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末興起的口語敘事，成為主流詩歌話語并影響著一直以來的當代詩歌寫作，從對無聊、乏味的日常化、凡俗性的現(xiàn)實敘述的關注開始，慢慢形成了文本的機智與幽默的鮮活“口語”風格，這種以“反諷”話語為特征的文本“刺點”的合宜運用，在形式上、技巧上保證了口語寫作的有效性及影響力。因而，口語敘事類的詩歌，保持詩性的往往就是這類“刺點詩”。

“口語寫作”過多使用“刺點”，也同樣會走向形式的局限與束縛，導致審美、及物的敘事所凝聚的“詩意”表現(xiàn)出重復化、雷同化的傾向。就詩學探索的豐富性、復雜性及語言的修辭及話語效果而言，顯然，這種“刺點詩”寫作中的反諷策略也表現(xiàn)出詩的思維與表意空間的局限與束縛。當代詩歌必然要面對時代，關注個體存在的體驗與孤獨，從時代鮮活的文化語境探討詩人與世界的多重關系，形成“文化刺點”，這樣才能真正觸摸時代的靈魂深處。“刺點詩”才能真正從文本策略的反諷走向時代的認知和關懷，從技巧層面轉向文化內在的反思與建構。

一、文本的偶然性、痛感

“刺點”，這個概念很好地解決了口語寫作、敘事性詩歌的話語分析，能從詩性這個層面探討口語的語言特征和形式技巧。“刺點”作為概念的提出，出自法國著名后現(xiàn)代理論家羅蘭·巴爾特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明室》，這本書重點探討了20世紀初比較流行的攝影話語及相關理論問題。在他看來，源于現(xiàn)實生活中的攝影，需要處理，并非簡單復制，而是有針對性與意義聯(lián)想的“取景”，“聚集之處”正是生活的照亮之處、意義之點。由此，他引用了Studium/Punctum這一組拉丁詞來闡釋自己的“刺點”觀念。學者趙克菲將其譯成“意趣/刺點”，（1）而符號學家趙毅衡先生將其譯為“展面/刺點”。（2）前者依據(jù)了“意趣”文化性的可行分析，是巴爾特法國式的書寫特征及符號學思維，將意趣與刺點關聯(lián)，形成一種抽象的縱深關系；后者將其譯成“展面”，更傾向美英式的理據(jù)性、可描述性的客觀展示，“展面”與“刺點”形成了符號學視野下一種可形式描述的縱橫聚合的符號關系。

攝影中的“取景”，完全出自“意趣”，集中了取景中的動作、背景、形象、姿態(tài)、面孔，一種整體立體綜合而成的文化“展面”。與它相對應的則是“Punctum”（刺點），出于集中關注的點，和私人化強烈的意義觀察點，這些攝影文本也儼然存在這個形同“標點”“敏感的點”，“準確地說，這些印記，這些傷痕，就是一些點。”這些點所形成的光暈，則像用利器造成的印跡、針眼與傷處，這個刺點就變成“針眼、小孔、小斑點、小傷口”，正是這些東西形成了照片的偶然之點、意義之點，即刺點或者痛點。因此，將“Studium”（意趣）譯成“展面”，將“Punctum”譯成“刺點”，的確有效地分析了現(xiàn)代詩歌的理據(jù)性滑落，從而看出當代詩歌口語寫作所表達出的客體性、及物性對當代詩歌寫作的意義，從詩性角度肯定了刺點類詩歌寫作的形式和價值。借助巴爾特分析“攝影”的話語思維，能夠有效地分析與考察當代詩歌話語中口語寫作出現(xiàn)和廣泛傳播的現(xiàn)象，這種“偶然性”“刺痛感”的“刺點詩”豐富和推助了當代詩歌的發(fā)展。

