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威廉·薩默塞特·毛姆，同時代英國評論家希瑞爾·康納利做過一個頗具毛姆色彩，也頗有概括力的評價。他說：“這個我們時代里最世故的小說家，著迷的卻是那些拋棄世界的人。”

毛姆當?shù)闷稹白钍拦省钡脑u價，與其說他本人是個不折不扣的勢利眼，倒不如說他最看不得勢利眼。作為一位對世俗世界有著深刻理解的作家，毛姆不憚以最刻薄的語言說出自己的看法。他18歲那年進入英國圣托馬斯醫(yī)院教學部實習后開始寫筆記，開篇第一句即是：鑒于人們做起事很愚蠢，聊起天很友好，如果他們多說話少做事，也許更于世有益。毛姆說俏皮話的天賦已是展露無遺。

更多時候，毛姆通過筆下人物之口說出他對人生、人性的觀感。他在《月亮和六便士》里寫道：“那時我還年輕，我不知道真摯含有多少做作，高尚中蘊藏著多少卑鄙。或者，即使在邪惡里也找得到美德。”這般為人熟知的話，讓人莞爾一笑之余，也能感悟到某種省思。毛姆作品異乎尋常地流行，或許部分得歸功于其中俯拾即是的名言警句，它們著實影響過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的價值觀。

雖然流行，但從來都不是廉價的流行小說家

像毛姆這般洞悉人性，不屑隱藏自己最真實的想法，確是如評論指出，用一把手術(shù)刀解剖人們的內(nèi)心，翻出那些隱藏在文明下的虛偽、自私和淺薄，并不惜以最刻薄的語言對之進行嘲諷。可想而知，與他接觸交流并不見得是件賞心悅事。據(jù)說連后來成為英國首相的丘吉爾都忌憚毛姆的毒舌，并因此和他立下君子協(xié)定：“以后你不取笑我，我也永不取笑你。”兩人因此做了五十多年的朋友。

但毛姆的文學同行們對他未表現(xiàn)出如此善意。毛姆80歲那年，專門負責出版他作品的海涅曼公司委托小說家喬斯林·布魯克編一本紀念文集，收集文學同行們的文章給他做生日禮物。歐洲大陸有這樣的風俗，當一個有所作為的人到了70歲，他的朋友、同事、弟子就一起寫一本散文集向他致敬。毛姆自然就有了期待。無奈他70歲時二戰(zhàn)還未結(jié)束，他人在美國，沒有機會接受任何形式的敬意。但都到了80高齡，毛姆自覺理當?shù)玫竭@么一份禮物。布魯克果然特別敬業(yè)，向很多當年最優(yōu)秀的文學界人士組稿，結(jié)果只有安東尼·鮑威爾和雷蒙德·莫蒂默兩個人接受，其他人都禮貌地回絕了。只有兩篇文章，顯然湊不夠一本文集，這項計劃也隨之擱淺。

可以想見，毛姆內(nèi)心怎樣受傷。雖然他知道自己一向不為同行待見，這未必多出乎他的意料。青年作家鄧安慶援引毛姆傳記作家塞琳娜·黑斯廷斯的調(diào)查表示，早在1930年，三個最具影響力的文學調(diào)查就商量好了似的完全忽略毛姆。埃米爾·勒古伊和路易斯·卡扎米恩合著的《英國文學史》沒有他的一席之地；A.C.沃德的《20世紀》只提到他的戲劇作品，他的《20世紀20年代》則根本沒提毛姆；《牛津引語詞典》也直到1953年版才收錄屬于毛姆的詞條。即便是近半個世紀后，1988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20世紀30年代不朽的英國作家》一書也只是簡略且不準確地附帶地提了一下毛姆的短篇小說《雨》。

如果對照毛姆當時在圖書市場上的巨大影響力，就可見他在當時英國知識階層受到怎樣對比鮮明的冷遇了。據(jù)鄧安慶考證，美國最有影響力的評論家埃德蒙·威爾遜曾在《紐約客》雜志上撰文稱毛姆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刀鋒》不堪一讀。但恰恰是這本書于1946年出版后在大西洋兩岸獲得不少好評，道布爾迪公司印了250萬冊，兩個星期就賣了將近100萬冊，電影版權(quán)也以20萬美元的價格售出。對于毛姆來說，此乃尋常之事。他活著的時候，可以說是全世界名氣最大、賺錢最多的作家。在上世紀20年代，《大都市》雜志為他提供寫短篇小說一字一美元的天價稿酬。他做訪談以分鐘計費，2分鐘500美元。更不要說，他的劇作屢屢創(chuàng)造票房奇跡，他的小說每本都能有數(shù)百萬冊的銷量，被譯成各種語言。在有生之年，毛姆也是英語作家中作品被改編成電影數(shù)量最多的一位。據(jù)統(tǒng)計，截至2009年，毛姆的作品共有98個電影電視改編版本，僅次于他的是柯南·道爾。毛姆生前在世俗世界里如此成功，他擁有很多別墅、游泳池和配備專職司機的豪華轎車，還獲得天價稿費和版稅，倒是很可以理解當時以精英自許的英國知識階層，尤其是極具影響力的文學批評流派布魯姆斯伯里團體為何不把他放在眼里了。

