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好天氣

伊恩·麥克尤恩抵達首都機場十分鐘之后，剛剛坐上我們的車，就用小說家的筆調(diào)口述了他對中國的第一印象：“我推著行李出來，先是看見幾個愁眉苦臉的司機舉著牌子，以為里面有一個是沖著我來的。沒想到再走幾步就看見一個新世界：有花，有好多l(xiāng)ady 和她們的笑臉。我覺得我的運氣太好了。”

“就是天氣……不太好。”我瞥了一眼車窗外灰黃的霧霾。

“如果這次看不到著名的霾，我也會覺得遺憾的。”麥老師輕輕地笑。

那天是2018年10月25日，足足刮了一夜的風。第二天起來，霾散云開，空氣清澈冷冽，陽光亮得晃眼。

伊恩?麥克尤恩，英國當代著名作家。1976年以處女作短篇小說集《最初的愛情，最后的儀式》成名，并獲當年毛姆獎。此后佳作不斷，迄今已出版十幾部既暢銷又獲好評的小說，其中《阿姆斯特丹》獲布克獎，《時間中的孩子》獲惠特布萊德獎，《贖罪》獲全美書評人協(xié)會獎。

02

半小時

給一位七十歲的英國作家張羅活動，時常讓我覺得自己的這份工作有點不近人情。整整一個星期，日程表總是滿的，而麥老師也總是掙扎在時差反應中。白天跟他確認第二天的行程，他總是說好好好；晚上送他去酒店，他微笑，擁抱，然后眼里閃過一絲為難。

“再晚半個小時開始怎么樣？你看，北京時間十一點，倫敦還是半夜……”

后來幾天，我干脆就提早計算好這半個小時的差額，把后面的活動安排得緊湊一點，等著滿足他對自己的“最后一分鐘營救”。事實證明這個固定節(jié)目還算有效，最后那張日程表上的項目全都打卡成功。麥老師有四十多年與媒體打交道的經(jīng)驗，他知道怎么控制時間，知道怎么活躍氣氛，也知道怎樣竭盡所能，把那些講了幾百遍的題目翻出一點新花樣來。有記者功課做得厲害，挖掘出他早年偶爾當過一次清潔工的歷史，要他講講這對他日后的寫作有什么意義。

“我真的已經(jīng)忘記那是什么時候的事情了，但我還是回答了。我說，意義很重大，可能意味著我后來寫的都是垃圾。”

只有在一位女記者呆呆地對著稿子、不停追問他的小說是否寫的都是欲望時，他才表現(xiàn)出一絲不耐煩來。

“不是，那不是我的主題。”

女記者開始結(jié)巴，因為她稿子上的一半問題都跟“欲望”(lust)有關(guān)。于是她繼續(xù)追問，麥老師繼續(xù)否認。周圍的空氣像刷了一層膠水。女記者不明白的是這個詞在英文中的分量——那差不多是在指控麥老師一輩子都在寫色情小說。

吃飯的時候，麥老師突然沉下臉，嚴肅地問我：“你認為我的小說都是寫欲望嗎？”

“不是。”

“那為什么她要這么問？”

這回輪到我結(jié)巴了。好在，及時上桌的烤鴨救了我。麥老師把鴨肉、山楂條和關(guān)于欲望的困惑，都卷進了面餅，若有所思地塞進嘴里。

03

老問題

“你的寫作靈感從哪里來？”麥老師所到之處，總有人這么問。

“這是個……老問題。”

按照麥老師的說法，英國作家們私下會面，常常會拿這個“老問題”來對一句暗號，交換一下眼神。“怎么樣，有人問你這個問題了吧？說說你是怎么回答的？”如果把這些答案編一本集子，那么，麥老師的回答大概屬于特別實誠的那種。

他開始回憶，一本小說一本小說地列舉。最近的那個名叫《我的紫色芳香小說》的短篇，是因為要完成一場藝術(shù)展覽的約稿，眼看著要截稿時突然染上了流感。于是，文字在高燒中舞蹈，四個小時就沖到終點。《兒童法案》源于法官朋友講述的一個真實案件——這是麥克尤恩寫作生涯中為數(shù)不多的、一聽故事就知道是個現(xiàn)成小說的特例。《在切瑟爾海灘上》原先寫一個有關(guān)古巴導彈危機的故事，但是寫著寫著就覺得不對勁，于是推翻原先花哨的技巧，改成了契訶夫式的切入方式。《贖罪》的動機離成品十萬八千里，羅比原先是一個未來的科幻故事的主人公，腦子里被植入了某種高科技產(chǎn)品。麥老師寫到靈感枯竭之后才決定回歸英國文學的偉大傳統(tǒng)——“奧斯丁的敘述籠罩在伍爾夫的微光中”（厄普代克語）。至于《堅果殼》，靈感起源于與懷孕八個月的兒媳的談話，他突然意識到每句話都會被倒掛在子宮里的胎兒聽見……