在符號學家趙毅衡看來，“當代藝術美為標出之美，標出性本身具有一種美感。正是因為得不到社會認同，才存在于藝術之中。”（3）可見，刺點是各種藝術保持新奇和審美的關鍵，并及時地打破了讀者的期待視野、文化觀念，通過出其不意的陳述（“偶然性”），衍生為閱讀（主題）的另一種出奇不意和“接受”的可能。當代詩歌口語“刺點”的運用，沖破了朦朧詩以來宏大敘事的文化“展面”，對20世紀80年代的抒情話語與精英文化進行反常化、解構性的處理，代之以反諷性的敘事與語境轉換，實現(xiàn)了對藝術常規(guī)及常規(guī)媒介的顛覆與突圍。羅蘭·巴爾特的“刺點”理論經符號學家趙毅衡的譯介慢慢形成了當代詩歌分析“口語寫作”話語分析的重要理論之一。當代詩歌的“口語寫作”能在詩性維度保持詩的審美性、藝術性“標出”的主要集中“刺點詩”。詩歌的“展面”是當代詩歌話語中的凡俗化、日常化的敘事，這里面包括個人的背景、事件、人物、命運，不動聲色、敘述客觀，自然清新、鮮活親切，顯然，這種近似散文、小說文體風格的“敘事”，如果沒有“刺點”無意或者有意的布置、插入、運用、標出，形成的“針眼、傷痕與印跡”，這個“展面”就缺失了詩性的意義與價值。“刺點詩”的“刺點”是幽默自嘲，也是機智解構，從存在論角度對“世界”的解構與探究，文化上則表現(xiàn)為對宏大敘事與過度抒情的自覺疏離與話語“翻轉”。

毋庸置疑，當代詩歌的寫作，可從“刺點”這一文本思維探求書寫的活力與突破，它們豐富漢語書寫的表意空間，特別是對鮮活的時代內容和情感世界有所捕捉與展示。“刺點”思維的運用無疑形成了一種詩歌的寫作范式與展示技巧，廣泛的影響力和文化傳播形成了“刺點詩”的書寫可能，其靈活、機智、幽默，不經意與偶爾性的刺點與刺感形成了較強的文本效果。“刺點詩”書寫與技巧的展示，突破了以往的寫作范式與文本閱讀期待，吻合了當代詩歌在形式上創(chuàng)新與詩意追求的話語特征。

趙毅衡先生譯介了“刺點”、探討了“刺點詩”之后，“刺點詩”研究逐漸被當代詩歌研究所關注，許多學者將其運用于當代詩歌的寫作理論與話語實踐。

中國古代文論中也有近似“刺點”的詩歌寫作探討和表達。“詩中固須得微妙語，然語語微妙，便不微妙。須是一路坦易中，忽然觸著，乃足令人神遠。”（劉熙載：《藝概·詩概》）這種“觸著”，正是詩中的“刺點”，可見中國古典詩歌也重視這種“展面/刺點”的創(chuàng)作意識，也追求意境旨遠的詩意境界。詩歌“刺點”及其“刺點詩”寫作，在當下表現(xiàn)出更為寬泛、穩(wěn)定的寫作可能。反正規(guī)、反正常的文本書寫駕馭更為到位，反正規(guī)、反正常的文化意識更為明晰。

二、話語的“聰明主義”

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當代詩歌口語化、中心化的敘事特征，已然成為了一種不可忽視的書寫趨勢。80年代“第三代詩”中的“口語寫作”顛覆、解構了早期的“朦朧詩”的抒情話語及其文化上的精英情結與宏大敘事，形成了對以抒情為特征的文化詩學的顛覆、拆解現(xiàn)象，豐富了當代詩歌的寫作可能與發(fā)展路徑。“自我既是點又是過程；它是一個自足的結構，并無休止地重復著其自身的過去。”（4）通過非理據(jù)性的“任意”錯指、強指的語言現(xiàn)象去解構漢詩因襲的表意傳統(tǒng)與文化常規(guī)，加強了客觀性、及物化的話語效果。“刺點詩”中的強指、錯指，強化了語言的表意力量，豐富了語言的聯(lián)想空間，這也是口語寫作的“聰明”所在，我們把這樣的“聰明主義”歸結為“刺點”理論的合理運用。“口語寫作”的冷抒情、客觀性展示，深深顛覆了現(xiàn)代詩歌的抒情性、意象化的審美價值的文化話語，以伊沙為代表的當代詩人又不斷區(qū)別于其他詩人，幾乎每首詩都能從平淡、零度的情感中運用到“刺點”，抑或對詩人生存的反諷，抑或指向語境式的文化反諷，從而加強了反諷這種修辭的“刺點詩”進程。

