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魯迅翻譯并出版了法國著名科幻小說家儒勒·凡爾納的長篇科幻小說《月界旅行》，在譯者序中他寫道：“我國說部，若言情談故刺時志怪者，架棟汗牛，而獨于科學小說，乃如麟角。”

一百多年以來，中國科幻歷經起伏，我們又一次把目光聚焦于頭頂的星空和時間的盡頭。西方讀者眼中帶有幻想氣息的“中國科幻”一詞，也越來越多地出現(xiàn)在各類雜志、網站、論壇和媒體報道中。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學海外發(fā)展報告（2018）》顯示，進入二十一世紀后，中國當代文學在海外的受關注度已經超過了古典文學。該報告主編、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姚建彬認為，“科幻小說已成為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新名片”。中國科幻在追尋自己的黃金時代，這不但需要創(chuàng)作出更多具有國際視野和普世關懷的作品，同時也意味著來自中國的故事將以更大的規(guī)模、更多樣化的形式走向世界讀者。

一

中國科幻是什么？這或許是最根源，也最難回答的問題。

中國文學史上，幻想作品早已有之，但大多是魯迅所說的“志怪”之作，比如《搜神記》或《聊齋志異》。科幻之于中國文學，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被認為是一種“舶來品”。

“科幻小說”一詞譯自俄語“Научная фантастика”，由蘇聯(lián)科幻作家葉甫根尼·扎米亞京于一九二三年創(chuàng)造，字面意思為“科學小說”。在西方語境下，科幻是工業(yè)文明的產物，通常以科學事實、依據和假設作為基礎，同時符合現(xiàn)代人的信仰。

中國科幻最早誕生于上海，一八九一年由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引進中國。一九〇二年十月，梁啟超在日本創(chuàng)辦《新小說》，倡導“小說界革命”，并開始連載科學小說。同一時期，魯迅認為要解決中國的問題，必須依賴科學，只有科學文藝才能救治靈魂；而要讓普通民眾理解科學理論，可以借助小說，“導中國人群以進行，必自科學小說始”。一九〇四年，署名為“荒江釣叟”的作者在《繡像小說》上發(fā)表了第一篇中國原創(chuàng)科幻《月球殖民地小說》。這本雜志上刊登的小說都通俗易懂，且含有大量反映社會黑暗的內容，目的就是啟發(fā)民智。

因此，中國科幻從一開始就有了一種責任感，文以載道，探討中國面臨的問題。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老舍在《現(xiàn)代》雜志上連載《貓城記》，隨后由現(xiàn)代書局出版了單行本。這個故事以詼諧的語言深刻諷刺了舊中國的社會現(xiàn)實，雖然并未歸入“科幻”類型下，但以今天的眼光去評判，《貓城記》可以說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科幻小說。

改革開放后，中國科幻發(fā)展進入了第二個階段。童恩正在《人民文學》發(fā)文呼吁尋找根本價值觀念；支持者認為，科幻小說應該面對現(xiàn)實、關注當前，傳達主流文學思想。葉永烈、鄭文光、倪匡、劉興詩、王曉達等作家，創(chuàng)作了《小靈通漫游未來》《珊瑚島上的死光》《飛向人馬座》等經典。

在經歷了八十年代初文學性的爭論a 后，中國科幻開始了新發(fā)展。《科學文藝》更名為《科幻世界》，在九十年代初成為全球發(fā)行量最大的科幻雜志，培養(yǎng)了星河、王晉康、劉慈欣、何夕、姚海軍等人，也為國外作品的引介和普及做出了巨大貢獻。

雖然各個時代的科幻小說在形式和內容上各有差異，但都與“真理性”“科學知識”和“美好未來藍圖”緊密相連。其中所包含和宣揚的“科學精神”“科學世界觀”，也在技術不斷變革的時代中，持續(xù)地審視和拷問人的存在。

二

長期以來，中文小說的翻譯都被視為中西方文化和思想互通的重要手段。二〇一二年中國作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中國文學向海外發(fā)展進程中的一個標志性事件。而在科幻這一類型文學領域，文化、思想交流也尤為鮮明：從介紹、翻譯、引進和模仿，逐漸走出國門，利用不同渠道輸出“中國的故事”，展示中國在新世紀的發(fā)展和對未來的期望，出現(xiàn)了“文化反哺”現(xiàn)象。

