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影響的世紀”，橫向的交流更甚于縱向的承接。王充《論衡·謝短》說：“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我則更進一言：“知中不知外，謂之不浮江海；知外不知中，謂之不辨西東。”夏仲翼教授在《二十世紀中俄文學關系》“序二”中指出，中俄文學關系“是兩個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通過一定的政治關系，形成的頗有‘偶然性’，而又有著不可忽視影響的文學歷史關系。這種關系建立的紐帶與其說是文化，還不如說是時代和社會進程，是政治和革命的變革”。正如李建軍在《重估俄蘇文學》“小引”中所言，俄國所帶給中國的影響，“是社會關系和制度層面的巨大變革，是道德意識和生活觀念的根本改變”。俄蘇文學對于中國政治、文化、社會產生的影響要遠大于世界其他國別文學對中國的影響，這是由于中俄（蘇）兩國在現(xiàn)當代社會歷史發(fā)展進程中具有某種相似性，而兩國在文學觀念、文學思潮以及審美標準等方面也具有某種對應性。這種相似性和對應性，使中國人在接受俄蘇文學時有一種心理上的親近和時勢上的認同。當時代跨入新世紀以來，當俄蘇文學對當下中國的影響由顯趨隱、由強轉弱、由狂熱歸于理性之際，全面深刻地審視俄蘇文學與文論本身，并檢討其對于中國文學與文論的影響，既實事求是地對歷史負責，又正本清源地向未來交待，這是當代中國學人責無旁貸的權利和義務。李建軍研究員以一人之力，為我們捧出近百萬字的《重估俄蘇文學》，令人既驚喜又欽佩。

清代章學誠《文史通義·答客問上》曰：“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于一心。”章實齋之論，初為史學而發(fā)，實亦不妨貫通于學術研究。學術研究不是為了與人爭詳略、異同和輕重而故意“成一家之言”，然而“通古今之變”者則必能“成一家之言”。今人好談學術創(chuàng)新，我以為創(chuàng)新即在于“詳人之略，異人之同，重人之輕”，而后“有以獨斷于一心”，從一己之心得出獨立論斷，通天下之變，成一家之言。由此觀之，《重估俄蘇文學》有意于“詳人之略，異人之同，重人之輕”，深通古人著書之旨，宜其頗多獨得之見。

既然要“重估‘俄蘇文學’”，必然首先要對“俄蘇文學”加以界定。作者把俄蘇文學劃分為“以19世紀文學為代表的俄羅斯古典文學（可以簡稱為‘俄羅斯文學’）”和“十月革命之后形成的蘇維埃俄羅斯文學（可以簡稱為‘蘇俄文學’）”，“俄蘇文學”是對“俄羅斯文學”和“蘇俄文學”的合稱。這不僅是對一個名詞的界定，而且是對兩種不同精神內涵的文學的界定。作者認為，俄羅斯古典文學是高度個性化和多樣化的文學，充滿人道主義熱情，顯示出尖銳的懷疑精神和批判意識；而蘇維埃俄羅斯文學是高度集體化和單一化的文學，充滿了高昂的理想主義激情和浪漫主義傾向，顯示出對某種絕對原則的服從。這種論斷高屋建瓴而又切合實際，深刻把握了“‘俄’‘蘇’文學”的實質，予人以撥云見日、探驪得珠之感。雖然說人道主義與理想主義并不見得就一定要有沖突，俄羅斯古典文學和蘇維埃俄羅斯文學亦并非水火不容，但是兩者的側重點還是顯而易見的，它們在文學史上所產生的作用及影響也是涇渭分明的。代表著人道主義精神的“俄羅斯古典文學”和代表著理想主義信念的“蘇維埃俄羅斯文學”及其背后的文學理念的矛盾與嬗變貫穿于全書的論述，它們對中國文學與文論的影響也被作者清晰而全面地揭示出來。

該書章名依次為：“精神氣質與偉大傳統(tǒng)”“文本解讀與經驗開掘”“文學批評與理念建構”“觀念異變與路向轉換”和“接續(xù)傳統(tǒng)與創(chuàng)造輝煌”。作者首先勾勒出俄羅斯古典文學的精神氣質與偉大傳統(tǒng)，然后通過詳細的文本解讀對形成這種氣質和傳統(tǒng)的文學創(chuàng)作經驗加以挖掘提煉，再由文學文本而進入文學批評，從理論上解剖俄國文學批評家的精神內核。

反思俄蘇文學及其文論的得失固然是《重估俄蘇文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因為學術研究本身就需要保持客觀理性的立場。然而一個學者研討此論題而不研討彼論題，則必有其主觀的選擇和情感的考量。作者并非俄羅斯人，作者的所有論述都內涵著深刻的問題意識和緊切的現(xiàn)實關懷，充滿著一個中國文學研究者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省思和期盼。當作者贊美別林斯基作為文學批評家的“論戰(zhàn)家”品格和把文學當作“圣物”的純粹態(tài)度時，難道不是希望我們的文學批評家們擔當起“不隱惡、不虛美”的實事求是的道義精神么？當作者說托爾斯泰“訓誨死去的拿破侖，就是訓誨活著的拿破侖們”，真正的偉大并非“權力和武力的延伸物，而是人的美好的心靈和精神所發(fā)出的光芒”，難道不是提醒手握劍柄和權柄的拿破侖們，文學從來不是權力的附庸么？

章學誠《文史通義·答客問中》曰：“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猶日晝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歲功，則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則有兩傷之弊。”考索之功與獨斷之學，相輔相成則有相需之益，相悖相離則有兩傷之弊；而理想化的學者，應當是“沉潛者”與“高明者”的完美結合。從《重估俄蘇文學》中，我們不僅見識了作者的“考索之功”，也賞鑒了其“獨斷之學”。作者的精彩論斷，如阿列克謝的“巨型人道主義敘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徙倚乎偉大與庸陋之間”，米爾斯基的一手拿著“戥秤”一手“握著柳葉刀”，不惟形象生動，且發(fā)人所未發(fā)。尤其重要的是，《重估俄蘇文學》的“獨斷之學”是建立在堅實的考索之功之上的，而《重估俄蘇文學》的考索之功亦以其獨斷之學為旨歸而凸顯其功力。這當然是蘇軾《稼說送張琥》所謂的“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fā)”，是不言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