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學院批評的限度與困境、革新當前文藝批評的學術生態(tài)與寫作范式是近年來評論界與學術界共同關注的熱點話題。早在2016年11月，《南方文壇》就聯(lián)合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組織策劃了“作為寫作的文學批評”青年批評家論壇1。無獨有偶，中山大學中文系也在同一時間隆重召開了“重識文學批評及作家論的意義”學術研討會，邀請國內(nèi)近五十位知名學者和作家針對現(xiàn)今文學批評存在的現(xiàn)狀與問題、危機與出路展開了深入探討2。緊隨其后，2017年8月《文藝爭鳴》雜志社主辦了“文學批評與文體意識”專題研討會，并在該刊開辟同題專欄推出專輯文章展開持續(xù)討論3。這一系列以“文學批評”為核心的學術議題之所以浮出水面并受到文學類重要學術期刊的持續(xù)關注，與當前文學評論呈現(xiàn)出過度“模式化”與偏重“理論化”的傾向，日益“圈子化”與趨于“贊歌化”的弊端，及其因受學術體制禁錮而逐漸喪失了與當前文藝創(chuàng)作對話的有效性都密切相關。然而，與學院批評失語無力、日漸式微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眾多文壇一線作家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紛紛參與文藝評論，甚而形成一股持續(xù)不衰的作家介入批評的寫作潮流。在這場對傳統(tǒng)批評格局產(chǎn)生巨大沖擊的“批評革命”中，作家批評“不僅啟發(fā)了學院批評的研究轉型”，而且“已成為重建中國文學批評體系的一個價值資源”4。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作家批評集體性“爆發(fā)”的背后，同時期開始興起的作家駐校制及其與之連動的媒體推介共同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以王蒙、莫言、王安憶、閻連科、余華、劉震云、畢飛宇等為代表的知名作家，紛紛以特聘教師的身份入駐校園。他們在持續(xù)進行職業(yè)寫作的同時，以專業(yè)授課的方式向高校大學生傳授自身的寫作經(jīng)驗，分享對經(jīng)典作品的閱讀體驗，進而以發(fā)表讀書筆記、出版文學講義等多種形式參與文學批評活動。這不僅成為一種教育改革的制度創(chuàng)新，也業(yè)已成為一個革新文學批評模式與復興文學評論影響力的文壇現(xiàn)象。

目前，關于作家批評的研究，在理論層面主要集中于作家批評的概念、價值及其批評話語模式的探討5；在文本層面則多涉及作家批評范式的整體式掃描，不同作家批評形態(tài)與寫作風格的個體化解讀6。管見所及，尚缺乏從作家駐校制等外部生成機制角度的思考和探討。這里所說的外部機制，既包括狹義層面具體的機構與制度（諸如文學組織機構、高校科研院所），亦包括從廣義層面而言的批評發(fā)生的背景與條件、運作的方式與過程。事實上，當某一批評行為與現(xiàn)象并非以個體的方式呈現(xiàn)，而是以一種集體參與與規(guī)模化運作的方式在起作用時，批評運作的功能機制、產(chǎn)生作用的方式方法尤其關涉到批評主體的形成與塑形。從制度層面梳理作家批評的時代新變及其深層原因，我們勢必要思考和追問：作為一種新興的高校教育改革舉措，作家駐校制是如何誕生？作為批評主體的駐校作家，是如何與文學教育連動從而開創(chuàng)了一種新型的批評模式？作為一種出自學院卻又有別于學院派的批評模式，又如何改變了當前文學批評的整體面貌和話語格局？而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要廓清的已不僅僅是作家批評的形態(tài)、范式本身，更為重要的是其背后的推動力量、運作方式等有形與無形的機制。正是在此意義上，本文將以1990年代開始的駐校作家現(xiàn)象為切入點，試圖從外部發(fā)生機制的追根溯源出發(fā)，闡明新世紀以來漸成潮流的作家駐校制度如何引發(fā)和推動了作家批評的集體“復興”。

1

批評賦“形”：從創(chuàng)作“談”到讀書“記”

在具體分析“駐校”制度如何影響當代作家展開批評活動以前，首先需要厘清“作家批評”的概念意涵及其體現(xiàn)在文體樣式、出版形態(tài)上的階段性“前史”。

“作家批評”的命名，是根據(jù)批評主體的文化身份所做的劃分，并不指涉實踐層面的批評現(xiàn)象與文本樣態(tài)。法國著名文學批評家阿爾貝·蒂博代（Albert Thibaudet）在其寫于1920年代的《批評生理學》（國內(nèi)譯為《六說文學批評》）一書中依據(jù)批評主體的身份類型將文學批評劃分為三類：自發(fā)的批評（讀者批評）、職業(yè)的批評（學者批評）以及大師的批評（作家批評）。蒂博代認為，作家批評是作家自己依靠對于文學作品天才的把握，以作家的姿態(tài)和思路進行的批評。7 相比于實證性與理論性較強的學院批評，作家批評大多結合個體人生經(jīng)歷、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和文學觀念來探究文學的創(chuàng)作技巧，并從寫作的角度對各種文學現(xiàn)象和問題發(fā)表見解。故而，在實踐形態(tài)上更多的表現(xiàn)出一種體式的多樣性與文本的文學性。

阿爾貝·蒂博代（Albert Thibaudet）所寫的的《批評生理學》及國內(nèi)名為《六說文學批評》的譯本

從文學批評發(fā)展史的角度來看，中國古典文學批評家大都是作家出身，歷來就帶有作家批評特有的直覺式和印象性傾向。文體上多選擇隨筆、序跋、評點等形式，批評的話語模式多則為點評式的詩話和詞話批評，其本身就是一種文學創(chuàng)作。而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批評史上，幾乎所有的現(xiàn)代作家都涉足文學批評活動，他們的談話錄、書信集、回憶錄或專題論文也多是珍貴的文藝批評。新時期以來，當代作家們通過從事文學批評活動來對當代文壇現(xiàn)象發(fā)聲的同時，也為文學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和文本闡釋的新維度。這些作家批評較為集中的表現(xiàn)為三種形態(tài)：一種是漫談自己創(chuàng)作或者對文學看法的“創(chuàng)作談”；第二種是對某些經(jīng)典作家和作品進行評讀的“讀書筆記（札記）”；第三種是進入新世紀之后，隨著作家駐校講課制度的興起而產(chǎn)生的文學“課堂講義”。