“這樣解釋一下也是有好處的，”我聽到麥老師自己咕噥了一句。

“什么好處呢？”

“比方我到美國去，才發(fā)現(xiàn)那里的讀者認為我寫《堅果殼》是為了反墮胎。你看，美國人太奇妙了……”

04

寫作課

不止一次，有人翻出伊恩?麥克尤恩的履歷，指出他的處女作《最初的愛情，最后的儀式》其實是他碩士就讀的創(chuàng)意寫作專業(yè)的成果——這項成果確實有讓人艷羨的理由，因為一出手就拿到了毛姆獎。但是麥老師卻拒絕將這本書作為全世界“創(chuàng)意寫作專業(yè)”的成功范例。

“其實在大學里，我的課程只有一小部分跟寫作有關(guān)，等我畢業(yè)了以后那一小部分才被擴展成了整整一個專業(yè)。問題是，我的聲音，比起學校公關(guān)部的聲音，還是太微弱了，所以……”麥老師聳聳肩。

總體上，麥老師似乎對“寫小說能不能被教出來”這個問題，持相當審慎的態(tài)度。不過，只要是有關(guān)寫作技術(shù)的問題，麥老師總是回答得格外認真。他聊起文學觀來也許不像納博科夫或者卡爾維諾那樣華麗而絕妙，他不會突然擊中你，讓你眼冒金星、呼吸困難，但他的話總是很實用。

我告訴他，如果沒有翻譯他的經(jīng)歷，我很難想象我會開始寫小說。當面表白偶像多少有點尷尬，好在偶像只是淡定地微笑，很快就把話題岔開。我說我正在猶豫著怎樣從中短篇過渡到長篇，他馬上給出一條具體的建議：“尋找一個同樣也適合短篇小說表達的題材，一個小規(guī)模的故事，看看有沒有辦法擴展到更長。”看我還在發(fā)愣，他又繼續(xù)補充：“也可以是兩個短篇故事，你看看是否有辦法能將它們捏在一起。”

他喜歡強調(diào)錯誤、猶豫和“什么也不寫”對于寫作的意義。在他看來，所有靈感滯澀的空白、信步走上的歧路，抑或神游天外的思緒，都不是浪費時間。你得通過在嘗試、中斷、調(diào)整、繼續(xù)嘗試之間反復盤桓，才能在黑漆漆的隧道里找到出口。這種對“錯誤”的珍惜，甚至延續(xù)到了小說出版之后。麥克尤恩一直記得收到過一封讀者來信，指出他在《只愛陌生人》中寫到的某個細節(jié)不夠準確——“在那個季節(jié)的夜晚，你在威尼斯的夜空里是看不到獵戶座的。”

這個認真的讀者指出的細節(jié)，被麥老師認真地記錄下來。“我有一個文件夾，”麥老師告訴我，“里面裝滿了我的錯誤。我有事沒事都會打開看看。”

05

好奇心

麥老師每天都必須做的事情是看報紙，他把自己描述成嗑報紙成癮的重度新聞依賴癥患者。他接受采訪，文學的話題多半回答得中規(guī)中矩，但是一講到國際政治形勢就兩眼放光。在上海的活動，嘉賓小白提到他的長篇小說《無辜者》中的分尸情節(jié)，他馬上就把這橋段與沙特駐土耳其領(lǐng)館里那樁駭人聽聞的事件聯(lián)系在一起——“只是那個事件里沒有狗而已。”

那只在《無辜者》中圍著裝滿碎尸的行李箱流連不去的狗，確實是“恐怖伊恩”寫得最揪心的黑色細節(jié)之一。小說家對于節(jié)奏的控制，對于細節(jié)的執(zhí)念，對日常生活的近乎貪婪的好奇心，在那一刻高度凝聚。

