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封信開始說起

親愛的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謝爾古年柯夫先生：

這是一封遲到了很多年的信，它在通向您的路上走了整整二十四年……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上午，我坐在電腦前寫下了這封信的開頭。正如信中所說，在二十四年前，我已經給這位遠在圣彼得堡的偉大作家寫過一封無法投遞的信。而這個故事，要從一九九○年十月我讀到的一本《世界文學》講起。

那年秋天，這本雜志靜悄悄放在河南省文聯(lián)小小的圖書館進門左排、向北數(shù)第三個書柜里。這么多年過去，我依然清晰地記得那天下午從稍顯幽暗的圖書館窗戶照進來的陽光。

我要借的是《世界文學》一九八六年第四期。

這一期雜志的封面是一張照片，背景是層林盡染的群山，山峰裸露著灰白色的巖石。在山腳下，也是照片聚焦的地方，是一座被劈開的巖石宛如雙手向上舉捧的巨大雕塑。有三個小小的人影正在雕塑下站著。這是南斯拉夫雕塑家米·日夫科維奇的作品《蘇捷斯卡戰(zhàn)役紀念碑》。

這一期的《世界文學》是外國散文專輯。我記得第一篇是美國作家亨·路·門肯的《致威·杜蘭特書》。但我要找的也不是他，而是一個幾乎只有很少人知道的俄羅斯作家鮑·謝爾古年柯夫——這么說吧，在一九九五年之前，和我提到他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耿占春先生，另一個是后來不幸早逝的好友葦岸。在這一期《世界文學》的專輯中，有他一篇散文《五月》，譯者是許賢緒先生。有意思的是，許賢緒先生在介紹作家的文字里寫的是：“散文《五月》系作家的抒情體中篇小說《秋與春》的一節(jié)。”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我明白了在俄語中，散文和小說是一回事，它們和詩歌的不同僅僅在于無韻文和韻文，并不像我們在漢語中分得這么清晰。

謝爾古年柯夫有著傳奇般的經歷——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生于蘇聯(lián)遠東地區(qū)的哈巴羅夫斯克。他的童年多隨父母輾轉在各地居住，青少年時期大部分時間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生活。一九五〇年他考上了哈爾科夫大學新聞系，后又并轉為基輔大學，一九五五年畢業(yè)后進入一家官方報紙做新聞記者，半年后因不能忍受那個時期蘇聯(lián)令人窒息的氛圍而辭職。此后，謝爾古年柯夫做過放馬的牧人、礦工、水手等。一九五七年，他去森林里當了一名守林員，一個人在森林中整整待了九年，寫下了一部近二十萬字的《秋與春》，記載的就是他在這九年時間里的生活。《世界文學》從中選取的一萬多字的《五月》就是這部書中“春”那一部分。想想看，一個人在森林里待了九年！

我的中學時光是在豫西的一個小縣城度過。縣城里有個文化館，文化館很窮，藏書也不多，但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見到了《世界文學》這本雜志。實話說，那個時候我能看懂的不多，而且我也沒錢訂閱。我真正開始幾乎每期不落看這本雜志，是上了大學之后的事情。大學畢業(yè)后，我到了河南省文聯(lián)工作，正是這期刊有謝爾古年柯夫作品的雜志，讓我騎著自行車去了郵局，訂閱了我自己的《世界文學》。這是因為——

他啟蒙了我的自然觀

一本書如果僅僅是一本書，一本雜志僅僅是一本雜志，就沒什么意義。

一本好書或好雜志，一定不會讓你閱讀后放回書架然后落滿塵土。細想起，《世界文學》是我今生訂閱最久的雜志了，它們整整占去我兩個大書柜。這里面有我自己訂閱的，也有從舊書網和舊書店買來的很久以前出版的。河南省文聯(lián)的圖書館在九十年代初期關閉時，大量的圖書分流到各個編輯部，我在書堆里心跳著找到了我曾借閱過的那一期《世界文學》，它和第五期合訂在一起，棗紅色的硬皮封面，我如獲至寶把它帶在身邊，一直到今天。

一個印度人曾說：“一個五十歲的人應該走進森林尋求真理。”森林是無頂教堂，是生機勃勃又寧靜寂寥的天然寺院，是隱士們修行、圣哲們悟道之地。它遠離人世卻并不拒絕人的走進；它容納各種植物和動物，呼喚陽光和雨露。它是自然綠色的肺葉，是培養(yǎng)人類童年靈魂的圣潔場所。謝爾古年柯夫在二十七歲時就走進了森林，他說：“花兒在大自然中出現(xiàn)是為了向你表白它們對你的愛……我想，你應該向它們表白愛情——因此它們才會來到世上，像人一樣尋找愛的對象。倘若沒有它們——你該向誰表白你的愛？我認識一個小伙子，他向樹樁表白過愛情。”