01

創(chuàng)作“談”：

紙媒時代的批評互動

在被稱為“批評的時代”的1980年代，隨著先鋒作家文學活動的頻繁登場，一個顯著的現(xiàn)象是大多數(shù)先鋒作家在發(fā)表自己的作品時，多要附帶一些說明性的文字，用以向讀者表明自己的創(chuàng)作情況或說明與作品有關的問題。這類文本通常是“作家談論自己的寫作過程、創(chuàng)作體會、文學理念等等的文字”，“主要是以記敘與議論相結合的形式談論自己的生活經(jīng)歷、人生感悟或者文學追求。”8 這些以私人化的審美經(jīng)驗和思想旨趣為批評依據(jù)、針對自我創(chuàng)作發(fā)言的“創(chuàng)作談”，實際上屬于典型的作家批評行為。而除了作家創(chuàng)作談、訪談錄、對話錄以外，作家撰寫的自序、后記、書話，以及公開發(fā)表的“作家書簡”等涉及到與其創(chuàng)作相關聯(lián)的文字均可以視為變體的創(chuàng)作談。

這類作家“創(chuàng)作談”在整體上所體現(xiàn)的當代文學批評史意義，除了從不同角度論及著述主體（作品本身）相關問題的作家批評屬性之外，更重要的還在于這類文本在思想內(nèi)容方面所蘊含的“作家與作家”、“作家與讀者”以及“作家與媒體”之間批評觀念交流互動的時代印痕。涉及到的主要方面包括：其一，是對作家自身創(chuàng)作觀念的表達與陳述，其中又多觸及對于文學與時代、文學與歷史以及文學的社會政治功用問題的探討，并往往由此引發(fā)某種集體性的文學思潮。例如在80年代中期所謂“尋根文學思潮”的形成與爆發(fā)，在一定程度上就與文學媒體刊發(fā)作家創(chuàng)作談，提供自由的討論空間有著密切的關系。1984年李陀在《人民文學》第3期發(fā)表寫給鄂溫克族作家烏熱爾圖的《創(chuàng)作通信》，信中明確提出并使用了“尋根”的概念。而韓少功于1985年1月隨即發(fā)表《文學的“根”》，該文則被視為“尋根文學”的綱領性宣言。隨后，李杭育的《理一理我們的“根”》、鄭義的《跨越文化斷裂帶》、阿城的《文化制約著人類》等文章相繼發(fā)表。諸多作家以創(chuàng)作談的形式參與其中，由此引發(fā)的“尋根文學”討論于1985年開始演變?yōu)槿珖秶摹盁岢薄保骸叭珖蠹s有十余家中央和地方的文藝報刊，相繼發(fā)表近三十篇文章，《文藝報》、《作家》等還特辟專欄，香港《文匯報》也予以關注，文學尋‘根’問題的討論，在社會上廣泛地展開。”9

其二，是對自身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要技法與思想傾向、寫作觀念的自我揭示，既引起讀者注意，又面向當下所處的文壇情境發(fā)聲。在寫于1989年的《虛偽的作品》中，余華談到了自己對于虛偽和真實的理解，以及在追求真實表達過程中如何處理敘述方式、語言結構以及時間人物等問題。此文雖為針對自我創(chuàng)作發(fā)言的批評，卻在實際影響層面不約而同地成為了先鋒文學在形式觀念與技巧層面發(fā)聲的“代言”。其三，是介紹或解釋與具體創(chuàng)作動機、創(chuàng)作心理的相關問題，多以和文學期刊的互動形式呈現(xiàn)，比如作家通信、往來編輯書簡等。一方面幫助讀者了解作者的創(chuàng)作背景和心態(tài)，一方面媒體亦可通過將此類私人創(chuàng)作談的公開發(fā)表而對文藝界產(chǎn)生一種引導與推廣作用。例如，由遼寧省作家協(xié)會主辦的文學評論刊物《當代作家評論》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設置了“作家書簡”和“評論家通信”的欄目。其中最早推出的是1984年第4期在“作家書簡”欄目中刊發(fā)了“何士光致王蒙”、“王蒙致何士光”、“端木蕻良致鄧友梅”、“鄧友梅致端木蕻良”4封書簡。王蒙和何士光的往復書簡主要圍繞作品《逍遙游》來談創(chuàng)作中的感受，而端木蕻良和鄧友梅則主要就《紅與黑》展開討論。10此類“作家書簡”雖然以書信的形式發(fā)表，但主要內(nèi)容大多是作家們就某個作品及某種創(chuàng)作手法與思路來進行交流和探討。而后經(jīng)過《當代作家評論》作為業(yè)內(nèi)標桿的媒介效應而產(chǎn)生示范效果。這些“后記”、作家訪談“、“創(chuàng)作談”以及“作家書簡”，不光能有助于我們重返80年代文壇“創(chuàng)－評－編－讀”互動交流的“現(xiàn)場”，而且也提供了重新觀察那個年代作家批評“場域”生成的諸多線索。

02

讀書“記”：

世紀之交作家創(chuàng)作的批評轉向

進入1990年代之后，作家批評迎來了新的階段性發(fā)展，主要體現(xiàn)在詩歌和小說領域的作家們在積極主動的介入批評實踐的同時，也更加注重在批評理論方面的開掘和總結。在詩歌方面，出現(xiàn)了一批“詩人批評家”，如駱一禾、翟永明、歐陽江河、西川、王家新、臧棣等。他們的詩歌批評以及對詩歌理論的闡釋，使得詩歌批評擺脫了一種學院派式的“文獻考據(jù)”而進入到對詩歌的語言肌質和深層精神探索的闡發(fā)。在小說領域，尤其是以殘雪、馬原、余華、格非為代表的先鋒作家“在動搖了現(xiàn)實主義的文學規(guī)范之后，開始提煉自我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并藉此重構文學秩序”，“為達此目標，許多先鋒作家都不約而同地從小說創(chuàng)作轉向了文學批評”11。殘雪的《靈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讀解博爾赫斯》、《藝術復仇》、《永生的操練——解讀“神曲”》，王朔的《無知者無畏》，王蒙的《行板如歌》，馬原的《閱讀大師》，余華的《我能否相信自己》以及格非的《塞壬的歌聲》等一批批評文字結集出版。雖然并非有組織、有計劃而為，但客觀上卻形成了一股潮流。此外，王安憶在1997年代出版的關注小說批評的《心靈的世界》，從其個人創(chuàng)作體驗出發(fā)以作家的視角回到文學本體的理論探討，是此一時期小說理論的重要收獲。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80年代文學期刊上刊載的零散而簡短的“創(chuàng)作談”，這些批評文字多以“文學筆記”、“讀書札記”的性質來命名。通過賞析漫談、考究細讀古今中外名著經(jīng)典的形式來展開對批評對象的深層體悟與多元思考，呈現(xiàn)出系統(tǒng)化、專題化的總體傾向。王朔對金庸和通俗文化的批評以及對老舍、魯迅等經(jīng)典名家的“重評”，引起很大爭議的同時提高了90年代文化界整體上對文學批評的關注與討論的熱度。馬原的《閱讀大師》、余華的《我能否相信自己》，格非的《塞壬的歌聲》都對文學大師的經(jīng)典作品進行了獨特而細致的解讀，體現(xiàn)了他們作為作家的敏銳觸角與藝術體悟，延續(xù)了他們在創(chuàng)作上的個性魅力與。殘雪通過“文學筆記”的形式，對博爾赫斯、卡夫卡、莎士比亞、歌德、但丁、魯迅等中外名家作品“以心理帶入的方式進行復述與重寫”12，進而在生命體驗與精神空間層面展開與經(jīng)典的批評對話。