當代詩歌的“刺點”寫作或者“刺點詩”的類型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第一，末端尤其結束句的刺點。文化“展面”中的漫不經心、客觀自然的敘述在詩篇結尾處的“刺點”，形成了“展面/刺點”的詩意聚集，表現(xiàn)出其不意、耳目一新的文本效果，夸張與反諷的詩性建構了口語寫作的價值與可能。這種情形以伊沙、徐江、沈浩波的創(chuàng)作為代表。如沈浩波的詩歌《心是一尊虛偽的神》最后把“心”的形狀描述為成年男性的特征和神的喻指，在詩結尾處自覺地運用“刺點”而形成文本的震蕩與驚奇效果，在習以為常的日常性主體“我”與高高在上的、幻象的神性相聯(lián)系，讓處于觀念與認知之中真實的“心”產生聯(lián)想與神性。顯然，當下詩歌多數(shù)運用詩篇末端設置“刺點”的寫作特征，很好地處理了詩歌寫作被人所詬病的一味“正規(guī)”“正常化”，緊抓反常與偶然性的痛感與“刺點”，并最終把詩導向解構性、互文性的現(xiàn)代之維與表意空間。

在當下“正常化”“常規(guī)化”的文化語境中，一種不同于傳統(tǒng)的抒情話語的敘事詩意與反諷表達，讓“刺點詩”有了更多的接受與傳播空間。但是我們也注意到，下半身、垃圾派中文化審丑、粗俗反抗、叛逆趣味，也有極端化、濫俗化的趨勢，走得極端的甚至發(fā)展成民間多種場合所講的段子、黃色笑話之類的“游戲”之作。

第二，詩中兩次或多次“刺點”合宜展示。在敘事中，“口語寫作”中的“刺點”運用一般集中在詩的結束處，出其不意、意料之外，以此達到抓點、痛點。但是，許多成熟的口語寫作絕不一味地限制于末端句，“刺點”還可以出現(xiàn)文本的開始、中間，或者多處出現(xiàn)，這種“提前”能夠為文本創(chuàng)造更多的表意空間。口語敘述中的二處或者多次“刺點”，就是多次對敘述的破壞、強化文本的反諷效果，也是在場形而上學對冰冷冷的世界的“刺點”，最終啟示文本的意義之點和詩性焦點，形成飽滿、豐富的“敘事”詩意。多次刺點的合宜展示，不同于線性、單一的零度敘事或者冷抒情的敘事話語，通過多次刺點聚集意義之點，形成詩對個體體驗與時代關懷所形成的刺痛感與時代反思。兩處或者多次刺點的詩意聚集，交織成詩的光暈，讓再現(xiàn)類的敘事變得意趣橫生、意味深長。

第三，詩的整體或主旨的“語境反諷”形成“文化刺點”。詩歌的整體“展面”作為刺點出現(xiàn)，往往指向現(xiàn)實處境與時代文化“展面”，通過語境式反諷與互文，形成詩中的“文化刺點”。這也較典型地反映出羅蘭·巴爾特“刺點”的文化情懷，從一種整體情境“文化展面”出發(fā)，反常地、異項地表意、錯置，通過偶然性的發(fā)現(xiàn)，以刺痛感的新情感、新觀念、新思想的新文化形式介入時代語境與靈魂深處。文化語境的轉換與時代話語的反差與突兀，在常規(guī)、秩序的時代語境中歧生為一種“文化刺點”。文化“刺點詩”強化了形式上對刺點的運用和展示，更綜合地反映了寫作者的綜合素養(yǎng)和文化情懷。一般認為，詩的“標題”、結構與結構的設置，往往是提示或揭示詩歌文本的內容，這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寫作共識。然而，由于現(xiàn)代詩的自由、開放及積極的詩性特征與后文化的解構性，當下詩的“標題”與詩的整體“主題”已非完全對應與聯(lián)結，兩者之間表現(xiàn)出或等同、或偏差、或斷裂等不同的“互文”關系。詩歌“標題”與“主題”的語境反差，這也為“文化刺點”的“刺點詩”寫作實踐提供了更多機會。

