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文學

王威廉：你作為出生在悉尼的華裔，是一個地道的澳大利亞人，但是中國作為一種家族的歷史記憶也不可避免地會出現(xiàn)在你的生命里。作為作家，你了解中國文學嗎？

許瑩玲：我從小在家里的書架上翻閱過英文版的《三國演義》，后來又得到了吳承恩《西游記》的縮寫本。除此之外，我很尷尬地說，我沒有讀過中國的經(jīng)典著作，甚至沒有讀過你說的那位非常著名的作家——魯迅。這在我的教育中是一個巨大的漏洞。其中一個原因是，澳大利亞高中的課程主要集中在西方文化的學習上，事實上，我在那里接受了大部分的文學教育。我在大學學習了一年的英語文學，然后因為無聊而轉(zhuǎn)向政治科學。

王威廉：你參加過不少國際性的文學活動，肯定認識一些中國當代的著名作家。

許瑩玲：就我讀過的中國作家而言，我喜歡蘇童的《河岸》。我在悉尼作家節(jié)上見到他，并談到這個。我也欽佩盛可以、郝景芳和香港作家謝曉紅的作品。我很高興參加在阿德萊德舉行的2017奧扎亞節(jié)上與郝景芳和謝曉紅的討論。我為新加坡出版的選集《黃金標準》（Gold Standard）編輯了阿乙、謝曉紅等人的英文版短篇小說，該書展示了東亞、東南亞和散居海外的作家的作品。這次澳大利亞在中國的文學周又讓我認識了不少作家，包括你，我今后會去閱讀的。

王威廉：這些年來，中國一些作家開始在世界范圍內(nèi)獲得更大的關注度。其實中國還有很多優(yōu)秀的作家值得你去了解和閱讀。

許瑩玲：有一次我看到劉慈欣在悉尼大學接受采訪。他受到了中國留學生搖滾明星式的接待。我從未在澳大利亞見過作家受到過這種接待。它讓我大開眼界，讓我覺得中國文學在西方還有著巨大的潛力。中國文學在像劉宇昆這樣的翻譯家的幫助下，在西方占據(jù)了更大的份額，但是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的印象是，在澳大利亞書店有作品的現(xiàn)代中國作家，幾乎都是那些獲得了重大獎項并獲得了西方批評家認可的作家。我想看到能有更多的現(xiàn)代中國文學作品翻譯到澳大利亞，我們才能對中國文學景觀的多樣性有更全面的認識。而且，我希望看到更多年輕作家的有先鋒氣質(zhì)的作品，因為我閱讀這些與我年齡相近的作家，是一種更直接的對話，一定會獲益匪淺。

關于澳大利亞文學

王威廉：因為歷史與語言的緣故，澳大利亞的文學肯定是接續(xù)了歐洲文學的大傳統(tǒng)。對澳大利亞的文學，中國讀者所知其實不算多。帕特里克·懷特(Patrick White)的《人樹》因為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很早就被翻譯成了中文，有一定的影響。我也非常欣賞他的那種史詩品格。

許瑩玲：我感覺，傳統(tǒng)上以現(xiàn)實主義為主導的澳大利亞文學界，越來越傾向于接受幽默和實驗性的文學作品，以及科幻和推理小說。除了這些類型之外，作家們對國家問題也很感興趣，包括我們原住民的種族滅絕、針對少數(shù)民族的種族主義、政府對難民的不人道待遇、各種弱勢群體的權利、氣候變化、性侵犯和家庭暴力。在最近引起轟動的書籍中，克萊爾·G.科爾曼（Claire G.Coleman）的《泰拉·努利烏斯》（Terra Nulius）使用了推理小說來處理澳大利亞暴力的殖民史。亞歷克西斯·賴特的《追蹤》（Tracker）是一本關于富有魅力的土著政治家Tracker Tilmouth的傳記，它對這位政治家?guī)资曛械母鞣N斡旋和交易有著深刻的見解。貝魯茲·布香尼的回憶錄《除山外無友》最近獲得了澳大利亞最貴的文學獎，作者是一名來自庫爾德-伊朗的尋求庇護者，被關押在馬努斯島。還有，由馬克辛·本尼巴·克拉克編輯的《成長于澳大利亞的非洲》選集剛剛出版，其中包括非洲-澳大利亞人關于他們在澳大利亞成長經(jīng)歷的故事。

王威廉：原住民文學的視角一定特別重要，那代表了殖民之前和之后的歷史。與此對應，移民構成了澳大利亞的另外一種歷史進程。澳大利亞獨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復雜的移民人口，也會呈現(xiàn)出不一樣的景觀吧？