馬原《閱讀大師》、余華《我能否相信自己》、格非《塞壬的歌聲》

如果從新時期以來批評的外部環(huán)境加以考量，一方面在西方文學批評學科化與理論化思潮的影響下，中國的文學評論界也努力與世界接軌，致力于追求文學評論的獨立性與學理性。而與注重各種批評理論、方法、概念的運用相伴隨而來的，是批評逐漸失去了對文本本身的關注。另一方面，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與大眾傳媒時代新信息技術的革新，文學的啟蒙功能削弱，娛樂性與利益性凸顯，文學的地位逐漸被邊緣化。由此也引發(fā)作家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新定位、態(tài)度調整和方向轉變。正是在這種“內(nèi)外交困”的局面下，90年代作家們的“文學筆記”反而以其“業(yè)內(nèi)”視角，執(zhí)著于文學文本，執(zhí)著于閱讀經(jīng)驗，創(chuàng)造出富于“文學性”的“創(chuàng)作式”批評，這無疑是對學院批評“理論熱”走向的一種反撥或糾偏。

2

制度新“變”：作家駐校與校園“文學共同體”的重建

如果說80年代的作家“創(chuàng)作談”與90年代中期之后的作家“文學筆記”大多還只是停留在作家個體層面的獨立批評行為的話，那么2017年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大家談大家”系列面世，無疑是近年作家批評著作集體“亮相”的標志性事件。該叢書先后推出了畢飛宇、馬原、蘇童、張煒、王家新等知名作家的批評著作，關于策劃該叢書的目的與緣起，擔任主編的南京大學丁帆與王堯在叢書序言中明確指出：

現(xiàn)在與大家見面的第一輯文叢，是一批當代著名作家的讀書筆記或講稿的結集。（中略—筆者）作為專家的文學教授對古今中外民著的解讀固然很重要，但是，在第一線創(chuàng)作的作家們對名著的解讀似乎更接地氣，更能形象生動地感染普通讀者。

——這是我們首先推出當代著名作家讀大家地文稿的原因。

如今，許多大學的文學院或中文系都相繼引進了一批知名作家進入教學科研領域，打破了“中文系不是培養(yǎng)作家的搖籃”的學科魔咒。在大學里的作家并非知識一個學校的“花瓶”，他們進入課堂的功能何在？他們會在什么層面上改變文學教育的現(xiàn)狀？他們對于大學人文教育又有什么樣的意義？這些都是繞不過去的問題。其實，這是中國現(xiàn)代大學的一個傳統(tǒng)，我們熟悉的許多現(xiàn)代文學大家同時也是著名大學的教授。這一傳統(tǒng)在新世紀得以賡續(xù)。十年前復旦大學中文系聘請王安憶做創(chuàng)作專業(yè)教授的時候就開始嘗試曾經(jīng)行之有效的文學教育模式。近些年學多大學聘任駐校作家；北京師范大學成立了由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主持的國際寫作中心，蘇童調入北師大；閻連科、劉震云、王家新等也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13

丁帆、王堯在序言中言明叢書策劃動機的同時，也為讀者呈現(xiàn)出一個當前作家批評的新現(xiàn)象與新趨勢：駐校作家制度的興起所帶來的文學批評活動中作家主體的凸顯、言說方式的轉換、讀者接受路徑的革新。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受到歐美大學“作家駐校寫作計劃”、“愛荷華國際寫作工作坊”以及“創(chuàng)意寫作課程”模式的影響，駐校作家制在中國也悄然興起。為了溝通文學寫作與專業(yè)教育、連接作家資源與大學課堂，復旦大學文學院邀請王安憶駐校開設了MFA創(chuàng)意寫作課程，作家葛紅兵則在上海大學成立創(chuàng)意寫作中心。2002年，王蒙出任中國海洋大學文學院院長并在該校建立正式而完善的“駐校作家”制度，十余年間先后聘請了畢淑敏、余華、遲子建、張煒、鄭愁予、賈平凹等10名當代著名作家、詩人為駐校作家。14 2010年10月，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國際寫作中心”聘請知名作家閻連科、劉震云、詩人王家新?lián)务v校作家，開設“創(chuàng)造性寫作”課程并招收“創(chuàng)造性寫作”研究生。15此外，莫言接受北京師范大學邀請，擔任長期駐校作家的同時組建成立了北師大國際寫作中心。2013年3月，南京大學特聘畢飛宇為專職教授，開設文學類講座與課程并成立了“畢飛宇文學工作室”。