現(xiàn)代詩歌，一方面是再現(xiàn)，一方面也是表現(xiàn)；前者體現(xiàn)在口語詩歌的現(xiàn)實敘事話語當中，后者則往往追求表現(xiàn)式的現(xiàn)代主義話語。“刺點”的寫作則更集中于敘事話語的再現(xiàn)，而現(xiàn)代主義的表現(xiàn)話語中“刺點”運用方面的探索也極有可能。在時代精神與文化抱負方面，海子、昌耀倡導的“大詩寫作”積極地擔當起隱喻、象征主義的神話與神性寫作，自覺地表現(xiàn)出對當下以“反諷”為時代特征的敘事話語的疏離意識，詩在表現(xiàn)中歌唱性與抒情話語的回歸與強化也讓“詩”在整體語境上對再現(xiàn)的敘事話語形成某種解構，以此形成不同于時代敘事的“文化刺點”。由此，隱喻與神話的超驗之心就是對當下娛樂、消費的物質文化的顛覆、解構，通過抒情的情感確認與文化認同，重新找回敘事詩歌不能傳達的詩性空間與文化情懷。此類回歸語言本體、回歸“文化刺點”的詩性寫作，形成對當下文化的反思與認同的“刺點”。面對這種商業(yè)化、欲望化表征的當代書寫，第三代詩中后朦朧詩一派中王家新、西川、張曙光、肖開愚等的堅持，正是對物文化追求、商業(yè)寫作的時代語境的介入和疏離。海子晚期的“太陽七部書”以其現(xiàn)代主義表現(xiàn)的魔幻與超驗，起到了以文化“刺點”解構娛樂“看點”的積極意義，其混沌、神奇的寫作，豐富了漢語詩歌的寫作景觀，其“詩、哲學與宗教”合一的追求，在商業(yè)文化占支配的時代語境中形成極具召喚的“文化刺點”，為文化的回歸、反思和重建提供極具文化價值的“時代”啟示。

當代詩歌寫作中“刺點”的“聰明”運用，成為頗具探索性、建設性的文本效果與詩體形式。極具時代精神與現(xiàn)代之維的“文化刺點”的運用和“刺點詩”的文化反思與哲理觀照，形成了對時代“展面”的深度思考，由此，詩歌作為“異項”藝術與“刺點體裁”，也形成了獨特的文化意蘊與思想可能。以“反諷”為中心敘事的口語寫作，正是深刻地抓住了這種技巧，表現(xiàn)出對時代的深刻領悟與敏銳把握，其否定性的“反思”思維強化了詩對文本與時代的雙重介入，詩的文本效果變得生動且深刻，從文本之刺點到文化之刺點，當代漢語詩歌表意空間不斷突圍與生成。“當代漢語詩歌應怎樣從困窘和艱難起飛中尋求突圍，最大可能地擺脫功利的誘惑和客觀條件的制約，既回到詩歌自身的真實位置，又讓詩歌與詩人以及與世界發(fā)生的聯(lián)系更為直接與本真”，（5）而替代、解構“反諷”的隱喻與神話的寫作，形成肯定性的情感結構與價值的“文化刺點”，進而深入文化內核去審視與反思當下的價值結構與文化認同。

讓“文本策略”的“小聰明主義”寫作導向文本策略與意趣展面兼有的“文化刺點”深化，對寫作者的綜合素養(yǎng)與文化情懷提出了挑戰(zhàn)，這的確需要一種迎難而上的文化情懷與擔當意識。這種“肯定”價值與情感結構的“文化刺點”寫作，對當下文化中虛無主義情結也是一種糾偏與警示。