二〇一五年，世界頂級學術期刊《自然》雜志在科幻專欄Futures中，首次刊登了來自中國科幻作家的作品：李恬的《水落石出》和夏笳的《讓我們說說話》。

同年八月，由劉慈欣創(chuàng)作、華裔科幻作家劉宇昆翻譯、美國知名科幻文學出版社Tor Books出版的《三體》英文版，獲得了當年雨果獎b 的“最佳長篇小說”。這是雨果獎歷史上第一次出現(xiàn)翻譯作品獲得最佳長篇小說獎的情況，也是第一部獲得此獎項的亞洲作品，原著作者劉慈欣也因此成為獲得該獎項的第一位亞洲作家。

來自全世界的好評紛至沓來。美國前總統(tǒng)奧巴馬曾在采訪中稱贊《三體》，說相比于日常的“瑣事”，這本小說讀起來很有意思。Facebook創(chuàng)始人馬克·扎克伯格在其個人主頁推薦。《華盛頓郵報》發(fā)文稱，“劉慈欣對于人類政治思維中所包含的積怨、荒謬以及偶見的超然，有著真知灼見”。《三體》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在德國Der Speigel暢銷書榜上保持了十一周，被翻譯成十數種語言，獲得了西班牙、德國等國過評選的獎項，截至二〇一九年四月，《三體》海外銷量超百萬冊，三部曲加起來超過一百五十萬冊。

還遠不僅如此。二〇一六年，科幻作家郝景芳憑借短中篇小說《北京折疊》擊敗懸疑大師史蒂芬·金，成為第二位獲得雨果獎的亞洲作家。二〇一七年，“三體”三部曲的終章《死神永生》獲得當年“最佳長篇小說”提名，在赫爾辛基世界科幻大會現(xiàn)場的劉慈欣簽售處，隊伍蜿蜒數百米，不同年齡段的讀者拿著不同語種版本的書來索要簽名；二〇一八年三月，《金融時報》發(fā)文稱，亞馬遜有意向制作《三體》系列劇集，僅針對劇集的授權和制作就給出了十億美元的預估。這同時意味著，對《三體》作品本身的估值將數倍于十億美元。

二〇一九年春節(jié)，由劉慈欣中篇小說《流浪地球》改編的同名電影在國內上映，創(chuàng)下四十六億人民幣的票房。電影在海外上映后，收獲近億美元票房，全球總票房（韓國票房未計算）逼近七億美元。《紐約時報》稱其令“中國電影業(yè)加入了太空競賽”。相應的，《流浪地球》短篇科幻合集的英文版目前在讀書社區(qū)網站Goodreads上共有一千八百八十個評分，其中約有四百個是在今年二月至四月期間（即電影上映期間）給出。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堪稱現(xiàn)象級的“三體”三部曲和劉慈欣的廣泛影響力，中國科幻面向海外的傳播尚在起步階段。許多作者和他們的作品，對于世界范圍的讀者來說，仍然是“看不見的星球”。

最近幾年，武俠、懸疑、諜戰(zhàn)類網絡小說，在擴大海外版圖方面取得了尤為明顯的進展。以武俠小說為例，許多國內主要線上平臺發(fā)表的連載小說被翻譯成外語（主要是英文），發(fā)布在諸如Wuxiaworld（武俠世界）和Gravity Tales等國外平臺上。尤其是建站于二〇一四年十二月的Wuxiaworld，儼然已成為中國網絡文學在北美地區(qū)甚至全球傳播的“大本營”。據Alexac 統(tǒng)計，截至二〇一九年四月，Wuxiaworld在全球網站中排名第一千三百七十位，有超過百分之三十五的訪問者來自美國，每天都在不斷更新章節(jié)和內容。