從以上舉例可見，駐校作家制已然陸續(xù)被眾多知名高校接納和引入。這一現(xiàn)象與其說是一種高校教育改革的新路徑與新策略，毋寧說是對新中國成立以前“現(xiàn)代作家”駐校傳統(tǒng)的“繼承”與“接續(xù)”。事實上，聘請作家進入大學任教的傳統(tǒng)可以追溯至五四時期。1916年底，蔡元培赴任北京大學校長，力推“思想自由”、“學術平等”、“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大膽啟用胡適、劉半農(nóng)、周作人等任教北大，直接推動了以北京大學與《新青年》雜志為陣營的“文學革命”的爆發(fā)。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以魯迅為代表的大批現(xiàn)代作家，諸如朱光潛、林語堂、冰心、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徐志摩、錢鐘書等文學巨匠都曾在清華大學、燕京大學、武漢大學等知名高校執(zhí)掌教鞭，弘文勵教。作為國內(nèi)第一所建立完備駐校作家制的中國海洋大學，其前身為始建于1924年的私立青島大學。老舍、王統(tǒng)照、梁實秋、馮沅君等著名作家亦曾任教于此。正因為有這樣一批身兼作家和學者雙重身份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投身教育、言傳身教，培養(yǎng)了一大批有文學才華與志趣的青年后繼者，新文學的發(fā)展才得以如此生機勃勃。較早在國內(nèi)創(chuàng)設國際寫作中心的中國人民大學亦有著深厚的作家任教的傳統(tǒng)。該校文學院院長孫郁在談及作家駐校之歷史傳承時指出：

（人大）前身延安魯藝就集結了許多知名作家，丁玲、艾青、孫犁、何其芳等人給文學教育帶來了許多有趣的經(jīng)驗。進入新世紀以來，文學院多名老師有文學創(chuàng)作背景，像王家新、王以培都有不錯的實績。2009年后隨著閻連科、劉震云、張悅然、梁鴻等人的到來，人民大學重新恢復了過去的傳統(tǒng)。建立作家駐校制度，其實是為了豐富學校的文學教育，給日趨單一化的教學體系帶來一種鮮活的氣息。16

據(jù)筆者統(tǒng)計，當前國內(nèi)高校作家駐校制的實施方式大致有三種，一種是人事編制納入高校，作家作為專職人員在大學開展寫作與教研活動。比如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同濟大學、北京語言大學。二是聘請專業(yè)作家作為兼職教師或客座教授, 作家作為編外人員在相對集中的時段內(nèi)參與校園教研活動。比如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2013年起建立作家駐校制度，包括專職和短期兩種方式。此外，設立為期半年的作家駐校制度，主要強化四大功能：（1）提供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高端交流的平臺，促進文學交流；（2）定期邀請國內(nèi)重要作家或詩人作為“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駐校作家”來中心開展寫作，促進文學創(chuàng)作；（3）定期舉辦文學講座、聚攏濃厚的文學氛圍，給學生和青年作家的成長提供助推，推動文學教育；（4）參與北師大國際協(xié)作中心舉辦的專題學術研討會17、加強北師大作家群的交流，推動文學研究。代表性駐校作家包括：賈平凹（2013）、余華（2014）、西川（2014）歐陽江河（2014）、蘇童（2015）、嚴歌苓（2015）、遲子建（2015）、瞿永明（2015）、格非（2016）、韓少功（2017）。

第三種是以短期的“駐校寫作計劃”或“作家講學計劃”為載體，邀請作家進校園舉辦講座、會談與研討活動。比如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2004年起與《詩刊》社合作共同設立駐校詩人制度，從《詩刊》“華文青年詩歌獎”的獲獎詩人中遴選青年代表進行為期一年的駐校活動。針對本科生舉行春秋講學，舉辦以研究生為對象的駐校詩人對話會，并邀請詩歌研究學者共同舉辦駐校詩人詩歌創(chuàng)作研討會。北京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先后邀請美國學者葉維廉（2012）、中國臺灣詩人余光中（2014）駐校參與為期一個月的講學、研討活動。華中科技大學中國當代寫作研究中心駐校期間要求作家：必須給該院本科生講一次課；必須在該校人文基地做一次演講；必須參與一次面向公眾的作家作品朗讀會及無主題對話；必須參加與省內(nèi)外學者、批評家交流研討的“喻家山文學論壇”。此外,還有兩項“自選”活動，一是在湖北省圖書館面向公眾做一場演講，二是與該校中文系教師和在校研究生座談。由此可見，作家駐校作為一種溝通文學界與高教界建立聯(lián)合培養(yǎng)人才的新機制與新模式，仍處于摸索與建設之中。18

高校設立駐校作家制最直接的目的與初衷，是要推動文學教育的深化和普及，并籍此對中文學科的教育理念進行結構性調整。正如北師大國際寫作中心學者張清華接受記者采訪時所言：“駐校作家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走形式，更不是讓駐校作家為高校臉上貼金，而是要推動原有教育理念的變革、推動教育要素的結構性變化。使寫作技能的培養(yǎng)成為一種習慣和機制，以此推動教育本身的變革。”19實踐證明，駐校機制帶給作家、學校與學生的實際影響也始終是雙向交互的，最終形成的也是互助雙贏的局面。作家的品格、學養(yǎng)、文學觀念、創(chuàng)作技法甚至思維方式，會對在校學生產(chǎn)生潛移默化的影響。比如詩歌理論家羅振亞通過對首師大駐校作家制的長期追蹤觀察和思考后發(fā)現(xiàn)：“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的歷屆研究生們，經(jīng)過與駐校詩人的人與詩的一次次的交流和碰撞，經(jīng)過一次次駐校詩人學術活動的艱苦操練，逐漸崛起了一個由博士后王珂和博士生孟澤、霍俊明、張立群、張大為、王士強、連敏、崔勇、龍揚志、馮 雷、林喜杰、王永、羅小鳳、陳亮等組構的詩歌批評家群落。”20 反過來學校的學術氛圍、學生的文學熱情、對文本的理解視角也會激發(fā)駐校作家新的創(chuàng)作靈感與思路。遲子建在《額爾古納河右岸·跋》中曾寫到駐校經(jīng)歷對其作品發(fā)展走向的影響:

初稿完成后，受王蒙先生的邀請，我來到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做這部長篇的修改。我是這所大學的駐校作家。海洋大學為我提供了生活上便利的條件。在小說中，我寫的鄂溫克的祖先就是從拉穆湖走出來的，他們最后來到額爾古納河右岸的山林中。而這部長篇真正的結束又是在美麗的海濱城市青島。我小說中的人物跟著我由山巒又回到了海洋，這好像是一種宿命的回歸。……在青島，我對依芙琳的命運進行了重大修改，我覺得讓清風驅散她心中所有世俗的憤怒，讓花朵作食物洗盡她腸中淤積的油膩，使她有一個安然而潔凈的結局，才是合情合理的。從這點來說，我得感激大海給我的啟示。21

