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那種畢業(yè)四五十年之后的聚會，教育部真該明令禁止。我何苦要去摧毀自己曾經(jīng)渴望和心儀的姑娘在記憶里留下的美好印象呢？我又何苦非得去見證那些自己曾經(jīng)羨慕不已的健碩少年如今變成了何種模樣？這比戴上眼鏡看鏡子里的自己險些石化的感覺更加糟糕。”只看這句話，會毫不猶豫地斷定，它出自哈謝克（《好兵帥克》的作者）之手。

事實是，寫這句話的是斯維拉克。他是一名演員、電影編劇，70歲后，一連出了兩本短篇集（《女觀眾》和《錯失之愛》），混入小說家的行列。

令人驚訝的是，作為寫小說的新手，斯維拉克表現(xiàn)得自信和成熟。比如前引的這段話，主題竟是在寫中學時的班主任。在非常環(huán)境中，他不惜說謊，幾次救了學生的命。如此催淚的題材，卻用搞笑的方式呈現(xiàn)：在幾十年后師生聚會時，大家共同提起當初嚴厲、古板、目不斜視的數(shù)學老師哈珀爾。班主任透露，哈珀爾天性好色，下課時常抱怨，為何將豐滿的某位女生放在第一排，這誰受得了？這哪里是上課，簡直是在表現(xiàn)英雄主義氣概。

同學們記得，哈珀爾每次下課，班主任都會對他說“筷子”或“三個杠鈴”（在捷克語中發(fā)音近似）。幾十年后，班主任破解了這個謎：哈珀爾是國際象棋高手，一次意外地和女棋手有了一段不可描述的遭遇，對方說“悉聽尊便”（在捷克語中，與“筷子”音近），哈珀爾將這個怪詞牢記在心，并廣為傳播。

乍一看，這是一篇被誤寫成散文的小說，但仔細品味，又會發(fā)覺它頗有意味：當人無法捍衛(wèi)自我時，當環(huán)境將心靈窄化成一片沙漠時，本能反而成了滋養(yǎng)人性的港灣。班主任的低級趣味讓他變得如此富于同情心與善意，如果他不會用“悉聽尊便”調(diào)侃，他還會一次次站出來嗎？在灰燼般的、干巴巴且一臉嚴肅的人海中，“悉聽尊便”至少提醒了班主任，他還是一個人。

這種寫法，便是反諷。

所謂反諷，指口是心非，說出的話和內(nèi)心的話相反，卻人人盡知弦外之音。與諷刺不同，反諷沒有攻擊性，它不是挖苦，而是自嘲。哲學家基爾凱郭爾在《論反諷》中說：“反諷本身并非冷眼旁觀、不動聲色，毫無喜怒愛憎；毋寧說它是一種由于別人也想占有自己所欲求的東西而感到的不快。”

換言之，反諷并不只是一種文學手法，而是一種生命境遇——當我們感動、入戲與沉醉時，突然有人告訴你，這一切前人早已做過，你不過是在重復(fù)而已。

在《不朽》中，米蘭·昆德拉曾用小說的方式，表達了這種尷尬：在不經(jīng)意間，女主角做出一個充滿魅力的動作，可想一想，地球上曾有過幾千億人，人類的動作才有多少？換言之，不是我們在做動作，而是動作在做我們。那么，我們的愛情呢？我們的理想呢？我們所堅守的那些價值呢？我們曾如此珍視它們，可它們只是贗品，是對別人的模仿。

所以，基爾凱郭爾“神補刀”：恰如哲學起始于疑問，一種真正的、名副其實的人的生活起始于反諷。

只有通過反諷，我們才能對自我存在的真實狀況有所察覺，而斯維拉克對此的感悟，堪稱滔滔江水、綿綿不絕：

在《追蹤記》中，他哀嘆“布拉克失去了一位個性奇特的人物，這座城市確實了一種神奇和不確定的詩意特性”。其實，這個“詩意特性”不過是一名叫巴施蒂希的老漢，他被生活所累，為養(yǎng)家糊口，幾無喝酒錢。所以，他想出一個鬼主意，常年帶著雨傘、渾身濕透去串一家家酒吧。客人看到他，以為外面正下雨，會在酒吧中多待一會兒，老板的生意因此提升，而巴施蒂希也能混到一杯免費酒。

在《伯利恒之光》中，作為低能兒的兒子只會說真話，四處碰壁，過年時，他見桌上蠟燭正燃燒，基于父母曾經(jīng)的教導(dǎo)，他將其吹滅。母親知道后，大吃一驚，那是窮鬼父親為了轉(zhuǎn)運，歷盡千辛萬苦搞來的“伯利恒之光”（類似于圣火）。母親忙用火柴將蠟燭重新點燃，叮囑兒子決不能告訴父親真相。于是，一家人在“伯利恒之光”的籠罩下相安無事——父親堅信來年會轉(zhuǎn)運，母親避免了家庭糾紛，兒子終于懂事，學會了說謊……以神圣之名，假冒神圣幫大家解決了所有煩惱。