三、“文化刺點”書寫：從“否定”走向“肯定”

“刺點”作為一種打破文化常規(guī)的書寫方式，運用于詩歌藝術，自然而然地破壞了以正規(guī)、抒情為主的審美話語。反諷式、解構性的“破壞”，意味著“否定”的情感認同和時代特點。“刺點詩”向“文化刺點”的價值張揚和拓展，極具“肯定”的文化建構價值。如何從“反諷”敘事的否定情感與否定價值的“刺點詩”，回歸和兼顧以歌唱、抒情為本體的“文化刺點”寫作，背后的文化意識則意味著一種“肯定”的時代價值對“否定”趣味的規(guī)避和升華，也重新點燃當代詩人的形上沖動與寫作熱情。“刺點”的掌握與使用，很好地發(fā)展、深化了詩中“刺點”的現(xiàn)代技巧與表達內容。刺點、“刺點詩”的寫作實踐，為當代漢語詩歌的發(fā)展與形式探索提供了某種可能。

第一，刺點：敘事話語“偶然性”的機智語言與“發(fā)現(xiàn)”之美。

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當下詩歌中的口語寫作，不自覺地將客觀化、及物性的敘事推向了當代詩歌表意的某種中心。這種敘事的整體語境及書寫現(xiàn)象剛好對應了攝影中的“展面”，而“口語寫作”所使用的反諷、解構的現(xiàn)代技巧則靠近了“刺點”。從形式、技巧來看，口語敘事與反諷、解構為特征的技巧之間的關系表現(xiàn)為“展面/刺點”關系，這種合理性、技巧性的展示自然推進了90年代詩歌“反諷敘事中心化”形式內因與“口語寫作”的盛行，其反諷的時代語境背后則指向了文化虛無。反諷、解構敘事中“刺點詩”逐漸演變?yōu)楫斚略姼鑼懽鞯男问郊记膳c主流話語，“刺點詩”的有效傳播很大層面得益于這種機智話語與情感共鳴，得益于詩歌這種標出的差異體裁所形成的文化性對日常性、正常性的顛覆與破壞，“詩作為刺點體裁，也是當讀者介入時可以獲得狂喜的文本”。（6）20世紀以80年代末伊沙為代表的口語詩歌鮮明地呈現(xiàn)了刺點文本與文化刺點的話語追求與文本探索，形成了解構、顛覆特征明顯的“反諷敘事”，（7）90年代以來反諷敘事，導向了另一個反正規(guī)、反常態(tài)、客觀化、及物化的文化展面與時代之思。機智語言的刺點文本背后滲透著文化的解構與重構意識。由此，在時代語境中，第三代詩中“民間寫作”主要以口語寫作為策略的創(chuàng)作群體也形成了“刺點詩”書寫方向的“文化刺點”，表現(xiàn)出“刺點文本”與“文化刺點”并行推進的雙重特征。機智的刺點書寫，抓住個體存在際遇的痛感、反常性，從語境上進行文化反諷、互文，使其破壞文化常規(guī)，以期抵達“發(fā)現(xiàn)”的新奇和“異項”藝術的趣味。

第二，文化的“展面/刺點”強化了敘事口語的詩性聚集與“肯定”價值。

20世紀90年代詩歌的敘事性及其表現(xiàn)出來的客觀性、零度情感等，讓詩歌與讀者拉近了距離，推動了當代詩歌的接受和廣泛傳播，特別是90年代網絡文化、新世紀以來自媒體等媒介的運用與繁榮，更進一步地推動了“口語寫作”的影響力，展示了當代詩歌與廣泛的寫作群體、大眾讀者的互動的文化景觀。“文化刺點”，代表著口語寫作的文本與文化形式上的雙重沖動，也是時代文化深處的階段性的調整和“肯定”推助。