麥老師自己也喜歡把“好奇心”掛在嘴上，用來回答諸如“你為什么寫作”這樣的大問題。他的好奇心常常溢出文學的疆界，蔓延到千奇百怪的領(lǐng)域。《追日》之于理論物理，《甜牙》之于冷戰(zhàn)間諜史，《兒童法案》之于宗教和法律，都是這樣的例子。他很享受深度浸淫于陌生領(lǐng)域的調(diào)查過程，這一點跟我常見的中國當代作家很不一樣。寫《星期六》的時候，為了寫好男主人公，他每周都要見一位神經(jīng)外科醫(yī)生。“讓我算算，”他低下頭想了一會兒，“一共堅持了一年半。”

06

機器人

麥克尤恩的第一臺電腦，是1985年買的。那時他打心眼里歡呼，因為在他看來，人類最糟糕、丑陋、笨拙的發(fā)明是打字機。他用打字機當了十年的作家，終于等到了升級換代的機會。

然而升級的魔匣一旦打開，速度便超越人類的想象。時至今日，麥老師已經(jīng)不得不在手機上裝個App來強制自己每天斷網(wǎng)一段時間了。虛擬對于真實的入侵，既對他構(gòu)成刺激，也讓他時時警惕。如果在他開始用電腦的那個年代，機器人已經(jīng)通過了圖靈測試，那么歷史會怎么改寫？這個念頭最終變成了一部長達二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像我這樣的機器》。小說的草稿已經(jīng)完成，麥老師打算在訪華結(jié)束后再改最后一稿。在這部小說的開頭，麥老師用狄更斯式的上帝視角說，“那（人工智能）是科學的圣杯。”

如是，也難怪他此行至少有一半心思都在圍著機器人打轉(zhuǎn)。活動現(xiàn)場，上海人工智能專家張崢跟他聊機器人搞文學的可能性，英文專業(yè)術(shù)語飛來飛去。我們在旁邊聽得一頭霧水，麥老師卻是瞬間進入舒適區(qū)，興致勃勃地講了他新小說里的段子：

“有個電機工程師跟著未婚妻去見未來的丈人，身邊跟著一個滿腹經(jīng)綸的機器人。那老頭是個莎士比亞專家，他跟機器人聊得一見如故，錯把他當成了女兒要嫁的人。工程師不想打破老頭的美夢，只好扮演機器人，對他說‘我到樓下充充電’。如果未來是這樣，我希望自己不要活到那一天。”

07

弄臟手

在維基百科上，麥克尤恩有兩個身份：小說家和影視編劇。

問他為什么要“觸電”，他說寫小說太封閉太自我太“干凈”了。“我需要定期走出這種狀態(tài)，與他人接觸、合作。我需要把我的手弄臟。”

這是麥克尤恩式的平衡。在我看來，麥老師從早期的叛逆青年慢慢走向成熟的標志，就是達成了這種平衡。在他看來，在娛樂圈的染缸里把手弄臟并不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因為他知道自己能把握住分寸。好萊塢不是覺得《甜牙》的劇本太復雜嗎？那就擱兩年再說。不是有人想把《追日》拍成四集電視劇嗎？那就讓別人來編吧，因為“編四集的時間可以用來寫兩部小說”。

很少有人知道，麥克尤恩“弄臟手”的歷史，其實跟他寫小說的歷史一樣長，第一個完成的劇本在1976年被拍成電視劇。他甚至跟我們提到了他在1988年作為編劇參與的一部喜劇電影《酸甜》。“演女主角的是一位香港女演員，很有特點，眼睛里有特別的東西。”

我在網(wǎng)上查到了這部電影，在劇照上看到了張艾嘉棱角分明的面孔和倔強的眼神。我告訴麥老師，Sylvia Chang在中國很出名，不僅是好演員，后來也當上了導演。麥老師一個勁地點頭，說：“知道這個消息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08

小鼓女

難得閑下來，跟麥老師提起英劇，從《唐頓莊園》說到《王冠》，他微微點頭；說到《保鏢》，他頻頻點頭，還插了一句，嗯，這個好看；再說到《黑鏡》，他就干脆把話搶過去，開始復述第三季第一集的劇情。

“那個要買房子的年輕女人，被別人打的分數(shù)活活逼瘋……嗯，非常聰明的想象力，但又不是天馬行空、離我們很遙遠的那種。”