對比武俠類小說和科幻小說，我們可以看出一些差異。首先，寫作網絡文學的大多是成熟作者，或者有較為豐富的故事創(chuàng)作經歷，譯者也有相對完整的團隊或工作流程。來自新華網、《環(huán)球時報》等媒體的報道顯示，網站目前有近三十個翻譯團隊，創(chuàng)始人“任我行”也與起點網等原版權方簽署協(xié)議，將Wuxiaworld打造成一個“翻譯公司”，傳播中國網絡文學。

中國科幻文學創(chuàng)作和譯介方面，專業(yè)作者相對缺乏，專職寫作的更是屈指可數。同時，系統(tǒng)性的科幻小說翻譯也相對較少，大多數譯者是在自己本職工作之余，利用通勤或下班后的碎片時間進行，且缺乏外文母語者的潤色或編輯。

其次，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科幻小說的譯介都缺乏有效的投稿渠道。部分譯者只是作為嘗試而未投稿，即便能經個人渠道聯(lián)系海外平臺，也與通常意義上的文學作品發(fā)表形式更相似。換句話說，海外讀者更容易在線上線下雜志、單行本或選集上讀到中國科幻小說，對中國科幻的規(guī)模化輸出造成了一定的困難。

這種情況逐漸有所改善。通過國內外科幻從業(yè)者的合作，已有相當一部分由中國作家創(chuàng)作的科幻小說，以英文發(fā)表于Apex, Clarkesworld、F&SF、Lightspeed等雜志。有些經國內外交流合作項目編纂成冊，如科幻文化公司未來事務管理局與韓國《鏡》雜志的“中韓科幻交流”項目，與美國科幻編輯、作者Alex Shvartsman合作編輯出版的選集《未來紀事（Future Science Fiction Digest）》，意大利科幻研究者、出版人Francesco Verso編輯的中國當代科幻小說選集（中意雙語）《星云（Nebula）》《漢字文化圈（Sinosfera）》和《賽博格中國（ArtifiCina）》等。紙托邦（Paper Republic）從二〇〇七年起開始進行中國文學翻譯和推介，國內主要科幻作家的作品也可以在網站上看到；其創(chuàng)始人Eric Abrahamsen還是《三體：黑暗森林》的英文譯者。微像文化也與美國科幻雜志Clarkesworld合作開展“中國科幻小說翻譯計劃”，將二十余篇國內年輕作者的作品翻譯并發(fā)表在Clarkesworld上，并集結成冊出版（《未來鏡像》）。

同時，中國的科幻從業(yè)者還在探索更加多樣化的輸出形式。二〇一七年開始，未來事務管理局與國資委新聞中心、中科院、螞蟻金服、萬達小鎮(zhèn)等機構合作，舉辦了一系列“科幻工作坊”，邀請國內外科幻作者實地考察，尋找創(chuàng)意。二〇一八年六月，美國科幻作家Lawrence M. Schoen赴貴州丹寨縣體驗了苗寨文化，以此為靈感創(chuàng)作的短篇小說《三限律（The Rule of Three）》獲得了今年星云獎d 提名。

未來事務管理局還連續(xù)三年舉辦了“科幻春晚”活動，國內外科幻作家以小說接龍或命題寫作的形式，在春節(jié)期間每天推出一篇。Alex Shvartsman去年的作品《“北京西”太空電梯修理記（Repairs at the Beijing West Space Elevator）》以英文發(fā)表于美國科幻雜志Analog；活動本身也得到了《中國日報》、美國科幻雜志《軌跡（Locus）》等國內外媒體的關注和報道。

可以看出，中國科幻在對外輸出的過程中一直在不斷創(chuàng)新。除了小說文本的直接譯介，還有聯(lián)合創(chuàng)作、作者交流和線上線下活動等，探索更多樣的傳播方式。

三

科幻可以說是屬于全人類的文學，因為科幻所討論的話題與所有人息息相關，從宏大如時間、宇宙、人類靈魂等文化母題，到氣候變化、人工智能、技術對社會的影響、經濟壟斷和極權等更具現(xiàn)實影響力的話題。

科幻作品能越過文化壁壘，相比于其他類型文學，更有可能獲得不同文化背景讀者的接受和認可。將《三體》帶入英國市場的出版人、Head of Zeus出版社副總經理Nicolas Cheetham在接受《中國日報》采訪時說：“科幻本身就具有輸出性。這是一種關于可能性的文學，擁抱新的不同的事物。”