在《錯失之愛》中，廣告創(chuàng)意師被公交車上一次偶遇打動，努力尋找擦肩而過的女孩，就在數(shù)學家老板告訴他，找到那個女孩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一時，廣告創(chuàng)意師竟然真的找到了，并成功將她追到手。然而，那個女孩終于厭倦了，她從不記得有過什么偶遇，也不愿一次次被所謂的偶遇綁架。那么，偶遇中的那個女孩真的存在嗎？還是她暫時失憶了？或者偶遇這件事也是虛構(gòu)的？一切又陷入數(shù)學家老板感到滿意的混沌狀態(tài)中。

在《在火車上》，母親正帶著幼兒旅行，倍感疲憊。幼兒看到車廂上涂抹的一句臟話，卻誤認為是賣鳥廣告，纏著母親要買。母親無法告訴他，“鳥”在捷克語中的雙關(guān)含義，只好假裝打電話去買，結(jié)果不出意料：鳥已被賣掉了，聯(lián)系得太晚了。在這個混亂而尷尬的場景中，特拉維克故意插入一個正在學捷克語的越南女孩，成為他們的旅伴。她完全不明白發(fā)生了什么，看到大家都在談“鳥”，便高興地講了一個越南的關(guān)于鳥的童話故事。最終，她被戲劇精神附體——輕撫小男孩額頭，說：“你喜歡我們越南的童話故事嗎？”通過復(fù)調(diào)敘述，特拉維克隱喻了人生：以為夢想觸手可及，其實只是我們的誤解，可總有局外人會將一切講成童話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女觀眾》和《錯失之愛》是特拉維克的惡意實驗室，那里面，有被丈夫耽誤一生的妻子，每天為購買什么罐頭而爭吵，最終，妻子在想象中殺死了丈夫；有被樂評人放逐的音樂家，只好在各地學校科普古典音樂，因患了重感冒，只好自己彈奏，讓他趣味單一的司機替他講述。結(jié)果，經(jīng)典音樂被講成一個個黃色故事，恰好樂評人在現(xiàn)場，被當場氣死；有重新獲得演出機會的老演員，他以為自己的演技終于得到承認，卻發(fā)現(xiàn)導(dǎo)演只需要他不做任何表情，而似乎愛上他的女孩，其實是求他給別的男孩捎信，他以為是自己，但在大家眼中，他只是人畜無害的布景……

在斯維拉克筆下，一切都是錯位而模糊的，人們甚至不再掙扎——他們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因為正被未知的力量所掌控。最聰明的解決方案是：裝作在場，但心有旁騖。

意大利思想家維柯曾把世界歷史分成四個持續(xù)退化的階段，即：

神祇時期：通過比喻，給自然界賦予永恒精神；

英雄時期，通過轉(zhuǎn)喻，表達特殊人物的永恒精神；

人的時期：以借代為主，表達人類整體之間的共通性；

頹廢時期：以反諷為主，意識變成謊言，人已無法看清真實與偽裝的差別。

顯然，斯維拉克寫的是頹廢時期文學，而支撐他反諷的，無非兩端：

其一是理性注意通過泯滅趣味，實現(xiàn)對個體的加害，它甚至神經(jīng)質(zhì)到遍地敏感詞的地步。因名詩中有“大叔般狡黠的微笑”，被要求改成“科學家般和藹的微笑”。困惑的老師問同儕，難道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也要這么改嗎，得到的回答是：“柴可夫斯基也會理解，音樂就是服務(wù)。”

其二是對生命掙扎的無望。攝影師后悔給情人寫了分手信，可郵局工作人員拒絕退回，因為“這信已歸郵局了”。萬般無奈，攝影師持槍搶回自己的信，卻誤傷了一名郵遞員，鋃鐺入獄。情人因此得出合理推斷：攝影師果然是有暴力傾向的人，還是趕快結(jié)束這段感情吧。以結(jié)果相反的方式，奮斗精神完成了自己的“修煉”。

顯然，斯維拉克的世界正在崩潰，但它并不灰色，其中不乏人性的溫暖：健壯的出租車司機出口斯文，他來自下層，曾與老師產(chǎn)生不倫之愛，雖然沒有結(jié)果，卻讓他變成一個有教養(yǎng)的人；在《復(fù)視》中，音樂家約瑟夫與英格麗的愛只能是萍水相逢，但他們卻彼此拯救，終于突破了女伯爵設(shè)置的沉悶生活。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雞湯橫飛與故弄玄虛的時代，像斯維拉克這樣的專業(yè)故事匠人已成鳳毛麟角。他的細節(jié)刻畫異常生動，寥寥幾筆，便能讓讀者看盡其中荒誕。兩本小說集均不超200頁，卻有19篇小說，且其中很多短篇中，容納的是中篇的故事量。

不否認，故事可能會背叛寫作者，會使寫作輕淺化，可問題在于：如果我們放棄故事，又如何面對理性主義投下的巨大陰影？又如何在這陰影中，堅守住自我？

“倘若一個人有所期待，他的生活會變得意義非凡。”也許我們都將在時光中走失，也許每個個體注定都會被吞噬，但我們?nèi)孕杵诖＿@，或者就是斯維拉克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