敘事口語的“平易之風”將語言拉向及物性、客觀性，擺脫精英語言的矯情與高蹈化。與“平易之風”“展面”伴隨的，是一種線性、慣性、復制、秩序的口語中心寫作現(xiàn)象，這種寫作與閱讀大大降低了詩對復雜現(xiàn)實與時代文化的處理能力，減弱了作為語言本體的詩歌體裁本身所追求的詩性和審美。而較成熟的口語詩人往往善于從“口語”出發(fā)，在詩內合宜、合理地用到“刺點”，形成了他們較為機智的“聰明主義寫作”，語言上表現(xiàn)為機智、奇特、詼諧、幽默，而哲理上則完成了反常化、偶然性的生命反思與對現(xiàn)實與時代的內心關懷，構成了詩中“刺點”，而客觀化、及物的敘事也自然展示出時代意趣的文化體驗與現(xiàn)象存在的發(fā)現(xiàn)之美。正是“刺點”的運用，強化了詩的這種文體特征與語言的本體認同。“口語”之風的刺點寫作也是“聰明”技巧，也不斷表現(xiàn)它的局限和束縛。它們往往少了詩意表現(xiàn)的語言力量與文本效果，他們走向了雷同化、復制化的同一性、秩序性話語，局限了詩意的豐富和可能。“對待九十年代先鋒詩歌，我們既要倡導客觀辯證的認知態(tài)度，也要對辯證法本身潛在的思維陷阱有所警惕”，（8）擺脫門派之見，正確合理地展示“口語”的詩學價值，在“第三代”“后朦朧詩寫作”中有所發(fā)現(xiàn)與實踐。口語寫作，不僅是“民間寫作”的話語追求，也表現(xiàn)在“知識分子詩人”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如西川、王家新、王寅、張棗等，他們都自覺踐行了“刺點”寫作，同時在文化深處重視語言本體的詩學趣味與文化觀照。他們一方面注重“口語”的敘事性、及物化的“刺點”表現(xiàn)，也注重超驗與感應，增強了詩對現(xiàn)實與時代的處理能力。他們深入到生命、幻想的深度體驗與反思，將沖動、知性與神性等融入文化刺點的追求與踐行之中，通過語境置換、解構的大面積的“文化反諷”形成“文化刺點”，表現(xiàn)更為復雜的時代主題和文化情景，回到語言的傳統(tǒng)，建構一種“肯定”的當代詩歌發(fā)展之路。

第三，“刺點”文本與文化的雙重探索，擴充、豐富了“刺點詩”的表意空間和文化情懷。

“口語寫作”所帶來的中心化、秩序化的局限與困境，決定了新的“文化刺點”如何回應傳統(tǒng)與隔離影響，如何打破與突破固襲的、既定的文化系統(tǒng)，并重新對文化進行編碼。以語言為表現(xiàn)維度的詩體追求本身決定了詩的異質性、通感性的存在，對語言理據(jù)性的自覺疏離突破了線性、同質、常規(guī)、秩序的“刺點”束縛，隱喻與神話的“象征”寫作也表現(xiàn)出不同于“反諷”背后的“虛無”語境，形成一種“肯定”情感結構的“文化刺點”書寫。在客觀敘述中強調陌生化、異質性的意象，“詩是游戲，但它是一種認真的游戲，頂真到死的游戲。”（9）從“聰明”口語的“刺點詩”兼顧了隱喻、象征的語言意蘊的文化價值聯(lián)結，從而彌補了因敘事性所導致審美不足的敘述話語缺陷，提升了審美之維與現(xiàn)代探索對表意空間所產生的積極推動與文化影響。

詩中“刺點”的合宜展示，或者一首詩中多處使用刺點，將有效地增加“口語寫作”的表現(xiàn)技巧與表意空間。但是，“刺點詩”不僅是單一媒介的“異項”表現(xiàn)，而且更應融入現(xiàn)代詩學、生命哲理等“文化刺點”的敏銳捕捉與詩意表現(xiàn)，在形式與內容上實現(xiàn)詩與哲學的合一，語言與思想并行，這樣的刺點詩或者刺點寫作就突破了文本與文化形式的局限，轉向時代深處的語境與文化反思。詩就是不斷打破正常與正軌的表達，完成“刺點體裁”與“異項藝術”的“延異”精神；詩是語言的高格局的游戲，更是文化情懷與情結的“肯定”精神結構的展示。“刺點”作為一種形式，自然也突出文化的格調，突破了當代文化中虛無傾向，完成了文化的“肯定”建構意義。