有了這種對人類普世情感的呼應，我們能否說科幻文學是最容易翻譯的文學類型之一？筆者采訪了幾位經驗頗豐的譯者，讓他們談談自己的切身體會。

意大利和愛沙尼亞都有哪些主要的科幻發(fā)表平臺，有針對譯作的嗎？

Chiara Cigarinie ：意大利最著名的是Urania，這是一個意大利科幻小說系列，創(chuàng)始于一九五二年，至今仍在出版; 目前是一份月刊。比較大的出版社如Mondadori也在做其他類型文學，還有專門做科幻圖書的出版社，比如Delos digital、Zona 42、Fanucci Editore、Editrice Nord、Elara Libri等。近些年像Francesco Verso這樣的獨立出版商也開始做小說譯介。但暫時沒有Clarkesworld這樣的線上平臺。

Nikolai Karayevf ：愛沙尼亞科幻有特定的粉絲圈，作者們產量也很高，大多數讀者習慣閱讀紙質書。目前有兩本線上雜志，“Reaktor”和“Algernon”，還有專門發(fā)布科幻消息的網站（ulme.ee）。俄語出版社Giperion專門做中國、日本和韓國文學的引進出版，希望未來他們也會對中國科幻有更大的興趣。

大家通常認為科幻小說講述人類普世情感，這會令科幻更容易翻譯嗎？

羅妍莉g：我贊成“蘊含的普世性會令科幻更易翻譯”這種說法。由于科幻小說本身的特性使然，可能會出現(xiàn)一些比較奇特，或與現(xiàn)實經驗有較大差異的內容；但同時也一定有能引起人類共鳴的情感，甚至即便在外星物種這樣的“他者”身上，我們或許也能看到類似于人的心理，這樣讀者就容易產生超越物種的共鳴。在翻譯中，不同母語環(huán)境的讀者，都能理解愛、希望、自由等人類共通的東西，這些情感和價值也就很容易跨越語言的藩籬和障礙。

Chiara Cigarini：我不太認同。科技元素相對容易翻譯，而普世情感則可能使用更具文學性的語言，甚至模糊隱晦的表達。比如韓松，他的語言很獨特，像詩一樣，這就給翻譯帶來了很大的挑戰(zhàn)。海外讀者會對普世情感特別感興趣，因為這可能回答了他們已有的疑問，但從翻譯的角度來說，可能是更加困難的。

Nikolai Karayev：這正是科幻吸引我的原因——關于人類，我們的思想、行為，共同的愿景和期待，這是根植于所有人內心的。但另一方面，人類文化的未來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特色并沒有消失，一千年以后還是會有“漢語文化”和“俄語文化”，有各自喜歡李白或普希金的讀者。因此，好的科幻能包容多元文化，你能從劉慈欣的小說里看到很多特屬于中國的東西。

是不是譯者的專業(yè)背景與作品越相關，就越能傳達出原作的氣質？

羅妍莉：就我個人經驗來看，未必是這樣。譯過的有些題材和內容與我的所學并沒有什么關系，但是通過閱讀相關材料和翻譯，我反而開闊了視野，站到了之前沒到過的地方。科幻中的情感和價值固然根植于現(xiàn)實，但又超脫于現(xiàn)實，有更宏大、更深邃、更未來的內容。這其實也是我們閱讀科幻小說想要追求的感受之一，不是立足于已知和過去，而是以未知和未來為導向，去探索尚未了解的世界。

在翻譯過程中，怎么處理某一語言文化所特有的典故？

羅妍莉：我傾向于保留原文典故，加上必要的解釋和腳注。外國人可能不能理解孫悟空、金箍棒是什么，這時候譯者就需要添加注解。有些譯者可能會選擇選用目標語言中一個類似的例子，但我覺得為了不損失原文中典故對母語讀者產生的效果，這些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Chiara Cigarini：需要根據目標讀者來選擇翻譯技巧。科幻讀者對新奇獨特的概念接受度高，但他們并不一定對原文中的文化典故有很深的了解。加注釋是個辦法，但我覺得越少越好，對大眾讀者而言，閱讀的順暢更為重要。如果是重要概念，最好的辦法是把解釋融合在譯文中；也可以考慮部分信息不做詳細解釋，保留一些陌生感。