然后他向我推薦《小鼓女》（Little Drummer Girl,網(wǎng)上很多人譯成“女鼓手”，但真是不如“小鼓女”那樣既忠實又搖曳生姿）。“我出門前這個劇剛剛開始，好看，你一定要看。”

臨回國前，我告訴麥老師，我已經(jīng)看了兩集《小鼓女》，他嚷起來：“哎呀你的進度居然超過我了。我回去馬上補。”

麥老師告訴我，《小鼓女》的劇本是勒卡雷的兒子寫，所以“味道很正”。“勒卡雷寫的，是最有趣也最知識分子的間諜故事，沒有那么多暴力或者太過炫目的人物。實際上，他筆下最有趣的部分是辦公室政治。在他的故事里，最大的敵人并非來自對方陣營，而是你的老板或者同事。”

聽著他侃侃而談勒卡雷，我忍不住在心里默念：沒錯，這才是寫得出《甜牙》的那個人嘛。在《甜牙》里，軍情六處和中情局之間的勾心斗角，辦公室樓上樓下的微妙關(guān)系，同樣寫得栩栩如生。

我發(fā)愣的時候，麥老師已經(jīng)開始講那個著名的間諜段子：俄國派了四個間諜去荷蘭偵查關(guān)于毒氣的情報，卻被警察扣住。警察在車上不但發(fā)現(xiàn)了一系列用來搞情報的電腦設備，還在錢包里找到了一堆寫著莫斯科總部抬頭的發(fā)票收據(jù)。

“因為他們要回去報銷啊哈哈，”麥老師眉飛色舞地說，“而且他們的護照都是連號的。所以說，俄羅斯人也是很奇妙的……”

09

老馬丁

好多年以前，麥克尤恩跟馬丁?艾米斯在一個派對上初次相逢，原本以為不過是圈子里的泛泛之交，不料馬丁當時的女朋友突然擠過人群來告訴他——“馬丁不喜歡你。”

“所以我當即決定，我也不喜歡他。”

當然會有喜劇性地轉(zhuǎn)折：馬丁向麥老師澄清，他只是得罪了女朋友，被她報復而已。在這個故事里，馬丁是迷人而無辜的英國文二代，麥老師是闖入倫敦文學圈里的敏感而寬厚的外鄉(xiāng)人。他們成了好朋友。

這對好朋友要比《我的紫色芳香小說》里的那兩位作家更經(jīng)得起時間的考驗。在讀書會上，上海作家孫甘露要麥老師推薦一位好朋友的作品，他毫不猶豫地說：“那就按字母順序排吧，艾米斯(Amis)在巴恩斯（Barnes）前面。”

不過，事實上，在整個訪華期間，馬丁也確實是他提起最多的朋友的名字。私下里，他為馬丁的小說改編的電影《倫敦場地》首映后收到的負面評論而擔心，也在吃飯的時候提起二十年前的往事。

“那年我拿到布克獎，馬丁正好從外地回來。機場上，他看到我這條新聞，當時有點發(fā)愣。他問自己開不開心，最后想清楚了——其實他不開心。”

“你看，我們就是這種朋友——他會把這樣的真實想法告訴我。”

10

孩子們

麥克尤恩的代表作《贖罪》使用了很多素材，其中有一則是這樣的：“我父親是軍人，在二戰(zhàn)時受過傷，他養(yǎng)傷的時候發(fā)現(xiàn)，他住的醫(yī)院，就是我祖父打一戰(zhàn)時住過的那一所。后來那所醫(yī)院，就出現(xiàn)在《贖罪》的第三部分里。”

“重點是，”麥老師的語速突然慢下來。“我在寫那家醫(yī)院的時候就在想，你看，這兩場大戰(zhàn)之間相隔得似乎并不遠，人類好像總是在重復這樣愚蠢的錯誤。我寫《贖罪》的部分動機，可能就是想知道這背后的原因。我們還要讓兒孫們再來到這同一家醫(yī)院嗎？”

“恐怖伊恩”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變得不恐怖的？麥老師在回答這類問題時，常常會說到孩子們。他會輕嘆一口氣，說他很早結(jié)婚生育，生活的每個階段總是會被孩子們fascinate。這個詞不太好譯，有那么點迷戀，也有那么點困惑，好像詞語一說出口，便有某種被捅到軟肋的感覺彌漫在空氣中。他寫過一個叫“夢想家彼得”的童話，那個叫彼得的孩子，躲進貓的身體，讓別人撓它毛茸茸的肚皮。