由此可見，作家入駐大學校園亦可通過校園文化、地域風情、與師生的交流研討而使他們更冷靜地直面自己的作品，更清楚地意識到自身創(chuàng)作的優(yōu)劣不足，從而明確作品甚至自身未來的發(fā)展方向。這種以作家為中介的駐校制度，連接了作家的創(chuàng)作實踐、文學史上的經(jīng)典作品以及大學校園的專業(yè)學習，實現(xiàn)了課堂內(nèi)外的聯(lián)合、理論與實踐的溝通。不僅給日趨單一化的學院教學體系帶來豐富的人文氣息，更為大學校園培養(yǎng)一種寫作氛圍，生成一種文學場域，最終形成一種教室內(nèi)外的“文學共同體”。

3

現(xiàn)象探“源”：教·評一體與作家批評的復興

營造校園文化的途徑有很多，然而駐校作家制所構建起來的“文學共同體”卻可以給校園課堂帶來獨一無二的元素。除卻前文所論及的文學創(chuàng)作的“互動感”之外，另一個就是文學批評的“在場感”。

01

“課”后成“文”：

文學課堂對批評“現(xiàn)場”的塑形

所謂“場”，“最初是一個物理學概念，指在具體空間范圍內(nèi)展開行動的場所，隨著空間內(nèi)涵的不斷延伸，空間場所被逐漸意義化和符號化，最終指向由話語建構起來的意義空間和符號空間。”而“在場”是一個西方現(xiàn)代哲學的重要概念，“是指人或者物、事正在存在，而且是一種可見、可感或可知的存在。”22 從這個角度去反思我們大學教育模式中傳統(tǒng)的文學專業(yè)教育，即可發(fā)現(xiàn)占據(jù)知識譜系核心地位的文學史的研究對象是歷史上已經(jīng)發(fā)生的文學事件對當下文學造成的影響，而相對處于邊緣化的文學批評的研究對象則主要是當下剛剛發(fā)生和正在進行中的文學事件、文學現(xiàn)象。從文學事件的時態(tài)而言，前者為指向過去的完成式，后者為指向當下的進行式。從研究方法而言，前者為追溯歷史的考據(jù)式，注重嚴謹科學；而后者則為描述當下的評點式，注重感知體悟。專業(yè)的文學教師更多的是將文學當作知識來解說和傳授，而駐校作家則會更多的“把文學當作藝術，對學生進行更加專業(yè)化的、直感和質感的教育，使學生更加近距離地體味創(chuàng)作的甘苦、品咂文學的肌理”，在課堂上為學生創(chuàng)造和提供一種進行時態(tài)中的文學“現(xiàn)場”。

2017年畢飛宇“新作”《小說課》的大獲成功即是眼下駐校作家“課堂講授式”批評同時獲得讀者與學界雙重肯定的典型代表，它為解決學院批評的合法性危機問題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參照。《小說課》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和江蘇明哲文化發(fā)展有限公司共同推出的“大家談大家”叢書第一輯的首部作品。作為一本作家撰寫的批評專著，該書輯錄的文章大部分是畢飛宇以專職教師的身份在南京大學與學生談論古今中外經(jīng)典小說的課堂講義與講座講稿。這些文字曾以專欄的形式陸續(xù)在《鐘山》、《文藝報》等報刊雜志上連載。發(fā)表過的文字再次以單行本的形式結集問世，再度印證了畢飛宇批評文字本身的魅力與影響力。而以“小說課”來對這一系列文章總體冠名，也表明作者對其在創(chuàng)作時的多元身份與在編選時的目的指向有著明確的思考：“作為一個作家，他在寫作的時候可能沒那么清晰，他要混沌得多。可是，作為一個教師，你必須得清晰，清晰到每一個同學都知道你在說什么。”23 而關于“課堂”的形制因素如何“塑形”了他批評文本的呈現(xiàn)這一點，畢飛宇在《〈小說課〉后記》中談到：

附帶回答兩個問題：一、有人問，你的講稿為什么只談短片小說而很少涉及中長篇呢？這是由講座的特性決定了的。一次講座只有兩個小時，時間很短，我以為分析一篇短篇小說是合適的。二、也有人問，你怎么就那么啰嗦？人家的小說只有一千多字，你怎么能一口氣說上一萬多字的呢？這也是由講座的特性決定了的，一次講座有兩個小時，時間很長，我總不能說“這篇小說好，非常好”，然后就走人。24

看似風趣的問答式自我調侃背后，其實隱含著畢飛宇對《小說課》文本特點的自我辯白甚至是自我堅持。而這一點，在他隨后接受記者采訪時亦反復強調：

中華讀書報：在《小說課》中我第一次看到，講究語言的畢飛宇也粗獷奔放了，有“偉大個頭”、“吃飯去吧”等這樣口語化的文字。因為是講課的內(nèi)容就必須保持這樣的原生態(tài)嗎？

畢飛宇：這是我刻意保留的。講稿在《鐘山》上發(fā)表之前，主編賈夢瑋給我打電話，老一套，就是批評我。他建議我把口語化的傾向改了。我沒有聽他的——這是《小說課》，它來自教室，來自課堂。我希望可以保持現(xiàn)場感。25

無論是《小說課》批評對象的單一化，還是批評文字的口語化、散漫化，都源自于這些文字起初就并非精耕細作的案頭之作，而是課堂講義的整理。雖欠精煉，但卻為讀者保留了文學課堂的“在場感”。和傳統(tǒng)的“從觀念到文字”的創(chuàng)作談與文學筆記相比，“文學課堂”式的批評因其增加一個“有聲”的“講授”環(huán)節(jié)，故而往往呈現(xiàn)出因“課”而“作”，“講”后成“文”的新形態(tài)。

如果說畢飛宇的《小說課》還只是“系列講座”的講義“連載”，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專業(yè)課程而有其特殊性的話，那么王安憶先后集結出版的《小說家的十三堂課》及其“續(xù)集”《小說家的第十四堂課》，則是駐校作家課堂講義結束完“第一現(xiàn)場”的使命之后作為“衍生產(chǎn)品”進入出版媒介和批評界的典型代表。