當年，這些文字讓我這個在村莊的田野上長大的人，作出了不可思議的冒失決定：我給他寫了一封信，表達我的崇敬之情。我到河南農科院找到了一位俄語很好的農業(yè)專家，請他把這封信翻譯成俄語。我通過《世界文學》的高興先生打聽到了譯者許賢緒就職的單位在上海外國語學院，我托朋友和許先生家人聯(lián)系，希望得到謝爾古年柯夫的聯(lián)系方式，但得到的回音是許先生不幸剛剛去世了。

線索斷了。我沒有放棄，在其后的二十多年里，繼續(xù)四處打聽。做俄羅斯文學研究的顧宏哲女士告訴我，有關謝爾古年柯夫的評論少得可憐，一些讀過他作品的人只知道他是童話作家。我從許賢緒先生的翻譯注釋中知道，有批評家把謝爾古年柯夫譽為“擅長描寫人的心靈、對自然景致具有罕見洞察力的作家”。而二〇一一年謝爾古年柯夫八十歲生日時，前來祝賀的也幾乎都是“沒什么名氣”的作家。“謝爾古年柯夫顯得有些孤獨，因為他是個特立獨行的作家。”顧宏哲女士這樣告訴我。也就是說，謝爾古年柯夫在他的祖國俄羅斯也是不被人注意的。但這無妨他在我心中的偉大——這是一位尚未被更多人認出的大師和思想者。

在這個過程中，我一直注意著每期《世界文學》和其他外國文學雜志，希望還能遇到謝爾古年柯夫的文字，就這樣，我收到了朋友們贈送給我的禮物：謝爾古年柯夫的兩本童話《狗的日記》《戰(zhàn)士與小樹》。知道了他在俄羅斯并不出名，這讓我對名聲這個東西有了更清晰的看法。幾次三番，和顧宏哲女士交流溝通，我不斷提及謝爾古年柯夫的文學創(chuàng)作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意義，希望《世界文學》上的《五月》有一天能夠變成一本完整的中文譯作。我甚至想，如果有一個高于我的存在知道我是如此期待它來到中文里，那么它一定會到來。

一部翻譯作品的誕生

《世界文學》留下的一顆種子，在慢慢長成一片茂密的森林。這本雜志所介紹的世界各地的詩人和作家的作品，在近三十年的時光里一直影響著我，它讓我了解到其他的人們在思索什么，關注什么，它也讓我明白漢語詩歌創(chuàng)作在世界文學中的位置和意義。而且，它也給了我一個向它表達感謝的機會。

詩人、翻譯家高興先生向我約稿，《世界文學》有一個“中國作家談外國文學”欄目，我寫了一篇關于謝爾古年柯夫的隨筆《從一棵蒲公英說起》，發(fā)表在二〇〇三年第六期的《世界文學》上，這也是我唯一在《世界文學》發(fā)表過的文字。這篇文章凝聚了我對謝爾古年柯夫深深的敬意，也表達了我對這本陪伴我成長的雜志由衷的感激。

但是，故事還沒有結束。

二〇一四年，遼寧大學的顧宏哲女士翻譯的謝爾古年柯夫的《秋與春》出版。當顧宏哲女士告訴我這本書的中文譯本印數(shù)只有兩千冊，我第一個反應就是立即在網上多訂購了十幾本。這是我第一次全文讀到謝爾古年柯夫的這部作品。那幾天，就像一個不舍得一下子吃完好東西的孩子，我每天只看十幾頁，再翻回去重復著閱讀。實話說，我不確定會有多少人喜歡這部書，甚至我擔心或許有人根本不能把它讀完。在等待這本書出版的二十四年間，我讀我喜愛的加繆、本雅明、卡爾維諾，我讀許許多多詩人的詩集，但我一直等著這本書，而現(xiàn)在，它真的就出現(xiàn)在我的手中。

即便如此，我對它在讀者中的接受狀況依然不是那么樂觀。并不是說這本書“難懂”——不，相對于“晦澀”的作品，這本書簡直太容易被忽略了：從頭到尾，就是作者在翻來覆去寫森林里的事物——松樹、蒲公英、露水、甲蟲、烏鴉、馬林果、雪、秋天和春天的風，“絮絮叨叨”，不厭其煩。但若說這本書真的就像文本里顯示的那樣“通俗易懂”，卻是大謬。我的一位朋友這樣評價謝爾古年柯夫的文字：“白描的白描”，這簡單嗎？——不。

