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詩人的詩魂，正是新中國的詩魂
1959年傅抱石與關山月聯(lián)袂為人民大會堂創(chuàng)作巨幅國畫，精心描繪《沁園春·雪》所表現的壯美河山，毛澤東親自為該畫題款“江山如此多嬌”
一
據多種資料表明，毛澤東第一次口頭和書面發(fā)表的都是同一首詩——《七律·長征》。1935年10月初，毛澤東率領紅一方面軍翻過六盤山來到甘肅通渭，在城東一所小學校里召開副排長以上干部會，毛澤東在會上講解了長征的意義之后，興致頗高地朗誦了這首詩。而據斯諾在《復始之旅》（1958年版）一書中講，1936年10月他在陜西保安采訪毛澤東時，“他（毛澤東——引者注）為我親筆抄下了他作的關于紅軍長征的一首詩。在他的譯員的幫助下，我當場用英文意譯了出來”。后來，斯諾把《七律·長征》收進了1937年出版的《紅星照耀中國》（英文版）一書。該書的第一個中譯本于1938年2月由上海復社翻譯出版，并易名為《西行漫記》，其中《長征》一章即以此詩結尾。從此，《七律·長征》走向了社會，走向了世界。
毛澤東第二首正式公開發(fā)表的作品就是人們熟知的《沁園春·雪》。1945年11月14日由重慶《新民報晚刊》發(fā)表，編輯吳祖光還加了一段著名的按語：“毛潤之先生能詩詞，似鮮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園春·雪》一詞者，風格獨絕，文情并茂，而氣魄之大乃不可及。據毛氏自稱，則游戲之作，殊不足為青年法，尤不足為外人道也。”兩天后《大公報》轉載，隨之重慶各報刊密集推出和詞不下50首，評論不下20篇，詞壇巨擘和國共兩黨要員柳亞子、郭沫若、陳毅、鄧拓、張道藩、陳布雷等紛紛披掛上陣，上演了一出中國詩歌史上空前的文化大戰(zhàn)。
自20世紀40年代始，毛澤東的長征詩（包括《七律·長征》《憶秦娥·婁山關》《清平樂·六盤山》等）和《沁園春·雪》等就以油印、手抄等形式在根據地、解放區(qū)流傳，初步鋪墊出毛澤東的大詩人形象。只是由于隨后解放戰(zhàn)爭三大戰(zhàn)役、新中國誕生以及抗美援朝戰(zhàn)爭接踵而至，毛澤東主要還是以一個大時代弄潮兒的領袖形象聞名于世，在日理萬機閑暇中吟詠的那點“詩詞余事”（郭沫若語）就基本上隱而不彰了。
二
毛澤東1957年1月給《詩刊》編輯部的復信，刊于《詩刊》創(chuàng)刊號
真正把毛澤東作為一個大詩人形象推到歷史前臺的機緣是《詩刊》創(chuàng)刊。1956年6月中國作家協(xié)會決定創(chuàng)辦《詩刊》，并調作協(xié)書記處書記臧克家著手籌備工作并準備出任主編。籌備期間，編輯部同志大膽地突發(fā)奇想，要把社會上流傳甚廣的8首毛澤東詩詞收集整理并上書毛澤東，請作者親自訂正并授權《詩刊》創(chuàng)刊號正式發(fā)表！這一舉動在當時不啻異想天開，為實現這個夢想，他們絞盡腦汁，想出了一個最智慧和詩性的表達，在給毛澤東的信中寫道：“親愛的毛主席：中國作家協(xié)會決定明年元月創(chuàng)辦《詩刊》，想來您喜歡聽到這個消息，因為您一向關心詩歌，因為您是我們最愛戴的領袖，同時也是我們最愛戴的詩人……我們請求您，幫我們辦好這個詩人們自己的刊物，給我們一些指示，給我們一些支持。”
注意，“詩眼”出來了——“詩人們自己的刊物”，說得多好啊！隨后，提出了具體請求：“我們希望在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您的八首詩詞。”理由非常具有說服力——“因為它們沒有公開發(fā)表過，群眾相互抄誦，以致文句上頗有出入。有的同志建議我們：要讓這些詩流傳，莫如請求作者允許，發(fā)表一個定稿。”多么地有理有節(jié)啊。但且慢，這還沒完呢——“其次，我們希望您能將外面還沒有流傳的舊作或新詩寄給我們。那對我國的詩壇，將是一件盛事，對我們詩人，將是極大的鼓舞。”
《詩刊》同仁接下來就是翹首期盼，一日三秋。因為1月份的創(chuàng)刊號就要發(fā)排了，可年底還沒有毛主席的回音。終于，新年元旦剛過，值班主編徐遲便接到了毛主席秘書田家英的電話，告知說，給主席的信收到了，并且同意發(fā)表他的詩詞，問何時發(fā)稿。元月12日，編輯部又接到電話，說中央有重要信件要負責人等候接收。不一會兒，中國文聯(lián)總收發(fā)室電告中央急件送到，正在等候的劉欽賢跑去取回，徐遲開封，露出了毛主席的一封親筆信和18首詩詞，除了修訂了那8首，又加上了不同時期的10首，讓大家喜出望外。更讓大家如獲至寶的是毛主席的親筆信。信曰：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
恵書早已收到，遲復為歉！遵囑將記得起來的舊體詩詞，連同你們寄來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紙，請加審處。
這些東西，我歷來不愿意正式發(fā)表，因為是舊體，怕謬種流傳，貽誤青年；再則詩味不多，沒有什么特色。既然你們認為可以刊載，又可以為已經傳抄的幾首改正錯字，那末，就照你們的意見辦吧。
《詩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長發(fā)展。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這些話僅供你們參考。
同志的敬禮！
