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是公認的西方哲學的奠基者，他的思想主要是由其忠實的追隨者柏拉圖所傳達的。當然，柏拉圖的這些著作也塑造了我們傳統(tǒng)意義上對這位思想家的認知。“不管好壞，柏拉圖的蘇格拉底是我們的蘇格拉底。”古典文學學者迪斯金·克萊（Diskin Clay）在《柏拉圖問題》（2000年）中這樣寫道。

在柏拉圖看來，蘇格拉底從一位出身卑微、受教育程度低、其貌不揚的人，成為一位才華橫溢、善于雄辯的哲學家，并且和一位以好辯聞名的女人贊西佩（Xanthippe）結了婚。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另一位蘇格拉底的主要傳記作家色諾芬（Xenophon），都出生于公元前424年，他們眼中的蘇格拉底（出生于公元前469年）已是垂暮之年。為了保護自己老師的名譽，不受那些最終將他送上審判和處決的罪名“引進新神”、“毒害青年”的影響，他們極力將蘇格拉底的晚年形象塑造為一個虔誠的教師、孜孜不倦的思想者，一個致力于追求真理而不近女色的人。

然而，關于蘇格拉底的這幅理想化畫卷并不是全部的故事，它并沒有提供給我們任何關于他思想起源的跡象。對此，從柏拉圖的弟子亞里士多德，以及其他古代作家那里，我們或許可以看到一些細節(jié)的修正：例如，蘇格拉底在十幾歲時與一位年長的著名哲學家阿切勞斯（Archelaus）有過親密的關系；他有過數(shù)段婚姻，第一次是與一位名叫米爾托（Myrto）的貴族，并與她生下了兩個兒子；他還與米利都斯人阿斯帕西亞（Aspasia）有過一段戀情，阿斯帕西亞是一位才智過人而有影響力的女人，后來成為古希臘奴隸主民主政治杰出代表伯里克利的妻子。

如果相信這些說法，一個迥然不同的蘇格拉底就會躍然紙上：一個原本地位就很高的年輕雅典人，他在上流社會的一系列個人經歷激發(fā)其開創(chuàng)一種新的哲學風格。但我們能相信這些后來的作者嗎？他們有什么資格來反駁柏拉圖呢？一個理由是亞里士多德可能親自從柏拉圖那里而不是他的著作中得到這些信息，并把這些信息傳給他的學生；另一個理由是，在柏拉圖學院呆了20年，亞里士多德可能知道柏拉圖為了維護蘇格拉底的聲譽，選擇性地排除了某些事實。比如，柏拉圖沒有提到蘇格拉底早期的貴族妻子米爾托，可能是為了盡可能削弱以下印象，即他來自一個相對富裕的社會背景，與他所在社區(qū)的高級成員有著緊密聯(lián)系。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因為蘇格拉底被認為與在雅典掌權的反民主貴族有聯(lián)系，他才在公元前399年被審判和處決。

亞里士多德對他老師的“反叛”是眾所周知的，當然不僅僅體現(xiàn)在思想上——在《形而上學》中他明確指出柏拉圖歪曲了蘇格拉底所謂的形式理論。此外，關于蘇格拉底的生活習慣和性格的理解，他們也有很大的分歧：蘇格拉底聲稱自己年輕時就有一些聲音在腦中浮現(xiàn)，據(jù)說他會在公共場所久久佇立，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柏拉圖接受了蘇格拉底對自己聲音的這種描述，稱之為“神跡”，并且贊揚了這種令人敬畏的能力，使他能夠連續(xù)數(shù)小時冥想。作為醫(yī)生的兒子，亞里士多德則采取了一種更為科學的看法，將蘇格拉底（連同其他思想家）的這種狀況診斷為“憂郁癥”。最近的醫(yī)學研究都同意了這一觀點，認為蘇格拉底的這些行為與一種稱為 “過氧化氫癥”（catalepsy）的疾病是一致的，這可能導致早年的他在同齡人中的不合群，使得他走向不同于常人的生活方式。

因此，亞里士多德的證詞是一個有價值的提醒：柏拉圖所提供的關于蘇格拉底的描摹不應被不加批判地全盤接受。更為重要的是，如果蘇格拉底在他年輕時的某個時刻確實成為了阿斯帕西亞的伴侶，這不僅可能改變我們對蘇格拉底早期生活的理解，而且可能改變我們對他的哲學思想形成的解釋。他有句名言：“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無所知。”但在柏拉圖的研討會上他卻聲稱，自己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愛，是從一個聰明的女人那里學到的。這個女人會不會是他曾經心愛的伴侶阿斯帕西亞？

真正的蘇格拉底必然是難以捉摸的，但在亞里士多德和其他作家的陳述中，我們看到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更接地氣的蘇格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