許瑩玲：澳大利亞的文學傳統(tǒng)上是由白人作家主導的，是一種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它基本上涵蓋了懷舊、澳大利亞白人歷史、風景、水域、功能失調(diào)的家庭和浪漫關系，等等。我們正在打破這種文學模式。實驗性的幽默小說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包括Alexis Wright、Melissa Lucashenko、Bruce Pascoe、Tony Birch、Kim Scott、Tara June Winch、Ellen van Neerven和Claire G.Coleman在內(nèi)的原住民作家獲得了更多的認可。新一撥作家反映了澳大利亞文化的多樣性。畢竟，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亞人出生在海外，5.6%的澳大利亞人有中國血統(tǒng)。當時的一些作家是Tom Cho, Maxine Beneba Clarke, Omar Musa, Tiffany Tsao, Peter Polites, Elizabeth Tan, Mirandi Riwoe, Michael Mohammed Ahmad, Melanie Cheng, Jamie Marina Lau, 以及詩人Shastra Deo, Eunice Andrada和Omar Sakr。

王威廉：移民在為澳大利亞文化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包括出生在南非的作家?guī)烨幸惨泼竦搅税拇罄麃啞Ｎ易x了你的小說，很有意思，其中一個場景描寫了觀音菩薩的形象，我覺得很親切。你對用英語寫中國小說感興趣嗎？比如說像美國的華裔作家哈金那樣。

許瑩玲：我的家人常向觀音菩薩祈禱，因此菩薩出現(xiàn)在我的小說中。家里還有濟公像。我是如此西化，以至于我的母親稱我為香蕉人，外黃里白。但是，宗教習俗成了我與中國文化最緊密的聯(lián)系。我不排除用英語寫有很強中國傾向的小說——盡管我不會稱它們?yōu)椤爸袊≌f”，因為它們?nèi)匀皇俏鞣斤L格的。澳大利亞作家周的中國之行填補了我在認識上的許多空白。我覺得在我祖先的國家里有更多的地方值得我去探詢。哈金的小說我正在讀，還沒讀完。

王威廉：我大略聽你說過，你的復雜的家族史足以讓讀者震驚。

許瑩玲：沒錯，今年早些時候，我的一個叔叔告訴我，我母親的家族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我可能會回到中國來研究我叔叔的故事。二戰(zhàn)前，他在英屬馬來亞被捕。他一直在籌集資金幫助中國抗擊前來侵略的日本人。英國政府認為他和其他中國人正在破壞國家穩(wěn)定，于是把他們圍捕起來，關在馬六甲的船上送回中國。在中國，我的祖父加入了共產(chǎn)黨，但最終在重慶死于日本人之手。他是個無名的殉道者：沒人知道他為國家做了什么。這是一個悲慘的故事。我已經(jīng)把它寫進了我的一個新的短篇小說里，關于這個話題可能還有很多話要說。如果我真的回到中國做一些研究，我首先要好好學普通話。我的中文不好，都沒法在中國買一張SIM卡，更不用說研究一本書了！

王威廉：看來你和當代中國的關系比你想象得更加緊密，希望你能早點寫出這方面的大作。因為，中國與世界的復雜關系也遠遠超出一個中國人的想象力。

個人寫作及其想象力與精神背景

王威廉：你最近寫的是什么內(nèi)容，在朝什么方向努力，你為什么而寫，你最為關切的是什么？

許瑩玲：我最近一直在寫偽造的非虛構小說，我們有個實驗驗文學團體，叫袋鼠烏力波，這是所謂的“后真理”實驗的一部分。我們的主要項目是在澳大利亞的文學期刊上發(fā)表一系列偽造的非虛構文章。我們把自己當作正在進行的故事中的人物。

王威廉：聽起來很有趣，中國也有過“非虛構小說”的概念，但實踐者并不多，因為非虛構與小說的虛構是矛盾的。當然，你們的非虛構是虛構的，而我們的非虛構是真實的。

許瑩玲：我最近這方面的文章是《C代表蟑螂（Cockroach）》，翻譯后發(fā)表在中國的《單讀》雜志上。其中我變成了一個白人中產(chǎn)階級的女人，去廣州學蟑螂的生活。它充滿了謊言，書目大多是編出來的。這篇文章模仿了西方傳統(tǒng)自然寫作的傳統(tǒng)，比如諷刺等等，西方對其他文化的寫作聽起來很像對待動物。這與澳大利亞文學界關于白人作家是否應該講述少數(shù)族裔故事的激烈辯論有關，因為這通常做得很糟。“偽造的非虛構”是我未來還可能繼續(xù)寫下去的一系列作品。我還為一部名為《排骨廚師》的歌劇寫劇本，講述一場真人秀電視烹飪比賽，被淘汰的選手以適合他們烹飪專業(yè)的方式死去。例如，自稱“湯皇后”的人沒有做成湯皇后，而是被迫走進一個巨大的烤箱。