飯桌上，第一次見面的麥老師和閻老師（閻連科）相對客套了好久。酒過三巡，不知誰第一個提到了孩子，兩位爺爺?shù)哪樕项D時生動起來。他們都有剛滿四歲的孫輩，手機里都裝滿他們的照片。他們一張張點開，交換記憶和歡笑，完全不需要翻譯。

11

要有光

“現(xiàn)在的我，學會讓更多的光透進來。愛情、政治、科技、法律，種種元素都可以在我的書里找到。持續(xù)四十五年的寫作生涯，不可能只寫陰暗的東西，不然的話我大概就被關(guān)到精神病院了，也不可能坐在這里。”

記不清多少次聽他說這樣的話，連我在旁邊都替他不耐煩。婚床上的尷尬瞬間（《在切瑟爾海灘上》，物理學家家里的桌角引發(fā)的血案（《追日》），深夜失眠的醫(yī)生目擊窗外墜毀的飛機（《星期六》），誰能說這樣的情節(jié)不夠黑色？在他近二十年的作品中，他的批判力度并沒有減弱，只是視角更多變，立場更中性，在事物的復雜性和尖銳性之間，他更關(guān)注前者。與其說他變得柔軟了，不如說他變得寬闊了。

在透進他世界的光譜里，一定也有音樂的位置。麥老師吹過長笛，很為自己對音樂的悟性而驕傲。他喜歡去威格莫音樂廳聽室內(nèi)樂，把《在切瑟爾海灘上》的女主角設置成四重奏樂團里的小提琴手。在《阿姆斯特丹》里，他大段大段鋪陳作曲家的專業(yè)音樂知識，據(jù)說得到了真正的作曲家的贊賞，這讓他得意了好久。

“其實我聽很多音樂，除了古典樂之外也聽民謠、布魯斯、爵士樂和搖滾。實際上我并沒有一個清晰的關(guān)于‘音樂意味著什么’的概念，我想音樂最好的特質(zhì)就是它其實‘不意味著任何事’。” 

12

坤寧宮

“伊恩，你知道這地方為什么叫紫禁城（ Forbidden City）嗎？”

“因為要買票才能進來嘛。”

麥老師第一天來就說要去看看故宮，還點名要看坤寧宮（Palace of Earthly Tranquility）。太太在旁邊溫和鎮(zhèn)定地說：“伊恩，你不能抱太大希望，畢竟名叫tranquility(“寧靜”的名詞)的地方不一定是真的tranquil（“寧靜”的形容詞）。”

坤寧宮里果然游人如織，人聲鼎沸。從麥老師抵達北京第二天開始就刮起的大風仍然沒有停下的意思，站在路上簡直能被風帶著跑。我們說，故宮里的房子都差不多（similar）。麥老師探頭望望坤寧宮里的擺設，說，“嗯，其實是分毫不差（identical）。”

再問下去，原來麥老師對故宮的情結(jié)里還包含著一件陳年往事。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和貝托魯奇一起合作搞個劇本。辛辛苦苦工作了兩年之后，貝導約他去咖啡館撂挑子，那電影拍不成了——“因為他說他要去中國。”

后來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了。麥克尤恩當然去看了那部讓他兩年的心血付之東流的《末代皇帝》，并且記住了坤寧宮。在故宮里轉(zhuǎn)悠的大部分時間里，麥老師都在跟太太講這部她沒有看過的電影，講中國最后一個皇帝如何在歷史的縫隙里安放自己的命運。臨出門前，他們在一處路標前合影，麥老師手指“文華殿”（Hall of Literary Brilliance），說：“我想要的可不就是‘文華’（literary brilliance）嗎？”太太反應很快，馬上指著“文淵閣”（Pavilion of Literary Profundity），說：“那我就要‘文淵’吧。”在英國人看來，brilliance意味著“華美”，profundity則指向文本的深度。一不小心，在純文學的語境里，太太仿佛贏了一局。

13

綠裙子

麥太有個好聽的名字叫安娜麗娜。安娜麗娜是資深記者，近年來也全力投入寫作，出版了好幾部長篇小說。當著名的伊恩的太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時還要展開自己的寫作生涯就更不容易。平時，他們互相不看對方正在寫的稿子，只有在大家都完成得七七八八時，才會挑選“某些特別的日子”，隆重地打開那個近在咫尺的秘密，像履行某項儀式。