《秋與春》描寫了作者在陰冷潮濕的秋天和萬物萌芽的春天對森林中一切事物最驚心動魄的觀察，他像一個陷入了癲狂狀態(tài)的戀人，時而羞澀忐忑、時而平靜歡樂、時而糾結不安、時而欣喜迷醉地愛著、打量著大自然和它的神秘。整部書就像一封長長的情書，也像一部剛來到世間的祈禱書和贊美書，作者不遺余力地描寫他眼睛中的森林，他聽力所捕獲的大自然悉索的響動，他的嗅覺所崇拜的事物——那些花香、樹葉和沼澤的氣味。他堅定地認為，大自然是人類永恒的安慰，是心靈的導師，因為它始終不離不棄地“和你在一起”。

他對人們常常無意識地信任大自然贊美有加：“你自己根本意識不到你知道。意識到了——就失去了準確性，意識不到——你就什么也不會知道。”自然之大之美，超出人類的意識，這樣一來卻常被人忽視，似乎它所有對人類的意義都不存在，而這是最可怕的。作者自言自語，提出無數(shù)的問題，又自問自答，他認為這一切都是大自然給他的回答，是撫慰，是觸摸，是親吻和擁抱。那是一種從不求回報的愛——即便是萬木凋敝的秋天，風雪迷漫的嚴冬，作者依然能夠深情地接受它們，因為春天不遠，一切生命都會回來——“我有時覺得，對于人來說美是第二性的東西，而第一性的永遠和到處都是——你存在著。你存在的歡樂大大強過看到某種美的東西，哪怕是世上最美妙的奇跡而得到的歡樂。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最完美的美——就是你存在著：你，白天、小河、太陽、海洋、草、螞蟻、土地、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說：美能拯救世界。而羅馬尼亞作家馬內阿則說：“我從來不敢相信美能拯救世界。但我們可以希望，它能在慰藉和補償我們的孤獨時，發(fā)揮一己之力。我們還可以希望，它所具有的美的愿景，對真相的詰問，對善的重新定義，以及它不可預知的有趣，終將難以拋棄，即使在無常與危險的時代。”在謝爾古年柯夫看來，大自然固然是美的，但這樣的美并不比它們的存在更美，因為存在本身就是奇跡，是對尊重的呼喚，是對萬物之間建立聯(lián)系的贊美，是共享同一個世界。在此情形下，那些普通的、正在凋敝的事物，也獲得了尊重和平等的對待——換言之，美若能拯救世界，那么它一定首先是活生生的存在，是“最完美的美”。即使如有著“創(chuàng)造者”之稱的詩人或者英雄，也同時是存在著的人，而非“天才狂人”或“九頭怪物”——加繆稱之為“什么也不像”的絕對孤獨之物。

故事還沒有結束

就在《秋與春》剛出版不久，希臘的一個朋友通過俄羅斯駐希臘大使館，找到了謝爾古年柯夫。消息傳來，我簡直不敢相信。八十四歲的老人家身體健康，住在圣彼得堡的皇村，寫童話，寫隨筆。他的夫人是個畫家，為他的作品畫插圖。希臘的朋友發(fā)來了他的照片，一個須發(fā)皆白的寧靜老人，背著柴捆，在自家的木屋前。他的院子里，有很多蘋果樹，豐收的蘋果鋪滿了地板。一切都如我想象的那樣。

于是，我就給他寫了本文開頭的那封電子郵件。

我寫道：

……我偶爾在中國最好的外國文學雜志《世界文學》上讀到了許賢緒先生翻譯的您的作品，他從您的《秋與春》中選取了一萬字，以《五月》為題目發(fā)表。這些文字深深地打動了我——我確認我遇到了一位偉大的作家，一位在當代極其罕見的杰出的作家。毫不夸張地說，從那個時刻起，您的作品就和所有養(yǎng)育我靈魂的那些人類偉大的思想家的作品一樣，深深影響著我，也在幫助我生活……今年，我終于看到您的《秋與春》在中國出版了。我對這部書的喜愛，都寫進了我為您寫的書評《永恒的安慰——孤獨是不存在的》這篇文章，它發(fā)表在每天發(fā)行量約九十萬份的《新京報》，我希望有更多的讀者了解您和您的作品。讀完這部書，我更加確認我早年對您的評價——您是一位偉大的作家，一位罕見的思想家，您恢復了人在大自然中最初的宗教感，您創(chuàng)立了一種自由而純樸的冥想文體，您的文字將會幫助那些在人類社會感到無助和絕望的人們，使他們重建對世界的愛和信任。