而更重要的是，毛姆雖然流行，但他從來都不是那種廉價的流行小說家，他的作品有著很高的文學價值，贏得后世許多作家對他推崇備至。馬爾克斯說毛姆是他最喜歡的作家之一，奧威爾說現(xiàn)代作家里毛姆對他影響最大。村上春樹會時不時將毛姆作品翻出來閱讀。而在英國國內(nèi)，當代作家安東尼·伯吉斯也認為，毛姆觀察的廣度以及樂于探索禁忌的道德領(lǐng)域給英文小說注入了新鮮的血液。

一生都致力于講述“局外人”的故事

毛姆的作品如此受歡迎，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善于講故事。作為迄今依然被廣泛閱讀的英語世界的暢銷作家，他被譽為“二十世紀最會講故事的人”。毛姆的老朋友德斯蒙德·麥卡錫在出版于1934年的小冊子《毛姆：英國的莫泊桑》里說：“處于最佳狀態(tài)時，他能把故事講得像任何活著或死了的作家一樣好。”

但毛姆講的通常都是局外人、邊緣人，或者如康納利所說“那些拋棄世界的人”的故事。以麥卡錫的觀察，毛姆和莫泊桑一樣，他既是藝術(shù)家，又是一個閱歷豐富的人，他似乎特別能感知到什么最能引起讀者廣泛的興趣。這并不是說，毛姆為持久吸引讀者的興趣，把觸角轉(zhuǎn)向各式人物。實際上，用翻譯家馮潔音的話說，毛姆是個很專一的作家，他獨獨擅長寫局外人。“無論是《月亮與六便士》中的思特里克蘭德，還是《人性的枷鎖》中的菲利普，雖然他們的職業(yè)、社會地位、時代背景不同，但我們都能在他們身上找到一種疏離感。他們都拒絕被納入到主流社會，而是在內(nèi)心中構(gòu)建起一片屬于自己的避難所。”

《刀鋒》里的拉里·達雷爾，可謂毛姆眼里“局外人”的完美化身。拉里出生在美國上層社會，一戰(zhàn)時服役于空軍，曾在浩瀚無垠的天空中高飛，想要“遠遠超越世俗的權(quán)力和榮譽”。在軍隊中，拉里結(jié)識了一個置生死于度外的飛行員朋友，但在一次遭遇戰(zhàn)中，這位好友卻因為救他而中彈犧牲。戰(zhàn)友之死讓拉里驚覺生命之無奈與不可超越。退伍后，拉里不上大學，也不愿就業(yè)，并且解除婚約，拋下親友，到歐洲游歷，最后遠赴印度，在一位象神大師的靜修院受到啟發(fā)，頓悟了生命的真義。

而我們似乎能從毛姆完成于1921年的短篇小說《愛德華·巴納德的墮落》里的巴納德身上找到拉里最初的形象。馮潔音介紹說，巴納德也是在美國的上流社會長大，有一個青梅竹馬的女友，還有一個很好的伙伴。有一次，他突然去了太平洋島嶼，就再也沒有音信。朋友去找他，發(fā)現(xiàn)年輕時很講究穿著打扮的巴納德穿得很隨便，并且在島上的一個店里賣布。他根本沒覺得這是什么墮落，相反他完全融入了當?shù)厣睿⑶疫€喜歡上了島上的女孩。他甘愿拋棄遠大前程和美貌的未婚妻，在海島上平凡地度過一生。

收錄于近期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引進出版的短篇小說集《一片樹葉的顫動》里的這篇小說接近尾聲時，巴納德才20多歲。讓馮潔音感到好奇的是，如果毛姆繼續(xù)寫下去，巴納德今后的生活會怎么樣？事實上，毛姆在同一本集子的《水潭》里，對這同一個主題進行了另外一種演繹。英國人勞森在太平洋島上，愛上了當?shù)匾淹林幕煅媚铮⑼Y(jié)婚。當他對島上的生活感到厭煩后，開始懷念英國的花園和街道，就帶著妻子回去了。但他發(fā)現(xiàn)自己再也沒有辦法融入英國的生活，甚至連像樣的工作也找不到了。而他的妻子不適應英國的生活，先逃回了太平洋。他不能割舍對妻子的愛，也追隨她回到了島上。