王威廉：黑色幽默，又充滿了悲涼，這就是我讀你小說的感覺。我生活在廣州，在你的小說中廣州是一個極為荒蠻的地方，我以為這出自你的想象。但你告訴我，你之前來過一次廣州，你這樣寫是虛構的，也不是與現(xiàn)實要對應。也許是廣州的蟑螂太多嚇到你了，我至今仍生活在對蟑螂的恐懼中。無論如何，你的寫作不拘泥于現(xiàn)實，很有想象力。你是如何理解寫作的想象力的？

許瑩玲：我一直有著瘋狂的想象力，這就是為什么小說這種形式適合我。它給了我絕對的自由。我欽佩我閱讀過的全部作家的文學想象。我一開始寫短篇小說，復制了童話故事中的噩夢邏輯，并由此演繹出了黑暗、有趣的成人睡前故事，這些故事就像我小時候讀過的羅爾德·達爾故事那樣邪惡。我很快意識到，當我寫作的時候，我會進入我大腦的另一部分，甚至我懷疑我有第二個大腦：當我做夢的時候，我會用到它。

王威廉：“第二大腦”一定專管想象力。

許瑩玲：隨著我年齡的增長，我的想象力愈發(fā)趨于黑暗。我在2015年的奧克蘭作家節(jié)上聽了村上春樹的演講。他說，當他要寫小說，他會每天早上4點醒來，端著咖啡坐在書桌旁，然后進入內(nèi)心的黑暗。用他的話來說：“每個人都有地下室。”我寫得越多，我就越覺得這也是我的思想所在。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我不斷地嘗試著寫下這個時代的荒謬。我對現(xiàn)代帝國和新自由主義社會很感興趣，也寫過關于厭女和種族主義的文章，這些都與這些想法有關。

王威廉：好的寫作往往平衡了小的個人經(jīng)驗與大的精神思想。有些作家特別喜歡寫他們周圍的瑣事，并且止步于此。但你的寫作明顯不同，你有瑣事，但似乎走向了荒謬，也就是走向了某種精神的探詢。你是如何將個人的經(jīng)驗和宏大的思想這兩個方面聯(lián)系起來的？

許瑩玲：我不能逃避我在政治經(jīng)濟學方面的本科教育，這是我寫作的基礎。例如，我上過一門課，我們學習喬治·奧威爾的《動物農(nóng)場》中對權力的分析。這種方法在我寫作后一直困擾著我。我喜歡研究決定和限制個人生活的社會和政治結構，尤其對新自由主義思想如何滲透西方社會感興趣。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從抽象的想法開始，思考如何將其過濾到個人經(jīng)驗。所以，我的目標是探索人類的整體性，盡管我經(jīng)常希望自己沒有那么雄心勃勃，因為它很容易失敗。

王威廉：文學之外的學科視野給寫作源源不斷的動力。其實，我們所處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是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可以獲得更多的文學以外的信息。但網(wǎng)絡的信息有些泛濫，甚至是強加于我們的眼睛。在你看來，網(wǎng)絡信息的泛濫會影響寫作嗎？信息和知識是一回事嗎？你認為一個作家如何才能將信息和知識轉(zhuǎn)化為寫作的營養(yǎng)？

許瑩玲：信息只是一種類型的知識：你需要對它進行分類，把它轉(zhuǎn)化為理解。你是一個作家，你可以在頁面上簡潔地傳達這種理解。作為一個在各種地方都能找到靈感和細節(jié)的作家，我用互聯(lián)網(wǎng)作為觀察世界的一種方式，觀察世界變化的模式，而不必離開家。這對像我這樣反社會又懶惰的人士來說是一種福氣。當世界新聞和文學政治在網(wǎng)上上演的時候，我常常驚訝于我在情感上是如此投入。其實我大部分時間都是獨自度過的，身體上遠離這一切。

王威廉：互聯(lián)網(wǎng)既能觀看危險又確保安全。問你個有趣而傷感的問題。有個寫作軟件署名小冰，她寫的詩歌震驚了中國，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在許多人看來，計算機程序已經(jīng)打敗了人類最頂尖的圍棋玩家，現(xiàn)在它又開始寫詩了，它將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取代人類。但許多人認為，寫作包含著復雜的文化和倫理問題，機器人不能真正代替人類寫作。你怎么看？

許瑩玲：誰知道未來會怎樣？機器人可能會寫一些有邏輯意義的公式化小說，但即使有意識的人類也很難創(chuàng)作出強有力的而且創(chuàng)新的小說。寫小說是很難的。如果機器人真的能有意識，能夠想象出人類的豐富情感，以及有缺陷的生存困難，那么機器人可能會取代人類。他們的小說甚至可能比我們自己的更悲傷，更憤怒，因為毫無疑問，他們會時時想著自己是被人類創(chuàng)造出來的。因此，我不認為人類的文學會因為機器人而消亡。我還不相信我們有能力創(chuàng)造出像人類思維那樣復雜的東西。然而，如果機器人能夠取代小說家，我會雇一個機器人來承擔我存在的抑郁以及寫作的重負，這樣我就可以坐在海灘上喝雞尾酒，而世界卻在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