麥老師很喜歡講他們倆初次邂逅的故事，興致好的時候還會多加兩個轉(zhuǎn)折：“那時我正陷在跟前妻離婚之后的沮喪中，你知道，就是那種動不動要在電話里討論什么時候能看到孩子的狀況。一地雞毛。那時我出了一本書，跟我的經(jīng)紀人說不想接受任何采訪。他說，這樣吧，就安排兩個行嗎？半天就能解決。在這個決定命運的時刻，我同意了。”

“第一個進來采訪的是《金融時報》的記者。你當然猜出來了，那一定是安娜麗娜。半小時過去，我的經(jīng)紀人進來告訴我下一個記者已經(jīng)到了。我說，不存在下一個了。請?zhí)嫖胰∠竺娴牟稍L。”

我一直都想問問后面那個倒霉的記者到底是哪家的，直到麥老師離開中國都沒有找到機會問。

但是安娜麗娜實在值得麥老師做出那個決定。才見了幾面，她的溫柔得體就征服了我們所有人。好幾次，我陪著安娜麗娜坐在觀眾席里，多少帶點歉意地問她：“這些話你聽過幾百次了吧？”

“但是伊恩每次都回答得不一樣。”

有記者提出采訪安娜麗娜，麥老師哈哈大笑，說你終于也有一項工作要完成了。安娜麗娜耐心地跟記者聊了大半個小時，后來我悄悄問她，“你們聊點什么呢？”

“其實我知道她并不是想采訪我，只是因為沒排上單獨采訪伊恩的機會，所以想跟我打聽他……不過，我理解，真的，這是個甜美的姑娘。”

一九八八年夏天，記者安娜麗娜來過中國，在兩個星期里跑了九座城市。在火車上，她教了中國口譯員一首蘇格蘭民謠，換來對方教會她唱《東方紅》。她至今都能把旋律完整地唱出來。我的同事告訴她，上海外灘的鐘樓就是用《東方紅》的旋律作整點報時的。麥老師在旁邊飛快地接口：“好吧，這下你每個小時都能唱這首歌了。”

站在天安門廣場上，麥老師說：“這地方比我想象得還要大。安娜麗娜三十年前來的時候，說到處都是自行車，現(xiàn)在自行車都去哪兒了？”

誰都看得出麥老師對安娜麗娜的關(guān)注和依賴。來中國之前，安娜麗娜的身體狀況出過一點問題，一度曾讓麥老師考慮放棄中國之行——這個懸念整整煎熬了我們一周。在上海的誦讀晚會開始之前，麥老師突然堅持要我們派車送安娜麗娜回賓館。“我沒事啊，”安娜麗娜小聲抗議。“你已經(jīng)陪了一天了，現(xiàn)在你得休息。就這么定了。”

偶爾，安娜麗娜也會跟我們說起他們在英國的生活。作為英國人，他們當然都看足球。不過，也許是因為都有蘇格蘭血統(tǒng)，所以他們更關(guān)注的是蘇超而不是英超。一家人幾乎都是蘇格蘭凱爾特人隊的擁躉，只有麥老師除外——他更喜歡格拉斯哥流浪者隊。

在離開倫敦一百二十多公里的鄉(xiāng)間，麥老師家的花園在整個英國文學界赫赫有名。園里有湖，湖中有島，島邊有船。像所有典型的英國人一樣，安娜麗娜是熱烈的園藝愛好者。“說起來，我們家也是有中式建筑的呢，”安娜麗娜興致勃勃地說：“那是個亭子，是那園子的前一個主人——一位來自斐濟的女士叫人建造的。”

在那個沒有安娜麗娜陪伴的朗讀之夜，麥老師突然拿起一本新版的《贖罪》中譯本，注視著塞西莉亞在封面上抽煙。塞西莉亞的裙子，在燈下閃著明亮的綠光。“你知道嗎，”麥老師問我，“電影里的綠裙子，所有的細節(jié)，都是嚴格按照小說的描寫訂制的。”

“我知道，這裙子實在太好看太有名了。在中國，它也是這小說和電影最鮮明的符號。”

“但你知道這裙子是誰給我的嗎？我在寫的時候，需要一條讓人記憶深刻的裙子，你知道是誰告訴我它應該是這個式樣、這個顏色的嗎？”

我猜出了答案，但還是搖搖頭。我想聽麥老師自己把那個名字說出來。

“安娜麗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