由此可見，毛姆雖然是在異域背景上展開這些局外人的故事，南太平洋諸島上的風光美麗而兇險，安逸而詭譎，賦予了小說神奇而迷人的魅力，并起到了烘托氣氛的作用，但毛姆并沒有因此把人物往浪漫里寫。相反，就像馮潔音感慨的那樣，毛姆其實一點都不浪漫，他只是講合情合理的故事。“他比較愛八卦，不是一個有宏大理想的人，但你也不能說他沒有理想。他最大的理想，就是人應該用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而不是去成為在大家眼中成功的人。”

悖謬的是，毛姆本人正是很多人眼中成功的人，他也的的確確做到了按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他把自己的一生活成了一個傳奇故事。他一生創(chuàng)作豐厚，共寫了長篇小說二十部，短篇小說一百多篇，劇本三十個，此外還有游記、回憶錄、文藝評論等。他始終活躍在文學一線長達50多年，直到91歲去世，在68歲那年還寫出廣受歡迎的小說《刀鋒》。而他創(chuàng)作的素材都來自他的經(jīng)歷和游歷。他做過前線救護車駕駛員，拿過手術(shù)刀，也做過演員，還當過情報間諜。他更是一位資深旅行家，年輕未發(fā)跡時，他就勒緊褲帶窮游歐洲，成名后更是幾乎每一兩年都要出遠門一趟，足跡遍布歐洲、北非、東南亞。當然毛姆也并不是從一開始就成功。他出生于法國巴黎，父親是律師，當時在英國駐法使館供職。不滿十歲時，父母先后去世，他被送回英國由嚴苛的伯父撫養(yǎng)。進坎特伯雷皇家公學之后，由于身材矮小，且嚴重口吃，經(jīng)常受到大孩子的欺凌和折磨。這些經(jīng)歷日后都被他改頭換面寫進了自傳體長篇小說《人生的枷鎖》里。雖然毛姆自稱，天生富有洞察力，擁有寫對話的訣竅，寫作對他來說像呼吸一樣自然。在他64歲時的寫作生活回憶《總結(jié)》里，也不忘總結(jié)說：“我剛開始從事寫作時，感覺寫作好像是世界上最自然不過的事情了。我喜歡寫作，就如同鴨子喜歡水一樣。”但事實上，毛姆寫了九年，歷經(jīng)很多挫折后才等到了真正的成功。而使他名利雙收的也不是小說，而是戲劇。1907年10月26日，喜劇作品《弗雷德里克夫人》被搬上舞臺，毛姆得以一夜成名。他日后回憶說：“我的成功是壯觀的、始料不及。”

事實上，毛姆講了各個不同的精彩故事，但主題或許簡單到用兩三個問句就能概括：怎樣才算成功的人生？我們究竟要成為什么樣的人？我們到底想要過什么樣的生活？

持守著旁觀者的距離和清醒

從某種意義上說，作為“最會講故事的人”，毛姆似乎太滿足于講故事了，以至于在藝術(shù)的探索上打了折扣。毛姆說小說是一門藝術(shù)，藝術(shù)的目的就在于娛樂。有的時候，他就是想讓大家在娛樂中看清楚真相，僅此而已。他也曾說過，因為滿腦子都考慮題材，他就沒有多大工夫考慮寫作的藝術(shù)性了。

也因為此，毛姆的作品就像評論家王宏圖所說，內(nèi)容或許很豐富，形式上卻未必很新穎。“二十世紀西方文學一個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先鋒藝術(shù)探索意識特別強烈。毛姆在這方面沒什么實踐。在他的作品里，我們碰不到他很多同時代作家竭力表達的那種復雜句式，混亂的詞語和意象。所以，雖然他的作品很暢銷，但他在批評界、學術(shù)界的評價一直不高。喬伊斯說，他的《芬尼根的守靈夜》可以讓批評家忙上300年。但我們讀毛姆，非常輕松。”

但毛姆無疑成功地拓展了英國文學，甚至是世界文學的版圖。用王宏圖的話說，毛姆作品中的異國情調(diào)，總是對人有特別的吸引力。我們可以在他的作品中看到殖民地的官員、傳教士、商人、冒險者、種植園莊園主、土著人、奴隸，這些人在其他英國作家的作品中雖然也會有表現(xiàn)，但是像毛姆那樣表現(xiàn)廣泛、色彩絢爛的并不多見。（下轉(zhuǎn)第6版）

（上接第3版）無怪乎康納利也不無艷羨地稱贊毛姆準確地描繪了生活在遠東的英國人：“一旦我們走進永恒的毛姆世界,就像走進柯南·道爾的貝克街一樣,懷著快樂的、永遠回到家的感覺。”