毛澤東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三
元月14日，毛澤東又邀約臧克家和袁水拍等人到中南海頤年堂談詩，他明確表達了對新詩現狀的不滿意以及希望，認為新詩太散漫，記不住；應該精練、整齊，押大體相同的韻；出路在于民歌、古典詩詞基礎上的結合，言談中明確表露了對古典詩詞的偏好……涉獵甚廣，思考匪淺，以至于臧、袁二位大詩人頗為訝異甚至難以應對。但當臧克家反映《詩刊》創(chuàng)刊號因紙張緊張只能印一萬份的困難時，毛澤東爽快地當場答應加印到五萬份。
《詩刊》創(chuàng)刊號集中推出的18首毛澤東詩詞——《沁園春·長沙》《菩薩蠻·黃鶴樓》《西江月·井岡山》《如夢令·元旦》《清平樂·會昌》《菩薩蠻·大柏地》《憶秦娥·婁山關》《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長征》《清平樂·六盤山》《念奴嬌·昆侖》《沁園春·雪》《七律·贈柳亞子先生》《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浪淘沙·北戴河》《水調歌頭·游泳》，立刻以詩史合一的史詩品格、天風海浪般的磅礴氣勢、光昌流麗的華美文辭以及瑰麗奇譎的浪漫想象，征服了無數讀者。創(chuàng)刊號一經面世便形成了群眾排隊爭購、一本難求的火爆場面。加之隨后郭沫若、張光年、臧克家等人的賞析解讀文章的助力，毛澤東詩詞第一次掀起了全國性的熱潮。
四
客觀地說，這是《詩刊》的一件大事，是新中國詩歌界、文學界乃至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同時也是毛澤東創(chuàng)作生涯中的一件大事。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大規(guī)模的一次親自審定并公開發(fā)表自己的詩詞。而且這時候，毛澤東的領袖聲望正如日中天，享譽世界。當此之際，隆重推出這一批詩詞意味著什么，將要產生何種影響，毛澤東應該心中有數。它甚至可能成為一種導向，變成一種風尚。但恰恰又是這一點似乎與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化建設方向不甚合拍。正是顧念于此，毛澤東才專門給臧克家等人寫信，特別指出“青年不宜”，預先潑了潑冷水。但這只說出了一半意思，更深層的另一半意思，此后不久，他親口對時仼湖北省委副秘書長的梅白說出來了，他說：“那（給臧的信——引者注）是針對當時的青少年說的，舊體詩詞有許多講究，音韻、格律，很不易學，又容易束縛人們的思想，不如新詩那樣自由。但另一方面，舊體詩詞源遠流長，不僅像我們這樣的老年人喜歡，而且像你們這樣的中年人也喜歡。我冒叫一聲，舊體詩詞要改造，要發(fā)展，一萬年也打不倒……因為這種東西最能反映中華民族的特性和風尚，可以興觀群怨嘛！哀而不傷，溫柔敦厚嘛！”（參見梅白《在毛澤東身邊的日子》，載《春秋》1988年第4期）
我認為這一段話才是毛澤東真實而堅定的詩歌理念，表明了他對中國古典詩詞乃至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強大自信，也包括了他對自己創(chuàng)作水平的清醒定位。
后來在一次大會講話中，毛澤東又特地從民歌問題講到中國詩歌發(fā)展的出路問題，指出，中國詩的出路，第一條是民歌，第二條是古典，這兩面都提倡學習，結果要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出新詩來。形式是民族的，內容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對立統(tǒng)一。
“第一條是民歌”，強調的是源頭活水，是大眾化，是普及。這和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人民文藝觀”是一脈相承的。甚至更早，在1938年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zhàn)爭中的地位》中，他就提出了“文學的民族形式”問題，要求“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結合起來，創(chuàng)造“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第二條是古典”，強調的是歷史遺產，是普及基礎上的提高，要分出一個文野、高低、粗細來。
20世紀60年代，郵電部發(fā)行的《毛主席詩詞》郵票，選用了毛澤東詩詞手跡
五