另外，從現(xiàn)象學、符號學出發(fā)，窺探“刺點”這種話語策略，為當代詩歌書寫提供了某種可能。當代“刺點詩”實踐，變成詩的寫作思維，也變成一種話語行動。具有悖論意義的是，藝術“正規(guī)”“正常”，則意味著某類藝術自身的成熟與定型。特別像“反諷”這種話語，極其成熟，要想突破，必須走向文化轉型與思維認知層面，走向肯定詩學中隱喻象征的寫作。在差異、反常思維帶動下，“文化刺點”則形詩性、哲學的雙重維度，形成了情感刺點、價值刺點，也匯聚成文本的“文化刺點”。

第四，“文化刺點”的寫作，意味著詩歌作為語言藝術的體裁認同與詩體“肯定”。

大量“刺點詩”的寫作，也帶來文本形式上的自我局限與束縛。20世紀80年代末的口語詩歌追求日常性、凡俗性，這種敘事性話語對80年代“朦朧詩”等形成的語境進行的系統(tǒng)置換，其背后滲透消費主義、物質主義替代了80年代初期文化追求上的精英性、崇高性。同時，敘事話語對抒情話語不斷進行解構，形成了時代語境論中的“文化刺點”，在90年代新的消費文化、娛樂文化為主的時代，物質主義的過度重視也慢慢表現(xiàn)出時代的文化危機與發(fā)展局限，背后潛藏“虛無主義”。

然而，“詩歌”這種“文體”本身指向抒情的“歌唱性”話語，兼顧“文化刺點”的“刺點詩”不斷增補與修復口語寫作的局限，通過超驗與感應之心完成對時代情感和價值的“肯定”認同，“思想之所以有意義，完全是由于它具有闡明的、導致可能的作用，由于它具有內心行為的性質，由于它具有召喚現(xiàn)實的魔力。”（10）海子、昌耀等倡導的“大詩寫作”，從文化內核深處扎根，承受著時代轉型與精神斷裂所帶來的文化疼痛感與撕裂感，他們迎難而上，這種隱喻與神話追求的寫作，就是在文化語境上重新確立“文化刺點”的存在價值與本體回歸。文本的技巧與精神感應匯聚成時代的“文化刺點”，豐富了漢語詩歌的表現(xiàn)與表意功能。這種結合文本策略的“刺點”技巧關注兼顧“文化刺點”的“當代詩”，或者現(xiàn)代詩歌的張揚維度，拓展了“刺點詩”的文化意蘊。“文化刺點”，既是時代語境的文化斷裂，也是從“否定”走向“肯定”的詩學回歸和文化認同，更是在當下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為代表的物文化中建構的一種反思與醒覺意識。

注釋：

（1）〔法〕羅蘭·巴爾特：《明室：攝影札記》，第34頁，趙克菲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2）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第167頁，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3）趙毅衡：《趣味符號學》，第133頁，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5。

（4）〔英〕馬爾考姆·波微：《拉康》，第22頁，牛宏寶、陳喜貴譯，北京，昆侖出版社，1999。

（5）莊偉杰：《詩人自我拯救與詩歌大國氣象——“二十一世紀詩群流派大展”引發(fā)的思考及其意義》，《當代作家評論》2016年第2期。

（6）陸正蘭：《詩歌作為一種“刺點體裁”》，《福建論壇》2014年第1期。

（7）董迎春：《當代詩歌：走向反諷中心主義》，《社會科學研究》2012年第4期。

（8）張德明：《如何理解九十年代先鋒詩歌——以羅振亞〈一九九〇年代新潮詩研究〉為例》，《當代作家評論》2016年第2期。

（9）趙毅衡：《反諷時代：形式論與文化批評》，第268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10）〔德〕卡爾·雅斯貝斯：《生存哲學》，第83頁，王玖興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