《小說家的十三堂課》文如其名，是王安憶在復旦大學駐校上課的講義經(jīng)整理而產(chǎn)生的專書。為了凸顯“課程”性，王安憶在作為本書“序言”之功能的《復旦大學小說學課程大綱》中指出：“此課程為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是小說的目的”，“也就是說，小說要做的是什么，其實也是試圖確立小說的理想。小說的理想是，以語言為材料的故事形態(tài)，建設一個心靈的世界。”26 王安憶在這十三堂課中，借助多篇大師級的小說作品為范本，就小說的語言、情感、動機、主題、精神乃至小說家的特質（敏感、心理經(jīng)驗豐富）等方面闡述了小說構造的心靈世界與我們所處的外部世界的關系。而透過課堂講述的過程，王安憶自身的創(chuàng)作觀與教育觀也得以傳達和彰顯。《小說家的第十四堂課》是王安憶于2014年5月應臺灣“余光中人文講座”的邀請，在高雄中山大學所做的三場文學講座輯錄。三場講座依舊圍繞“小說”展開。第一場以與黃錦樹和駱以軍對談的方式討論“小說的功能”；第二場以作家談的方式，王安憶從個人經(jīng)歷出發(fā)主講“小說的內(nèi)在邏輯”； 第三場以與詩人余光中對談的形式，通過馬爾克斯、張愛玲、沈從文等作家的創(chuàng)作來討論“故事與主題”。

之所以開設小說“學”而非類似小說“賞析”性質的課程，源自于王安憶對小說創(chuàng)作與文學批評的理論自覺。早在1980 年代初期，她就旗幟鮮明地提出要真正把小說當作一個客觀對象來對待，有條理、有系統(tǒng)地去研究：“寫小說是情感、 心靈的勞動，而我想，寫小說也應是一樁科學、理性的勞動。我力圖學會用一雙非文學的眼睛看生活”。27至于傳統(tǒng)的中國文學批評，她認為“像一位詩人在談對另一位詩人的感想，一位散文家在談對另一位散文家的感想”28，雖有感性的態(tài)度卻缺乏理性的傳統(tǒng)，因為沒有科學性研究方法的指導，故而難以真正觸及小說的內(nèi)部規(guī)律。而王安憶之所以認識到小說創(chuàng)作的技術性與科學性，這與她1983年赴美參加愛荷華大學為期四個月的“駐校寫作計劃”有著密切關聯(lián)。此次美國校園駐校寫作之旅，為她提供了不同于國內(nèi)的作家培養(yǎng)模式與科學化的訓練，促使她開啟了對小說本體與技法的理性思考，尤其是對小說創(chuàng)作職業(yè)化、批評科學化的理論自覺。在復旦主動開設小說理論性的系統(tǒng)課程，正是王安憶試圖開拓以理論分析為特色的批評之路的嘗試。這一理念與訴求正如她在《第一堂課 小說的定義》中的大膽“宣言”所示：

我想說一下我為什么要開這門課，而不愿以一種講座的形式。有許多大學和文學社團常請我去開講我一般都拒絕。但我接受復旦的邀請，來此花很長時間開門課程。動機何在? ……我經(jīng)常會想：我們到底是誰？我們從事的工作是什么？……通過市場的需求，我反倒看見了文學的某一層真實面目，開始接近于事物本身。……文學是一種專門的職業(yè)，它有它的道理，有它特定的技巧和技術。我現(xiàn)在便很想談一下這其中的技術問題。我不怕別人對我的問題反感，我就要這么直接地說，我今天在這兒來講的是一個技術問題。29

王安憶的《小說家的十三堂課》、《小說家的第十四堂課》等相關批評文字，正是她主動改變感悟式批評方法，堅持用科學的態(tài)度把小說當成客觀對象來研究，試圖開拓以理性分析為特色之批評體系的“形構”。

由此觀之，作家的身份及其對文壇的整體把握，在課堂中均成為可供分析和分享的經(jīng)驗來源。而當現(xiàn)場的“講義”作為批評媒介進入公眾視野之后，即使身為一個透過閱讀而“上課”的讀者，亦可通過作家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的文字分享而獲得學院派理論學習本身所無法傳授的知識經(jīng)驗。站在學生角度而言，作家駐校講學的教育模式能為他們帶來一種近距離接觸與親近文學的“在場”感。而對作家而言，正如王安憶的“自白”所言，駐校講授一整套完整的專業(yè)課程，可以使作家們把自己的創(chuàng)作與同時代作家的創(chuàng)作以及各個時代的文學經(jīng)典，以一種同等對待的方式對象化，以個體經(jīng)驗出發(fā)進行整體性的觀照與平行性的比較。然后，以文學性的表達與科學化的方式，在課堂上通過口頭“講述”的方式進行一種文學感覺的重述。在某種意義上，這種“現(xiàn)場講述”的過程本身即可視為作家在與學生的交流互動中共同完成的文學批評“現(xiàn)場”。

02

“選”文“評”史：

教師身份與作為批評的文學選本

正如前文引論所述，近些年來隨著理論界與批評界對西方文論、概念框架、課題項目的推崇以及文學研究的“歷史化”轉向，批評家們更熱衷于從社會史、思想史、文化史的層面解讀文壇現(xiàn)象抑或將“文學”視為理解社會思潮變遷的“工具”，而往往忽略了對文本本身的關注。而與之形成對照的是，眾多出版社近年來積極邀請具有“教師”身份的作家以作品為中心遴選經(jīng)典，編選面向各級各類閱讀教育的“文學選本”。作為連接批評現(xiàn)場與文學史經(jīng)典化過程中的重要中間環(huán)節(jié)，各種類型的選本既是一種傳播載體，更是一種重要的批評行為。事實上，選本批評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廣泛使用、影響深遠的批評方法之一，在當代也呈現(xiàn)出持續(xù)發(fā)展的態(tài)勢，如曹文軒的《二十世紀末中國文學作品選》就是選本批評的代表性論著。而隨著“作家駐校”制度的普遍化，駐校作家參與文學選本編選的現(xiàn)象也建成常規(guī)化的趨勢。

2002年1月，時任上海大學文學院院長的作家葉辛聘請鐵凝、王安憶和蔣子龍擔任客座教授，并著手組織他們編寫二十世紀現(xiàn)當代文學選本用于教學，要求這個選本“迥異于其它選本，盡可能客觀公正地體現(xiàn)二十世紀現(xiàn)當代文學的真實風貌，以自己獨特的文學認知進行文學哺育”。30從學術史的傳統(tǒng)而言，現(xiàn)當代文學教育中的文學選本均是出自從事一線教學的學者之手。葉辛組織上海大學的駐校作家以自己的眼光編選文學教育選本，既是組織當代作家集體進行文學選本編寫的大膽實驗，亦是駐校作家制度下文學教育的一次改革與創(chuàng)新。而作家對文學史秩序中作家作品的把握力、感受力與判斷力亦能透過“選本”的編撰得以體現(xiàn)，客觀上實現(xiàn)文學選本的批評功能。