思考成熟、清晰并明確表達之后，毛澤東對發(fā)表、宣傳自己作品的態(tài)度也由被動地應對一改而為積極主動地配合與支持。1958年7月1日，毛澤東為了抓緊發(fā)表新寫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專門致信胡喬木——“喬木同志：睡不著覺，寫了兩首宣傳詩，為滅血吸蟲而作。請你同《人民日報》文藝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請告訴我。如可以用，請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報》上發(fā)表，不使冷氣。滅血吸蟲是一場惡戰(zhàn)。詩中坐地、巡天、紅雨、三河之類，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過一會，或須作點解釋。”然后，又親自寫了《七律二首·送瘟神·后記》供發(fā)表。過了不到半年，又破天荒地在文物出版社1958年9月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詩詞十九首》的書眉上逐首寫下“作者自注”，并于1958年12月21日上午10時寫下一段“批注說明”——“我的幾首歪詞，發(fā)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說對了，一部分說得不對，我有說明的責任。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在廣州，見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刊本，天頭甚寬，因而寫下了下面的一些字，謝注家，兼謝讀者。”于此可見毛澤東對自己作品問世后的關注度，還頗有興致與評家、注家和廣大讀者互動。
此后，收到1962年1月5日《人民文學》編輯部關于請求發(fā)表《詞六首》（《清平樂·蔣桂戰(zhàn)爭》《采桑子·重陽》《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的來信后，毛澤東的處理方式就比《詩刊》來信爽快多了，有更灑脫的一面，也有更嚴謹的一面。“更灑脫”指的是直接為《人民文學》五月號發(fā)表《詞六首》寫了一個《引言》：“這六首詞，是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一年在馬背上哼成的，通忘記了。《人民文學》編輯部的同志們捜集起來寄給了我，要求發(fā)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寥寥數語，以少勝多，本來“通忘記了”，既然失而復得，那就發(fā)表吧，何其瀟灑！
“更嚴謹”指的是，當毛澤東5月9日看了郭沫若應邀為五月號《人民文學》寫的《喜讀毛主席詞六首》一文清樣后，竟然將其中關于《憶秦娥·婁山關》寫作背景的一大段話全部刪去，然后以郭沫若的口吻，重新寫下了《憶秦娥·婁山關》寫作背景的近千文字！為他人捉刀給自己解詞，真乃古今罕見也！這說明此時毛澤東對自己詩詞的重視與自信已經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
因此，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的《毛主席詩詞》（37首）也就呼之欲出了。雖然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而且其中三分之二的作品都已經在《詩刊》《人民文學》等國家大刊上發(fā)表過，但毛澤東還是如臨如履，在出版前專門授意召開了一個超高規(guī)格座談會征求意見。毛主席為此用鉛筆寫了兩張便條，一張寫道：“我寫的這些東西請大家議一議”；一張寫著擬請出席座談會的人員名單，計有朱德、鄧小平、彭真、郭沫若、周揚、田家英、何其芳、馮至、田間、袁水拍、臧克家等中央和文化口領導以及詩人20余人。而且，在外文出版發(fā)行事業(yè)局翻譯出版英譯本之后，1964年1月，毛澤東又應英譯者的請求，就詩詞中的有關詞句一一作了口頭解釋，經整理成文，共計32條，2000余字。在我看來，此時的毛澤東，已不僅僅把詩詞看成他個人的立言，而是給中國革命立言，給中國共產黨立言，給中國人民立言！
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毛主席詩詞》
六
事實證明，毛澤東詩詞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以致他的敵人也為之折腰。其風靡程度一度超過了中國歷史上的任何詩人詩作。如果說當年這種風靡確有很多非詩因素的話，那么，進入新世紀以來直到今天，毛澤東離開我們43年了，可他的詩詞還依然頻頻出現在舞臺、熒屏、教科書和文學、音樂、書畫作品乃至酒店、客廳、會議室、農家樂、賓館大堂和上至領袖人物下至普通群眾的億萬人們的口碑中。經過少則半個多世紀多則近百年的時光淘洗，毛澤東詩詞中的上乘之作（我個人認為約25首左右）已然完成了一個經典化的過程（如《沁園春·長沙》面世已94年、《憶秦娥·婁山關》《七律·長征》已84年、《沁園春·雪》已83年等），作為晶瑩璀璨的浪花匯入了瑰麗壯闊的中華文化長河之中。
詩人賀敬之在1996年8月16日北京首屆毛澤東詩詞國際學術研討會致開幕詞的一段話講得好：“毛澤東詩詞之所以被中國人民視為精神上的珍寶，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在這些詩詞中，看到了近現代中國的活的姿影，看到了近現代中華民族在求解放、求富強的艱苦奮斗中錘煉出來的偉大的民族精神。”“一個外國朋友曾經說過：一個詩人贏得了一個新中國。這句話為人們所樂于稱引，這是因為這個詩人的詩魂，正是新中國的詩魂。”
誠哉斯言。一個詩人贏得了一個新中國；同時，也贏得了一個詩的中國！
（作者：朱向前，系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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