，她曾收到過雷馬克的情書。雖然沒有追求到英格麗·鮑曼，但雷馬克在1958年與卓別林前妻、《摩登時代》的女主角寶蓮·高黛結婚，寶蓮·高黛陪伴他度過了生命中的最后時光。

有趣的是，在根據(jù)《愛與死的年代》(1954年，舊譯《生死存亡的時代》)改編的電影《無情戰(zhàn)地有情天》(1958年)中，雷馬克還客串了一次演員，表演相當穩(wěn)健。

刻畫時代

《愛與死的年代》是雷馬克以二戰(zhàn)為背景的一部作品，展現(xiàn)了戰(zhàn)爭對大后方日常生活施加的微觀暴力和精神傷害。

小說描寫了二戰(zhàn)最后一個階段，納粹法西斯正在蘇聯(lián)軍隊的進攻下節(jié)節(jié)敗退，主人公恩斯特·格雷貝爾是一名德國士兵，他所在的部隊曾在法國和北非取得過光榮的勝利，但卻在1944年的蘇聯(lián)戰(zhàn)場上遭遇滑鐵盧。心灰意冷的格雷貝爾請假離開地獄般的前線，出乎意料地獲得了三周假期。不過當他滿心歡喜地回到故鄉(xiāng)時，才發(fā)現(xiàn)想象中的平靜美好已經蕩然無存，后方家園也變成了一片廢墟。

“他從童年時起就已經熟悉的城市，改變得這樣厲害，他竟再也摸不著路了。他從前總是用房子的正門來測定方位的。現(xiàn)在它們都不再在那兒了。”格雷貝爾在找尋父母下落的過程中，與女同學伊麗莎白·克魯澤意外重逢，繼而兩人相戀并結婚。但戰(zhàn)爭的陰影讓格雷貝爾消極厭世，他甚至不想讓伊麗莎白為自己生下孩子，“一個孩子！等他長大，恰好逢上一次新的戰(zhàn)爭，正如我們逢上這次戰(zhàn)爭一樣。想想看，他生下以后會遭到的那種種苦難！”

格雷貝爾回到前線后，越來越厭倦和痛恨在部隊的所作所為，覺得自己殘忍而麻木，他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著伊莎貝爾，最后他殺死了一名納粹黨衛(wèi)隊員，自己也被蘇聯(lián)游擊隊員擊斃。

雷馬克的后半生經常往返于瑞士和美國兩地。1955年，雷馬克為一部奧地利電影《最后十天》撰寫劇本，講述了希特勒在柏林元首地堡中度過的最后時日。次年，他又寫了一部舞臺劇，在德國和百老匯上演。

《黑色方尖碑》是雷馬克后期的重要作品，出版于1956年，這部作品用黑色幽默的筆調描繪了一戰(zhàn)后德國嚴重通貨膨脹的社會現(xiàn)實，記錄下艱難時代的眾生相。在前言中，雷馬克充滿諷刺意味地寫道：“從來沒有比我們的世紀——二十世紀，進步的、技術的、文明的、民族文化的和大規(guī)模屠殺的世紀——有過更多的虛偽預言家、更多的謊言、更多的死亡、更多的破壞和更多的眼淚。”

小說講述海因里希·克羅爾父子在韋爾登布呂克市經營著一家墓碑公司。在惡性通貨膨脹的1920年，一切都充滿不確定性，唯有死亡不變，人們總是需要一塊墓碑，所以克羅爾公司的生意還算不錯。但由于德國馬克不斷貶值，出售墓碑又拿不到現(xiàn)款，導致公司存貨越來越少，瀕臨破產。后來，公司想盡辦法用支付期票的方式從大廠商買進了一批墓碑，這才使公司勉強度過危機。

所謂“黑色方尖碑”，是克羅爾公司的象征，從公司成立起就一直矗立在公司大門口。它就像一面沉默的鏡子，見證了韋爾登布呂克這座小城在通貨膨脹的時代浪潮下演繹的一出出悲喜劇。

1962年，雷馬克出版了生前最后一部小說《里斯本之夜》，同樣是愛情與死亡的主題，但雷馬克使用了新的敘述手法，通篇用“我”與“施瓦茨”在一夜之間的對話展開驚心動魄的故事。1970年9月25日，雷馬克在瑞士洛迦諾醫(yī)院病逝，正在寫作的小說《應許之地》也未及完成。

雷馬克用他的一生寫就了十余部關于戰(zhàn)爭、流亡的小說，其中既有死亡的凄厲與恐懼，也有愛情的浪漫與甜蜜，極富張力的敘事加上與電影藝術的結合，使得他的作品在民間受眾極廣，乃至成為世界反戰(zhàn)文學的標桿和旗幟。

我國自從上世紀30年代起，就開始陸續(xù)譯介雷馬克的作品，迄今已將他的大部分作品翻譯為中文。在雷馬克的眾多中譯者里，上海師范大學教授朱雯用力最勤，堪稱雷馬克中譯第一人。上世紀90年代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過一套五冊的雷馬克文集，其中朱雯一人就包攬了四冊，可惜坊間已難覓尋，好在如今世紀文景將朱雯的經典譯本重新再版，并添加新譯，組成了全新的雷馬克文集。這是雷馬克的幸運，也是中文讀者的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