有必要指出的是，毛姆寫異國情調(diào)不只為博人眼球，而是包含了某種藝術(shù)追求。在另一部根據(jù)他在上世紀20年代初兩次游歷馬來半島及周邊地區(qū)時的見聞寫成的短篇小說集《阿金》的前言中，毛姆寫道，身處異域環(huán)境中的人，在個性的發(fā)展上要遠超于其他環(huán)境中的人。事實也是如此，在他筆下，那些脫離了原本西方文明世界生活的西方人，來到荒僻偏遠的陌生環(huán)境中，往往會為情欲所左右，變得行為古怪，難以捉摸，干出不同尋常的事情，因而小說結(jié)尾常常出人意外又發(fā)人深省。毛姆還在“前言”中寫道，若是一個作家已經(jīng)成功刻畫了異國環(huán)境中的陌生人或是陌生事件，那么他便能駕馭所有的故事。

為駕馭這些故事，毛姆必是到實地深入考察。每到一地，他便如同人類學家般走街串巷，深入生活。而即便出門在外，他也不忘八卦，叮囑朋友“一定要給我寫信哦”，“把倫敦所有的秘史全告訴我”。翻譯家龔容介紹說，毛姆寫《阿金》時，到陌生人家里，會大著膽子提出要和他們一起住宿、吃喝。他沒想到自己在異國他鄉(xiāng)會如此受歡迎，能聽到那么多故事，他正是憑借這些記下來的素材，寫出了他的短篇小說。但他寫出來發(fā)表后，就再也不敢去了。“因為當?shù)厝苏J為毛姆碰巧抓住了個別壞蛋的事跡，把它渲染成一篇小說。留宿過他的人都覺得自己被出賣了，他也就成了一個不受歡迎的人。事情壞就壞在，毛姆寫作時從來不多轉(zhuǎn)幾個彎，把那些素材經(jīng)過一番偽裝再寫出來。”

實際上，這是毛姆寫作慣用的手法。他也常將熟人朋友寫進小說，而且利用真實人物時基本原樣照搬。有據(jù)可查的是，1930年《尋歡作樂》出版時，讀者幾乎拿著它比對文壇群星。比如愛德華·德里菲爾德與作家哈代如出一轍，庸俗可笑的阿爾羅伊·基爾則出自毛姆的好友休·沃爾波爾。毛姆向沃爾波爾寫信解釋：“我完全沒有想過要描述你……基爾是由一打人組成的，更大的那部分源于我自己。”但1961年沃爾波爾去世后，毛姆在給另一位朋友寫信時，卻又殘忍地寫道：“休真是個可笑的家伙，我寫《尋歡作樂》的時候當然想到他了。”

雖然如此，毛姆難能可貴之處在于，即便是對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或是身邊親朋好友的經(jīng)歷，也總是能保持極為客觀和冷靜的態(tài)度。1919年，毛姆訪問中國，還曾和辜鴻銘侃侃而談，并領(lǐng)教了這位梳著灰白大辮子、講流利英文的老先生的慷慨陳詞。“你們將邪惡的發(fā)明強加給我們，可是你們難道不知道我們是一個對機械有天賦的民族嗎？當黃種人也可以制造出同樣精良的槍炮并迎面向你們開火時，白種人還剩下什么優(yōu)勢呢？”毛姆把這些話記在本子上，原封不動地用在1922年發(fā)表的戲劇《蘇伊士之東》中的角色李泰成身上。為這趟中國之旅，毛姆還寫出了另外兩本書：一本后來被改編成同名電影的小說《面紗》；一本題為《在中國屏風上》的游記。誠如有評論所說，毛姆總體的態(tài)度不是游客式的少見多怪，更不是殖民者的指手畫腳，而是持守著旁觀者的距離和清醒。

與此相仿，毛姆對自己的創(chuàng)作也有著清醒而又謙遜的判斷：“我處于二流作家中的最前列。”因為他自覺自己的作品思想性不高，也缺少極致的藝術(shù)探索，誠如書評人黃薇所說，毛姆更像一名誠懇的手藝人，告訴人們好的故事有著不朽的魅力。事實上，讀毛姆的書會讓不同的人感覺，仿佛是與一位世事洞明的長輩對晤閑談，看他敲敲煙斗里的灰燼說：“好吧，讓我們來談一談人生。”

當然，毛姆并不是現(xiàn)身說法談人生，他實際上是讓他筆下的主人公來演繹人生。他們總是試圖追尋某種“真諦”，總是會以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來引領(lǐng)我們思考：人的一生到底該如何度過？這其實是生存于世的每個人，尤其是在年輕時都會捫心自問的問題。而毛姆作品經(jīng)久不衰的魅力，或許就在于他讓我們感同身受著他筆下主人公的猶疑、彷徨和思考，心向往之他們過盡千帆后的返璞歸真，并仿佛在他們的故事里“預演”了一遍自己的前世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