與此同時，借助于作家的影響力，中信出版社于2016年開始邀請著名詩人北島擔任主編編選“給孩子系列”書系。《給孩子的詩》是該書系的首部選本，由北島遴選的101首不同風格、不同國別的新詩集結而成。詩人、篇目、譯文的擇選，都體現(xiàn)出編者北島秉持經(jīng)典性與可感性并重的選文標準、詩學理念與美學眼光。作為該系列的第八本，《給孩子的故事》由復旦駐校作家王安憶選編。她憑借多年寫作、教學經(jīng)驗，打破文體界限，回到文學本源，從中國當代最具代表的作家作品中精心甄選25篇適合孩子閱讀的短篇小說與散文經(jīng)典。王安憶的編選標準雖有鮮明的價值取向，但并不志于理念灌輸，而是通過講述關于親情、友誼、成長的完整故事，讓孩子在感受閱讀樂趣的同時獲得情感經(jīng)驗，并提供處理這些經(jīng)驗的方法和范例。正如她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所說：

它（此選本）還是比較鮮明地反映了一些我對小說，尤其對兒童應該讀的小說的看法。這些小說寫得很特別，文學性很強，本來就不是專門寫給孩子看的，沒有我們慣常看到的兒童文學那種“娃娃腔”。中國人認為選編是一種文學評論的方式，這很有意思。讓我編選，肯定要體現(xiàn)我的選擇，每一篇都經(jīng)過我的閱讀和考慮。31

知名作家的選本本身就意味遴選標準的權威性，而這些選本又借助其復旦大學文學“教授”的判斷來作為選本的推廣的依據(jù)時，這無疑進一步強化了選本自身的正確性、經(jīng)典性。因為，出自駐校作家之手的文學選本，不僅帶有文學史教育的意味，更是一種包含了明確的選擇、判斷的批評行為。

4

余論：“實踐性”批評與“大眾化”閱讀之連動

如何描述“駐校作家”的文學批評區(qū)別于學者批評的內(nèi)在本質特點及其在批評史中的影響，并非本文的旨歸。但是我們必須意識到正是“駐校制度”給作家批評所帶來的新的“特質”的介入，才使得這種批評形式近年來獲得了來自學術界、出版界、教育界以及普通讀者的全方位肯定。而在筆者看來，這種“特質”主要在于兩個方面：

其一，教師與作家雙重身份的遇合，使得文學批評擺脫學理性的桎梏而被賦予了實踐性。這種可操作的、具體而微的實踐性始于閱讀，根于經(jīng)驗，終于寫作。當越來越多的文學創(chuàng)作者轉為職業(yè)的駐校作家，以教師身份在高校從事教學，其文學批評與創(chuàng)作得以共時成長。這種“創(chuàng)”與“評”的互動，使得作家們的文學批評在更多層面上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文學；而“教”與“學”的互動，又促使他們以“實踐性”為“課程”綱領把學生、作者、批評者聯(lián)系在一起，打通批評和創(chuàng)作的“鴻溝”，實現(xiàn)平等的交流和對話。課堂之內(nèi)，駐校作家的“課堂講義”原本是較為個性化與私人化的評論方式。課堂之外，作家將講義整理成文并在文學評論刊物上公開發(fā)表并結集出版、廣泛傳播，從而使駐校作家所服務高校以外的廣大學子與普通讀者都能從中受益。紙質版批評文集作為課堂之外的“第二現(xiàn)場”， 承擔起類似“遠程教學”和現(xiàn)下時興的“網(wǎng)絡慕課”的角色，其意義也就超出了原來的作家個體層面，而被賦予了具有實踐性的示范的意義。

其二、駐校作家的文學批評經(jīng)由出版媒介的推廣而滿足了全民閱讀的需求，這使得文學素養(yǎng)的通識教育從學院化領域逐漸走向經(jīng)典閱讀的大眾化層面，批評的傳播功能與文化價值得以彰顯。而這一面向亦是“大家讀大家”書系編選的主要目標：“為最廣大的普通作者提供一種閱讀的鮮活經(jīng)驗……這既有利于廣大普通讀者充實人文素養(yǎng)和提高寫作水平，更有利于提升民族文化核心素養(yǎng)。”32 同時作為批評主體和批評對象的作家，往往能夠比學院式的批評家更敏銳的意識到以理論凌駕文本而“置身文本之外”的“癥候式”批評模式正日益遠離日常的文學閱讀經(jīng)驗而成為學術圈“規(guī)范化”的游戲。駐校作家的批評活動既能“入乎其內(nèi)”又能“出乎其外”，立足文學本體的基礎上用更開闊的視野探討文學的“教育”緯度，試圖讓文學批評回歸現(xiàn)實，更好地參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這種對傳統(tǒng)學院批評的“重塑”與“糾偏”，更能使之以可親可感的方式去介入當下的社會現(xiàn)實。

文學批評若是繼續(xù)無視現(xiàn)實、孤芳自賞，將淪為學術概念的集中營。而要有所改變，文學評論家們則需要向普通大眾傳達閱讀文學、關心藝術的重要性，需要憑借豐富的閱讀經(jīng)驗和細致的感悟能力成為大眾審美趣味的引領者和提高著。正如學者高玉在《“學院批評”與“作家批評”——當代文學批評的兩種路向及其問題》一文中呼吁指出：“要提升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水平，需要改變目前的狀況，包括一方面要改變文學教育狀況，其中，應該重視學者的文學感受的培養(yǎng)。另一方面要改變作家的狀況，特別是提高他們的理論素養(yǎng)。”33 而作家駐校制度恰恰能夠彌合這兩種批評模式的“裂隙”，挽救文學批評的現(xiàn)實困境。在此意義上，當代作家借助駐校制度而展開的一系列講座授課、閱讀分享、經(jīng)典編選等批評實踐活動，豐富而立體地整合了當前的批評資源與批評話語，為復興文學批評的文化建設與價值傳播功能提供了新經(jīng)驗與新路徑。