……我的這封信，和二十四年前的那封信一樣，只是想讓您知道，在中國，有人是如此喜愛您的作品，珍視您為人類留下的這份珍貴無比的精神珍寶……

第二天，就收到了他的回信：

親愛的藍藍女士：

二十四年的時間，對于李白、陶淵明、老子、孔夫子以及眾多偉大的中國人來說，不算什么。他們如同其他民族的天才一樣，在過去的數(shù)千年中，來到我們共同生活的這個世界上。他們是我每日的良師益友，我們應該對他們心懷感激。無論他們何時到來，他們終將到來。

您給我的充滿誠摯善意的信，（對于我短暫的生命而言）它也許在永恒的時間中早已抵達我。感謝您的盛贊，我不能配得上您的贊譽。

關于我自己，我說幾句，我已年邁，今年八十四歲，出生在遠東的哈巴羅夫斯克，和一個藝術家成婚，育有一子，有一孫子，一孫女。我冬天居住在圣彼得堡，夏天在村中居住，我在那里有一個帶花園的房子，園中有八株蘋果樹，一株兩百年齡的老橡樹。

中國福建省的一家出版社在一九八二年曾出版了我的故事書《戰(zhàn)士和小樹》。

誠摯祝愿您有美好的新的一年！

您誠摯的鮑里斯·謝爾古年柯夫

兩天后，正值二〇一五年元旦新年，我給他回了一封信，祝福他新年快樂——

親愛的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謝爾古年柯夫先生：

問候您的八棵蘋果樹——比白雪公主的七個小矮人還多出一個。問候您的老橡樹爺爺，在您的童話里，我能認出它巨大的身影。我的朋友翻譯并轉來了您的回信，我感到無限歡樂，這是二〇一五年最好的新年禮物，我也在北京祝愿您新的一年健康、快樂。

我拜讀過您的《戰(zhàn)士與小樹》，我馬上就有一本給孩子們寫的詩集出版，它的名字是《詩人與小樹》——這是向您致敬的一本書。

我寫詩，我也寫童話和散文，以及少量戲劇作品。我在農村長大，童年在中國東北部的渤海邊度過，少年在中國中部的山區(qū)度過——一座名叫伏牛山的山區(qū)。那里是中國古代哲學家墨子的故鄉(xiāng)，山里有很多森林和溪水——和您筆下的森林一樣美麗。

我會給您寄去您的中文版新書。我想委托您的譯者把我寫給您的文章翻譯成俄語寄給您。我有一本和俄羅斯詩人合出的俄語詩集電子版，隨信發(fā)給您，愿您能喜歡。

如果您很忙，請不要急于回信——一切都很好，森林還在，大海還在，星辰在遠處和近處閃亮。

祝福您和您的家人新年快樂。

藍藍以童詩集致謝謝爾古年科夫

信發(fā)出以后，我又專門請熱心的顧宏哲女士把我為《秋與春》寫的書評翻譯成俄語給他發(fā)去。

二〇一五年初春，幫我找到謝爾古年柯夫的希臘朋友去俄羅斯旅行，他專程從莫斯科轉道圣彼得堡，去看望這位白發(fā)蒼蒼的老人。他為謝爾古年柯夫帶去了中文版的《秋與春》。因為知道這本書出版時沒有版權費，好心的希臘朋友自掏腰包給老人留下了兩千元。他為謝爾古年柯夫夫婦拍了很多照片轉發(fā)給我，并在不久后為我捎回了老人送給我的禮物——一本他寫的、由他妻子畫插圖的童話書，幾張有他簽名的他和他妻子的照片。其中的一張，現(xiàn)在正掛在我家中的墻壁上。

歌德曾說：“我痛恨一切只是教訓我卻不能豐富或直接加快我行動的事物。”多么幸運，《世界文學》這本雜志像一扇扇洞開的窗口，讓我們看見更廣袤的世界，看見了他人的生活，最終讓我們前去與我們親近的靈魂相認，讓我們能以自己的創(chuàng)造為世界增添它的光榮。

謝爾古年柯夫說自己只是個講故事的人，是的，故事還遠遠沒有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