海外讀者可能對什么樣的中國科幻作品感興趣？

羅妍莉：過去，中國電影到海外電影節(jié)去展示時，大家會討論——我們要拍什么樣的中國電影，外國人才會更容易接受和欣賞？但如果大家都去拍《紅高粱》，都去寫外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國外受眾就可能產生先入為主，或是帶有成見的概念。所以，是迎合市場還是培育、塑造市場？需要去做大數據調查，找到平衡點。最近幾年的星云獎和雨果獎上，出現(xiàn)了很多關注女性、人權、少數族裔的作品，中國也有很多這類優(yōu)秀題材，在全球文化大環(huán)境下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譯者就是要幫助更多元化的作品去打破固有的刻板印象，讓人們領略不同文化背景和時代背景下所能傳達的感受。

Chiara Cigarini：中國科幻有著中國獨特的文化元素，這對意大利讀者來說就很有吸引力了，還有其中對現(xiàn)實的描述，以及對未來的積極態(tài)度。從八十年代起，意大利逐漸出現(xiàn)了科幻和宗教、后現(xiàn)代文學等類型的融合。雖然傳統(tǒng)不同，但作品的情感都是共通的，意大利讀者問自己的問題，能在小說中找到中國作家給出的答案。我正在和Francesco籌劃翻譯韓松的小說《地鐵》，再做一部韓松科幻選集，最期待的是將韓松的作品介紹給意大利讀者。

Nikolai Karayev：愛沙尼亞的大多數科幻譯作都是對英文版的二次翻譯，雖然我不贊同這種做法，但是在中—俄譯者稀缺的情況下聊勝于無。翻譯工作難且費時，出版商更愿意出版現(xiàn)實主義小說。但我接觸過的愛沙尼亞讀者對中國科幻非常有興趣，他們喜歡劉慈欣的作品，一些人還去看了改編的電影，同時他們也明白中國科幻不只有劉慈欣。我發(fā)表過一篇介紹中國科幻的文章，很多人給我留言說想看更多來自中國的有影響力的故事。我認為，長期以來，中國文化在西方都沒有得到充分的展示，語言是個障礙，但很高興一切都在好轉。

四

翻譯——尤其是文學作品的翻譯——從來不僅僅是關于語言，更是關于文化，或者說是不同文化之間的權力差異。對于發(fā)展稍弱的文化來說，接納較發(fā)達文化所傳達的信息是一個相對自然的過程，而反向傳播就會面臨巨大的文化壁壘。這也是為什么以前中國讀者對于科幻小說中出現(xiàn)外國的人名地名并不奇怪，而換成中文卻時常感到不適應。

未來事務管理局創(chuàng)始人姬少亭曾多次表示，當下的中國與科幻黃金時代h 的美國相似，正在經歷巨大的變革，這就為中國科幻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豐饒的土壤。經濟與科技的飛速發(fā)展、文化產品的不斷涌現(xiàn)、中西方價值觀的碰撞和交流，營造了熱情開放的文化環(huán)境，我們對一切都感到好奇，熱切盼望去探索未來的無限可能性，那些經典時代科幻小說所討論的永恒話題又一次為當下中國的科幻文學注入了靈感。

科幻作家韓松在評價電影《流浪地球》時說：“隨著中國科學技術，尤其是空間技術的發(fā)展，我們開始關注整個人類在宇宙中的地位和生存狀況……就像臺詞里那句：以前，我們關心的是錢，從來不會考慮太陽是什么。現(xiàn)在，我們有了更大的一種視野，整個宇宙，整個地球的存亡，都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彼此之間共通的情感、共同關心的問題，在新時期越來越成為科幻作品的著眼點。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劉宇昆出版了中國短篇科幻小說選集《看不見的星球（The Invisible Planets）》，編譯并收錄了寶樹、陳楸帆、程婧波、郝景芳、劉慈欣、馬伯庸、糖匪、夏笳、張冉的十三篇短篇小說；今年二月又出版了另一選集《碎星星（Broken Stars）》。筆者曾有幸參與過與劉宇昆的對談，他說很多人問過一個問題：中國科幻與西方科幻有什么不同？而這個問題本身其實就是一個偽命題。