本文原載《天津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當代作家文學批評研究(專題討論)”專輯。文章執(zhí)筆階段，曾于2018年7月在日本愛知大學舉辦的“中國近代知識經(jīng)驗與文學表述”國際學術工作坊以及2018年12月在海南大學舉辦的“跨學科視野下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國際學術會議上做口頭報告。各位與會評議專家以及期刊編審為本文的修改提供了寶貴意見，在此一并致謝。 

 

注釋

1《南方文壇》編輯部：《作為寫作的文學批評——第七屆“今日批評家”論壇紀要》，《南方文壇》2017年第2期。

2 蘇沙麗：《批評是意義的再生產(chǎn)——“重識文學批評及作家論的意義”研討會綜述》，《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2期。

3 李明彥：《重建文學批評的文體意識維度——“文學批評與文體意識”研討會綜述》，《文藝爭鳴》2018年第1期。

4 葉立文：《從靈魂之旅到技術理性——作家批評的時代新變》，《貴州社會科學》2017年第9期。

5參見劉曉南《第四種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6 近年來，武漢大學學者葉立文對殘雪、余華、格非等先鋒作家的文學批評活動進行了持續(xù)關注與深入研究，發(fā)表了一系列有影響力的學術成果。代表性論文包括：《延伸與轉化——論先鋒作家的“文學筆記”》，《文學評論》2006年第1期；《經(jīng)典的復述與重寫——論殘雪的“文學筆記”創(chuàng)作》，《貴州社會科學》2010年第5期；《“復述”的藝術——論當代先鋒作家的文學批評》，《文學評論》2012年第4期；《批評如何“小說”——以格非〈塞壬的歌聲〉為例》，《天津社會科學》2014年第2期等。

7參見蒂博代：《六說文學批評》，趙堅譯，郭宏安校，三聯(lián)書店2002年版。

8 張光芒：《文學批評中作家“創(chuàng)作談”的合法性問題》，《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

9 蔡毅：《文學“尋根”說一覽》，載《中國文學研究年鑒 1986》，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88年版。

10 魏寶濤：《〈當代作家評論〉與1980年代作家批評輿論建構——以“編輯策略與批評互動”為中心》，《沈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

11 葉立文：《“復述”的藝術——論當代先鋒作家的文學批評》，《文學評論》2012年第4期。

12 葉立文：《“復述”的藝術——論當代先鋒作家的文學批評》，《文學評論》2012年第4期。

13 丁帆、王堯：《建構生動有趣的全民閱讀》，載《小說課》，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頁。

14 舒晉瑜：《駐校作家制度能否推動大學教育變革》，《中華讀書報》2017年5月10日第005版。

15 陳香：《中國人民大學正式建立駐校作家和駐校詩人制度》，《中華讀書報》2010年10月3日。

16 舒晉瑜等：《駐校作家，干的是啥？》，《江南》，2018年第3期。

17 北師大國際寫作中心截止目前針對駐校作家而舉辦的學術研討會包括：駐校作家賈平凹入校儀式暨“從廢都到帶燈——賈平凹創(chuàng)作回顧研討會”（2013年11月5），駐校作家余華入校儀式暨“先鋒的道路：余華創(chuàng)作三十年研討會”（2014年3月14日），駐校詩人歐陽江河入校儀式暨“歷史記憶與文化書寫：歐陽江河創(chuàng)作三十年研討會”（2014 年3月16日），跨越文化的思考與超越性別的書寫：駐校作家嚴歌苓入校儀式暨學術研討會（2014年11月26日），駐校詩人西川入校儀式暨“向著無邊的詩與思想之路：西川創(chuàng)作三十年研討會”（2014年11月30日），先鋒精神與傳統(tǒng)書寫：駐校作家蘇童創(chuàng)作三十年研討會（2015年3月21日），極地的出發(fā)與遠行：駐校作家遲子建入校儀式暨創(chuàng)作三十周年研討會（2015年10月21），穿越黑夜與白晝：北京師范大學駐校詩人翟永明入校儀式暨創(chuàng)作三十年研討會（2015年11月4日），重構或歸返中國敘事之路：駐校作家格非入校儀式暨創(chuàng)作三十年研討會（2016年4月22），求索之路永無止歇：駐校作家韓少功入校儀式暨創(chuàng)作四十年研討會（2017年4月1日）。

18 主要參考相關高校主頁中的教師個人信息、報紙刊載的相關新聞報道以及學術論文編寫而成。參考文章包括，陳香：《中國人民大學正式建立駐校作家和駐校詩人制度》（《中華讀書報》2010年10月3日），靳曉燕：《作家“入駐”校園文學教育的沖擊波》（《光明日報》2012年12月17日），《高校嘗試駐校作家制度：“磁石效應”重燃校園文學熱》（《人民日報》，2013年12月9日），王士強：《“駐校詩人”在中國：回顧與展望》（《藝術評論》2014年第11期）、羅小風：《論駐校作家制度的“磁石效應”》（《廣西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舒晉瑜：《駐校作家制度能否推動大學教育變革》，）《中華讀書報》2017年5月10日）。

19 舒晉瑜：《駐校作家制度能否推動大學教育變革》，《中華讀書報》2017年5月10日第005版。

20 羅振亞：《詩人與校園遇合》，《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5年第4期。

21 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跋》，《額爾古納河右岸》，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頁。

22 王貴祿：《文學在場學：一種建構馬克思主義文藝學之“中國話語”的觀念與方法》，《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

23 魏沛娜：《專訪知名作家畢飛宇：寫小說是可以教的》，《深圳商報》2017年7月23日。

24 畢飛宇：《〈小說課〉后記》，《小說課》，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2月版，第199頁。

25 舒晉瑜：《畢飛宇：我怎樣讀小說》，《中華讀書報》2017年3月8日。

26 王安憶：《復旦大學小說學課程大綱》，《小說家的十三堂課》，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1頁。

27 王安憶：《歸去來兮》，《獨語》，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頁。

28 王安憶：《漂泊的語言》，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368頁。

29 王安憶：《第一堂課小說的定義》，《小說家的十三堂課》，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1～4頁。

30 姜衛(wèi)紅：《葉辛：葉落海上任“蹉跎”》，《北京文學》2001年第8期。

31 宋宇：《“要的是天真，不是抹殺復雜性的幼稚”—王安憶和〈給孩子的故事〉》，《南方周末》2017年5月25日。

32 丁帆、王堯：《建構生動有趣的全民閱讀》，載《小說課》，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頁。

33 高玉：《“學院批評”與“作家批評”——當代文學批評的兩種路向及其問題》，《思想戰(zhàn)線》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