中國有著十數億人口，來自中國，或者說由中國科幻作者們寫下的故事，本身就有著豐富的多樣性，從文本到內容都拒絕被簡單地貼上標簽。甚至可以說，“用科幻講述中國故事”這個提法并不是一個準確的表達。從事了多年科幻寫作、編輯和翻譯之后，劉宇昆認為，至少在美國，對中國科幻的主流解讀方式往往是具有政治意味的，美國讀者希望以科幻小說作為一面鏡子，窺見中國社會的變革和未來發(fā)展方向。帶著這種思維去閱讀，只會形成模式化的看法，甚至是加深已有的偏見。

況且，帶有預判地去閱讀一個故事，往往只能看到你想看到的東西，而忽視了作品本身的價值。很多時候，中國的科幻作者和國外同行一樣，作為人類中的個體在觀察世界。正如劉宇昆所說，一個作者首先為自己寫作，然后是為那些能與他們產生心靈共鳴的讀者寫作；本土化和國際化之間也并不存在清晰的分界。

年輕一代中國科幻作者和愛好者，大多是讀著西方科幻長大的，阿西莫夫、克拉克、海因萊因等人的經典科幻作品，對他們的閱讀品位和思想的形成都有著深遠影響。同時，他們也有著更加廣闊的國際視野和更加強烈的多樣性訴求，更愿意將科幻作為一種個人表達。

正因為這個原因，科幻創(chuàng)作者群體也在發(fā)生改變，無論年齡和文化背景，他們從科幻的視角去切入現(xiàn)實話題，講述中國故事中的普世情感，討論全球化背景下人類長期存在的焦慮、激動、恐懼、希望和欲望。

科幻和其他文學形式并沒有本質上的不同，都要反映寫小說和讀小說的社會。中國科幻也是這樣，每個作者都有自己獨特的“聲音”。通過多種語言和越來越多樣化的輸出形式，來自中國的故事將不斷傳播到全球各地，引發(fā)關于整個世界和人類的思考。

注釋

a 改革開放初期出現(xiàn)了關于科幻文學姓“科”還是姓“文”的爭論，后來，一些雜志被停刊整頓。

b?雨果獎：由世界科幻大會（Worldcon）注冊會員投票選出，世界科幻協(xié)會（World Science Fiction Society, WSFS）頒發(fā)，可以理解為科幻界的奧斯卡獎或普利策獎。

c?Alexa，即Alexa Internet。亞馬遜的子公司，以搜索引擎起家，專門發(fā)布網站世界排名。

d?星云獎：與“雨果獎”并稱科幻“雙獎”，由美國科幻奇幻作家協(xié)會（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 Writers of America, SFWA）創(chuàng)立、評選和頒發(fā)，僅針對在美國出版或發(fā)表的幻想文學作品。

e??Chiara Cigarini（彩云）[意]：本科畢業(yè)于博洛尼亞大學亞洲語言文化專業(yè)，后在威尼斯大學攻讀中國語言文學。現(xiàn)在中國致力于研究科幻作品，尤其是韓松的作品。

f??Nikolai Karayev（雷尼科）[愛沙尼亞]：譯者，經濟學專業(yè)出身，有十五年記者經歷，曾將多部小說或非虛構作品翻譯成俄語并出版。

g?羅妍莉：本科專業(yè)為英語和國際貿易，研究生階段攻讀東方哲學和宗教，現(xiàn)在汽車行業(yè)耕耘。有豐富的中英翻譯經驗。

h?科幻黃金時代：二十世紀四十至六十年代，全球范圍內（以美國為代表）形成了科幻創(chuàng)作、出版的高峰時期，這一時期的羅伯特·海因萊因、艾薩克·阿西莫夫和阿瑟·克拉克并稱世界科幻“三巨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